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上面這些分析，來看孟子對梁惠王所說的關于義利之辨的話，試作一個結論。 第一，孟子一開始就對梁惠王說，你何必去貪求這種眼前短暫的近利、小利呢？你應該提倡仁義的道德觀念，推行仁義的道德政治，才是你長遠的大利。因為孟子的中心思想，是想實行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道德之治，所以他對梁惠王就這樣直接地提出來，不保留，不婉曲，不虛飾，這態(tài)度本身就是一種不問利害的道德行為。 同樣是孟子的這個意思——勸梁惠王行仁義政治的意思，假如換了當時另外一些游說之士，例如蘇秦、張儀這一班所謂縱橫家的謀略之士來說，那么他們就絕對不會像孟子那樣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去拂逆梁惠王的意思。這一班人，一定會拐另一個彎，婉轉地對梁惠王說：“我有一個使你得到最大利益的長遠之計，你梁惠王想不想聽？”這樣先賣一個關子，吊梁惠王的胃口。等梁惠王很想知道究竟怎么回事的時候，他才慢條斯理地說，現在天下是如何混亂，道德淪喪，人人都在渴望仁義。你不妨如何利用仁義，如何以仁義為口實，頒布一些政令，那么天下的人民都到你魏國來了。你有這許多人民，領土也會增加，國家富強，自然就完成你的霸業(yè)了，等等，迎合梁惠王的心理，誘導他聽從他們的說辭，慢慢實行仁義的政治。當然，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為了自己有進身之階。 第二，無論東方或西方，任何一種文化、一種學術思想，都是以求利為原則。如果不是為了求利，不能獲利的，這種文化、這種思想，就不會有價值。 從哲學的觀點看，一切生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離苦得樂”。饑餓是苦，吃飽了則得樂。疾病是苦，醫(yī)好了則樂。天氣太熱則苦，到樹蔭下乘涼，或到有冷氣的房子里，全身清涼則樂。一切生物的一切行為動態(tài)，目的都在“離苦得樂”，也就是我們中國文化《易經》上的“利用安身”，也就是現代觀念想辦法在我們活著時，活得更好。像設法利用太陽能，凈化空氣，防止水源的污染，目的都是使我們好好地活著，這些都是《易經》中所說的“利用安身”。所以任何文化，任何學說思想，如不能求利，沒有利用價值，則終必被淘汰。 即如宗教家們的修道，也是為利。修道的人，看起來似乎與人無爭。實際上出世修道的宗教家，是世界上最講究先求自利的人，他拋棄世間一切去修道，修道為了使自己升天或成佛，這也是為了自己。雖然說自利而后利他，那也只是擴充層次上的差別，其唯利而圖是一樣的。為了升天成仙之利而修道，這也是為了利。 自從孟子講仁義，強調了義利之辨以后，影響到后世的重視義利之辨，而漸漸地，后世的義利之辨，又與自私無私之別，混為一談，以為“義”與“無私”同義，“利”與“自私”不殊。因此漢唐以來，儒家的義利之辨，大多混淆了私與無私之別，兩者分不開來。所以談義利之辨時，往往在邏輯上就會夾纏不清，而使我們現在的一些人仍然弄不清楚，乃至于產生“儒家思想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錯覺。 因為后世受此影響，每談義利之辨，就成了談有私與無私之辨。遂進一步牽涉到中國文化思想的中心，乃至牽涉到人類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政治行為的中心——公與私之辨的問題。 以我們春秋戰(zhàn)國的歷史文化來說，關于公與私之辨，有兩派極端相反的思想。一為墨子，一為楊子。其實他們都由道家的思想脫胎演變而來。 墨子講“義”，但是墨子講的，和孟子講的，雖然同為一個“義”，卻有不同的觀念，含義上是有所差異的。墨子講的義，是主張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從頭頂到腳底，都可以放棄自己而去為別人謀利，是徹頭徹尾的犧牲自我，以利別人。 而楊子——楊朱的思想，則與墨子絕對相反，他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但并不是我一毛不拔，而你卻該全部給我。他是主張?zhí)煜旅恳粋€人都是這樣一毛不拔，都能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才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假如能做到這樣，又是另外一種社會形態(tài)了。 如果把墨子和楊子兩人的思想，作一番仔細的研究，那會怎樣呢？依墨子的思想，要想天下人、人人都自我犧牲，只圖利他人，這是做不到的。那么依楊子的思想，普天之下，每一個人都只為自己利益著想，絕對不為別人的利益犧牲一根毫毛，那是否做得到呢？答案很明顯，那當然是不行。人類可真是奇妙的動物，固然自私的心理人人免不了，但若要自私到這個程度，卻也沒有人做得到，更不可能全人類都這樣做。反之，要人人都大公無私，也難做到。如果依墨子的思想去做，人人都能大公無私，則天下共利，結果自然很好?；蛘咭罈钪斓乃枷肴プ?，人人都只為自己，絕對不妨害別人，各守本位，不犯他人，也就是現代所說的，爭取自己個人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倘使做到，那么也可天下太平。但這兩派的主張，事實上都做不到。 既然墨子和楊子兩種極端相反的主張都做不到，只有再看看儒家思想，這是中庸的。中庸不是調和論，是兼容并蓄而仲裁為適可而止的中道。孟子秉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不是秦漢以后變了樣的儒家思想），當然是崇奉了仁義之義，向梁惠王提出建議。同時，在提出建議時，也不采用當時縱橫家們?yōu)椴┤「毁F權勢所慣用的游說態(tài)度。孟子雖懂得游說的辭令技巧，但卻不用，還是很嚴正地主張行仁義，極力宣揚仁義的美德，向梁惠王直說只有仁義最好。 我們不妨引用清人的兩句詩：“莫言利涉因風便，始信中流立足難。”正好作為孟子對梁惠王直言忠告的風格其難能可貴的定評。 或者說，所謂義利之辨的道理，就是孔子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大義之義。義理之義，義者，宜也之義，并非狹義廣義等的義利之義。其實，都是一樣，不管是什么偉大的義理，都是力行于義，才能有利于成其為君子，所以這也是利便是義，義便是利的真實道理。 由于義利之辨的文化思想發(fā)展下來，到了宋明以后，構成中國文化的商業(yè)道德，便有“貿易不欺三尺子，公平義取四方財”的說法。即使專事求利求財的商業(yè)行為，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的義利之辨。可以說這是孔孟文化思想在商業(yè)道德上的教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