在我的故鄉(xiāng)石墻李家，我的家族是最大的。為什么說是最大的，可以從大隊書記一家看得出。當(dāng)年的大隊書記徐湊水同志，最早其實是一個雇農(nóng)，那個年代，毛主席的思想貫徹到了最基層，所有生活貧困的人，都得到一個大翻身。所以，貧雇農(nóng)是那些年頭的寵兒，幸運兒。所以，很多地方當(dāng)大隊書記的并不是文化有多高，都是出身“根紅苗正”的人。所謂“根紅苗正”就是過去受過一些人的剝削和壓迫，甚至是苦大仇深的人。他家是李家村八十戶人家中不多的外姓之一。

但是，那個年代，更講究的是世道人心，沒有什么封建殘余，徐書記作為大隊書記，據(jù)我的叔叔一輩的人說，他的為人是剛直不阿的，而且熱愛勞動，根本不是那種好吃懶做的人。在李家，只有他一大家子姓徐。而這個本縣的外來戶，卻在群眾中威望很高。而我的家族，卻有十幾戶，畢竟我的那些堂哥在分家之后，也算是一個家庭了。除了我的祖父，其實我還有三個爺爺，那就是我爺爺?shù)拇蟾?，三弟和四弟。而這四兄弟中，卻分別是四個成分——————大爺爺是上中農(nóng)，我爺爺名下的四個男人——————他的四個兒子都是貧農(nóng)。三爺爺是富農(nóng)，但是，三爺爺一家的人都挺好，至少這是我小時候獲得的印象。最小的爺爺也就是四爺爺是一個下中農(nóng)。

為什么說我爺爺名下的人呢，這是因為我的爺爺在萬惡的舊社會就得了血吸蟲病，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戰(zhàn)得不可開交，國家的日子自然就如遇到了大風(fēng)雨，幾乎每一個老百姓都要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在風(fēng)雨交加的一個日子，我那連病帶苦的爺爺就悲慘地離開了人世。那時候，我的父親只有十三歲。那些年，我的堂叔李天魁是一個隊長，此人雖然沒有讀書，但是膽大心細，聽老一輩人說，他的母親雖然是我三奶奶，而我的奶奶是老二，按理，一是我奶奶好歹也是年長，二是我奶奶有四個兒子，而她只有兩個兒子，從什么角度來說，她本來也應(yīng)對我奶奶尊敬關(guān)心，可在那舊社會，我的一家可說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三奶奶時不時地對我奶奶做一些欺凌的事情。大概到了解放初期，我那個三舅公（兄弟三個，他最年輕）也是四十好幾歲，那時候他三個兒子中的老大，獨身一人闖入部隊，成了一個軍人，而且最后當(dāng)了一個營級干部。我舅公血氣方剛，聽說他自己的姐姐被人欺負，氣不打一處來，就從他的故鄉(xiāng)烏泥村跑到李家村去講理。有一次，他聽我四奶奶總是強調(diào)她自己的理由，還總是說我奶奶的不是，舅公知道他自己的姐姐是如何的善良，現(xiàn)在反而被人誣陷，他實在忍不住，離開座位，隨手抄起屁股下面的凳子就要砸向三奶奶。好在眾人攔阻，才沒有給我三奶奶造成傷害。

后來，因為我舅公是成分比較高，而且，因為眾所周知的情況，那時候就有一千戶人口的烏泥確實是生活不算好的，所以，我的父輩四兄弟常常接濟一點我的舅公，算是報答他當(dāng)年對于我奶奶的深情。后來，我那個表叔，因為能力比較突出，慢慢被提拔為團長,我那個舅公當(dāng)然是很高興。也許是我的表叔聽說了李家表兄弟們比較友好，記得大概是1974年還是1975年，那個表叔帶著他的兩個兒子千里迢迢地回到故鄉(xiāng)，然后特地來到李家。那時候，我和我的幾個堂兄弟也都是十歲左右的，和我那表叔的兒子玩了一個下午，算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記憶。那時候，表叔的兩個兒子早已經(jīng)是城里人——————畢竟，他們的母親都已經(jīng)是多年的大學(xué)老師，多了許多城里人的好動而活潑，而我們幾個兄弟，自然是要樸素得多，那時候的我們是多么羨慕城里人的生活啊。

那些青澀的歲月，現(xiàn)在想來，真是非常有意思。那時候雖然生活不如現(xiàn)在，但是，有了一部收音機就足夠快樂，也不用擔(dān)心所謂的“三高”。我記得我家的收音機最早是我大哥從部隊帶回家的，給了我以及鄰居們太多的消息和回憶，它甚至是李家最早的文明傳播工具。至于我的父親，到底有幾個兄弟呢，這么算吧。我的大爺爺只有一個兒子，我稱他為天高伯，那是一個耿直善良而又脾氣有點暴躁的人，可惜，這個大伯早在1984年就因為腦溢血而撒手人寰。當(dāng)年，他只有六十歲。不過，天高伯有五個兒子，四個女兒。我爺爺有四個兒子，三爺爺也有一個兒子，四爺爺，當(dāng)時是最長壽的一個爺爺，我記得他的時候，他已經(jīng)是八十歲了，他有兩個兒子。所以，我父親應(yīng)該是有親兄弟四個，堂兄弟一共是八個，這樣的組合，這樣的陣勢，在我們那李家，是不是最有實力的。

而我的父輩，大伯叫李天財，是一個老實忠厚的人，他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他在1992年的冬天走了，享年72歲。我父親是老二，我們是五姊妹，兩男而三女。老三呢，自然是我的三叔，他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四叔是我們家族那個年代文化最多的，在那個連吃飯都成問題的年代，我奶奶居然還有心思送我的四叔去讀書。你說，那是有多么高的心氣的人啊。(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解放以后，終于出現(xiàn)了轉(zhuǎn)機，我的四叔不但當(dāng)上了國家老師，而且，他還成了校長，而且這個校長一當(dāng)就當(dāng)了三十多年。我曾經(jīng)保留過四叔一本在1977年寫的日記，現(xiàn)在這本日記應(yīng)該是一本家族里邊的文物了。那個時候，正是粉碎四人幫的時候，那時候的社會風(fēng)氣淳厚，特別是學(xué)風(fēng)更是比之以前有了一個質(zhì)的提高。四叔在那本日記本中記載了很多當(dāng)時學(xué)校開會的事情。我大概在1990年在四叔家發(fā)現(xiàn)了這個本子，就向我的象棋老師四叔要那本日記本，四叔很愉快地同意了。是啊，這本在我心里的文物，其實對于四叔根本不是什么豪華的東西，而我卻非常喜歡，雖然搬家多次，拋棄了很多東西，但是，那本日記本現(xiàn)在還完好如初。

那時候，讀初中的時候，正是我國恢復(fù)高考的時候，我和我的堂哥李國旺突然覺得遇到了十分巨大的命運轉(zhuǎn)機。李國旺是我四叔的大兒子，小的還有李寶旺和李玉旺。三叔的兩個兒子分別叫做李仕旺和李樂旺。加上大伯的兒子，我們自然又是八個堂兄弟。那時候的李樂旺和李寶旺都很小，對于恢復(fù)高考其實也沒有太多的想法。

我其實是1982年參加高考的，到了后來，終于考取了一所學(xué)校，接下來，我?guī)讉€堂兄弟都考取了大學(xué)或者是大中專。那時候，終于從農(nóng)門跳出來，我后來就分配到了橫峰縣。其實，我從后來的跡象看，我從家鄉(xiāng)往外走，其實都或多或少地帶動了家鄉(xiāng)許多年輕人，再加上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大，許多人都成了城里人了。我的孩子在杭州已經(jīng)五年了，外孫子也在杭州讀書了。我的三個侄子——————我哥哥的兩個兒子和大伯的孫子，都已經(jīng)在廣州和南京多年了?，F(xiàn)在看來，從李家走出去的年輕人很多，但是從學(xué)歷來說，我的外甥熊偉鵬和熊英子，算是最高的，他們分別是博士和碩士。他們雖然都姓熊，但是，他們最早的五年都是在李家渡過的。

一晃，時間過去了三十多年，中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人生的出發(fā)點——————李家也變了很多。有過兩個同學(xué)，從分手的 時候到現(xiàn)在，那都是二十歲一直到接近六十歲。好在，當(dāng)章勝寶同學(xué)自我介紹的時候，我終于想起了他的名字了，畢竟，我們相隔了差不多有三十七年了。只是烏泥的吳小慶，在我們相遇的時候，我們實在是尷尬而又百感交集。

世事滄桑，我的那個村，那個給過我太多風(fēng)雨的村子，現(xiàn)在已經(jīng)從過去連普通火車都不通的地方，翻身為有了高鐵的地方，雖然田地還是那么多，人好像也只有那些駝背的，少了牙齒的老人居多，但是，那些人都是經(jīng)過社會磨難的人，都是見證歷史的人。所謂“近鄉(xiāng)情更缺”，我現(xiàn)在回去得很少了，畢竟，我的身邊又多了一些鮮活的城市景象，慢慢完全適應(yīng)了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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