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封建帝制歷史中，皇帝對于繼承人的需求可謂多種多樣。例如立嫡立長或是立賢，繼位的人亦可以是嫡子或是庶子，兄弟，甚至是義子。

然而，除了極其特殊的義子繼承與兄終弟及之外，倘若皇太子死了，帝國又將由誰來繼承呢？

在大一統(tǒng)王朝史上，便有這么兩位由于身為太子的父親死去，以皇太孫的身份直接繼承皇位之人，他們分別是：元成宗與建文帝朱允炆。

而在元成宗與明建文帝朱允炆之間，明建文帝因為過度削藩，操之過急，對于叔輩宗王的處理又太過苛刻，最終導致了靖難爆發(fā)。

而在靖難之役中又所托非人，加之沒有建立起一個自己的強力親信集團，朱元璋晚年對于功臣屠戮過甚，使得人心渙散，最終不知所蹤。

然而，比起他來，元成宗鐵穆耳可謂是中國以皇太孫身份直接繼承帝位，在位時期寬嚴相濟，締造了守成之局，削藩也獲得了初步成功，最終安穩(wěn)的在皇帝位置上去世的唯一一個大一統(tǒng)王朝皇帝。

那么，元成宗究竟有何本領呢，他的施政又有什么得失呢？

要闡明這些問題，得先從其出生那年，即公元1265年說起。

01 妻兒皆死，世祖崩逝，成宗繼位始末

元成宗鐵穆耳，公元1265年10月15日出生于元大都燕王府，是元裕宗真金第三子，母親乃徽仁裕圣皇后闊闊真。

彼時元裕宗真金尚為燕王，雖然忽必烈已經繼位為帝五年有余，亦想將其立為太子，可是由于與阿里不哥等叛王激戰(zhàn)正酣，無暇顧及此事，直至1273年方才立其為太子，兼中書令。

而真金其人乃元朝最可惜之皇太子，自少年時拜姚樞為師后，真金便在姚樞等許多漢儒的培養(yǎng)與熏陶下逐漸成為了元朝最漢化的皇室成員。

然而，由于先前李璮之亂牽扯到了許多原為忽必烈所信任之漢人官僚，原本傾心漢法的忽必烈至此逐漸轉為中道派，開始在朝中扶持善于理財?shù)陌⒑像R等回回官僚，使其與漢法派互相對立，掣肘，以便從中獲利，坐穩(wěn)江山。

而忽必烈如此行事，勢必也將一直傾心于漢法的真金算在了打擊對象之內。

然而，真金雖對漢法一片熱忱，屢斗理財派首腦，忽必烈的擋箭牌阿合馬并獲得小勝，但到底在政治上十分單純。

他不愿去想理財派為何屢斗不倒的問題，也不敢去想蟄伏在阿合馬身后的那個“龐然大物”究竟是誰。

而身處于漢法派與回回理財派其中的諸多大臣，甚至包括被形容為“益肆貪橫”、“內通貨賄，外示刑威”的阿合馬，其實都是相當無辜的，即便其中有些忽必烈時期的回回官僚確實存在貪污腐敗。

然而，究其根本，他們只不過是忽必烈想要達成帝國長治久安，廣開財源的目標的媒介而已。

而在達成這個目標時，忽必烈一直都很清楚蒙古人與回回人一直因為種群與宗教等問題未被漢人士大夫所采信——在漢人士大夫看來，他們的許多理財施政手段是極其沒有操守且骯臟至極的。

忽必烈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所以對于回回蒙古官僚的理財與施政，他也不巧加掩飾，反而將其故意暴露在漢人官僚的視野中，從而引起兩派爭斗，互相掣肘，無法再釀成威脅到其統(tǒng)治的新“李璮之亂”。

然而，凡事都是有弊有利，忽必烈如此作為，雖然穩(wěn)住了皇位，但對于從小長于漢儒群體之中，沒有祖先那么強健的體魄與心臟的真金而言，卻是極其心力交瘁的。

最后，阿合馬雖意外為漢人大臣所殺，漢法派看起來一時得勢，然而經歷了漫長爭斗，還因阿合馬之死為父親所懷疑的真金已是筋疲力盡。

而1281年2月其母昭睿順圣皇后察必去世，更是給予了這位皇太子一記重擊，大廈已是將傾了。

然而就算因為察必的死，這對深受打擊的父子不約而同的進入了人生的倒計時，但無論是忽必烈，還是真金，此刻都無法再遏制漢法派與回回理財派的傾軋與內斗來獲取片刻喘息了。

最終，真金走在了前頭。公元1285年，因漢臣請忽必烈禪位于真金事，真金為此驚懼成疾，最終在十二月十日病逝于大都，享年僅43歲。

未來，元朝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真金的死無疑深深重創(chuàng)了忽必烈，這位風燭殘年的皇帝開始暴飲暴食，以解對妻兒的思念，亦不愿理政，將大事交由南必皇后辦理，伴隨著體重的日益增長，他的思維和行動似乎愈發(fā)緩慢了。

彼時，雖然甘麻剌貴為嫡長孫，但由于其與元成宗以及元順宗都是闊闊真所生，其與元成宗亦同樣于察必皇后膝下長大，可謂并駕齊驅，所以嫡長孫的身份并沒有為其爭取到太多優(yōu)勢。

而且，由于漠北叛亂未平，為了讓后代得到歷練。

元世祖早在至元中期便遣其往漠北參與平叛，雖是戰(zhàn)功赫赫，可是另一方面也疏遠了與其母的感情，其母并不太喜歡這個長子，更喜歡能朝夕陪伴在她身邊的元成宗，這不得不說是一出母子悲劇。

然而，母親闊闊真的支持亦沒有為元成宗創(chuàng)造多少優(yōu)勢。

畢竟決策人是忽必烈，而且雖然母親不喜，但甘麻剌在漠北的平叛安民一直都做的不錯，所以忽必烈便遵從了大臣的意見，試圖給這兩位潛在的繼承人出更復雜的考題已驗證他們的能力。

于是，1287年，趁著彼時哈丹叛亂，元世祖便遣元成宗前往征討，以測試其能力；又在3年后1290年將甘麻剌封為梁王，就藩云南進行考察，同時亦將整個漠北交于元成宗，進行進一步的考察與抗壓能力測試。

元成宗自然不是等閑之輩。

雖然長于深宮，但由于甘麻剌早已出鎮(zhèn)漠北，擁有了自己的一套班底，弟弟元順宗又是個啞巴，身體虛弱，他很早便與父親留下來的那群漢蒙親信打的火熱，已經逐漸學會了招攬人心。

而在前往漠北與東北直至1292年的這五年中，元成宗不僅熟悉了軍事，培養(yǎng)起了一支從屬于自己的軍事親信集團，最大的收獲便是將父親舊臣中的領頭羊——元太祖四杰之一。

廣平王博爾術之嫡孫，同樣是萬戶那顏，御史大夫兼知樞密院事，總領杭愛山當?shù)孛晒?、色目和漢人軍隊的玉昔帖木兒收入囊中以為己用。

不僅如此，他亦與同樣在漠北平叛的滅宋元功勛臣伯顏等大將交好。

至此，他的黨羽可謂是遍布朝野，處理起各項軍政來均得心應手，遠非只掌握著一支軍事集團的甘麻剌可比。

而后來的兩都之戰(zhàn)也證明了，即便甘麻剌一系在上都擁有頗為強大的軍事實力，也是無濟于事，反倒成了嚴重影響元朝統(tǒng)治的禍害。

事已至此，誰優(yōu)誰劣已見分曉。

于是，1292年，元世祖乃命甘麻剌移鎮(zhèn)漠北，專設內史府并賜晉王金印多加慰勞。

同時，為了保證元成宗成為皇太孫后漠北不生新的動亂，甘麻剌不會心懷不軌，元世祖便遷元成宗于和林，在命其戒了酒后，此年六月，元世祖便將其父生前所用的皇太子寶印璽送與元成宗，正式冊封其為皇太孫。

然而，還沒等元成宗返回大都，忽必烈，這位統(tǒng)一中國的大帝便于1294年正月22日駕崩于大都，享年78歲。

接到爺爺去世的消息后，元成宗一刻也不敢停留，迅速率領玉昔帖木兒等人前往了漠南，占據(jù)了有利位置。

待伯顏等人到來，甘麻剌也聞訊率軍趕來后，元成宗便指示伯顏和玉昔帖木兒先發(fā)制人，逼迫長兄甘麻剌承認他皇太孫的身份。

甘麻剌自然知道元世祖已將皇太子寶授予元成宗，然而同樣手握重兵的他并不服氣，遂將希望寄托在蒙古人從前推選大汗的庫里臺大會上，與元成宗相約在大會上當著各位宗親的面背誦祖宗寶訓，先背完者為帝。

然而甘麻剌此舉真可謂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他雖知有祖宗寶訓，但這些年征戰(zhàn)在外，出鎮(zhèn)云南，并沒有時間去復習祖宗之言。

所以，到了競賽當天，他竟然背的磕磕巴巴，在各位宗親的面前出盡了洋相！競賽自然是失敗了。

最終，四月十四日，元成宗到達上都，從母親手中接過了玉璽，在十六日接受了諸王宗親與文武百官的朝拜，繼位于上都大安閣，改元元貞。

然而，繼位之后的元成宗就可以從此高枕無憂了么？

02 成宗施政，堪堪守成

時間與朝廷很快給元成宗出了個新難題。

在繼位還未滿一年時，滅宋的元功大臣伯顏便于1295年1月病卒于知樞密院事上，享年59歲。

打擊很快接踵而至。由于擔心玉昔帖木兒本就握有大權，今又加此從龍之功會在大都居功自傲自成一派，成為阻撓自己施政的新勢力，加之甘麻剌與那些還未消滅的叛王依舊需要警惕，于是，在繼位后，元成宗便將玉昔帖木兒封為太師，并讓他依舊出鎮(zhèn)漠北。

然而在伯顏去世的同年，玉昔帖木兒也在返回大都商討邊事時因舟車勞頓，積勞成疾，死在了大都，年僅53歲，比伯顏更為年輕。

在扼腕嘆息的同時，元成宗遂下定決心要親自總攬朝政，并更加倚重父親的舊臣平章不忽木，授其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并提拔段貞為平章，接替不忽木。

其時，由于叛王仍未完全剿滅，又要防備甘麻剌等宗王勢力過大。

元成宗便讓其母聘請漢儒李孟對當時早已于1292年去世的兄弟元順宗的兩個兒子，即元武宗與元仁宗多加教養(yǎng)，以期在他們心中培養(yǎng)對其的忠誠，隨即又將女兒嫁給駙馬兼表親闊里吉思，命其前往漠北參與平叛。

隨后，由于闊里吉思被篤哇所擒，元成宗便借著這個由頭，以勞師無功為由將叔父寧遠王闊闊出解除兵權，命其返回大都，以元太祖岳父德薛禪之孫，親信濟寧王蠻子臺輔佐元武宗出鎮(zhèn)漠北。

此為削藩之始。

隨后，宗王阿難答等人又懷吞并地方之心向元成宗請設王相府，元成宗不許，而對于親信蠻子臺，元成宗亦沒有忘記敲打，經常將御史臺彈劾他的不法情節(jié)交給他看，予以震懾。

而對于同是叔父的西平王奧魯赤，由于其封地在青海松多，去大都遠甚，不便監(jiān)視，元成宗便命其駐于上都，將其置于眼皮子底下。

同時為了起到拱衛(wèi)大都的作用，元成宗還將諸王出伯所統(tǒng)探馬赤紅祆軍各千人隸其麾下，而這也是對其余諸王的削弱。

除此之外，對于長兄晉王甘麻剌，元成宗則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態(tài)度，直至公元1302年2月8日甘麻剌去世，元成宗給予其賞賜不過秫米五百石，在其生前更是撤換其內史府的官員用以監(jiān)視其行，在其死后更是取消了內史府，封存了其王印。

而對于其領地民眾遇上饑荒，元成宗也只做表面功夫，只賜鈔，及銀帛有差，而不直接賑濟以糧食，避免甘麻剌將其偷偷收集，中飽私囊。

由于當時叛亂仍頻，諸叛王依舊在草原上神出鬼沒，百姓被襲擾的已是流離失所，一貧如洗，又何談商業(yè)呢？鈔票和銀帛自是無法流通，或是只能極少流通。

于是為了活命，百姓不得不背井離鄉(xiāng)前往漢地謀生，甘麻剌的勢力因此也被削弱了；然而由于其愛做佛事，崇尚浮屠，每年在這上面花費的錢財更是不可勝計。

這是為第二輪削藩。

在做完這些之后，大德七年，1303年，元成宗便將目光放在了海都死后，與察合臺可汗篤哇一同前來歸順的海都之子，窩闊臺汗國可汗察八兒身上。

彼時，由于察八兒不如其父海都在察合臺系和窩闊臺系中的威望，窩闊臺汗國已走向分裂。

為了近一步削弱察八兒的實力，1304年，元成宗暗中支持篤哇攻打察八兒，同時又指示海山夾擊察八兒，最終將其國滅亡，漠北祖先之地戰(zhàn)亂多年的局面終于得到了徹底肅清。

在得知元朝會同察合臺汗國滅亡窩闊臺汗國后，金帳與伊爾等汗國旋即在元成宗的斡旋下互相達成和議。

自1260年阿里不哥與忽必烈爭位后多年封閉的古絲綢之路至此終于重新煥發(fā)了生機，而元朝的宗主地位也正式為其他汗國承認，蒙古治下的國際和平終于勉強到來了。

除了通過權術與外交斡旋來消弭戰(zhàn)亂，達成削藩目的之余，對于懲治貪腐，賑濟百姓，官員遴選元成宗亦是頗為上心。

早在1294年6月剛繼位時，元成宗便下召免除了全國本年的俸鈔，白銀以及地稅還有部分地區(qū)當年的一半夏稅。

除此之外，在第二年與第三年，元成宗不僅下詔停止了全國一切的工程建設，同時再度普免百姓1295年5月以前積欠的錢糧，還在第三年，1296年的正月免除了忽剌出千戶所部的屯夫輸租，還要求權貴豪紳繳納各自隱匿的江南田租。

到了1298年6月時，元成宗更是廢除了江南地區(qū)的科夏稅，又在7月黃河決堤時給受災嚴重的歸德等縣免去田租一年，并派員治河，還減免了所有受災郡縣的當年田租十分之三，家里人丁稀少或是老弱病殘?zhí)嗟拿駪魟t予以免除三年差稅，并又停止了當年一切土木工程。

除了上述所言，為了重振經濟，節(jié)約錢財，元成宗所做的最大努力還有罷征日本與安南。

然而，由于后期撣族舉事，推翻了元朝附庸的蒲甘王朝，又與東南亞許多國家串通，元成宗亦有開邊之心，遂興兵討之，這項努力也就此化為烏有，直至貴州西北因官軍沿途騷擾釀成民變后，元成宗才幡然醒悟。

隨即，他又在1304年免除災民差稅一至三年不等；

同時由于江南佃戶田租依然過重，元成宗便在過去減免十分之三的基礎上再減免十分之二，并且永為定例，同時開放山河湖泊任民取用，還命宗教勢力為屬下的商人繳納租稅。

而在賑濟之余，元成宗亦深知百姓的貧困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便是來源于官員貪腐，他下令天下官員體恤百姓，并減少刑罰，還在江南朱清等貪污賄賂案與轉運司官員欺隱奸詐案中銳意整頓吏治，同時嚴禁諸王擅自插手地方官員遴選與吏治，凡有違反之人便立刻遣使將其捉拿。

因此，光是在江南朱清等貪污賄賂案中，元成宗便罷免貪官污吏一萬余人，查出贓款一萬余錠，審理冤案五千多件。

面對如此驚人的貪官數(shù)量，元成宗隨即下旨要求中書省臣約束下官，凡對公事敷衍塞責之人即處以笞刑，又將對貪贓罪的處理改為罪加三等，從重處置。

除此之外，由于彼時倭寇襲擾沿海已經日益嚴重，元成宗亦在定海一帶設置千戶所，并令探馬赤軍與江南水手相互教習，以防備海寇侵擾東南沿海。

03 后記：無可奈何的頑疾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為了維持其統(tǒng)治，開源節(jié)流，鑄成守成之局，元成宗做了很多很多努力，其中許多努力可謂優(yōu)秀，頗有明君與其父真金之風。

而其人能順利繼位并最終在皇位上安穩(wěn)去世的緣故，總結起來便是早在繼位之前，其便通過各種渠道深諳權術與政務，在身邊云集了大批能文能武，擔任要職的親信，繼位后對于宗王的警惕與削藩也做得較好，遠非建文帝可比。

而在這些優(yōu)秀的手段與努力之下，恢復道教典籍與冊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則顯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然而，這些努力固然是優(yōu)秀的；對于元朝的作用而言，亦是有限的。

元成宗的弊政亦有很多，首先便是上文中所敘用兵西南之事，對于親信大臣，元成宗與從前元朝諸帝一樣存在著濫增賞賜的毛病，一度使得國庫向之所儲，散之殆盡，歲入之數(shù)，不支半歲，中統(tǒng)鈔亦因此貶值。

除此之外，由于年紀輕輕便開始操勞國事與軍事，繁重的政事極大的損害了他的健康與精力，致使其大德六年，即1302年便開始連年患病，幾乎不能視事，所生德壽太子也身體不好，早早夭折。

此亦導致了那些貪官污吏雖被大力懲處，可很快又卷土重來，特別是云集在皇后卜魯罕身邊的回回大臣，他們促使著皇后參與，操控朝政，最終釀成了后世的阿難答之亂。

而在這些一系列的隱患與弊政當中，其實江南的包稅制與那些未被忽必烈清算的，南宋遺留下來的貪官污吏才是元朝最大的隱患。

所謂包稅，是指國家將某一種捐稅按一定數(shù)額包給私人或團體征收的制度，由于國家向承包人授予征稅的權力，自行確定征稅辦法，從而為包稅人敲詐勒索大開方便之門。

而由于元朝統(tǒng)治者的注意力經常在同室操戈與爭權奪利之上，所以，往往江南的包稅便由那些遺留下來的宋朝貪官污吏，地主豪紳承包。

對上，他們與元朝統(tǒng)治階層串通一氣，勢力盤根錯節(jié)，對下，他們肆意欺壓百姓，橫征暴斂，倘若遷延日久，其勢力便越發(fā)鞏固，極難整治，不可謂不是忽必烈留下的頑疾。

而這，便是元成宗屢屢減免江南田租，田租卻依舊過重的最深層次緣故；同樣，這群故宋的貪官污吏也是導致元末紅巾軍起義與朱元璋起義的根源之一。

最終，公元1307年2月10日，大德十一年，帶著諸多未竟的遺憾，元成宗駕崩于大都，年僅4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