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務(wù)研究 | 違約獲益(disgorgement damages): 違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的司法新動態(tài)

法盞

?

2023-01-31 17:42

以下文章來源于通力律師?，作者通力法評

通力律師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劉貴祥專委于《判解研究》第100輯所刊《當(dāng)前民商事審判中幾個方面的法律適用問題》

[1]

中闡發(fā)的觀點引起了實務(wù)界的高度關(guān)注。在該文中, 劉專委在“違約損害賠償?shù)挠嬎銌栴}”一節(jié)中

肯定了違約獲益在違約損害賠償領(lǐng)域的適用

。

無獨有偶, 我們關(guān)注到《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合同編通則部分的解釋(征求意見稿)》(“

《征求意見稿》

”)第六十五條在一物二賣等場合下也嘗試引入違約獲益作為違約損害賠償?shù)挠嬎惴绞?/p>

[2]

。

我們同時也關(guān)注到, 違約獲益能否作為合同違約時損害賠償?shù)囊环N計算方式引入我國在學(xué)界引發(fā)極大爭議。結(jié)合我們的辦案經(jīng)驗, 我們認(rèn)為, 我國合同法中引入違約獲益計算損害賠償已十分必要, 司法實踐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不少適用違約獲益的案例。

我們認(rèn)為, 考慮到我國違約損害賠償規(guī)則的高度抽象性以及實踐中缺少依據(jù)定損專家(Quantum Experts)以精確核定損失的傳統(tǒng), 以至于司法實踐和仲裁實踐中損害賠償?shù)拇_定很大程度取決于法官或者仲裁員的酌定權(quán), 主觀性較大, 因此, 實有必要擴大規(guī)范供給, 嘗試將違約獲益擴大到“一物二賣”以外的情景, 擴大違約獲益在實踐中的適用范圍, 以補充中國法下現(xiàn)行的損害賠償規(guī)則, 更有效地保障守約方的利益。

一

在違約損害賠償領(lǐng)域應(yīng)當(dāng)引入違約獲益規(guī)則

傳統(tǒng)的違約損害賠償理論認(rèn)為違約責(zé)任是一種補償性的責(zé)任, 守約方只能就違約方的行為獲得補償, 而不能夠從中獲益, 因此嚴(yán)格以“受害方的損害”為中心。

[3]

這種做法的缺陷在于, 在無法確定守約方損失的場合, 損害賠償?shù)臄?shù)額缺少統(tǒng)一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同時, 商事交易實踐中大量出現(xiàn)一方當(dāng)事人故意違約以獲取更大利益, 而守約方的損失賠償卻無法確定。

在普通法下, 無論是訴訟還是仲裁, 法官或者仲裁員較多依據(jù)定損專家(Quantum Experts)的報告來精確衡量損失的數(shù)額。但在我國, 除了個別領(lǐng)域, 一般情況下實踐中并沒有定損專家的幫助, 這進一步加劇了損害賠償計算不清晰、不明確以至于“酌定常態(tài)化”的現(xiàn)象。

劉專委在文章中指出, “在當(dāng)事人未約定違約金或者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時, 如果守約方確實無法舉證證明自己的損失大小, 但卻能夠證明違約方因此所獲利益的大小, 人民法院也可推定違約方因違約所獲的利益即守約方的實際損失, 再將主觀證明責(zé)任移轉(zhuǎn)給違約方, 讓其就守約方的實際損失低于其所受利益進行舉證。如果舉證不能, 則應(yīng)按違約方所獲利益認(rèn)定守約方的期待利益或者可得利益?！?/p>

[4]

此種設(shè)計巧妙地將損害的證明責(zé)任轉(zhuǎn)移到了違約方處, 如果違約方無法證明守約方的具體損害, 則法院可以將違約方所獲得的利益作為守約方的損失。這樣做可以避免實踐中出現(xiàn)因為損失不確定而法院任意酌定損害賠償數(shù)額的情形。

劉專委提出的觀點并非空穴來風(fēng), 違約獲益規(guī)則在國際公約及域外法中已有先例, 且早已在我國的司法實踐和成文法中有過成熟嘗試。具言之:?

二

國際公約及域外法中有關(guān)違約獲益的應(yīng)用

以違約方的違約獲益作為守約方可得利益損失無法確定時的賠償標(biāo)準(zhǔn)。這種賠償理論在普通法中稱為“disgorgement damages”或“disgorgement interests”, 德文為“Gewinnabsch?pfung”, 這一賠償責(zé)任理論無論是在國際公約、大陸法系, 還是普通法系, 都存在著廣泛的適用。

(一) CISG可否適用違約獲益的爭議

《聯(lián)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CISG

”)作為融合了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規(guī)則的國際合同公約, 在第74條規(guī)定了損失的計算方法, 即“一方當(dāng)事人違反合同應(yīng)負(fù)的損害賠償額, 應(yīng)與另一方當(dāng)事人因他違反合同而遭受的包括利潤在內(nèi)的損失額相等。這種損害賠償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在訂立合同時, 依照他當(dāng)時已知道或理應(yīng)知道的事實和情況, 對違反合同預(yù)料到或理應(yīng)預(yù)料到的可能損失?！?/p>

[5]

從字面意思上來看, CISG第74條并不包含違約獲益的規(guī)定, 學(xué)界對于能否在適用CISG的案件中使用違約獲益存在極大爭議。

支持的學(xué)者認(rèn)為, 應(yīng)該自由地解釋CISG第74條, 以補償受害方因違約而遭受的所有損失。

[6]

適用違約獲益的計算方法符合CISG的宗旨和其中所載的一般原則。違約獲益是“有約必守”(

pacta sunt servanda

)的體現(xiàn), 也符合CISG旨在促進誠實信用和公平、防止非法和不道德行為、并以公平公正的方式維持風(fēng)險和收益分配的宗旨。

[7]

CISG領(lǐng)域的專家英格博格·施溫茨(Ingeborg Schwenzer)教授認(rèn)為, 違約獲益賠償責(zé)任不應(yīng)僅適用于“一物二賣”的情形。如果賣方有合同義務(wù)在人道和環(huán)境友好(human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條件下生產(chǎn)貨物, 但是賣方通過采用違反協(xié)議的生產(chǎn)機制來降低其生產(chǎn)成本, 從而增加其利潤。這種情形也可以通過違約獲益賠償規(guī)則確定買方的損失。

[8]

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 違約獲益賠償規(guī)則還可以適用于違反某些特定的合同約定使得損失無法計算的情形, 例如違反合同中關(guān)于在某一時間段內(nèi)禁止轉(zhuǎn)售的約定或者違反合同中禁止雇用兒童的約定等。

[9]

?

此外, 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 買方違反合同中約定的競業(yè)禁止的情境下也可以適用違約獲益賠償規(guī)則。

[10]

可見, 違約獲益在合同損害賠償情境下的適用范圍極廣。

不可否認(rèn)的是, 仍有很大一部分學(xué)者認(rèn)為CISG第74條不包含違約獲益賠償責(zé)任

[11]

。但我們理解, 直接原因是CISG第74條并無明文規(guī)定違約獲益, 從而引發(fā)爭論。若我國在司法解釋中確立違約獲益在違約損害賠償制度中的地位, 相關(guān)爭議可能會小很多。

(二) 大陸法系國家對于違約獲益的討論與適用

歐洲合同法第9:502條規(guī)定了合同損害賠償?shù)囊话阍瓌t , 即“盡可能使受損害一方獲得其在合同得以適當(dāng)履行的情況下所應(yīng)獲得的數(shù)額, 既包括受損害一方遭受的損失, 也包括其被剝奪的利益。”萊因哈德·齊默曼(Reinhard Zimmermann)教授在對這一條的評注中, 特別說明了違約獲益在歐洲大陸國家合同法中的適用情況。

齊默曼教授指出

[13]

, “民法傳統(tǒng)上承認(rèn)一項規(guī)則, ‘債務(wù)人如果不能履行其義務(wù), 并獲得了替代物或替代性債權(quán), 就必須將該替代物交出, 或?qū)⑻娲詡鶛?quán)轉(zhuǎn)讓給債權(quán)人。’這一規(guī)則源自羅馬法中的共同法(

ius commune

), 在現(xiàn)代德國法律中引起了相當(dāng)大的爭議。其中一個爭議的核心是‘一物二賣’的問題: 賣方首先將一件物品賣給一個買方, 然后隨后以更高的價格將同一物品出售給另一買家。第一個買方能否要求賣方在第二次銷售中獲得的利潤? 當(dāng)下德國法中, 這個問題的答案通常是肯定的, 從而突出了《德國民法典》第285條規(guī)定的‘以獲益為基礎(chǔ)(gain-based nature)’進行補救的規(guī)則。許多人試圖以《德國民法典》第285條或第687(2)條作為基礎(chǔ), 建立一個更普遍的規(guī)則, ‘要求歸還因(故意)違反合同而產(chǎn)生的利益?！@種要求被廣泛認(rèn)為是可取的, 并且這促使格哈德·瓦格納(Gerhard Wagner)教授在第66屆德國法學(xué)家大會

[14]

提出一條意見, 旨在取代《德國民法典》第285條和第687(2)條: ‘如果債務(wù)人因故意無視債權(quán)人的權(quán)利而獲得收益, 后者可以要求獲得該收益, 而非損害賠償。’《荷蘭民法典》第6:104條有一項措辭更為籠統(tǒng)的規(guī)定, 即當(dāng)某人因違反合同義務(wù)而獲得收益時, 荷蘭法院有權(quán)‘根據(jù)該收益的數(shù)額或部分?jǐn)?shù)額評估債權(quán)人的損失。’”

在意大利最高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 法院以遲延履行金錢義務(wù)方所獲得的利潤作為守約方的損失。有評論意見認(rèn)為, 這是意大利法院參照普通法下的disgorgement damages的規(guī)定, 將守約方損失的范圍擴展到了違約方的違約獲益領(lǐng)域。

[15]

在法國合同法的改革中, 有學(xué)者主張守約方可要求違約方賠償全部或部分違約獲益, 以打擊合同當(dāng)事人為獲取更大利益而故意違約的情形。

[16]

日本學(xué)者能見善久教授也主張, 合同損害賠償?shù)姆秶鷳?yīng)當(dāng)區(qū)分一般損害賠償范圍和特殊賠償范圍, 后者主要針對故意或以不誠實的行為違反義務(wù)的場合, 在這種情況下, 損害賠償不受一般損害賠償范圍的限制, 受害當(dāng)事人可以請求對方賠償違反義務(wù)的獲益。

[17]

(三) 普通法下已發(fā)展出成熟的違約獲益賠償規(guī)則

如上文所述, 違約獲益在普通法下稱之為“disgorgement damages”或“disgorgement interests”, 是為了防止對一方當(dāng)事人救濟不足, 特別是一方當(dāng)事人無法證明其所受損失大小, 但是可以證明另一方當(dāng)事人獲利多少時, 法院基于衡平法而要求獲利一方補償給一方當(dāng)事人。普通法下對違約獲益在合同法中的適用已經(jīng)給出肯定性答復(fù)。違約獲益并非是合同損害賠償規(guī)則中的例外情形。

[18]

并且, 在普通法下, 違約獲益的適用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一物二賣”的情形。違約獲益賠償責(zé)任可以適用于一方違反約定使用商業(yè)秘密和保密信息所獲得利益的情形, 還可以適用于違反雇傭協(xié)議以及保密協(xié)議的情形。

[19]

甚至若行為人在違反合同時也違反了信義義務(wù)

[20]

, 例如代理人將其自己的物品賣給了被代理人, 那么此時也可以適用違約獲益規(guī)則, 代理人因該行為獲得的利益應(yīng)賠償給被代理人。

[21]

英國在Blake案

[22]

中確立了違約獲益賠償規(guī)則。Blake案的案情為英國情報部門的一名情報人員違反約定出版自傳, 法院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給予守約方以返還請求權(quán), 從而剝奪違約方的違約獲益。

[23]

這同樣并非“一物二賣”的情形。

2010年美國《第三次返還與不當(dāng)?shù)美ㄖ厥觥返?9條

[24]

規(guī)定, 在機會違約(Opportunistic Breach)的情形下, 守約方可以要求違約方返還因違約所獲得的利益。有評論觀點指出, 《第三次返還與不當(dāng)?shù)美ㄖ厥觥返?9條新增了違反合同的違約獲益賠償規(guī)則, 而在先前《第一次合同法重述》以及《第二次合同法重述》中都不存在此內(nèi)容。

[25]

在Kansas v. Nebraska案中, 堪薩斯州、內(nèi)布拉斯加州和科羅拉多州達成一項契約, 用于分配源自里帕布利肯河流域的水源。內(nèi)布拉斯加州違反合同義務(wù), 增加了地下水的抽取。美國最高法院認(rèn)為, 內(nèi)布拉斯加州除了要向堪薩斯州支付損害賠償外, 還要交出其因違反合同而獲得的收益。

[26]

這是美國最高法院在合同違約領(lǐng)域適用disgorgement damages的經(jīng)典案例。

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并未強調(diào)只能在“一物二賣”中適用違約獲益。?

三

我國對于違約獲益的適用

(一) 法律法規(guī)以及司法解釋對于違約獲益的適用

違約獲益在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中早就有跡可循, 并非憑空創(chuàng)造, 因此將該賠償責(zé)任引入合同法領(lǐng)域也并不突兀。

在我國《著作權(quán)法》第54條第1款、《專利法》第71條第1款、《商標(biāo)法》第63條第1款、《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17條第3款、《證券法》第44條第1款都能看到以侵權(quán)人的獲益作為賠償數(shù)額的規(guī)定。違約獲益賠償規(guī)則在中國的應(yīng)用效果良好, 該種賠償責(zé)任具有理論和實踐上的合理性、實用性。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發(fā)布的《關(guān)于依法妥善審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dǎo)意見(二)》中明確規(guī)定, “出賣人與買受人訂立防疫物資買賣合同后, 將防疫物資高價轉(zhuǎn)賣他人致使合同不能履行, 買受人請求將出賣人所得利潤作為損失賠償數(shù)額的, 人民法院應(yīng)予支持?！?/p>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的《關(guān)于審理房地產(chǎn)管理法施行前房地產(chǎn)開發(fā)經(jīng)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已失效)第41條規(guī)定, “合同一方違約致使合同無法履行的, 應(yīng)賠償對方的損失。實際損失無法確定的, 可參照違約方所獲利潤確定賠償金額?！?

(二) 司法實踐對于違約獲益的適用

司法實踐中, 法院在確定合同中違約方對非違約方的賠償時, 已經(jīng)有以違約方的獲益作為標(biāo)準(zhǔn)確定守約方損失的案例。

例如, 在公報案例(2016)最高法民終803號案件中, 最高人民法院在認(rèn)定守約方(中信紅河公司)因違約方(鞍山市財政局)違約行為而遭受的交易機會損失數(shù)額時, 充分考慮到違約方的不誠信行為, 將鞍山市財政局兩次股權(quán)轉(zhuǎn)讓中所獲得的股價差作為參考標(biāo)準(zhǔn), 計算中信紅河公司喪失涉案股權(quán)交易機會的損失數(shù)額。雖然這一案例通常被認(rèn)為是最高人民法院有意擴大締約過失責(zé)任賠償范圍的嘗試, 但是在該案例中也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同締約過程中適用違約獲益計算守約方損害的嘗試。

此外, 在(2019)川民申6247號案件中,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認(rèn)為, “對于因不能實現(xiàn)簽訂本約合同的機會損失如何賠償?shù)膯栴}, 主要應(yīng)當(dāng)衡量預(yù)約合同內(nèi)容及履行狀態(tài)、簽訂本約意愿、客觀障礙、市場風(fēng)險、政策因素等未簽訂本約合同的原因要件。二審法院結(jié)合本案守約方的履約情況、違約方的過錯程度及違約獲利等實際情況, 酌定金江公司向敬鑫的實際賠償數(shù)額, 無明顯不當(dāng), 在合理范圍內(nèi)的自由裁量難以提起再審?！?/p>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結(jié)合守約方的履約情況、違約方的過錯程度及違約獲利等實際情況, 酌定金江公司(違約方)向敬鑫(守約方)的賠償數(shù)額。此案也是在確定違約賠償時將違約方的獲益作為重要參考因素, 雖然最終判決考慮了其他因素, 對實際賠償數(shù)額進行了自由裁量, 但不難看出, 違約獲益賠償責(zé)任在此類案件中不僅有適用空間, 還能夠在具體個案中提供一種穩(wěn)定性、操作性強的解決方案。

再比如, 廣西壯族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在(2018)桂民終19號案件中認(rèn)為, “一審法院結(jié)合違約情節(jié)和重慶攤攤面公司違約獲利5萬元等情況, 酌情調(diào)整違約金, 判決重慶攤攤面公司向黃敏支付違約金5萬元, 并沒有違反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

我們也觀察到, 法院在適用違約獲益確定守約方損失時較為保守, 一般在違約方獲益的基礎(chǔ)上再確定一個比例, 作為守約方的損失。

例如, 在上文提到的(2016)最高法民終803號案件中, 最高人民法院將違約方獲得利益的10%確定為守約方的損失。

在(2019)川民申6247號案件中, 二審法院僅按照違約方獲益的27%酌定守約方的損失。

再如, 在(2018)冀04民終4501號案件中, 河北省邯鄲市中級人民法院將標(biāo)的物二次買賣的差價的50%作為可得利益損失賠償給守約方。

可見, 法院對于適用違約獲益賠償規(guī)則較為謹(jǐn)慎, 直接原因似為現(xiàn)行法律及司法解釋中并未有在違約損害賠償領(lǐng)域適用違約獲益的明文規(guī)則。

四

結(jié)語

綜上, 不管是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都在積極考慮并推動違約獲益在合同法違約賠償責(zé)任中的適用。

從域外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來看, 違約獲益以其明確的計算標(biāo)準(zhǔn)、附帶的威懾性能夠作為傳統(tǒng)補償性損害賠償原則的補充, 已經(jīng)在域外違約損害賠償中獲得了積極嘗試, 積累了經(jīng)驗。同時, 我國的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也相得益彰地對此進行了有意識的本土化探索。

我們認(rèn)為, 應(yīng)將違約獲益擴大到我國合同損害賠償領(lǐng)域, 建議無需局限于“一物二賣”的情形, 也無需在違約獲益賠償規(guī)則的基礎(chǔ)上再行酌定守約方的損失。

在目前中國商事爭議日漸復(fù)雜, 實踐中出現(xiàn)的問題往往不是是否應(yīng)當(dāng)賠償, 而是賠償數(shù)額為多少的情況下, 違約獲益可以增加司法實踐和仲裁實踐中法官或者仲裁員計算損害賠償?shù)囊?guī)則供給, 盡可能壓縮損害賠償?shù)闹饔^性, 進而增加損害賠償規(guī)則的確定性和可預(yù)見性。而確定性對于商事交易是至關(guān)重要的。

向下滑動查看注釋

[1]??劉貴祥: 《當(dāng)前民商事審判中幾個方面的法律適用問題》, 載《判解研究》2022年第2輯, 人民法院出版社。

[2]?《征求意見稿》第六十五條規(guī)定, “違約方為獲取更大利益實施一物二賣等違約行為, 且無法根據(jù)本解釋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確定非違約方在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的, 人民法院可以將違約方因違約獲得的利益確定為非違約方在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p>

[3]?孫良國: 《違約責(zé)任中的所獲利益賠償研究》, 載《法制與社會發(fā)展》2008年第1期, 第24頁。

[4]?劉貴祥: 《當(dāng)前民商事審判中幾個方面的法律適用問題》, 載《判解研究》2022年第2輯, 人民法院出版社。

[5]?Article 74 of the CISG provides that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by one party consist of a sum equal to the loss, including loss of profit, suffered by the other party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breach. Such damages may not exceed the loss which the party in breach foresaw or ought to have foreseen at the time of the conclusion of the contract, in light of the facts and matters of which he then knew or ought to have known, as a possible consequence of the breach of contract.”

[6]?See,?

CISG Advisory Council Opinion No. 6

. para. 1.1. “Accordingly, Article 74 is to be liberally construed to compensate an aggrieved party for all disadvantages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e breach.”

[7]?Schmidt-Ahrendts,?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under the CISG

, in: Schwenzer/Spagnolo (eds), State of Play: The 3rd Annual MAA Schlechtriem CISG Conference, 2012, pp. 93-94. “arguing that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is supported by the principle of pacta sunt servanda and the Convention’s aim at promoting good faith and fairness in its application, preventing unlawful and unethical behavior, and maintaining risks and gains allocation in a fair, just manner.”

[8]?Ibid.“However, targeting the profits of the promisor is possible and necessary in the following constellations: the seller sells the goods a second time and realizes a higher profit than agreed to under the contract with the first buyer; the seller, who is contractually obliged to manufacture the goods under human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conditions, lowers his production costs by resorting to production mechanisms which are in breach of the agreement, thereby increasing his profit.”

另請見德語文獻: Schlechtriem/Schwenzer/Schroeter/Schwenzer, 7. Aufl. 2019, CISG Art. 74 Rn. 43. “Denkbar und notwendig ist indes ein Abstellen auf den Gewinn des Schuldners in folgenden Fallkonstellationen: Der Verk?ufer verkauft die Waren ein zweites Mal und realisiert dabei einen h?heren Preis als im Vertrag mit dem K?ufer vereinbart. Der Verk?ufer, der sich verpflichtet hat, Ware unter menschenwürdigen und ?kologisch vertretbaren Bedingungen herzustellen, senkt durch eine Vertragsverletzung seine Herstellungskosten und erh?ht damit seinen Gewinn.Entgegen einer entsprechenden Vertragsklausel beliefert der K?ufer den europ?ischen Markt und realisiert dementsprechende Gewinne.”

[9]?Ece Ba?-Süzel, G?k?e Kurtulan-Güner,?

Availability of the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Under the CISG

, Nordic Journal of Commercial Law, No. 2, 2020, https://doi.org/10.5278/ojs.njcl.vi2.6397. p. 23, “The other scenario in which the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may be used as an efficient and adequate remedy in case of a breach of a sales contract is when one of the parties breaches an obligation other than the primary obligations, namely the delivery of the goods and the payment of the purchase price. Such a breach usually (but not necessarily) occurs when one of the parties breaches a negative provision of the contract, such as the obligation not to resell the goods within a certain time limit or, in certain areas, the obligation not to violate fair-trade standards or the obligation not to employ children du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etc.”

[10]?Schwenzer, P Hachem, C Kee,?

Global Sales and Contract

?

La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82, “where the buyer violates a prohibition of competition which has been agreed upon under the contract.”

[11]?Peter Schlechtriem, Ingeborg Schwenzer,?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th ed., p. 1428, “There is currently general agreement amongst German authors that Article 74 does not grant a claim for the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acquired by the party in breach.”?

[12]?Art 9:502 of the European Contract Law: General Measure of Damages: “The general measure of damages is such sum as will put the aggrieved party as nearly as possible into the position in which it would have been if the contract had been duly performed. Such damages cover the loss which the aggrieved party has suffered and the gain of which it has been deprived.”?

[13]?Jansen Nils, Reinhard Zimmermann,?

Commentaries on European Contract Law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2494-2495, “Civilian legal systems traditionally recognize a rule according to which a debtor who is unable to perform his obligation and who obtains a substitute or a substitute claim for the object owed by him, has to surrender that substitute, or to assign the substitute claim, to the creditor. In modern German law this rule, derived from Roman law through the

?ius commune

, has given rise to considerable dispute. At the centre of one of these disputes was the problem of the ‘double sale’: a seller first sells an object to one buyer for a certain price and subsequently sells and transfers the same object to another buyer for a higher price. Can the first buyer claim the profit made by the seller under the second sale (ie the

?commodum ex negotiatione

)? This is generally answered in the affirmative today, thereby accentuating the gain-based nature of the remedy made available by 285 BGB. A number of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use either 285 BGB or 687 (2) BGB84 as a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more general claim for the disgorgement of benefits resulting from an (intentional) breach of contract. The widely perceived desirability of such claim has encouraged Gerhard Wagner, in his opinion for the 66th German Lawyers’ Forum, to formulate a rule, intended to replace both § 285 and § 687 (2) BGB: ‘If the debtor has made a gain as a result of intentionally disregarding the creditor’s entitlement, the latter can, instead of damages, claim the disgorgement of that gain as well as the rendering of an account relating to it.’ Article 6:104 BW contains an even more generally worded provision granting Dutch courts the power, whenever a person has made a gain as a result of infringing a contractual obligation, ‘to assess the creditor’s loss in line with the amount of the gain, or part of it.’”

[14]?上述英文文獻中將“德國法學(xué)家大會”(Deutscher Juristentag)翻譯為“德國律師論壇”(German Lawyers’ Forum), 實為翻譯錯誤。經(jīng)考證, 正確的翻譯應(yīng)為German Jurists’ Forum。

[15]?Hondius, E. H., Janssen André,?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Gain-Based Remed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 Springer, 2015. p. 164, “disgorgement damages (or, more accurately, the remedial instrument of restitution of the illicit profits) in contractual matters are no longer a mirage; on the contrary, the idea that the range of remedies available in this context could be extended, following the suggestions com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common law, to include the restitution of the illicit profits, receives the unhesitating approval of the highest judicial body in Italy.”

[16]?Rémy, P. 2008. Les dommages et intérêts. In Pour une réforme du droit des contrats. Collection “Thèmes et commentaires”, ed. F. Terré, Dalloz, pp. 286 et seq.

[17]?[日]下森定主編: 《履行障礙法研究》, 韓世遠譯, 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第64頁。

[18]?Harvey Mcgregor,?

McGregor on Damages

, Sweet & Maxwell, 2021, 21st ed., p. 483, “It is unexceptional for an order for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in cases where the claimant owes a contractual duty not to profit from an act, not to be in a position of conflict, or to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other party.”

[19]?Edwin Peel, G. H. Treitel,?

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 Sweet & Maxwell, 2020, 15th ed., p. 1115, “An account of profits may be ordered against a person who wrongfully uses another’s trade secrets o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and this remedy may also be available where the wrongful use amounts to a breach of a contract of employment, or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20]?需要指出的是, 與中國法律不同, 普通法下很多國家將違反信義義務(wù)作為違約、侵權(quán)之外的一個獨立訴因。

[21]??See, Edwin Peel, G. H. Treitel,

?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 Sweet & Maxwell, 2020, 15th ed., p.1115, “Where a breach of contract amounts also to breach of a fiduciary obligation, damages may similarly be based on the defendant’s profits. For example, an agent who commits a breach of his fiduciary duty by taking a bribe, or by selling his own property to a principal, when he has been employed to buy for him, is liable to account for any profit made in this way.”

[22]?Attorney General v. Blake, [2001]1 AC 268 (HL).

[23]?See, Beale, H. G., and Joseph Chitty, Chitty on Contracts, Sweet & Maxwell, Thomson Reuters, 2017 32nd ed., “The House of Lords gave the claimant the ‘exceptional’ remedy of an account of profits, which would amount to a total disgorgement of the profits made by the defendant as a result of the breach.”

[24]?Restatement (Third) of Restitution and Unjust Enrichment §39. “(1) If a deliberate breach of contract results in profit to the defaulting promisor and the available damage remedy affords inadequate protection to the promisee's contractual entitlement, the promisee has a claim to restitution of the profit realized by the promisor as a result of the breach. Restitution by the rule of this section is an alternative to a remedy in damages. (2) A case in which damages afford inadequate protection to the promisee's contractual entitlement is ordinarily one in which damages will not permit the promisee to acquire a full equivalent to the promised performance in a substitute transaction. (3) Breach of contract is profitable when it results in gains to the defendant (net of potential liability in damages) greater than the defendant would have realized from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act. Profits from breach include saved expenditure and consequential gains that the defendant would not have realized but for the breach, as measured by the rules that apply in other cases of disgorgement (§ 51(5)).”

[25]?Halaby, Andrew F, and Patrick W Kelly,?

Disgorgement of Profits as a California Breach of Contract Remed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Other Guideposts

, UC Davis Business Law Journal, Vol. 19, No. 2, 2019, p. 156, “Restatement Section 39 disgorgement-of-profits remed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is new. It ‘has no counterpart in either the first or second Restatement of Contracts.’”

[26]?Kansas v. Nebraska,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135 S. Ct. 104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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