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從某群大佬那里白嫖了一本《翦商》的電子書，這本書好像最近先秦愛好者討論的挺多的？當時花了一整天時間讀了個差不多，但是看到最后幾章的觀點感覺實在難以接受，就擱置了一段時間。昨天晚上忽然又想起來了，就把這本書讀完了…… ???怎么說呢，全書圍繞人祭制度展開討論，關注點精辟獨到。作者的文筆更是精彩絕倫，可讀性非常強。但是可能問題就出在作者過度追求文章的可讀性，以至于對書后半部分的論述中猜測成分居多。特別是認為周人實力與商王朝相比長期“卑若螻蟻”，乃至到文王受命后乃至于武王戰(zhàn)于牧野時仍遠遜于殷商。固然，“被商人忽視的小邦周在幾十年的默默無聞中積蓄力量，最后出人意料地依靠其文化與道德上的優(yōu)越性（反對人祭）以弱勝強，一戰(zhàn)革殷命”這種極富戲劇性的小說式敘述有助于引發(fā)讀者的閱讀興趣。但是很可惜，這些內容嚴重有違歷史史實，書中的論據也不足以挑戰(zhàn)學界主流學說。 ???其實，正如很多《翦商》的書評（如下圖）都提到的錯誤：《周易》應是商末周初不同族群的多人所作，而非文王個人作品；《象傳》則是戰(zhàn)國儒家之作。因而本書最后幾章中大量使用《周易》逐條比附或推測先周歷史并以此否定其他歷史文獻的記載，這種做法是完全靠不住的……

???但是這些書評都只指出了問題所在，卻受限于篇幅沒有具體還原當時比較可信的歷史狀況。因此我昨晚看完后就想著閑著沒事，用我能查到的資料簡單駁正一下這本書中我認為比較核心的錯誤，以供感興趣的朋友參考。。。

簡而言之，作者片面取信其對所謂《周易》中先周歷史的解讀造成的一個最大問題的就是：對商末時期（武乙、文丁到帝辛）的周人實力估計明顯偏低，對同時期商屬國崇國（老牛坡類型）的勢力估計嚴重過高。

????這個錯誤的直接影響，就是對于晚商時期周人影響力的錯誤定位，并進一步導致了對涉及商周關系的一系列史實的錯誤解讀。例如，下面這一段就是書中對于《古本竹書紀年》

“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一條的解讀。且不說如果“文丁殺季歷”的真相真的是文丁和季歷一同死于商王朝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政變，文丁王的支持者怎么會在新王帝乙即位的第二年還不知道文丁的死訊而一直到這時才發(fā)動內戰(zhàn)。就是這段的第一句話對周人和崇國關系的判斷，就大概率是完全錯誤的——

“周族的直接領導是老牛坡的崇國，而武乙王也數次親征關中，應該和崇國關系非常密切。也許在文丁王死后，崇國曾糾集周之類的番邦介入朝廷內戰(zhàn)，但帝乙的地位已經不可動搖，這次勤舊王之舉也就只能是半途而廢?！?/p>

????其實，考古學和文獻史料都可以告訴我們，在“太王遷岐”之后不久周人及其同盟就已經迅速成長為西土一支不可小覷的勢力，并且開始與若干與商王朝有關的方國（老牛坡類型、北村類型）爭奪勢力范圍。而經過數十年發(fā)展，到了周文王在位前期，“小邦周”己經實為關中地區(qū)最為繁榮興盛的勢力。相對應的，傳統(tǒng)上的商文化在關中的所有考古學遺存中都呈現長期持續(xù)的衰微態(tài)勢。

一、考古學文化遺存中所見周人勢力的擴張

????首先，由于在公亶父（太王）遷居周原之前的姬周族群所對應的考古學文化究竟是鄭家坡文化、孫家文化還是碾子坡類型學術界仍有很大爭議。所以姑且之不論。

????但對于公亶父率領周人在相當于殷墟三期中葉的年代遷居周原之后形成的周邦所對應的考古學文化。學術界意見基本達成了共識，即認為典型的鄭家坡文化就是這一時期的先周文化。原因則正如張?zhí)於?、雷興山等先生所言：

“鄭家坡早、中、晚期文化特征連續(xù)發(fā)展，又與西周文化明顯是一脈相承?！?/p>

而既然明確了“太王遷周”之后。周人勢力所對應的考古學文化——鄭家坡文化，我們就可以通過考古學材料分析先周文化與關中地區(qū)商文化的互動和消長關系，并據此重新探討這一時期。周人與商人的勢力對比情況。

????在本書的行文敘事中，似乎在整個王季在位期間，乃至一直到文王受命之初，周人的勢力相對于商王朝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還要遠遠弱于鄰近的商代方國崇國（對應老牛坡類型文化）。而且周人在這段時間內，從首領到平民都被迫長期學習吸收商文化，特別是書中多次強調的老牛坡類型的文化，如牲人、殉人和各種宗教及生活的習俗。

????但實際上考古學表明情況正好相反，以原鄭家坡文化面貌為主的先周文化形成之后，在考量文化性質最核心的因素——陶器層面上，不僅沒有出現過什么明顯的商化傾向，反而始終在不斷地侵蝕和同化周邊原有的商文化類型。

????為了更好地體現不同時間段周人勢力的擴張，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個階段分析。第一個階段是周太王、王季時期，對應考古學年代中的殷墟三期后段（即武乙到文丁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周文王在位的前期，對應考古學年代中的殷墟四期前段（即帝乙到帝辛在位前中期）。

1、考古所見太王、王季時期先周文化的傳播

????對于太王、王季時期，周人勢力的發(fā)展，最直觀的反應就是觀察太公遷居周原之后周人核心居住地岐邑附近周原遺址的考古學文化面貌變化情況。而按照張?zhí)於飨壬挠^點，周原遺址分為四期。第二期相當于殷墟二期或稍晚，第三期相當于殷墟三期或略晚。即周原三期最有可能是商王武乙、文丁在位期間。

????通過分析不同時間段出土的陶器類型是所占比例，可知周原遺址的第一期主導文化因素是商文化，也即鄒衡先生所命名的“京當類型”。到第二期,劉家文化成了周原的主宰者，商文化因素似已全部消失(除銅器)。學者多將劉家文化看作羌人或“姜戎”文化遺存。

????周原為劉家文化所據，拉開了商王朝西土淪喪的序幕,表明商王室已無力維持其對西方的統(tǒng)治,恰為周族崛起。于關中創(chuàng)造了難得的機遇。至第三期，先周文化因素又在周原露頭。與劉家文化并存。但后者的許多因素正在變化和消失，如洞式墓變?yōu)閹ь^龕的豎穴墓；而前者的文化因素在增強。表明其向主導地位轉化，并呈現出一種融合式的漸變。

????《今本竹書紀年》武乙元年太王“遷于岐周”。雖然學者多以為《今本竹書紀年》為后出偽作，然據《古本竹書紀年》：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大(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

等,知王季活躍于武乙末和文丁時期，太王遷岐當武乙初年前后還是很可能的。這恰相當于周原第三期的范圍。先周文化因素再次出現于周原可能與這一歷史背景有關。

????而反映這一時期的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在陜西扶風發(fā)現的壹家堡遺址。這個遺址的第一期常常被認為是商文化京當類型的一部分。也基本上代表了商文化在歷史上西進的極限。然而，孫華、劉緒先生的《陜西扶風縣壹家堡遺址發(fā)掘簡報》指出：

“壹家堡第三期遺存與前兩期比較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前兩期陶鬲中只占極少比例的尖襠鬲在本期成為鬲的主要形式,并且其形態(tài)也較前兩期的尖襠鬲有所不同?！蓖瑫r也肯定這種尖襠鬲是“劉家文化的顯著特征，“在尖襠鬲分布區(qū)域內,商周時期活動著被稱之為戎、狄的眾多部族。而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周人的祖先就曾居處于’戎狄之間‘,周人也正是與西戎的一支聯(lián)姻以后,其勢力才強大起來。”

????而根據分期年代，壹家堡第三期的年代應對應殷墟三期中前段，即商王廩辛、康丁、武乙時期。在這一時期，代表“姜戎文化”的劉家文化強勢東擴，驅逐了“京當型商文化”，在整個關中西部占據了統(tǒng)治地位。這也與殷墟所出的廩辛、康丁時期甲骨卜辭中記錄的大量“羌方犯邊”，商人勢力大致成防守和收縮態(tài)勢相吻合。然而，在甲骨卜辭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兩位商王也通過一些成功的防守反擊重創(chuàng)了“羌方”，俘虜了若干羌人首領。而遭到打擊的羌人將不得不考慮與剛遷徙到這里的新興勢力周人結盟以共同抗擊商王朝。而周太王與太姜的聯(lián)姻正是發(fā)生在這種背景下，這也標志著周人與姜戎（羌人）聯(lián)盟的形成。而這進一步造成了考古學上所見的，在殷墟三期晚段鄭家坡文化（先周文化）因素又出現在周原遺址和壹家堡遺址中與劉家文化并存，且其所占比例高速增長，不斷侵蝕同化原本占據主導的劉家文化。而原本從京當類型時期遺留下來的商文化因素，在這一階段幾乎消失殆盡。這可能反映了周人依靠其較高的文明技術（農耕和青銅冶鑄）逐漸在聯(lián)盟中取得主導地位，并且同化了大量源于更西部的姜戎（羌人）。

????上面這些考古學事實基本說明了周人在遷居岐邑后，經太王、王季兩代把自身勢力擴展到整個關中西部的過程。

2、考古所見文王前期先周文化的擴張與同化

????而在周文王統(tǒng)治的前期（帝乙至帝辛前期）周人的擴張在考古學上的表現就更明顯了。一方面，先周文化在關中西部的個遺址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絕對的統(tǒng)治地位，在周原、壹家堡、史家塬和王家嘴等遺址中皆是如此。

????另一方面，商人在關中地區(qū)殘存的所有據點都遭到了嚴重的沖擊，乃至發(fā)生了決定性的文化變異。以在《翦商》書中占有大量篇幅的崇國（老牛坡遺址）為例。實際上學術界已有多位學者指出，老牛坡遺址三、四期（對應武乙到帝辛時期）

“不會是由殷墟文化發(fā)展起來的”

（張?zhí)於髡Z），因為在這一階段的所有陶器中，多數都有

“比較強烈的先周文化因素”

；相對應

的“商文化因素已明顯處于弱勢”

。而即便是在被認定為含有商文化因素的陶器中。真正帶有同時期殷墟類型文化因素的陶器卻相當之少，更多的所謂“商文化因素”還是從之前的早商二里崗類型中延續(xù)而來的。正如孔蜀筠先生所言：

“以數量最多的鬲為例，真正帶有殷墟風格的陶鬲數量微乎其微，意味著這一階段的文化性質與中原殷墟晚商文化之間已經有了本質的不同。”

?下面列出討論這一問題的若干文段，以供參見：

孔蜀筠《試論老牛坡商代文化遺址》：

從老牛坡晚商部分的對比分析可以看出，商文化因素此時已明顯處于弱勢，先周文化因素卻占據了比較重要的位置。與此同時，遺址本身所特有的文化因素也比較強烈，無論是在陶器上，還是葬俗上，都呈現出十分獨特的文化面貌。如果從陶器及葬俗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來看，盡管遺址中仍然含有一定的商文化因素，但來自先周的文化因素與本地文化因素的比重要遠遠高過商文化因素的比重，再加上若干來自于陜南及北方的文化因素，遺址的文化面貌呈現出非常復雜的狀態(tài)，已經很難將它作為商文化的地方類型來看待。我同意雷興山先生的意見，老牛坡遺址晚商階段已經脫離了商文化系統(tǒng)，成為一種具有相對獨立特色的土著文化?！?/p>

雷長勝《鄭家坡文化研究》：

老牛坡類型等也見鄭家坡文化的弧襠鬲，且由早至晚有不斷增多的趨勢。

整體來看，商文化對鄭家坡文化的影響在不斷減弱，及至鄭家坡文化第五段商文化因素在鄭家坡文化中消失，其時也正當京當型商文化退出關中西部地區(qū)。而隨著商文化的衰落，鄭家坡文化對其影響逐漸增強，體現了兩支考古學文化此消彼長的動態(tài)過程?！?/p>

3、《翦商》書中相關錯誤論斷一例之駁正

????《翦商》作者由于這一關鍵性誤判造成的錯誤論斷是很多的，又如書中在談到周文王被帝辛囚禁的原因時認為：

“現代史家一般不采用《殷本紀》的說法，認為是周族的強大引起了紂王的警覺。這種解釋離現代常識更近一些。不過，周昌被捕時，周族還沒開始大肆擴張，商人在老牛坡的崇國完全有實力管控或消滅它?！?/p>

????同樣的，作者所表達的這種觀點明顯還是基于他對周人和崇國勢力對比的判斷，但這只是一種嚴重錯誤的主觀臆斷。事實正如我們上面所看到的，如果我們姑且認為崇國（至少是崇國的統(tǒng)治者）還代表商人勢力的話，那么實際上它此時不僅完全沒有實力管控或者消滅周人。而且它在關中的傳統(tǒng)勢力范圍已在周人的持續(xù)擴張中被蠶食殆盡，甚至它在其“都城”老牛坡遺址的統(tǒng)治也可能因先周文化的猛烈沖擊而搖搖欲墜。

????在老牛坡遺址中，尚且還能被認為帶有商文化因素的陶器從殷墟三期中后期開始銳減，而先周文化陶器則在殷墟三四器保持強勢增長。這些此消彼長的陶器正是這段歷史進程的見證者。至于老牛坡四期青銅冶鑄技術的進步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這不過是晚商時期青銅冶鑄技術在中國大地上不斷擴散的一個自然產物。西至陜西周原遺址，南至江西吳城遺址，乃至僻處四川盆地中的三星堆遺址，都發(fā)現了相當繁榮的青銅冶鑄產業(yè)。而實際上這些遺址都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商王朝統(tǒng)治范圍。老牛坡青銅產業(yè)的發(fā)展，既不能說明商王朝在此時更重視崇國，更不能說明商人勢力在西土的重新振興。實際上，通過對老牛坡和周原兩處遺址的比較，也足以說明崇國的青銅技術相對于周人并無任何實質上的優(yōu)勢。

二、傳世文獻中所見周人勢力的擴張

????除了上述各種在考古學上呈現出來的客觀事實，我們還能不能從史料記載中找到周人主觀上謀劃擴張自身勢力與商王朝對抗的證據呢？也是可以的，這就是虞國的封建。

????《史記·周本紀》稱太王共有三子，即太伯、仲雍和季歷。因為

“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圣瑞”

，欲傳位給季歷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主動避位出奔“荊蠻”。《史記·吳世家》中記載他們斷發(fā)文身，自號勾吳，建立了吳國。太伯死后，傳給仲雍，仲雍傳季簡，季簡傳叔達，叔達傳周章。等到武王克商，就封周章于吳，另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

????然而，楊寬先生就明確提出《史記》的說法是出于誤傳，太伯、仲雍應當是被周太王特意分封到虞地建立了虞國。

（楊寬《西周史》：

《左傳·僖公五年》載：晉獻公第二次假道虞國進攻虢國。虞大夫宮之奇對虞君進諫，講到虞的歷史說：“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睂m之奇所說“大伯不從”，原是不隨從在側的意思，因為已分封到虞去。《史記·晉世家》誤把“不從”改作“亡去”，“亡去”即逃奔，是出于后人的誤解。

）

????又如《逸周書·世俘》載：

武王克商后，祭祀列祖列宗，“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即仲雍）、文王、邑考，以列升”

。

????若按照通常的理解來看，《世俘》中

“太伯、王季、虞公”

的排序是很奇怪的——如果按照輩分長幼，仲雍當在季歷前面；如果按照一般認為的地位尊卑，那太伯似乎不應該在季歷前面。

????楊寬先生在談到這則史料時說：

“這樣把太伯、王季、虞公三兄弟的神主并列而祭祀，而且太伯列于季歷之上，可見對太伯、仲雍極其尊重，怎么可能是逃亡出去的呢？”

????不過，在楊寬先生觀點的基礎上，我們似乎可以用合理的猜測對這一排序做進一步的解釋：

????首先，因“太伯、仲雍、王季”三兄弟的長幼次序幾乎沒有任何爭議，那么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一排序的主要依據還是地位尊卑。這意味著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太伯的地位很有可能要高于王季。而這正與我們“太王封太伯于虞地建國”的猜測相吻合。按照這種說法，由于幾乎所有的文獻都記載太伯、仲雍的“出奔”發(fā)生在太王生前在位期間，這就說明虞國建立時王季尚未繼承周邦國君之位。即太伯先于王季成為一國之長，那么在當時同為邦君（王季在位初年還未稱王）的情況下，周人認為年長且更早即位的太伯地位較王季更為尊崇，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而等到太伯去世，仲雍（虞公）接替他成為虞國國君之后。一來其即位時間當較王季晚，且仲雍為君時周人很有可能已經稱王。而即然季歷已為“王”，周人仲雍作為他的臣子，在祭祀時的第一位自然應較王季為卑。因此，《世俘》所載

“太伯、王季、虞公（仲雍）

”這一排序就可以得到解釋了。

????此外，《詩經·大雅·皇矣》也可以佐證這一說法，其中有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等詩句。

楊寬《西周史》對此分析到：

“這是說上帝創(chuàng)立了一對的邦國，這一對邦國創(chuàng)始于太伯、王季（即季歷）；還說季歷能夠發(fā)揮兄弟友愛的精神，也就是說能夠相互合作，因而擴展喜慶的事，從而使得周受天祿而永不喪失，包有四方?！?/p>

????從這里“作邦作對”的描述和“太伯、王季”的順序也可以看出。在建國之初，虞、周兩邦的地位，可以說是近乎平等的。而如此重要的地位，相比于太伯、仲雍畏遷/避位逃亡，出奔吳（虞）地，

“荊蠻義之，從而歸之”

，形成國家的說法，顯然還是由“太王精心謀劃并主持了分封兄弟二人創(chuàng)立虞國的擴張計劃”這一說法更合乎情理，更可信。

????同樣的，這也可以說明書中

“長子次子不愿遷居周原臣服于盛行人祭的商，故恐懼而與父親決裂”

的觀點是立不住腳的。且勿論如果他們早在太王時期就已經與周人決裂，怎么還會在后面的祭祀中享有那么高的地位。即使他們真的對改變習俗、尊奉商朝感到恐懼，須知追隨太王遷岐的只是一部分周人，他們完全可以留在豳地而不隨父親搬遷。再退一步講，即使在遷居周原后仍欲因此出逃，他們既可以回到老家豳地，也可以西奔投靠與周人傳統(tǒng)習俗相近的戎狄羌人。而虞、吳二地都在周原之東或東南。不管兄弟二人最終到了哪里，怎么會因害怕商人而出逃，最后卻南轅北轍地“逃”到了遠比周原更靠近殷商的地方呢？由此可見此觀點邏輯甚為混亂，實為無稽之談。

????同時，楊寬先生也指出虞國的封建對于周人擴張起到的作用是顯著的。王季對于陜北、晉西北，乃至于遠達晉中地區(qū)的一系列征伐，都有賴于

“與太伯所建的虞國友好合作，以虞國作為向山西地區(qū)開拓的重要據點。”

三、結語（可有可無的水字數）

????綜上，我們已經在考古學所呈現的先周文化傳播的客觀事實和文獻史料中所見的周人擴張的主觀謀劃兩方面，簡要地分析了周太王到文王前期周人的發(fā)展歷程和真實勢力。希望能斗膽校正一下《翦商》中作者在有悖于基本史實的主觀臆斷下產生的若干謬誤，盡可能對于朋友們閱讀這本書及認識其中觀點時小有幫助～

ps：至于此書中其他小瑕疵，如第九章?“3300年前的軍營：臺西”中提到青銅爵、青銅斝、青銅觚為商代常見的隨葬酒禮器“三件套”。但實際上并無這種說法，真正成組的隨葬酒禮器是“兩件套”。早中商常見的是“一爵一斝”或“n爵n斝”，晚商時期變?yōu)椤耙痪粢货被颉皀爵n觚”。（參見：

劉緒《夏商周考古》；井中偉，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學》

）因其無傷大雅，茲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