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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鮮卑、匈奴先后擾亂邊疆，牽制了西晉君臣的注意力

漢末三國時期，匈奴、鮮卑、烏桓等北方游牧勢力先后被袁紹、公孫瓚、曹操成功制服，不能入寇中原。到了三國末期，匈奴、鮮卑的實力又有所恢復，對新建立的西晉政權(quán)形成很大的威脅。

據(jù)《晉書》載，泰始六年（270年）六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虜于萬斛堆，力戰(zhàn)，死之?！碧┦计吣辏?71年）正月，“匈奴帥劉猛叛出塞”，同年四月，“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群虜內(nèi)叛，圍弘于青山，弘軍敗，死之?！碧┦季拍辏?73年）七月，“鮮卑寇廣寧，殺略五千人”。泰始十年（274年）八月，“涼州虜寇金城諸郡”。咸寧二年（276年）二月，“并州虜犯塞”。咸寧五年正月，“虜帥樹機能攻陷涼州”。

在這些入寇的游牧勢力中，威脅最大的是在涼州一帶活動的鮮卑人禿發(fā)樹機能。上述“叛虜”“北地胡”“涼州虜”都主要是指樹機能。樹機能的部隊戰(zhàn)斗力很強，晉軍“比年屢敗”，秦州刺史胡烈、涼州刺史牽弘、涼州刺史楊欣等紛紛戰(zhàn)敗而死，以至于晉武帝司馬炎“每慮斯難，忘寢與食”。司馬炎曾明確表示，“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

可見，此時西晉的對外軍事行動主要是在西北邊疆，暫時無力大舉伐吳。直到司馬炎先后派出賈充、衛(wèi)瓘等重臣出鎮(zhèn)邊地，派名將馬隆“擊叛虜樹機能，大破，斬之，涼州平”，迫使“鮮卑力微遣子來獻”“匈奴都督拔弈虛帥部落歸化”“匈奴余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化”，這才解除了西北部邊疆的重大威脅。這時，司馬炎這才能騰出足夠的精力和兵力來大舉伐吳。

（五）西晉朝廷內(nèi)耗嚴重，部分重臣反對伐吳

西晉朝廷黨爭非常嚴重。在伐吳問題上，張華、羊祜、杜預、王濬等人為一黨，主張伐吳，賈充、荀勖、馮紞等人為一黨，反對伐吳。兩黨針鋒相對，相互詆毀，斗得不可開交。

據(jù)《晉書·賈充傳》載，司空、尚書令賈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是反對派中地位最高、力度最大、態(tài)度最堅決者，即使是司馬炎一再駁斥其觀點，他也仍然固執(zhí)己見。甚至在滅吳大軍所向披靡，東吳滅亡在即的時刻，他還從前線上表，認為“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要求“召還諸軍，以為后圖”，甚至還針對張華，聲稱“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

侍中、中書監(jiān)荀勖積極支持賈充的意見，“及王濬表請伐吳，（荀）勖與賈充固諫不可”。賈充在前線上表晉武帝時，荀勖也上表附和，堅決與賈充站在同一立場。

侍中、散騎常侍馮紞向來與賈充、荀勖關(guān)系密切，他也支持賈、荀二人，“初謀伐吳，（馮）紞與賈充、荀勖同共苦諫不可”。反對伐吳可謂不遺余力。

賈充、荀勖、馮紞為什么堅決反對伐吳？難道他們不知道晉國的綜合實力完全壓倒東吳，不知道東吳的滅亡是大勢所趨嗎？

顯然不是。以他們的能力、閱歷、政治經(jīng)驗，完全可以預計到如此明顯的事實。其實，他們反對的不是伐吳本身，而是反對由張華、羊祜等人來完成伐吳大業(yè)。

據(jù)《晉書》載，出身世家大族的賈充、荀勖、馮紞非常敵視生于寒門庶族卻得到晉武帝司馬炎重用的張華。羊祜雖然同為世家大族出身，卻因為和張華共同謀劃伐吳，也遭到賈充等人的忌恨。這就是賈充為什么叫囂要“腰斬張華”的原因。

賈充、荀勖、馮紞反對伐吳，真實目的是阻止張華和羊祜立下大功。正如杜預在上表晉武帝時所說，這些人之所以反對伐吳，是因為“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按照賈充等人的計劃，在除掉張華、羊祜之后，再換上他們的人來實現(xiàn)滅吳大業(yè)，那時候他們就會倒過來贊成伐吳了。

晉武帝司馬炎雖然不同意賈充、荀勖、馮紞等人的觀點，但他們都是朝廷重臣，影響力巨大，附和者眾多。面對如此強大的反對力量，司馬炎不得不謹慎行事，直到準備萬全，有了絕對把握，才下詔大舉伐吳。

（六）東吳綜合實力較強，仍有抵御晉軍的能力

三國之中，雖然吳蜀常常并稱，但總體而言，東吳的綜合實力遠強于蜀漢。

《三國志·后主傳》載，蜀滅時，后主劉禪向鄧艾投降，并奉上《士民簿》，清點蜀漢共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余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彩絹各二十萬匹，余物稱此”。

《三國志·三嗣主傳》注引《晉陽秋》載，吳滅之后，王濬清理東吳文件檔案資料，統(tǒng)計東吳共有“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谷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宮五千余人”。

一般認為，兩漢魏晉時期世家大族為逃稅避稅，蔭庇人口、瞞報漏報戶籍人口的情況非常普遍，再加上統(tǒng)計技術(shù)、統(tǒng)計方法、統(tǒng)計口徑等原因，關(guān)于戶口的統(tǒng)計數(shù)字是很不準確的。但即便如此，政府臺賬資料上的戶口數(shù)還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因為政府統(tǒng)計的戶口數(shù)，雖然不是其轄區(qū)內(nèi)真實存在的人數(shù)，但卻是其征收賦稅、征發(fā)兵役徭役的直接依據(jù)，是財源、兵源的體現(xiàn)。

東吳有戶五十二萬三千，口二百三十萬，蜀漢有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說明東吳的財源、兵源基本上相當于蜀漢的兩倍，不在同一數(shù)量級上。

另一方面，當時關(guān)于吏、兵人數(shù)的統(tǒng)計則是相對準確的。因為要發(fā)工資福利，涉及到財政開支，統(tǒng)計的難度相對人口普查要容易得多。雖然不排除存在“吃空餉”的現(xiàn)象，但兩漢魏晉時期這一情況沒有后世如明清時期那么嚴重，史書中記載的官方數(shù)字相對而言還是可靠的。

東吳有兵二十三萬，同樣是蜀漢兵十萬二千的兩倍以上。此外，東吳存儲了米谷二百八十萬斛，而蜀漢僅有米谷四十余萬斛，東吳的軍糧儲備為蜀漢的七倍，表明東吳的部隊規(guī)模、后勤補給能力均遠強于蜀漢。

而且，事實也證明東吳的實力不僅僅是擺著看的。自赤壁之戰(zhàn)以來，中原政權(quán)大舉進攻東吳的戰(zhàn)役前后有二十余次，結(jié)果不是損兵折將，就是無果而還。因此，晉國文武官員對攻打東吳存在一定的心理陰影，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因為如此，賈充等人反對伐吳也不是毫無道理，晉武帝不得不有所顧忌。

實際上，在大舉伐吳之前，晉軍也一直在試探進攻東吳的可行性。這種試探有兩次，但均告失敗。

第一次，是在蜀漢滅亡的當年，即魏景元四年（263年），交阯郡吏呂興殺交阯太守孫谞，向司馬氏請降。蜀漢滅亡后，降晉的霍弋派將領(lǐng)楊稷、毛炅率一支偏師經(jīng)由南中進入交阯，這明顯是企圖從后方包抄東吳，為伐吳作戰(zhàn)略準備。吳主孫晧先是派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脩則攻交阯，被毛炅擊敗，后又增派監(jiān)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jiān)軍李勖、督軍徐存由建安海路，經(jīng)合浦進擊交阯。吳建衡三年（269年），虞汜、陶璜等攻破交阯，盡殺晉國所置將吏，清除了后方的戰(zhàn)略威脅。

第二次，是在吳鳳凰元年（272年）九月，吳西陵督步闡因受孫晧猜忌，據(jù)城降晉。西陵不同于交阯，是東吳設(shè)在長江上游的要塞，是進出三峽的門戶，如果西陵真的落入晉軍之手，那么晉國滅吳之戰(zhàn)很可能會提前開始。正因為西陵的重要性，東吳大都督陸抗立即從江陵率大軍圍攻西陵城。步闡向屯駐襄陽的晉國都督荊州諸軍事羊祜求援，羊祜采取了“圍魏救趙”的策略，僅派荊州刺史楊肇以小支部隊翻越荊山山脈救援西陵，同時以大軍進攻江陵，企圖迫使陸抗撤軍。但陸抗不上這個當，他命江陵守將張咸堅守城池，自己則指揮主力部隊擊敗楊肇，攻破西陵城，收復了這一戰(zhàn)略要塞。

晉軍兩次試探性地與吳軍交鋒，均未占到便宜，可見東吳實力猶存，也不是那么容易打敗的。這個時候，伐吳的時機還不夠成熟。

直到數(shù)年之后，東吳名將陸抗、丁奉等人先后去世，孫晧的暴虐統(tǒng)治喪盡人心，連東吳宗室孫壹、孫秀也都紛紛降晉，東吳“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呈現(xiàn)出政治衰敗、軍備松弛的景象。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晉國一直在積蓄實力，布局謀劃，已經(jīng)完成了伐吳滅吳的全部準備。此時，晉武帝司馬炎終于下定決心，發(fā)布詔書宣布伐吳。

晉滅吳之戰(zhàn)，從司馬炎下詔出師，到孫晧投降，前后僅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這一進度之快，甚至比滅蜀之戰(zhàn)的六個月還要迅速，也超出了晉國君臣的預期。但實際上，為了這兩個月，晉國上下足足準備了十八年之久。正是因為長期的處心積慮、準備充分，這才有晉軍一鼓作氣順江而下、席卷東南勢如破竹的煌煌壯舉。這種謀定而后動、三思而后行的做事方法，值得后世借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