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封建，近日發(fā)現有人基于“封建制即為層層分封土地進行統(tǒng)治”的“封建制”定義，而認為封建制度僅為歐洲近代以前的制度，而中國地區(qū)由于其“君主專制中央集權”之特點而應當排除在外。 如果僅以此定義而言，則秦確立郡縣制以后的中國地區(qū)歷史似乎確實不能作為“封建歷史”計算。但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這段歷史仍然存在，我們仍然需要稱呼它，定義它，研究它。另外，去除“封建制”這頂帽子并沒有從道德上“洗白”這段歷史的意義。因而，我們明晰了一個結果，即我們有且僅有兩個辦法解決。 1，重新定義，命名以及闡釋近代中國以前的歷史（尤其針對秦后“非傳統(tǒng)封建制”的歷史） 2，重新定義“封建”以達到可以包容世界在近代（工業(yè)資本主義）以前，奴隸制以后的歷史（此處的“近代”“以前”強調以經濟基礎為核心的"時代先進性"，而非時間先后） 由于第一種方法本人并不感興趣，故選取第二點略作闡述。 一，”廣義封建制“可行性來源概述 由于東西方主要文明在工業(yè)文明以前主要維持農耕（特指自耕農，雇農而非工業(yè)化資本雇傭勞動）經濟，這樣的經濟基礎具有高度相似性，故而我們有理由依據唯物史觀推斷，雙方的社會也存在本質上的相似性甚至在最底層具有一致性的可能。此處略作解釋，這里強調的是“相似性”而非制度本身的名稱，畢竟命名的重要性相對而言較低。 二，相似性概述基于上述可行性推斷，相似性來源應為經濟基礎，故而本人認為應當優(yōu)先考慮，古代農業(yè)生產特點導致的結果，并套用至東西兩地考察相似性。 1，具體而言，古代農業(yè)生產的生產資料是什么，（依照重要性）土地，人口，農具（包括一些牲畜）。談到生產資料（此處人口抽象為生產資料，主觀并無漠視人命的意思），就要談人，也就是誰占有生產資料。之后，必然就產生另一個話題，有人占有生產資料，有人不占有。這時我們將推導至經濟基礎的最基礎的成果，也就是，從什么人對什么物的占有，就決定了什么人對什么人的支配。這一點帶入古代農業(yè)社會，就是，人對土地為首的生產資料的占有情況，決定了這個人是支配者還是受支配者。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在這里的推導中我們可沒有帶入政治體系，也就是說這種”支配關系“本身是直接由生產關系決定的，而生產關系是生產力水平的自然發(fā)展結果，是人類組織形式的基礎，而非反過來由政治所決定（有人會提反作用，但反作用不代表因果倒置）。這一點對防止在之后的推導中被混淆很重要。

基于上述推導結論，我們開始帶入東西方。 2，首先是西方。西方看起來最容易理解，封建領主獲得土地，支配自己治下的土地，也就是生產資料，從而支配人。但是我需要補充一點，很多人可能會在這里忽略教會的土地以及教會對當地人的支配，也就是說，西方的分封，其名義上的依據與手段是多樣的。我提這一點不是為了揪細節(jié)，而是為了說明”分封“的依據與手段在這里是作為”廣義分封制“本身的內在特點以及分封制的內在多樣性來討論的，而不是作為分封制本身區(qū)別于其它制度的關鍵。大白話就是，

靠什么來分封本身不改變分封的本質，本質還是扎根于1的推導。

3，把目光放到東方。其實基于1 的推導，我們很快可以戳破”君主專制中央集權“這句話的實質，其實質是形而上的對于政治體制的概括而非細節(jié)描述。說白了就是這八個字只是相對于西方而言的，政治上的特點，但實際上不能理解成”這塊地方皇帝全由說了算“。為什么呢？很簡單，我們只要套用1 的推導結果就好了，皇帝假設實際控制全國的人，那么條件就是他是惟一的生產資料擁有者，支配所有人。然而我們都知道這是錯誤的，盡管名義上”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更不用提實際上就有”皇權不下鄉(xiāng)“這樣的事實。）這里如果有人要說”確實都是皇帝的土地，因為君主專制“那就犯了我強調的因果倒置的謬誤了。 那么換言之，就是中國地區(qū)有皇帝以外的人擁有這種”支配人的權力“咯？那我們就要細談了。首先，權力一定存在，那么它是什么層面的，是僅僅停留在社會實際的層面，還是進行政治層面的肯定了呢？又是依據什么在哪幾類人手里掌握呢？ 通過歷史，我們不難找到一些現象。 首先是藩王，這是最容易想到的，在一些歷史時期內的確擁有對當地的生產資料和人的支配，比如稅收，比如軍隊。 但是我們不能只考慮藩王，道理很簡單：藩王不夠”基層“。而這種支配關系是由底層開始的，來自最小的地主支配個體農戶的，藩王這么”高層次“一定不能是全部。那么還有什么呢？宗族，這也容易想到，一來最基層，大家族支配農田么，士紳壓榨和兼并么，最耳熟能詳，也是至今影響深遠，離我們很近。 可是藩王太”高“，宗族太”基層“，中間有什么聯系環(huán)節(jié)嗎？官僚。很多人可能會詫異，官僚？那不是皇帝任命？不正好是集權的體現？再說官僚可是靠科舉的，是階層交流的吧？首先，各朝各代”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概率多大？畢竟脫產讀書是需要資產的（就光考察當代的教育以及信息壟斷，也不敢說階層流動吧？）其次，這就涉及我在2中說的了，分封的方式不改變分封的本質。官僚名義上是皇帝的權力延申，可是各朝各代在層級間所謂的”官場政治“難道不是一種程度的自治嗎？欺上瞞下，貪污腐敗，各自圈地，黨同伐異，地主掛靠功名來減免賦稅。這種社會現象如果要解釋為”偶然“或者”人性“的結果，未免太牽強附會，我認為這不是什么偶然，這就是社會的必然。因為經濟基礎帶來”分封“，也就是說人對生產資料的各自占有決定了各個層級分別支配一部分人，而非上層支配全部?？墒枪倭旁谡螌用?，即明面上又不能自治，那結果就是官場政治。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官場政治與明面上的君主專制的差異，可以反過來映證我們的一個結論，即社會權力（人支配人的權力）不是由政治體制帶來的，而是生產方式帶來的。即便政治上不給予認可，實際上也一定會在事實上成立。 4，另一個相似點是什么呢，就是專制的發(fā)展。盡管農業(yè)生產不被工業(yè)生產替代，也就是”質“不發(fā)生改變，但政治上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的支配權在歷史上都不約而同的發(fā)展，也就是”量“的積累。在西方，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之前曾有過”專制主義高峰“。而在東方體現為，僧侶，藩王這類自治度較高的”分封“逐漸被更多諸如官僚這類自治度低的分封所取代，宏觀上也有滅佛，八股，文字獄之類事件作為體現。 三，關于各地在”廣義封建制“之下 的差異性 這一點實在很難討論原因，從文化上，生產方式上甚至需要從史前開始推導，沒有精力做 總結 把各地的近代以前，奴隸制以后的歷史納入統(tǒng)一的”廣義封建歷史“是具有可行性的，主要來自于"人是否占有生產資料決定人是否被支配"這個結論。而二者的相似性體現在，人對人的支配權都在實際上以多層級的形式，被很多人而非單獨個體所掌握，盡管在程度，”分封方式“以及是否在政治層面被承認，這幾點上有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