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3《毛澤東文集》第三卷 必須做好經濟建設工作 向國民黨提出的二十條談判意見
目錄
第三卷
（一九四三年一月━一九四五年八月）
21、目前國際形勢及對中國時局的影響
22、關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
23、反特務斗爭必須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方針
24、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
25、關于憲政問題
26、關于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
27、陳毅在內戰(zhàn)和抗戰(zhàn)時期是有功勞的
28、關于陜甘寧邊區(qū)的文化教育問題
29、給周揚的信
30、必須做好經濟建設工作
31、給陳毅的信
32、給李鼎銘的信
33、向國民黨提出的二十條談判意見
34、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工作報告
35、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yè)化的
21、目前國際形勢及對中國時局的影響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小平[1]同志:
甲、亥江電[2]悉。努力生產，注意積蓄，準備迎接更加艱苦局勢之到來，這是完全對的，請你堅持此方針。山東、華中應如何注意，待朱瑞、陳毅[3]到延了解情況后再告。
乙、太平洋戰(zhàn)爭兩年，中日戰(zhàn)爭六年余，日本實力仍相當強大，且據(jù)太平洋之險，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國民黨機構腐化，特務橫行，在長期戰(zhàn)略相持階段中，力量未見增長，反而減弱。開羅會議[4]打擊了日本誘降(但未最后放棄)，堵塞了蔣介石尋求妥協(xié)之門，給與澎湖、臺灣、滿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進攻之禍。德黑蘭會議[5]肯定開辟歐陸第二戰(zhàn)場，與蔣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違背。故蔣此次由開羅飛返重慶，不及前次廢約[6]之大吹大擂、興高采烈了。時局于抗日、革命是極為有利的，但困難仍在增加(如開羅會議可能促使日本財閥間、軍閥間各派別之矛盾減少，而較前更妥協(xié)團結，堅持持久戰(zhàn)爭等)，特別處于敵后之華北須有充分準備，再堅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蘭、開羅會議及蘇聯(lián)不斷勝利下，引起輕敵，放松長期準備。請隨時注意各區(qū)實際情形予以糾正。丙、太岳、中條，整風、生產全無反映，望注意檢查督促。
毛澤東 彭德懷[7]
十二月十六日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釋】
[1]小平，即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委員。
[2]指鄧小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給毛澤東、彭德懷的電報。電報中說：華北各區(qū)因敵人破壞、戰(zhàn)爭影響、普遍災荒及我們的生產工作很差等原因，經濟上大都已接近枯竭?！拔覀兏鲄^(qū)過去對生產領導不夠，沒有注意積蓄問題，無論軍民都經不住災荒、敵人的嚴重打擊。今后必須注意生產，講求積蓄，不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軍、政方面也要切實注意糧食、資財?shù)姆e蓄”。電報還建議中央指示華中和山東注意積蓄物資或現(xiàn)金，以備不時之需。
[3]朱瑞，當時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一九四三年八月動身赴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四三年末到達延安。陳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樂至人，當時任新四軍代理軍長，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動身赴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四四年三月到達延安。
[4]開羅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的一次會議，共商進一步聯(lián)合對日作戰(zhàn)問題。會議發(fā)表了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明確規(guī)定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并將它侵占的中國領土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
[5]德黑蘭會議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蘇、美、英三國政府首腦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的一次會議。會議主要討論對德聯(lián)合作戰(zhàn)問題，簽署了德黑蘭總協(xié)定和德黑蘭宣言，總協(xié)定規(guī)定美、英等國應于一九四四年五月發(fā)動諾曼底登陸戰(zhàn)役，開辟歐洲第二戰(zhàn)場。
[6]指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中美、中英分別簽訂《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與換文》和《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與換文》。
[7]彭德懷，當時任八路軍副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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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關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一
事物的歷史是無窮的，事物與事物的相互關系是無窮的，因而其屬性是無窮的。普通所謂“全面暴露”，實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斷。
二
最基本區(qū)別是人的社會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人是從事社會生產的動物，人是階級斗爭的動物(一定歷史時期)，一句話，人是社會的動物，不是有無思想。一切動物都有精神現(xiàn)象，高等動物有感情、記憶，還有推理能力，人不過有高級精神現(xiàn)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
三
原始人與猴子的區(qū)別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點上。自從人能制造石槍、木棒以從事生產，人才第一次與猴子及其他動物區(qū)別開來，不是因有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與它們區(qū)別開來，這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分水嶺。
四
人的思想是歷史地發(fā)生與發(fā)展著的，不是一開始就完備的，也永遠不能完備。
五
人是物質發(fā)展的一個高級形態(tài)，不是最終形態(tài)，它將來還要發(fā)展，不是什么萬物之靈。人首先是社會的動物，資產階級總是強調人的理性(精神)，我們不應如此。
六
人最初是不能將自己同外界區(qū)別的，是一個統(tǒng)一的宇宙觀。隨著人能制造較進步工具而有較進步生產，人才能逐漸使自己區(qū)別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對立而又統(tǒng)一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也是歷史的，將來的對立統(tǒng)一觀的內容與現(xiàn)在又將不同。
七
當作人的特點、特性、特征，只是一個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的動物，自然性、動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動物，不是植物、礦物，這是無疑的、無問題的。人是什么一種動物，這就成為問題，幾十萬年[2]直至資產階級的費爾巴哈還解答得不正確，只待馬克思才正確地答復了這個問題。即說人，它只有一種基本特性——社會性，不應說它有兩種基本特性:一是動物性，一是社會性，這樣說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論，實際就是唯心論。
八
自從人脫離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會的，體質、聰明、本能一概是社會的，不能以在母腹中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說先天，那末，猴子是先天，整個人的歷史都是后天。
拿體質說，現(xiàn)在人的腦、手、五官，完全是在幾十萬年的勞動中改造過來了，帶上社會性了，人的聰明與動物的聰明，人的本能與動物的本能，也完全兩樣了。
人的五官、百體、聰明、能力本于遺傳，人們往往把這叫作先天，以便與出生后的社會熏陶相區(qū)別。但人的一切遺傳都是社會的，是在幾十萬年社會生產的結果，不指明這點就要墮入唯心論。
九
所謂是非善惡是歷史地發(fā)生與發(fā)展的，歷史地發(fā)展的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tǒng)一，不同階級的不同真理觀，這就是我們的是非論。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把人性分為自然性、社會性兩個側面，并承認自然性是無善無惡的，就給唯心論開了后門。
十
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3]、蘇格拉底[4]、資產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
王陽明[5]也有一些真理。
孔孟[6]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
根據(jù)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劉少奇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關于人性、是非、善惡等問題給續(xù)范亭復信上寫的批語的主要部分。毛澤東并就此寫信給劉少奇，信中說：“一氣看完了你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見?！薄拔乙矝]有研究透徹，不能說我批的全都無錯，還請你看后告我?！?/span>
[2]迄今為止的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人類的歷史至少有二百萬年。
[3]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春秋后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創(chuàng)始人。
[4]蘇格拉底（公元前四六九——前三九九），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
[5]王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原名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唯心主義哲學家。
[6]孟，指孟子（約公元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名軻，字子輿，鄒（今山東鄒縣）人。戰(zhàn)國時期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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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反特務斗爭必須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方針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華中局并轉一、二、三、四師，山東分局，五師:
反特務斗爭必須堅持少捉少殺及少捉不殺方針，才能保證徹底肅清特務及雖有弄錯及誣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錯，可能有一部被誣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謂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軍事間諜及漢奸現(xiàn)行犯外，對一切特務嫌疑分子為著弄清線索而逮捕者，不得超過嫌疑分子總數(shù)百分之五。此點須通知下級注意，以免逮捕過多，難于處理。所謂少殺及不殺，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軍事間諜得經縣以上機關批準處以死刑，及漢奸現(xiàn)行犯而有武裝拒捕行為者得就地格殺外，一切特務分子雖已證據(jù)確實亦應不殺一人，爭取轉變?yōu)槲宜?。此即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方針。應通知下級，對于證據(jù)確實的特務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內不許殺害一人。延安、陜甘寧邊區(qū)及晉西北今年反特務運動中清出大批特務，沒有殺一人，故雖有許多被弄錯的、被誣陷的，因黨內錯誤被誤認為特務的，僅有黨派問題但未作壞事亦被認為特務的，均得在復查過程中加以平反。此種經驗，值得注意。關于直接危害抗日的軍事間諜及漢奸現(xiàn)行犯之處理，有太行軍區(qū)命令一件，發(fā)供你們參考。
毛澤東 康生[1]
亥感
根據(jù)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釋】
[1]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東膠南人。當時任中共中央黨與非黨干部審查委員會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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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給楊紹萱、齊燕銘的信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紹萱、燕銘同志:
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并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tǒng)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xiàn)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2]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3]，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敬禮!
毛澤東
一月九日夜
根據(jù)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看了楊紹萱、齊燕銘編導、中共中央黨校俱樂部演出的平?。淳﹦。侗粕狭荷健泛?，寫給編導者的信?！拔幕蟾锩逼陂g此信曾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上發(fā)表，當時被說成是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中“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一句被刪掉。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日報》上重新發(fā)表了此信的全文。楊紹萱（一八九三——一九七一），河北灤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齊燕銘（一九○七——一九七八），北京市人，當時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處文教科科長。
[2]郭沫若（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樂山人?？谷諔?zhàn)爭時期，曾在周恩來任副部長的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任第三廳廳長、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組織進步文化人士從事抗日宣傳工作。
[3]指郭沫若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寫了《屈原》、《虎符》等歷史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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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關于憲政問題
(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轉各區(qū)黨委:
關于憲政問題:(一)在國際國內形勢逼迫及輿論要求下，國民黨不得不于十一中全會[1]允許于抗戰(zhàn)結束后一年內實行憲政，并允許各地在其種種限制下討論憲政問題。雖其目的在于欺騙人民，借以拖延時日，穩(wěn)固國民黨的統(tǒng)治，但是只要允許人民討論，就有可能逐漸沖破國民黨的限制，使民主運動推進一步。(二)中央決定我黨參加此種憲政運動，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圍，達到戰(zhàn)勝日寇與建立民主國家之目的。(三)除我黨代表已參加重慶方面國民黨召集的憲政協(xié)進會會議外，延安亦已舉行憲政座談會。各根據(jù)地亦可于適當時機舉行有多數(shù)黨外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借以團結這些黨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義的目標之下。并向黨內干部說明黨對憲政運動的政策，防止過左過右的偏向，檢查“三三制”[2]執(zhí)行情形，力求鞏固與非黨人士的民主合作。
中央政治局
三月一日
根據(jù)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釋】
[1]指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
[2]“三三制”，見本卷第25頁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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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關于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
(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一 關于路線學習
(一)黨內與黨外問題。
在去年黨的路線學習中，有部分同志對王明、博古[2]同志的錯誤懷疑是黨外問題，現(xiàn)在確定是黨內問題。
(二)合法與非法問題。
過去有同志認為臨時中央[3]和五中全會[4]是非法的?，F(xiàn)在看到洛甫[5]在他的反省筆記中說到，對臨時中央共產國際來電批準過，五中全會也經過共產國際的批準，根據(jù)這一點應當說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xù)不完備。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qū)后應該報告有關的情況，他們沒有報告是不好的。確定了上述問題后，就好檢討四中全會[6]是不是政治路線的錯誤。四中全會得到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承認，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內容是不好的。
這樣，在政治上便于弄清是非，在黨內便于團結。
(三)弄清思想與結論寬大問題。
我們自整風以來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黨內歷史問題中有人懷疑好像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針。現(xiàn)在我們的方針，還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徹底，作組織結論要慎重和適當。
過去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除反張國燾[7]錯誤路線的斗爭外，有兩次大的斗爭，即反陳獨秀[8]錯誤路線與反李立三[9]錯誤路線的斗爭。那時在思想上沒有進行很徹底的討論，但結論作得嚴重，因此未能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車之覆并沒有成為后車之鑒。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F(xiàn)在中央指定讀五本理論書[10]，是學習世界革命的經驗。過去沒有做過認真研究理論和研究歷史的工作，對犯錯誤的人只是懲罰。沒有認清立三路線的錯誤不是個人問題，而是代表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資產階級十分廣大的社會中的一種必然性，不是個人的偶然現(xiàn)象，而是社會現(xiàn)象。無產階級的社會存在也是一種必然性，無產階級思想是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相結合。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是用改造與感化的方法，引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進入社會主義。對小資產階級不能采用急躁的消滅的方針。
中國社會最基本特點是小資產階級占人口的大多數(shù)，黨對這個問題要慎重處理。反映到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及由于這種思想而產生的錯誤，也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現(xiàn)象，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xiàn)象。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內戰(zhàn)時期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過去在國際上也有這種現(xiàn)象，例如在巴黎公社時期犯“左”的布朗基主義[11]錯誤，后來又犯第二國際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個規(guī)律是由于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采用的政策會反映到無產階級黨內來。例如，中國資產階級蔣介石在抗戰(zhàn)時期采用聯(lián)共政策時，我們黨內容易產生右傾錯誤；在皖南事變[12]時，便產生“左”傾錯誤，有人認為是又一次“馬日事變”[13]，主張舉行全國暴動等等，資產階級一觸，我們即跳。
在四中全會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沒有參加過大革命，卻認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這也是他們犯錯誤的原因之一。
我們要強調產生錯誤的社會原因，不要強調個人問題，因此我們的組織結論可以寬大些。這個方針現(xiàn)在就要宣傳解釋，使同志們了解實行這個方針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結論要寬大，對黨才有利。我們反對四中全會后黨內斗爭的錯誤方針，因此要采用寬大政策，否則便成了四中全會的學生，便不能弄清思想問題，吸取經驗教訓。
對抗戰(zhàn)時期的問題也許不在七大作結論。七大只作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14]一段歷史的結論，這個結論應著重于取得經驗教訓，要照顧到以后，不重視懲辦，只作政治結論，以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四)不要否定一切。
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也不要一切否定。當時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點，都要打蔣介石，分歧點是如何打蔣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問題上，對六大決議中關于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政綱，是沒有爭論的。爭論是在沒收后博、洛等主張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種偏向。我們對問題要分析，不要籠統(tǒng)地一概否定。我在寫《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時，也說到要保留好的東西，這才是實事求是。
(五)對六大的估計。
在討論中有少數(shù)同志企圖否定六大，有人說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錯誤的。
我認為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十大政綱[15]，指出形勢是兩個高潮之間，反對速勝論，指出要爭取群眾。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眾觀點的，不要群眾的是李立三。在蔣馮閻戰(zhàn)爭[16]爆發(fā)后，李立三便認為革命形勢到了高潮，沒有準備好群眾條件也要暴動。
(六)黨內的宗派現(xiàn)在是否還有?
我認為經過幾次分化是沒有了。經過遵義會議的分化、抗戰(zhàn)初期的分化，又經過這次分化，現(xiàn)在是沒有這個宗派了。這樣的估計才符合事實，利于全黨的團結。
現(xiàn)在比較嚴重的是山頭主義。其產生的主要原因是:(1)小資產階級的廣大；(2)長期被分割的農村革命根據(jù)地；(3)思想教育的缺乏。這種東西相當妨礙我們內部的合作，在黨、政、軍、民關系上表現(xiàn)還很嚴重。長征過的老干部容易強調從軍隊來的力量，這也是有道理的，當年沒有紅軍北上是不可能有現(xiàn)在這樣大的力量，而只能進行游擊戰(zhàn)爭。這一點，本地負責同志應向本地干部作解釋。而南方來的負責同志也要向外來干部解釋清楚，如果沒有本地的干部和黨組織及群眾的基礎，工作也是不能搞好的。全部北上的紅軍到陜北時只有二萬五千人?，F(xiàn)在我們有了近百萬黨員，只有少數(shù)是老黨員。延屬地委除王震[17]同志外，主要是本地干部，西北局及華北、華中各地區(qū)，主要也是北方干部多，因此外來干部要了解這一點，要重視這個問題。頭一條，要說明紅軍干部有成績。最初本地干部把八路軍當作“神”，后來又認為一錢不值，現(xiàn)在要來一個否定之否定，就是說不是“神”，或者說是有缺點的“神”。第二，外來干部同本地干部要多交談，要了解當?shù)貧v史，要與本地干部合作，在這方面要有自覺性?，F(xiàn)在基礎是本地同志，老干部要自覺地認識這一點。山頭主義是目前黨內最主要的具體的問題，歷史上的問題已經不是主要的了。
二 工作作風問題
最近有些領導同志的工作作風有進步，這種進步是在經過整頓三風、審查干部和路線學習之后得來的。拿我們的機關工作來說，工作不僅在機關中，而且許多工作要跑出機關去做。過去我們中央許多機關同地方民眾沒有聯(lián)系，他們是沒有“國籍”的；其次有些同志認為大材小用，對于現(xiàn)任工作不安心?，F(xiàn)在情況有些改變，如婦委表示要同本地群眾多聯(lián)系，原來認為大材小用的，現(xiàn)在思想上也改變了。還有些同志過去不用腦子，不會分析具體問題，只會大喊大叫，做大塊文章。腦子的作用是專門思想的，不用腦子是一個大毛病，近來情況有些改變，特別是最近有進步。但從全黨來說，工作作風問題還相當嚴重，在某些環(huán)節(jié)中還有相當多的人脫離群眾和不想問題。
最近在文藝工作、宣傳工作方面接近了群眾，報紙上也有了有分析的文章，與群眾有聯(lián)系了，黨校工作和某些機關工作有進步，國民教育也正在改進中。
組織部門的工作過去有形式主義，在運用了群眾路線后，有很大的進步。鋤奸工作也改變了過去只靠少數(shù)專職工作者來做的方法，發(fā)動廣大群眾參加，有了新的成績。
職工運動，過去是照例到紀念節(jié)發(fā)文件，以應付紀念節(jié)完事?，F(xiàn)在職工委員會已深入工廠作調查研究，切實參加陜甘寧邊區(qū)工人運動，會有成績的。
軍隊中過去軍民關系很差，高干會[18]以后作風改變了，已有很大進步。
現(xiàn)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計算數(shù)字，實事求是，聯(lián)系群眾，特別是在整風、審干、生產等方面成績更大。主要是由于實行了首長負責、親自動手，領導與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等等方法。我們要使每個同志都懂得，如果作風不改變，不僅個人無成就，大則會使革命喪失前途。我們都要有這樣的信心，凡是作風不好的犯錯誤的同志，都可以改變，都是有光明前途的。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開勞動英雄大會、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大會、勞動英雄與戰(zhàn)斗英雄大會，就是一種好的工作方法。內戰(zhàn)時期有些脫離群眾的強迫的辦法是不好的?，F(xiàn)在的英雄模范大會有新的內容，真正做到了群眾化、具體化。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是群眾中的模范，開這樣的大會，就使首長、勞動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眾聯(lián)系起來了。過去是首長同群眾相隔離，沒有去團結積極分子使群眾同首長結合起來。模范工作者的標準要在群眾中討論，現(xiàn)在要先在幾個機關中進行選舉，這樣就使領導同群眾聯(lián)系起來了。我們的機關中有些首長還不如群眾，也有好的首長，如馬專員[19]會審官司，老百姓說他是“青天”。今年邊區(qū)還要開勞動英雄大會，有各區(qū)勞動英雄、戰(zhàn)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作者參加。這是群眾創(chuàng)造出來的好方法，這樣的方法是一種好的競賽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聯(lián)系群眾，推進工作。對于模范工作者要加以培養(yǎng)和教育，不要使他們驕傲或落后。在部隊的連隊中，在一切大小機關中，都要選舉勞動英雄或模范工作者，這種方法對各級首長是一種“將軍”，使干部能得到學習。例如，在軍事教育中，從連隊選出會投手榴彈、會刺槍的人來教大家，這就逼使我們的干部從機關中走出來。當干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個人英雄主義，忘記自己是什么“長”，忘記自己是中央委員而到群眾中去學習。今年部隊中有一個人種了三四十畝地的(去年只有十八畝)，能產六石糧食，四石歸公，二石歸個人。楊家?guī)X的個人生產平均每人是一石五斗?，F(xiàn)在實行的公私兼顧的分紅制，是一個新的原則問題，是群眾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
總之，我們要建立好的工作作風，就是要放下架子，打開腦筋多想問題。
三 時局和我們的方針
我們的方針是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內戰(zhàn)。我們是不愿意打內戰(zhàn)的。去年下半年對國民黨實行的政治攻勢，逼出了國民黨十一中全會關于對共產黨問題要用政治方法解決的聲明，今年可能不會發(fā)生內戰(zhàn)了。今年這一年很重要，我們要開七大[20]，要搞生產，要繼續(xù)整風、反特務，這些都要今年完成。現(xiàn)在我們還是處在困難的地位，還有很多困難，例如經濟困難，黨內整風和反特務斗爭的工作還沒有完成，我們要有一年的和平環(huán)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今年和去年相比較，形勢有所不同:(1)今年有了莫斯科會議和德黑蘭會議[21]的成果，現(xiàn)在蘇、美合作得很好、很積極，蘇、英好像有些矛盾。英國內部有一派人認為英國沒有獨立的外交，如對波蘭問題，對南斯拉夫問題。但英、美都聲明不會影響開辟第二戰(zhàn)場[22]?，F(xiàn)在國際關系中雖然有些別扭，但對德黑蘭會議的基礎無妨礙。(2)日本已經決定不向蘇聯(lián)進攻，這種國際局面影響到中國，使內戰(zhàn)減少了可能性。我們的政策是采取防御，實行“后發(fā)制人”。(3)最近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qū)的進攻計劃改變了，近日有四個主力師離開了邊區(qū)周圍。(4)我們的情況也在改變，軍隊進行了冬訓運動，生產有了成績，軍民關系比較改善了。去年我們進行了時事教育(即階級教育)，團結了內部；兵工生產發(fā)展了，現(xiàn)在已能煉鋼；訓練了自衛(wèi)軍，兵力增加了兩個旅。在上述國際國內四個條件之下，避免內戰(zhàn)的可能性增加了。最近國民黨要周恩來、林伯渠[23]同志到重慶去談判，我們回答林老可以先去，他們說甚表歡迎。我們的方針是避免內戰(zhàn)，集中抗戰(zhàn)。對北面高雙成[24]更要注意聯(lián)絡，對聯(lián)絡參謀更要改善關系。最近外國記者要到延安來，我們要準備讓他們看。我們要采取同國民黨搞好關系的方針，即是實行“孔夫子打麻將——和為貴”。
辯證法是從過程中來規(guī)定的。我們在去年對國民黨實行政治攻勢時，主要是強調批評國民黨的一面，現(xiàn)在主要是緩和同國民黨的關系，這兩方面不能同時強調提出，否則就是形式邏輯。
國民黨提出同我黨談判的條件是以皓電[25]為基礎，要按比例裁兵，我們提出我軍編為四軍十二個師。我們的原則是三民主義與四項諾言[26]，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義和四項諾言，強調避免內戰(zhàn)，集中力量抗日，強調戰(zhàn)后和平。現(xiàn)在我們要答應以皓電為基礎(不是完全實行皓電)，才能重開談判之門。我們的步驟是派林老先去，打開談判之門，但具體談判恐怕要到下半年。
對憲政問題，我們的方針是參加憲政運動。在“三一二”孫中山逝世紀念日，恩來、林老都要發(fā)表演說，要強調地方自治、民權自由與開放黨禁。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2]王明，見本卷第76頁注[11]。博古，即秦邦憲（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蘇無錫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后中央的主要負責人。這期間，犯過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遵義會議后，被撤銷了對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抗日戰(zhàn)爭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延安創(chuàng)辦和主持《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在這期間，對自己過去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
[3]臨時中央，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成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由于顧順章、向忠發(fā)相繼被捕叛變，中央主要領導干部從上海撤離，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不到半數(shù)。根據(jù)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同年九月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憲）、張聞天、康生、陳云、盧福坦、李竹聲等六人組成，博古負總責。
[4]五中全會，見本卷第77頁注[13]。
[5]洛甫，即張聞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蘇南匯（今屬上海市）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6]四中全會，見本卷第76頁注[12]。
[7]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xiāng)人。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在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中擔任過領導職務。長征途中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另立中央。到達陜北后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黃帝陵之機逃離陜甘寧邊區(qū)，經西安到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隨即被開除出黨。
[8]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五四運動后，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chuàng)建人之一。在黨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后期，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失敗后，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國民黨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9]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九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他在擔負中共中央領導工作期間，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后來他接受了黨對他所犯錯誤的批評，認識和改正了錯誤。
[10]指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列寧《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今譯名為《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11]布朗基主義，指以法國布朗基（一八○五——一八八一）為代表的一種革命冒險主義思想。布朗基主義否認階級斗爭，妄想不依靠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而用極少數(shù)知識分子的陰謀行動，就可以使人類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
[12]皖南事變，見本卷第50頁注[8]。
[13]馬日事變，又稱許克祥叛變。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五月二十一日（馬），國民黨軍第三十五軍獨立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該軍軍長何鍵策動下發(fā)動反革命叛亂，圍攻湖南省工會、省農民協(xié)會等革命群眾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群眾。
[14]遵義會議，指長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和糾正了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
[15]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十大政綱是：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tǒng)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yè)和銀行；三、統(tǒng)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yè)救濟與社會保險等；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八、改善兵士生活，給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tǒng)一的累進稅；十、聯(lián)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lián)。
[16]蔣馮閻戰(zhàn)爭，指一九三○年爆發(fā)的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的大規(guī)模軍閥戰(zhàn)爭。這次戰(zhàn)爭從五月正式開始，至十月基本上結束，歷時半年，戰(zhàn)區(qū)在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隴海、津浦、平漢各鐵路沿線，雙方共死傷三十萬人以上。
[17]王震，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二○師第三五九旅旅長、政治委員，并兼任中共延屬地委書記。
[18]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高級干部會議。
[19]馬專員，指馬錫五（一八八九——一九六二），陜西保安（今志丹）人。當時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隴東專員公署專員兼陜甘寧邊區(qū)高等法院隴東分庭庭長。
[20]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來推遲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舉行。
[21]莫斯科會議，指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至三十日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會議著重討論加速結束反法西斯戰(zhàn)爭和建立戰(zhàn)后和平的問題，結束時通過了中、蘇、美、英四國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等文件。德黑蘭會議，見本卷第79頁注[5]。
[22]第二戰(zhàn)場，見本卷第7頁注[3]。
[23]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臨澧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主席。抗日戰(zhàn)爭時期，受中共中央委派擔任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
[24]高雙成（一八八二——一九四五），陜西渭南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二十二軍軍長。
[25]皓電，見本卷第12頁注[2]。
[26]四項諾言，指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發(fā)表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向全國宣告的以下四項：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的實現(xiàn)而奮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xiàn)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tǒng)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tǒng)轄，并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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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陳毅在內戰(zhàn)和抗戰(zhàn)時期是有功勞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
漱石[2]同志并轉華中局、軍分委各同志:
陳毅同志抵延，知悉華中工作發(fā)展情況，甚以為慰。關于陳、饒二同志間的爭論問題，僅屬于工作關系性質，在陳動身前兩同志已當面談清，現(xiàn)已不成問題。中央完全相信，在陳、饒二同志及華中局、軍分委各同志的領導下必能協(xié)和一致，執(zhí)行中央路線，爭取戰(zhàn)爭勝利。關于內戰(zhàn)時期在閩西區(qū)域的爭論，屬于若干個別問題的性質，并非總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地解決了。[3]關于抗戰(zhàn)時期皖南、蘇南的工作，陳毅同志是執(zhí)行中央路線的，不能與項英[4]同志一概而論。無論是內戰(zhàn)時期與抗戰(zhàn)時期，陳毅同志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志對以上兩點不明了時，請漱石同志加以解釋。
毛澤東
寅刪
根據(jù)手稿刊印。
【注釋】
[1]陳毅，當時任新四軍代理軍長，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到達延安，準備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2]漱石，即饒漱石，當時任中共中央華中局代理書記、新四軍代理政治委員。
[3]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陳毅主持會議。會議在黨對紅軍的領導、紅軍的思想政治工作、農村根據(jù)地、紅軍任務等重要問題上發(fā)生爭論。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未被會議接受。會后，毛澤東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同年九月，中共中央根據(jù)陳毅關于紅四軍黨內情況的匯報，發(fā)出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恢復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職務。
[4]項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湖北武昌人?？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任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新四軍副軍長。他在主持新四軍工作期間，沒有堅決執(zhí)行中央關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獨立自主的方針，對國民黨的反動進攻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因而缺乏對付這種進攻的準備，以致在蔣介石發(fā)動的皖南事變中使新四軍遭到重大損失，他本人也被反動分子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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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關于陜甘寧邊區(qū)的文化教育問題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今天想把文化教育問題和同志們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深入研究，只是聽到一些不多的材料先來講一講，開一個頭。這次陜甘寧邊區(qū)高干會議討論的問題有好幾個，文化教育問題雖然沒有列入議事日程，但是我想今年冬季再開高干會議的時候，應該把它作為一項議程，而且應該作為一項重要的議程。
最近這幾年陜甘寧邊區(qū)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績，特別是去年一年邊區(qū)的生產更有成績。今年如果老天下雨，具備了自然條件，再有這次高干會議作了思想準備，工作更會做好。拿環(huán)境來說，今年比去年好，磨擦仗大概是不會打了。羅斯福[2]不贊成我們中國打磨擦仗，那位蔣委員長也不想打，我們更不想打，大家都不想打，自然就打不起來，所謂“和為貴”。邊區(qū)現(xiàn)在就是在這樣一個環(huán)境下面。我們的口號老早已經提出來了，就是戰(zhàn)爭、生產、教育。在敵后我們同日本帝國主義打仗，同時還可以進行建設，進行生產，也可以辦教育。邊區(qū)在沒有戰(zhàn)爭的條件下，直接的任務就是生產和教育兩項。軍隊也有教育，有政治教育、軍事教育、文化教育，今年冬季要來一個大練兵。早幾年，陳學昭[3]剛來邊區(qū)的時候，她看邊區(qū)建設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就說共產黨搞軍隊有辦法，建國就不大行。這是三年前講的話。這個話對不對呢?我看這個話講對了。我們在政治上、軍事上有些辦法，但是在生產建設上那個時候辦法的確是比較少的。大家想一想，三年以前生產成績在哪里?如果生產搞得好，《野百合花》[4]也許不會寫出來了。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據(jù)說魯藝[5]上課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里頭維他命不夠，所以要打瞌睡。
我們黨在內戰(zhàn)時期和抗戰(zhàn)初期學會了打仗，學會了戰(zhàn)爭。在政治、軍事這兩門上我們比較會，當然還有毛病，但對這兩門比較熟習一些。至于對經濟、文化這兩門，就不大熟習。我們也搞過經濟，因為不搞經濟，仗也沒有辦法打。要能夠打仗，首先要有飯吃，過去能夠打仗，也是因為搞過一點經濟。過去中央蘇區(qū)也搞過文化，比如有海軍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過的，也有識字組，辦過報，辦過學校，但不能說全黨都學會了，因此也不是很有成績。說到老百姓，現(xiàn)在陜北還有一部分人吃得很差，還有許多人糧食不夠，豐衣足食在邊區(qū)還是一個目標，只有一部分人達到了。但是去年這一年，生產走上了軌道，經濟走上了軌道，這是大前提、新的東西。今年高干會議的議事日程中有財政經濟問題，這是因為經濟雖然走上了軌道，但是我們還沒有完全學會，還要繼續(xù)學。
這次會議文化問題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我們邊區(qū)的黨部、政府甚至某些管理機關，如某些宣傳機關，在議事日程上還沒有把文化教育問題提出來，還有同志不曉得在這些方面要做什么事情。比如縣和區(qū)一級的宣傳部，聽說有的知道了，做得還好，有些就不曉得如何做?，F(xiàn)在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對軍事、政治比較會，對經濟、文化不大會。經濟、文化如果不會搞，那會怎么樣呢?如果不會搞，這個共產黨就沒有多大用處。用處也有一點，就是善于破壞舊的東西，善于打擊敵人，能夠把敵人打敗，但是很大的用處就沒有。因為你不學會經濟、文化，就不能使人人吃飽小米飯，老百姓就會沒有豬肉吃，又不識字，又不會鬧秧歌?，F(xiàn)在秧歌也有一點，但如何普及還是一個問題。在文化方面還有很多事要做，要搞識字組，搞唱歌，搞春聯(lián)，等等。因此，經濟、文化這兩門不學會就不好。
在內戰(zhàn)時期、抗戰(zhàn)初期，甚至于現(xiàn)在，在我們一些同志中間還有一種思想，就是認為政治、軍事是第一的，經濟、文化是次要的。這樣一種看法有沒有理由呢?的確，政治、軍事是第一的，你不把敵人打掉，搞什么小米、大米，搞什么秧歌，都不成，因為還有敵人在壓迫。在敵人壓迫下，你還能搞什么學校，搞什么生產呢?所以打敵人當然是第一的。這樣一來，做打敵人工作的人就有名譽，就吃得開，搞小米的人、搞秧歌的人就吃不大開，開會不會坐首席，選舉主席團也沒有他們的位置。不把敵人打掉，搞小米、搞生產搞不起來，因此把打敵人的工作放在第一是應該的。但我們應該知道，政治是上層建筑，經濟是基礎。政治好比就是這個房子，經濟就是地基。我們搞政治，搞政府，搞軍隊，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壞妨礙生產力發(fā)展的舊政治、舊政府、舊軍隊。日本帝國主義占了我們的地方，我們還有什么生產力可以發(fā)展?這是妨礙生產力發(fā)展的。妨礙生產力發(fā)展的舊政治、舊軍事力量不取消，生產力就不能解放，經濟就不能發(fā)展。因此，第一個任務就是打倒妨礙生產力發(fā)展的舊政治、舊軍事，而我們搞政治、軍事僅僅是為著解放生產力。學過社會科學的同志都懂得這一條，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fā)展的問題。我們搞了多少年政治和軍事就是為了這件事。馬克思主義社會科學也主要是講的這件事，講生產力在歷史上是如何發(fā)展起來的。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經濟的反映，又指導政治、經濟；它反映軍事，又指導軍事。今天我們邊區(qū)有兩種秧歌:一種是老秧歌，反映的是舊政治、舊經濟；一種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經濟。有一個秧歌叫《趙富貴》，還有一個秧歌叫《張治國》，聽說在吳起鎮(zhèn)演出后，警三旅有一個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來，跑到連長那里請求處罰。為什么要請求處罰?他說“我想開小差，不但自己想開小差，還想組織別人開小差”，還講出在他棉衣里縫了多少法幣。他要求處罰。他自己講出來了，當然也就不處罰了。這就是我們的文化的力量。早幾年那種大戲、小說，為什么不能發(fā)生這樣的力量呢?因為它沒有反映邊區(qū)的政治、經濟。過去，成百成千的文學家、藝術家、文化人脫離群眾。開了文藝座談會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們慢慢地摸到了邊，一經摸到了邊，就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所謂摸到了邊，就是反映了群眾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邊區(qū)的政治、經濟，這就能夠起指導作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就是這樣:政治、軍事的力量，是為著推翻妨礙生產力發(fā)展的力量；推翻妨礙生產力發(fā)展的力量，目的是為著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經濟。經濟是政治、軍事的基礎，政治、軍事是上層建筑。地基是經濟，根本目的也是發(fā)展經濟。政治、軍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為如果沒有它們，生產力得不到解放，就沒有可能談其他問題。文化是反映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的，但它同時又能指導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封建社會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傳封建主義的道理。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資本主義的文化，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沒有文化，也沒法建立起來?，F(xiàn)在中國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不占優(yōu)勢，所以中國的文化也是很弱的。在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文化提高了生產技術?，F(xiàn)在我們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但又是人民大眾的，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老資本主義，而是新資本主義，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這個社會沒有文化也不行。比如組織了變工隊[6]需要記賬，組織合作社也需要記賬，這就需要文化。一個村里組織變工隊，至少要有人能寫村里人的名字。總之沒有文化就不行。過去北伐時期，新軍隊比舊軍隊好，同建立黃埔軍校[7]就有關系。當時黃埔學生大部分是青年學生，這些青年有革命熱情，又有知識，他們有了文化，其他軍隊就比不上。革命軍隊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沒有知識也不行。如果軍隊沒有知識，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末這個軍隊的質量也不可能提高。
現(xiàn)在我們的邊區(qū)發(fā)展到怎樣的情況呢?我看如果不發(fā)展文化，我們的經濟、政治、軍事都要受到阻礙?，F(xiàn)在我們是被拖住了腳，落后的東西拖住了好的東西，比如不識字、不會算賬，妨礙了我們的經濟、政治、軍事的發(fā)展。假如我們都能識字，文化高一點，那我們就會更快地前進。所以我提議，從現(xiàn)在起，我們就要提出發(fā)展文化這個問題，請大家考慮考慮，調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們開一個會展開討論，搞他十天八天，明年就會搞得好些。我們來一個五年計劃，去年算一年，今年是第二年，在這五年中間，使陜甘寧邊區(qū)一百四十萬老百姓，加上黨政軍十萬人，一共一百五十萬人，統(tǒng)統(tǒng)把文盲消滅掉，把邊區(qū)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個必要的程度。怎樣才能做到呢?我看這里面大致有四個問題:報紙、學校、藝術、衛(wèi)生?，F(xiàn)在分別來說一說。
第一，關于報紙。
現(xiàn)在高級領導同志，甚至中級領導同志都有一種感覺，沒有報紙便不好辦事。飯來了，報來了，他們有些人是先看報，后吃飯。有一位本地工農出身的同志告訴我，他就是先看報的。假使每個縣上這樣的工作同志增加到十五人至二十人，那我們的工作就會做得更好?！督夥湃請蟆吩谶厖^(qū)已成為一個組織者。沒有《解放日報》，在這樣一個人口稀少、地域遼闊、在全中國算是經濟文化很落后的地區(qū)工作，是很困難的。有一個《解放日報》，就可以組織起整個邊區(qū)的政治、文化生活。還有《邊區(qū)群眾報》，發(fā)行更廣，看的人更多?，F(xiàn)在邊區(qū)還有許多地方報紙，是各地委辦的，我看到的有關中、綏德的報紙，隴東、三邊[8]聽說也有。關中、綏德兩個地區(qū)的報紙似乎還不錯，新聞編寫得都很好。這些地方報紙之所以需要，就是因為僅僅有一個《解放日報》、一個《邊區(qū)群眾報》還不夠，他們那里出一個報紙，反映情況可以更直接、更快些。我想這是好的。我們地委的同志，應該把報紙拿在自己手里，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反映政治、軍事、經濟并且又指導政治、軍事、經濟的一個武器，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一個武器。要以很大的精力來注意這個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進步。我們的各旅是不是都有報紙?我知道關中的那個旅[9]有，三五九旅也有，聽說有些團也有。各縣還沒有?？刹豢梢栽诟骺h也辦一些報紙?這點還毫無經驗，究竟需要不需要?有些地方我看不需要，比如延安，因為《解放日報》、《邊區(qū)群眾報》就在它這里出版。有些離延安遠的縣份是不是需要?比如有些縣委可以出一個油印報紙，請一位知識分子負責，定期也好，不定期也好，從編輯到發(fā)行，包括刻鋼板，一個人就差不多了。各縣的報紙登些什么呢?比如我們這里出了一個申長林[10]，就把他的事跡登上，有一個陳德發(fā)[11]也可以寫進去，不必專等延安的《解放日報》。這個事情同志們可以考慮一下，當然也不要以為這是楊家?guī)X開了會的，于是就發(fā)命令要大家都辦，如果不需要就不辦，也可以先從一兩個縣辦起來試一試。
過去我們學會了一種工作方式，就是開會。這個方式各處盛行，多年以來我們就沒有放棄過這種工作方式。如果你們再把辦報這種工作方式采用起來，那末許多道理和典型就可以經過報紙去宣傳?，F(xiàn)在我們要學會這種工作方式。現(xiàn)在我們邊區(qū)，開會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報紙發(fā)出去就可以省得開許多會。我們可以把許多問題拿到報紙上討論，就等于開會、開訓練班了，許多指示信可以用新聞來代替，所以報紙可以當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墻報也算是一種報，辦墻報也可以當做重要的工作方式。但是我們還不會使用它，還拿不出一種轟動全城的革命墻報，吸引全延安的人來看。我想一個伙食單位，比如說有一百個人，就可以出墻報一張。這里總有一個首長，他就要把墻報當做自己組織工作、教育群眾、發(fā)動群眾積極性的武器，自己寫社論?，F(xiàn)在有些墻報辦得不好，只有寫文章的人才看?？刹豢梢蚤_個墻報會議?假如現(xiàn)在有兩百個機關有墻報，每一個墻報來一個編輯，來一個首長，開一個四百多人的會議。這個會一定要首長參加。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墻報才能辦得好。要把墻報辦得又有革命的內容，又生動活潑，成為組織各機關工作的一種工作方式。
這樣來辦報，全邊區(qū)可以有千把種報紙，這叫做全黨辦報。一個機關也可以辦報，黨員非黨員都可以參加，這叫做黨與非黨聯(lián)盟。這樣一來，我們的報紙可以起很大的作用。過去在這一點上注意不夠，現(xiàn)在要各機關首長負責，把報紙當做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我們有很多的政治、經濟工作，如果辦好報紙，就可以使這些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關于學校。
昨天報上登了一個消息，是關于延安市完小的消息[12]。這是一條很好的新聞，有這樣一條新聞，比我們講好多話還起作用。因為這個完小已經做出了實際成績，應該把它傳播到全國去。這個小學辦得很好，過去我們有許多小學辦得不好，群眾不歡迎，我們硬要辦，這是命令主義。從前我們楊家?guī)X有一個教員，教了年把，我問他你講的課人家懂不懂，他說聽是聽不大懂，但是還要講。我說，我們共產黨要學會一個辦法，就是人家不聽就不講了。教育廳開了會，說學校要歸民辦，我想這樣很好。喬木[13]同志對我講，學校要村辦才好。聽說陳德發(fā)那個鄉(xiāng)有二十五個自然村，一個鄉(xiāng)只辦一個小學，學生讀書要走幾十里路，很不方便。昨天報上還有一條消息，說鎖家崖村要辦一所小學，采取一年三學期制，農忙時放假，學生幫助家里耕作。這樣，一面讀書，一面幫助家里做事，同時也就沒有變成公家人的危險。在鄉(xiāng)村里，一個村辦一個小學是比較方便的。如果一個鄉(xiāng)辦一個小學，娃娃讀書要寄宿，寄宿要交糧食，在家里吃飯六七斗便夠了，交學校要一石三斗，學的盡是些九州萬國，不從農民的實際需要出發(fā)，又有變成公家人的危險，這是不妥當?shù)摹Ｗ兂蓞⒓痈锩墓胰?，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這好比民兵變成游擊隊、游擊隊變成正規(guī)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一樣?，F(xiàn)在有些不自然，參加工作，脫離生產，好像從他身上割下一塊肉，很突然。關于教員問題，我們也可以想法子解決?？梢越M織識字組。邊區(qū)過去也搞過識字組，但是失敗了，我想實際上是沒有做。好像從前提出要增加四十萬石細糧一樣，高干會議以前提出的，但究竟如何增加，沒有哪個管。而前年高干會議[14]提出增加八萬石細糧，結果增加了十六萬石，因為去年一月初報紙上出現(xiàn)吳滿有[15]的按家計劃，建設廳把他找到，開了三天會，搞清楚了一個吳滿有，才曉得邊區(qū)能增加多少萬石，用什么辦法增加。組織識字組，從前所以失敗我看是因為沒有具體領導，也因為群眾的生產運動還沒有發(fā)展?，F(xiàn)在情況不同了，群眾有了這個要求，我們的工作方法也有了進步，我們來一個號召，就可以逐步推廣。我們大體上有這樣一個計劃，就是說邊區(qū)三十五萬戶，一百四十萬人，十年之內消滅全部文盲。一天識一個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識三百六十五個字，十年識三千六百五十個字。十年又可以分作兩個五年計劃，一個五年計劃識兩千字左右，如果能夠識兩千字，就接近消滅文盲了。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提出一百四十萬人在五年之內都可以看《邊區(qū)群眾報》。即使再推延五年，十年之內人人都可以看《邊區(qū)群眾報》，也可以。我們共產黨是以有雄心著名的，在十年之內，我們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邊區(qū)群眾報》，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日報》。一百四十萬人的三分之一能夠看《解放日報》，《解放日報》就要印得很多，到那時候恐怕要辦很多造紙廠。過去吃的是窩窩頭，穿的是破爛，冷得要死，哪里還能搞什么識字組?現(xiàn)在不同了，我們生產有了進步，今年再搞上一年，文化工作就應該提出來了。我想今年冬季要搞他一下，因為現(xiàn)在群眾要求這樣做，比如可以來一個三四個月的冬學。春季夏季是不容易搞的，因為人家忙得要死，要上山種地。今年冬天來一個發(fā)動，打下一個基礎，明年就會有更大的發(fā)展。提高文化，消滅文盲，要靠識字組。當然這也要以自愿為原則。開始不妨組織一兩個組，約一些人識字，識字當然比不識字好，于是識字的人就神氣。再評選幾個模范出來，獎給他們幾塊手巾，字也識了，手巾也有了，搞他兩年就可以搞成一個風氣。
什么人教呢?就是老百姓教老百姓?，F(xiàn)在我們的部隊是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去年一些干部在延安訓練了五天就回去練兵，一個連有一百多人，其中總會有一個好漢，干部和他比一比，不一定比得過他，就可以讓他出來教。識字組也可以民教民，認識十個字的就可以當組長，認識一百個字的就可以當委員長。
我們還要編一些書，搞一些關于生產知識等方面的書，作為教材。學生要學會打算盤，學會寫信，學會記賬，學會寫路條。這樣他家里的人一看，到完小讀了幾天書回來，什么都行了，很好。這比從前的學生好，我們那個時候從學校里一出來，就自以為是，個人突出，神氣十足。
另外，我們還要提倡父慈子孝。過去為了這件事，我還和我的父親吵了一架，他說我不孝，我說他不慈，我說應該父慈第一，子孝第二，這是雙方面的。如果父親把兒子打得一塌糊涂，兒子怎么樣能夠孝呢?這是孔夫子的辯證法。今年慶祝三八婦女節(jié)，提出建立模范家庭，這是共產黨的一大進步。我們主張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愛弟敬，雙方互相靠攏，和和氣氣過光景。
小學現(xiàn)在決定民辦的方針，這很好，此外還有公家辦的。由政府辦的高級一些的中學、師范學校現(xiàn)在有六個，邊區(qū)一百四十萬人口有六個師范學校和中學，這是歷史上空前的事情，是在共產黨的時代才發(fā)展的。綏德、米脂一帶，歷來教育就發(fā)展，現(xiàn)在比過去也許還差一點。至于三邊、隴東就大不相同，三邊有了師范學校，這是一大進步?，F(xiàn)在把權交給專員公署和地委，你們就要管，而且還要管得很好。
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jù)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不根據(jù)學生要求學什么東西，全憑自己教，這個方法是不行的。教員也要跟學生學，不能光教學生。現(xiàn)在我看要有一個制度，叫做三七開。就是教員先向學生學七分，了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學生。這個方法聽起來好像很新，其實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這樣教學的。同一個問題，他答復子路的跟答復冉有的就不一樣。子路是急性子，對他的答復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對他的答復就要使他快一些。聽說去年延安辦了個把月的訓練班，把各鄉(xiāng)鄉(xiāng)長、支部書記集中起來訓練，教什么呢?教去年《解放日報》七、八、九三個月登載的一些材料，以及《國共兩黨抗戰(zhàn)成績之比較》。教這些東西要得要不得?要得，特別是《國共兩黨抗戰(zhàn)成績之比較》，更有教育意義。但是，僅僅是這幾條就還不夠，到農村里只會講抗戰(zhàn)成績的比較是辦不了事的。應該教給他們工作的方法，使他們懂得一個支部書記、一個鄉(xiāng)長應該如何工作，使他們曉得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能總是老一套，而是根據(jù)當前的情況如何做工作，如何當鄉(xiāng)長，如何當支部書記。至于延安的學校，如中央黨校、延安大學、行政學院也要著重聯(lián)系實際。從中央黨校、延安大學、行政學院一直到每一個村小學，都要做到這一點。聽說兩個宣傳部[16]都注意了這個問題，那很好?，F(xiàn)在的教育，一個是普通教育，包括社會教育、識字教育；再一個是干部教育。有了這兩種教育，就可以把整個邊區(qū)變作一個大學校，每一個鄉(xiāng)就是一個學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這個大學校里學習生產，學習文化。幾年之內，邊區(qū)的群眾文化就會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漢、重慶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只要好好搞，五年到十年就可以搞得很好，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進步，就會有很大的發(fā)展，這絕不是空話。
第三，關于藝術。
秧歌是一項，還有春聯(lián)、歌曲、年畫。
楊家?guī)X的秧歌隊去安塞演出幾天，解決了一個基本問題。以前外來知識分子和本地老百姓有隔膜，這次楊家?guī)X的秧歌隊在安塞演出時，有幾個勞動英雄也參加進來，和秧歌隊一起跳起來了。我看這就很好，勞動英雄們感覺到你們秧歌隊是歌頌他們的，消除了隔膜。《解放日報》昨天登了周揚的文章[17]，這篇文章是談秧歌的，值得一看。秧歌現(xiàn)在還沒有普遍化。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膩了，但全邊區(qū)的老百姓還沒有看夠，一個秧歌劇他們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隊可以多組織一些，這個新秧歌隊一個鄉(xiāng)可以搞他一個，搞新的內容，一個區(qū)搞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這樣搞。這是我的設想，不是規(guī)定了的，同志們可以考慮。我想延安的知識分子在今年農歷十月，應該紛紛開會研究怎樣下去調查和工作。楊家?guī)X婦委的同志學紡紗，只學了兩個星期，到了鄉(xiāng)下婦女就歡迎得很。你不學這個本領，想要組織婦女，怎么行呢?你說你革命，那就要學本領。今年冬天，延安學校里的知識分子都下去，做群眾工作，幫助群眾演秧歌、辦冬學、辦訓練班、訂按戶計劃等等，做三個月工作，真正學習本領。我看這些人要解放一下，每年都可以實行這個制度。這既可以作為放假旅行，又可以作為上邊區(qū)課。這里有一個條件，就是去了是要幫助群眾，不要去妨礙群眾。過去我們做了很多蠢事，就是妨礙人家紡紗，妨礙人家?guī)尥?。你們這回下去，就要“看菜吃飯，量體裁衣”。
邊區(qū)有三十五萬戶，每家都掛起有新內容的春聯(lián)，也會使邊區(qū)面貌為之一新。兩個宣傳部的同志要把這個問題研究一下。寫春聯(lián)就要編幾個本子，要搞新的春聯(lián)。新春聯(lián)是群眾的識字課本和政治課本。三十五萬副春聯(lián)，內容大體相同，文字可以不同，這是群眾文化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不是也搞幾個歌子來唱一唱呢?比如說搞他三五個歌子，使得一百四十萬人民都能夠唱，并且懂得它的意思，我看這也是一種學習，也是一種消滅文盲的辦法，和春聯(lián)的道理一樣。此外還可以搞年畫。
總之，我們的藝術要搞幾樣確實為老百姓所歡迎的東西?，F(xiàn)在老百姓連好的春聯(lián)都沒有，我們還只是談提高，這只能是空談。現(xiàn)在邊區(qū)的主要問題，還是一個普及問題。群眾藝術生活太貧乏了，我們做文藝工作的同志要從多方面努力。
第四，關于衛(wèi)生。
衛(wèi)生問題是邊區(qū)群眾生活中一個極嚴重的問題，現(xiàn)在也把它放在文化問題里面講一講。今年的春節(jié)宣傳，包括總衛(wèi)生處在安塞演出的秧歌，證明老百姓是歡迎新文化的。邊區(qū)群眾中的迷信現(xiàn)象，現(xiàn)在比從前少多了，但是還不能消滅，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醫(yī)藥衛(wèi)生工作還不普及。群眾沒有旁的方法戰(zhàn)勝疾病、死亡的威脅，只有相信神仙?，F(xiàn)在延安只有三個醫(yī)院，而延安有多少人呢?黨政軍三萬人，老百姓一萬四千人，享衛(wèi)生醫(yī)療之福的人還不多。至于邊區(qū)其他一百三十多萬老百姓，則根本沒有人管。現(xiàn)在應該把醫(yī)藥衛(wèi)生的知識和工作大大推廣一下，想辦法在每一個分區(qū)訓練一些醫(yī)藥人才?；蛘呤歉鞣謪^(qū)送人來延安學習，或者是延安派人去訓練，我看都可以。這件事情，各個地委、各個專員公署、各個分區(qū)都可以訂一個計劃，在五年到十年內，做到每個區(qū)有一個醫(yī)務所，能夠診治普通的疾病。至于藥品問題，邊區(qū)應該發(fā)展這方面的工業(yè)。普通的藥盡量自己制造，必要的還可以到邊區(qū)以外去買，為了人民的福利當然可以到外邊去買。我們的經濟發(fā)展了，爭取出超就可以到外邊去買。宣傳衛(wèi)生，就應該給群眾治病。在五年到十年之內，我們要求得在科學知識普及方面的進步，醫(yī)藥衛(wèi)生應該放在我們的計劃里，和生產計劃同時并進。
我們希望人口發(fā)展，科學進步。這個問題在早兩年講，也是辦不到的，但是現(xiàn)在已經有這種可能了。當然黨也要注意，有這個可能條件，就要把問題解決了，這樣可以破除迷信，使老百姓不敬菩薩。從前我從長沙到上海，乘的船有兩種，一種是洋船，一種是木船。洋船他們不敬龍王菩薩，坐洋船的人也沒有關心敬龍王菩薩的。但是木船他們就要敬龍王菩薩，龍王菩薩是他們的“保險公司”，木船是容易翻船的，為了避免翻船，他們不得不投一筆錢到龍王菩薩這個“保險公司”里去。所以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學的發(fā)展和普及?？茖W不發(fā)展、不普及，敬神在他們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幾個阿洛夫[18]這樣的人物，當然就沒有人再敬送子觀音了。有了科學知識，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沒有這一著，他還是要迷信的。
我今天就講這幾件事。如果共產黨在邊區(qū)把這幾件事辦到，各個系統(tǒng)都改進自己的工作方式，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進步，如果在五年到十年內，我們辦起了很多種報紙，組織許多識字組，掃除了文盲，把藝術再來一個普及，并且注意到醫(yī)藥衛(wèi)生，改善醫(yī)療條件，那就差不多了。共產黨是不是有用，也就是說共產黨有無存在之必要的問題，也就解決了。葉青[19]寫文章說共產黨沒有存在之必要，我們說有存在之必要，我們會用事實來證明。
二十多年以來，我們黨首先學會了政治，后來又學會了軍事，去年學會了經濟建設，今年要學會文化建設。如果文化建設取得偉大的成就，那我們就又學會了一項很大的本領，陜甘寧邊區(qū)就可以在全國成為更好的模范!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2]羅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當時任美國總統(tǒng)。
[3]陳學昭（一九○六——一九九一），浙江海寧人。曾任天津《大公報》駐歐特派記者、上?！渡钪軋蟆诽丶s撰稿人。一九四○年十一月到延安后，任《解放日報》副刊編輯、中共中央黨校四部教員。
[4]《野百合花》，是王實味（當時是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研究員）寫的一組雜文，分兩次發(fā)表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三日《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
[5]魯藝，魯迅藝術文學院的簡稱。魯迅藝術學院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九年五月改為魯迅藝術文學院，一九四三年四月并入延安大學。
[6]變工隊，參見本卷第76頁注[4]。
[7]黃埔軍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簡稱，是孫中山一九二四年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lián)的幫助下在廣州黃埔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先后派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等在該校任職，學員中也有很多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
[8]三邊，原是陜西定邊、安邊、靖邊三縣的統(tǒng)稱。這里指抗日戰(zhàn)爭時期陜甘寧邊區(qū)的三邊分區(qū)，當時轄定邊、鹽池、靖邊、吳旗等縣。
[9]指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一旅。
[10]申長林，陜西米脂人。一九四二年在大生產運動中努力生產，成為陜甘寧邊區(qū)的勞動英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報》發(fā)表《模范黨員和勞動英雄申長林同志》一文，介紹了他的事跡。
[11]陳德發(fā)，陜西安塞人。一九四二年在大生產運動中努力生產，成為陜甘寧邊區(qū)的勞動英雄。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解放日報》發(fā)表《馬家溝和陳德發(fā)》一文，介紹了他的經驗。
[12]指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解放日報》刊登的報道《延市完小面貌一新》。完小，是完全小學的簡稱。當時延安的小學分為普小和完小兩種，普小為初級小學三年義務教育，完小為初小三年義務教育和高小兩年教育。
[13]喬木，即胡喬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江蘇鹽城人。當時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書。
[14]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高級干部會議。
[15]吳滿有，見本卷第67頁注[3]。
[16]指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
[17]指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解放日報》發(fā)表的周揚《表現(xiàn)新的群眾的時代——看了春節(jié)秧歌以后》一文。
[18]阿洛夫，蘇聯(lián)外科醫(yī)生，當時在延安中央醫(yī)院工作。
[19]葉青，又名任卓宣（一八九六——一九九O），四川南充人。一九二三年任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zhí)行委員，后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一九二八年被捕后叛變，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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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給周揚的信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
周揚同志:
此篇[2]看了，寫得很好。你把文藝理論上幾個主要問題作了一個簡明的歷史敘述，借以證實我們今天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一點很有益處，對我也是上一課。只是把我那篇講話[3]配在馬、恩、列、斯……之林覺得不稱，我的話是不能這樣配的。此外，第十頁上“藝術應該將群眾的感情、思想、意志聯(lián)合起來”[4]，似乎不但是指創(chuàng)作時“集中”起來，而且是指拿這些創(chuàng)作到群眾中去，使那些被經濟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眾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藝的傳播而“聯(lián)合起來”，或者列寧這話的主要意思是在這里，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把他們提高起來”。是否可以作這樣解釋，請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沒有意見。
敬禮!
毛澤東
四月二日
根據(jù)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周揚，當時任延安大學校長兼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
[2]指周揚為《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寫的編者序言，后來發(fā)表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八日《解放日報》?！恶R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選輯了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高爾基、魯迅和毛澤東關于文藝的論述。
[3]指毛澤東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
[4]這是周揚為《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寫的編者序言中引用的列寧對蔡特金講的一段話。周揚當時用的譯文是：“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應該是出自廣大勞動群眾的最底層。它應該是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為他們所摯愛的。它應該將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聯(lián)合起來，并把他們提高起來?！币痪盼迤吣耆嗣癯霭嫔绯霭娴牟烫亟稹痘貞浟袑帯芬粫闹形淖g本中，這段話為：“藝術是屬于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們?！?/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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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必須做好經濟建設工作
(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
一
因為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一方面為著革命與戰(zhàn)爭事業(yè)的物質供給上的需要，一方面為著人民的需要，都必須從事經濟建設的工作，不應該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敵人打平后才去進行建設工作。加以中國地方的廣大，要使全國人民都信服我們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確性而擁護我們，而參加革命奮斗，需要我們拿建設的榜樣給他們看，才能作得到。
二
認識貿易、金融、財政是組織全部經濟生活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離了它們，或對它們采取了錯誤方針，全部經濟生活就會停滯，或受到障礙。
根據(jù)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任弼時一九四四年寫的《去年邊區(qū)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邊區(qū)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講演稿上加寫的兩段話。其中，一寫在講演稿“新社會制度的建立，就是為著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的，它是為著經濟發(fā)展的，而且經濟發(fā)展了才使新的社會制度獲得鞏固的基礎”之后；二寫在講演稿“在這次高干會以后，應當是可以引起全黨來在思想上認識貿易、金融、財政工作的重要”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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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給陳毅的信
(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
陳毅同志:
來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閱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感冒宜多睡，少動多食。余容面敘。
敬禮!
毛澤東
四月九日
根據(jù)手稿刊印。
【注釋】
[1]陳毅，當時任新四軍代理軍長，這時在延安準備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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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給李鼎銘的信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鼎銘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義》前數(shù)年為多人所借閱；近日鄙人閱讀一過，獲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作者李健侯[2]先生經營此書，費了大力，請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書贊美李自成個人品德，但貶抑其整個運動。實則吾國自秦以來二千余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zhàn)爭，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zhàn)爭，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zhàn)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這個運動起自陜北，實為陜人的光榮，尤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們的光榮。此書如按上述新歷史觀點加以改造，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獲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來健康如何，能來延安一游否?統(tǒng)祈轉致健侯先生為禱!
敬頌大安!
毛澤東
四月二十九日
根據(jù)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李鼎銘（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陜西米脂人。當時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副主席。
[2]李健侯，陜西米脂人。當時任陜甘寧邊區(qū)參議會參議員，在米脂縣文獻委員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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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向國民黨提出的二十條談判意見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五日)
一必武[1]轉伯渠[2]同志:
支、灰、文各電均悉，茲復如下:
(一)王、張[3]既屢求我方提具體意見，故決提全國者三條，兩黨者十七條，明日由軍政部臺發(fā)來，請備公函交給王、張。
(二)為顧全彼方面子，談判全文暫勿向外發(fā)表，但在判明彼方毫無誠意時，準備向外發(fā)表。
(三)為避免刺激，王、張所指恢復新四番號及抗敵百分之五十八均未提出(四)林案[4]已被何應欽[5]否決，年來情況亦大有變更，故須另提新案。
(五)軍隊決不能少于五軍十六師，徐向前[6]同志必須編一軍，邊區(qū)必須編一師，林案四軍十二師已不適用；再則全軍四十七萬均愿受政府指揮，應編十六軍四十七師，此點亦應提到。
(六)邊區(qū)應正名為陜甘寧邊區(qū)，以符實際，可設行政公署，人員民選，政府加委，直屬行政院，其他地區(qū)仿此。
(七)邊區(qū)及敵后各根據(jù)地應請政府允許發(fā)行地方紙幣，此點必須堅持(或不提此事)。
(八)邊區(qū)及敵后各地之民主設施，不能變更。
(九)如彼方承認中共可在全國各地辦黨辦報，則我方可以承認彼方在我黨區(qū)域辦黨辦報，以為交換。
(十)其余請照二十條精神談判。
(十一)要求彼方將“提示案”[7]草稿先交我們審閱，協(xié)議妥當，再將正式提示案交我。如不事先協(xié)商妥當(內容及文字)，則屬彼方片面意見，我方不負實行之責。
毛澤東
刪亥
根據(jù)手稿刊印。
二林主席伯渠同志:
灰、文兩電悉。請以下列文件提交王世杰、張治中，并和他們談判。全文如下:
“為克服目前困難局面，擊退日寇進攻，并認真準備反攻，中共方面認為唯有實行民主與增強團結一途。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決若干急切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于全國政治方面者，有關于兩黨懸案方面者，茲率直臚陳如下。
甲、關于全國政治者:
(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
(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乙、關于兩黨懸案者:
(一)根據(jù)抗戰(zhàn)需要、抗戰(zhàn)成績及現(xiàn)有軍隊實數(shù)，應請政府將中共軍隊編為十六個軍四十七個師，每師一萬人。為委曲求全計，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
(二)請政府承認陜甘寧邊區(qū)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后各抗日根據(jù)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認其為抗日所需要的各項設施。
(三)中共軍隊防地，抗戰(zhàn)期間維持現(xiàn)狀，抗戰(zhàn)結束后另行商定。
(四)請政府在物質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自一九四○年以來，政府即無顆彈、片藥、文錢、粒米之接濟，此種狀況請予改變。
(五)同盟國[8]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金錢，應請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國各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份。
(六)請政府飭令軍政機關撤銷對于陜甘寧邊區(qū)及各抗日根據(jù)地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
(七)請政府飭令軍事機關停止對于華中新四軍及廣東游擊隊的軍事攻擊。
(八)請政府通令取消‘奸黨’、‘奸軍’、‘奸區(qū)’等誣蔑與侮辱共產黨、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及抗日民主地區(qū)的稱號。此等誣蔑與侮辱的稱號，過去還是暗中流行，近更公開見諸報紙。
(九)請政府停止特務人員對于共產黨、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及抗日民主地區(qū)的破壞活動。此種活動，變本加厲，中共獲有充分證據(jù)，如不停止，妨礙團結實重且大。
(十)請政府飭 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變時被俘的新四軍官兵葉挺等，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等，新疆的徐杰[9]、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同等，四川的羅世文、車耀先、李椿、張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劉英等，西安的宣俠父、石作祥、李玉海、陳元英、趙祥等。此等人員，均屬愛國志士，請予恢復自由，以利抗日。
(十一)請政府禁止在報紙、刊物上發(fā)表對中共造謠誣蔑的言論，例如西安特務人員謂延安槍斃王實味等數(shù)十人，竟偽裝王實味等親友于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安大開追悼會，在報紙上登載追悼廣告與追悼新聞，實則王實味等絕無所謂槍斃情事。似此完全造謠有意誣蔑，應請飭令更正，并制止再有類似此等事情發(fā)生。
(十二)又據(jù)確息，西安一帶特務機關，準備于外國記者團到西北時，沿途偽裝各種人物與偽造各種證件向外國人告狀，借達破壞中共信譽之目的，聞彼輩所捏造之中共罪狀共達十余項之多。似此不但妨礙團結，而且有辱國體，請政府予以制止。彼等偽裝偽造，發(fā)蹤指示，奔走布置，中共獲有充分證據(jù)，如不制止，難免引起不快之后果。
(十三)請政府允許中共在全國各地辦黨辦報，中共亦允許國民黨在陜甘寧邊區(qū)及敵后各抗日民主地區(qū)辦黨辦報。
(十四)請政府停止對重慶中共《新華日報》之無理檢查(例如禁登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的作戰(zhàn)消息，禁登中共文件等)，破壞發(fā)行，威脅訂戶，扣壓郵寄等情事。
(十五)請政府發(fā)還在三原被政府軍隊扣留之英、美援助十八集團軍的藥品一百零一箱。
(十六)請政府允許恢復重慶、西安兩處電臺，以利通訊。
(十七)請政府允許中共代表及十八集團軍辦事處人員有往來于渝、延間及西、延間之自由，及允許西、渝兩辦事處人員有在該兩地居住與購買生活物品之自由?！?/span>
以上各條，由你用中共中央代表名義簽名，并書明年月日，以書面正式交給王、張。
毛澤東
辰刪(五月十五日)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釋】
[1]必武，即董必武，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
[2]伯渠，即林伯渠，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主席，抗日戰(zhàn)爭時期擔任中共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這時正在重慶進行談判。
[3]王，指王世杰（一八九一——一九八一），湖北崇陽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指張治中，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當時他們是參加國共談判的國民黨代表。
[4]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林彪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慶同國民黨談判。林彪根據(jù)中央指示，向國民黨提出四點：（一）在允許中共合法的條件下，可允許國民黨在陜甘寧邊區(qū)和敵后抗日根據(jù)地辦黨；（二）八路軍、新四軍編為四個軍十二個師；（三）陜甘寧邊區(qū)改為行政區(qū)，人員、地域不動；（四）八路軍、新四軍黃河以南部隊，在抗戰(zhàn)勝利后北移。
[5]何應欽（一八九○——一九八七），貴州興義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部長。
[6]徐向前（一九O一——一九九○），山西五臺人。當時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副師長、抗日軍政大學校長。
[7]指國民黨政府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張治中將該提示案面交中共代表林伯渠。其主要內容是：中共領導的軍隊，只能有十個師，其余部隊限期取消；這十個師必須集中到規(guī)定的地區(qū)；敵后抗日根據(jù)地政府一律交重慶政府“接管”。
[8]同盟國，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共同對德、意、日軸心國作戰(zhàn)的中、蘇、美、英、法等國家。
[9]徐杰，陳潭秋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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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的工作報告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今天因為時間的限制，我只能向全會作簡單的工作報告，詳細的中央工作報告是否還需要，請大家考慮。我覺得不必作詳細報告了，因為最近這個時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參加全會的同志也大體知道。至于是否要向七大作從六大到現(xiàn)在的詳細的中央工作報告呢?我覺得從六大到現(xiàn)在有十六年，中央主要負責人換了幾次，這個詳細報告也很難作，對于過去工作的檢查，準備放到歷史總結中去。過去聯(lián)共中央向大會作的工作報告，實際上也就是政治報告，我們只準備對七大作政治報告，不另作工作報告，工作的總結也可以在這個報告中提到，只解決已經成熟了的中心問題。
我今天只講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zhàn)時期的主要問題。在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zhàn)時期，我們的目的就是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而奮斗。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方針就是發(fā)展自己，團結友軍。這個方針最初決定于瓦窯堡會議[1](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后的民主共和國決議(一九三六年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2](一九三七年五月)、洛川會議[3](一九三七年八月)、六中全會[4](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直到現(xiàn)在，都是為執(zhí)行這個方針而斗爭的。我們在執(zhí)行這個方針中，對于如何發(fā)展自己與團結友軍，對于日本、國民黨與我黨的看法，對于當時形勢的估計與具體政策，是有爭論的。我今天講話的目的，就是要為中央的政策作辯護。
這里有國民黨河南調統(tǒng)室給其中央調統(tǒng)局的一個關于河南戰(zhàn)爭[5]的報告，是最近時期抗戰(zhàn)情況的典型材料之一，請王首道[6]同志宣讀一下。這個材料表明，蔣介石的三個主力之一湯恩伯[7]如何完全無能，日寇亂沖一頓，他們就亂跑一頓，胡宗南[8]有兩個師在河南也只剩下一個團。這證明抗戰(zhàn)中的兩個方針帶來的不同結果:不民主的方針必然使抗戰(zhàn)失敗，只有民主的方針才能戰(zhàn)勝敵人。蔣介石的中央軍沒有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戰(zhàn)斗力完全瓦解，一擊即潰。我們的八路軍、新四軍實行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教育，我們充分發(fā)動了人民的力量，在敵后建立了十幾個根據(jù)地，曾經停止了敵人在正面戰(zhàn)場的戰(zhàn)略進攻達五年半之久?，F(xiàn)在日本進攻河南，是因為日本要救死，國民黨太不行，而共產黨的力量又還沒有達到保護湯恩伯的程度?，F(xiàn)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軍隊調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湯恩伯一樣，蔣介石的三個主力就塌掉兩個，中國政治局面就會起大的變化，國民黨與共產黨力量的對比也會起變化。將來在英、美準備反攻的條件下，日本的軍心民心和中國敵占區(qū)民心大大動搖時，日本力量和八路軍、新四軍力量的對比也就會起變化。實行民主則勝，不實行民主則敗，以前這還只是我們的一種理想，現(xiàn)在開始變?yōu)楝F(xiàn)實了。去年我們發(fā)表《國共兩黨抗戰(zhàn)成績之比較》，使外國人注意共產黨的抗戰(zhàn)力量。英、美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對國民黨和蔣介石作過這樣露骨的批評的。胡政之[9]訪問英、美回國后，請董必武、潘梓年[10]同志吃飯，說他在外國講中國共產黨有前途，他又說國民黨十二中全會無希望。最近孫科[11]說要辭職，于右任[12]不愿參加十二中全會。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況要有變化。
關于發(fā)展自己，發(fā)展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民主根據(jù)地，以此為代表中華民族打擊日寇的中心力量，這個問題中央曾做過很多工作來同反對這個方針或不積極執(zhí)行這個方針的同志作斗爭。華中與山東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曾經表現(xiàn)得最嚴重，差不多花了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才糾正過來，但后來還是出了皖南事變[13]，到皖南事變后才徹底糾正過來。當日軍占領江、浙，國民黨逃走一空時，我們的同志不敢當縣長，說是沒有人委任。當山西新舊軍沖突[14]時，舊軍向新軍開槍，新軍要不要還槍也成為問題。這些就是在民族戰(zhàn)爭中不敢實行獨立自主政策的具體表現(xiàn)。問題就是要不要獨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蘇聯(lián)的政策是最獨立自主的，美國次之，英國猶豫，在法國、意大利、波蘭等問題上，英國都徘徊于兩可之間。蔣介石也是這樣，對共產黨及其他許多政策都表現(xiàn)出徘徊猶豫，表里不一。湯、胡均以反共的《剿匪手本》為教材教育其軍隊，這樣的軍隊對日一定是沒有戰(zhàn)斗力的。我們就不同，始終采取獨立自主的政策，我們始終站在團結國民黨抗日的立場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則要同它斗爭，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舉進攻共產黨，將國民黨引導到對敵斗爭一個目標上去。在反磨擦中，我們是采取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方針，使磨擦斗爭歸于緩和，我們對于三次反共高潮[15]都是如此。我們在抗戰(zhàn)初期只是一個很小的黨(不超過四萬有組織的黨員)和一個很小的軍隊(只有四萬五千人)，發(fā)展到現(xiàn)在的近百萬的黨員和近五十萬的軍隊。當一九三五年冬季中央蘇區(qū)紅軍長征到陜北時，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我們當時說長征是勝利了，長征是播種機和宣傳隊，留下的這點力量，不要看輕了它，它的發(fā)展前途是很大的。當時有些同志發(fā)生悲觀情緒，其實是很不符合實際的。從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我們曾經希望改造國民黨，所根據(jù)的是張學良[16]進步的先例與國民黨喪失了江、浙的地盤。但是這個希望落空了，不過我們并沒有虧本。歸根結底，主要是靠了八路軍、新四軍，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擊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軍與百分之九十的偽軍。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zhàn)，中國的抗戰(zhàn)決不能有今天。我們發(fā)展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jù)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團結友軍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確的。
我黨在抗日時期的發(fā)展，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這一階段的頭兩年，日本以主力對付國民黨，國民黨也比較有朝氣，國共關系比較好，我們采取了游擊戰(zhàn)爭的方針，發(fā)展了軍隊，建立了根據(jù)地，開辦了干部學校。對運動戰(zhàn)還是游擊戰(zhàn)的問題，我們內部也發(fā)生過爭論，但是還是執(zhí)行了以游擊戰(zhàn)為主的正確戰(zhàn)略方針。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受過一次挫折，后來被六中全會糾正了。在第一階段，我們隊伍中生長了一股驕氣，有些同志過于輕視日本，過于相信國民黨，自以為萬事大吉，驕傲得很，這一點是吃了虧的。
第二階段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日本以主力對付共產黨，舉行了無數(shù)次的殘酷“掃蕩”，實行“蠶食”政策與“三光”政策，我們的根據(jù)地、人口和軍隊都縮小了。但是這種困難教育了我們的同志，我們采取了適宜的政策，例如對敵斗爭、整頓三風、精兵簡政、擁政愛民、發(fā)展生產、統(tǒng)一領導、“三三制”[17]、減租減息等，都有成績，因此我們在敵后站穩(wěn)了腳。我們雖然受了損失，但是得了經驗，渡過了困難。這一階段，日本對國民黨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這個政策還是從一九三九年就開始了的，到一九四一年汪精衛(wèi)[18]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對國民黨差不多沒有大的軍事行動。國民黨則日趨反動，對日本的進攻采取消極的態(tài)度，對共產黨和人民大眾發(fā)動進攻則是積極的。
第三階段，從去年開始。我們的根據(jù)地、人口和軍隊又上升了。軍隊現(xiàn)在有四十七萬人，戰(zhàn)斗力提高了；黨員發(fā)展到九十余萬；根據(jù)地人口，在第一階段直接、間接負擔糧稅的近一萬萬，第二階段降到不滿五千萬，一九四三年又上升到八千多萬。各種政策更有進步，特別是整頓三風與發(fā)展經濟。整風是為著弄通思想，團結全黨。我們黨基本上是團結的，但在各種政策問題上有許多不同意見，有各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而在糾正之后又團結了。統(tǒng)一是我黨第一個側面，不統(tǒng)一是第二個側面，這兩個側面都要看到。歷史上的曾經起過不良作用的宗派，在政治上與組織上已不存在了，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思想的殘余還是有的?，F(xiàn)在還嚴重存在著帶有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這是由于中國小資產階級的廣大、長期被分割的農村根據(jù)地與我黨教育工作的不足而產生的，必須加以克服。經濟工作是我們在長時期內缺乏經驗的，現(xiàn)在我們要大大地注意。
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未解決根據(jù)地問題，而提出準備暴動，奪取大城市。這在六大到現(xiàn)在都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但將在七大以后去實行，七大以后我們必須實行這條方針。一九二七年我們曾經配合薛岳[19]占領了上海，但是隨即受到國民黨的襲擊?，F(xiàn)在我們要將薛岳進上海變?yōu)殛愐鉡20]進上海，而且我們有了幾十個“薛岳”。六大至七大我們實際上走了根據(jù)地路線，現(xiàn)在也必須堅持根據(jù)地。在根據(jù)地上，我們必須發(fā)展經濟。一九三九年陜甘寧邊區(qū)只有七百個工廠工人，一九四二年即有四千個，今年有了一萬二千個。如果邊區(qū)有三萬個工廠工人，邊區(qū)工人同邊區(qū)人口的比例即超過全國工人同全國人口的比例。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到農村，曾經發(fā)生過許多爭論，將來由農村轉到城市，又會發(fā)生許多問題，這就要求我們要有精神上的準備，學會做經濟工作，學會做城市工作。將來農村是供給軍隊糧食和干部的地方，沒有我們，沒有八路軍、新四軍，是不可能把日本侵略者趕出大城市的。
我們黨要準備應付將來的大事變。七大要選出比過去二十三年更強的更有能力的中央。
關于國共談判，林伯渠[21]同志這次出去，國民黨派文武兩大員[22]迎接，每天談四小時，沿途招待，空前未有。原來我們的估計很低，以為這次不能解決問題，故要林伯渠同志只提出一些小事。彼方提出根據(jù)林彪去年提的四點[23]來談判，林老答以根據(jù)恩來今年提的五點[24]來談判，彼方又不贊成，故黨中央提出了二十條[25]。前途不外兩個:一仍是拖；一是解決部分問題，如軍隊問題、邊區(qū)問題、防地問題、在個別地點辦黨辦報問題。他們如決心解決這四個問題，我們應準備接受，向全國表示我們愿意搞好國共關系。
今年軍事仍以精練為主。明年準備發(fā)展，并占領一批小城市，準備驅逐日寇出中國。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瓦窯堡會議，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在陜西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和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zhàn)略問題的決議》。會議全面分析了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和階級關系的變化，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策，批判了成為當時黨內主要危險的關門主義，同時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時期預防右傾機會主義復活的必要性，完滿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
[2]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指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斗爭》的結論。他分析了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總形勢，指出從一二九運動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進入了第二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爭取民主，提出了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和實現(xiàn)抗戰(zhàn)的三位一體的任務，強調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號召全黨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斗爭。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批準了從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為迎接全國抗日戰(zhàn)爭的到來在政治上組織上作了重要準備。
[3]洛川會議，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陜西洛川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于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會議分析了抗戰(zhàn)爆發(fā)后的政治形勢，指出抗日戰(zhàn)爭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zhàn)，爭取抗戰(zhàn)勝利的關鍵是實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戰(zhàn)路線，反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zhàn)路線，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是實現(xiàn)全面抗戰(zhàn)的具體的道路。會議決定，在敵人后方放手發(fā)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zhàn)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放手發(fā)動抗日的群眾運動，推動全國的抗戰(zhàn)，爭取人民應有的政治經濟權利；以減租減息作為抗日戰(zhàn)爭時期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基本政策。
[4]六中全會，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全會批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堅持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批判了王明“一切經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錯誤口號，重申黨的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斗爭的方針，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zhàn)區(qū)和敵后。這次會議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為實現(xiàn)黨對抗日戰(zhàn)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zhàn)略規(guī)劃，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fā)展。
[5]指日本侵略軍為打通平漢鐵路南段的交通于一九四四年四月中旬發(fā)起至五月下旬結束的河南戰(zhàn)役。國民黨軍蔣鼎文、湯恩伯、胡宗南部在日本侵略軍的進攻面前敗退，鄭州、洛陽等三十八個縣市相繼陷落。
[6]王首道，一九○六年生，湖南瀏陽人。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
[7]湯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義人。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一戰(zhàn)區(qū)副司令長官兼魯蘇豫皖邊區(qū)總司令。
[8]胡宗南，當時任國民黨軍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9]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四川成都人。當時任《大公報》總經理。
[10]董必武，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潘梓年（一八九三——一九七二），江蘇宜興人，當時任新華日報社社長。
[11]孫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院長。
[12]于右任（一八七九——一九六四），陜西三原人。當時任國民黨政府監(jiān)察院院長。
[13]皖南事變，見本卷第50頁注[8]。
[14]山西新軍，指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是抗日戰(zhàn)爭初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發(fā)展起來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裝。山西舊軍，指閻錫山的軍隊。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閻錫山發(fā)動晉西事變，武裝進攻山西新軍和八路軍。山西新軍同八路軍一起進行了堅決反擊，重創(chuàng)頑軍，鞏固了抗日根據(jù)地。此后，山西新軍納入八路軍的戰(zhàn)斗序列。
[15]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國民黨蔣介石連續(xù)發(fā)動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年春季，國民黨軍隊侵占了陜甘寧邊區(qū)的寧縣、鎮(zhèn)原等縣城；閻錫山發(fā)動了十二月事變，進攻決死隊等山西新軍；石友三、朱懷冰等部進攻冀南和太行抗日根據(jù)地的八路軍。第二次是在一九四O年秋季至一九四一年春季，在這期間，國民黨軍隊包圍襲擊了從皖南北移的新四軍部隊，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第三次是從一九四三年春季至秋季，蔣介石發(fā)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又乘共產國際解散之機，指使特務假冒民眾團體叫囂“解散共產黨”、“取消陜北特區(qū)”，調集大量河防部隊準備閃擊陜甘寧邊區(qū)。
[16]張學良，一九○一年生，遼寧海城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和楊虎城一起發(fā)動西安事變，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被蔣介石長期關押。
[17]“三三制”，見本卷第25頁注[8]。
[18]汪精衛(wèi)，當時是日本帝國主義扶植的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
[19]薛岳，一八九六年生，廣東樂昌人。一九二七年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
[20]陳毅，當時任新四軍代理軍長，這時在延安準備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21]林伯渠，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陜甘寧邊區(qū)政府主席，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任中共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這時正在重慶進行談判。
[22]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王世杰和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當時他們是參加國共談判的國民黨代表。
[23]見本卷第135頁注[4]。
[24]指周恩來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會上所作的《關于憲政與團結問題》演講中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的五點要求，即：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承認陜甘寧邊區(qū)及各抗日根據(jù)地為國民黨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認八路軍、新四軍及一切敵后抗日武裝為國民黨政府所管轄所接濟的部隊；恢復新四軍的番號；撤銷對陜甘寧邊區(qū)及各抗日根據(jù)地的封鎖和包圍。
[25]二十條，見本卷第131—1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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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yè)化的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現(xiàn)在無論中國和外國都為了同一的目標而奮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們陜甘寧邊區(qū)的工業(yè)建設，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樣，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邊區(qū)在五年前才真正開始有了一點工業(yè)，當時只有七百個產業(yè)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個工人，到了今年就有一萬二千個工人。所以邊區(qū)工業(yè)的進步是很快的，它的數(shù)目雖小，但它所包含的意義卻非常遠大。誰要不認識這個最有發(fā)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誰的頭腦就是混沌無知。這次開大會的目標，就是在兩年以內要爭取做到工業(yè)品的全部自給，首先是布的自給與鐵的自給。假如我們做到了全部自給，我們工人的數(shù)目還會大大地增加。全體工程師、廠長、工人們都要向這方面努力，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都要向這方面努力。像沈鴻[2]同志、陳振夏[3]同志，他們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他們的心和共產黨員一樣，都是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艱苦奮斗的。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需有工業(yè)；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yè)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yè)化的。
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yè)。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yè)，它欺侮我們的落后。因此，消滅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yè)，如果我們不能發(fā)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在抗日戰(zhàn)爭中，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擊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軍、百分之九十的偽軍，這方面我們是有經驗、有成績的。但是，對于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yè)，我們還不大懂，可是這一門又是決定一切的，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是決定社會變化的。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學習經濟工作，其中許多人應該學習工業(yè)技術。我們邊區(qū)是個大學校，其中有一門課叫做工業(yè)，這次職工代表大會便是一個工業(yè)的短期訓練班。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yè)，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得別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對于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yè)化的各種技術知識。
根據(jù)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解放日報》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陜甘寧邊區(qū)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舉行的招待會上講話的摘要。
[2]沈鴻，一九○六年生，浙江海寧人。早年在上海與人合伙經營上海利用五金廠。一九三八年攜機床赴延安。曾任陜甘寧機器廠、晉察冀兵工局的工程師。一九四七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3]陳振夏（一九○四——一九八一），江蘇崇明（今屬上海市）人。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任延長煉油廠廠長。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