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出一孔首先出自于春秋時的管仲?！豆茏印睢酚涊d道：“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yǎng)，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后來該理論被商鞅所繼承，他說：“利出一孔，其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強，亂則弱。”它實際是在講財富的流出渠道，或者說民間財富的獲取渠道問題，其來源一定要單一，不然就會亡國。如果一個人的榮辱與貧賤都由君主決定，人才會視君主如日月神明、視之如父母。也就是說，利出一孔從一開始就不是個單純的經(jīng)濟政策，而是將控制財富與控制人身綁定。更嚴重些說，這就是對私有財產(chǎn)的踐踏。朝廷利出一孔，也從反面證明了財產(chǎn)即自由的正確性：“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chǎn)者，而且對無產(chǎn)者也是一樣。（出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脫離地理環(huán)境與社會環(huán)境去談利出一孔，無異于刻舟求劍、緣木求魚。

首先，就地理環(huán)境而言，我國是典型的大河文明，文明區(qū)域多集中于平原。諸侯國之間并沒有受到山脈、河流、海洋的隔絕，這非常有利于大一統(tǒng)。而我國在1840年之前也幾乎沒有外界文明實質上的侵略，使得敵對力量絕大多數(shù)時間除了游牧民族，就是自己人。春秋戰(zhàn)國時的環(huán)境正是如此，分封制下諸侯的膨脹帶來了分裂，而人們一陷入戰(zhàn)亂本能就會渴望統(tǒng)一，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諸侯國從春秋時的數(shù)百吞并到戰(zhàn)國時的七雄。

就社會環(huán)境而言，諸子百家迎合時勢也提出了各自的統(tǒng)一主張，除了最為積極的法家，孟子說：“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墨子說：“選擇天下賢良圣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莊子也說：“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天下”成了那個時代最流行的觀念。

但諸子百家們偏偏忽略了一個最為關鍵的前提——要想在戰(zhàn)亂年代讓自己的才華派上用場，首先要幫助君主們他們在戰(zhàn)爭中取勝。戰(zhàn)爭不是講仁義道德的地方，只要能夠富國強兵，君主們更青睞于不擇手段。歷史評價商鞅變法是當時最為徹底的變法，它在掙脫舊制度上確實最為徹底，因為舊制度的殘余還在約束君主，不能為所欲為，君主掙脫枷鎖就可以更方便地榨取資源。戰(zhàn)國是個完全禮崩樂壞的變革時代，大家都在變法，你不變法，就會在與其他諸侯國的戰(zhàn)爭中失敗。利出一孔理論應運而生，戰(zhàn)爭，比的就是誰榨取資源的能力更強。

底層想要榮華富貴、實現(xiàn)階級攀升，正常情況下應該是有多種渠道。如果一個人有三寸不爛之舌，那他可以游說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張；如果他身強體壯武藝高強，那他可以參軍去建功立業(yè)；如果他頭腦聰慧卻又覺得廟堂之上危機四伏，急流勇退也不失為一陶朱公；如果在本鄉(xiāng)本土自覺生存不下去，還可以改換門庭，這一點在同時代的希臘城邦非常普遍，當城邦的資源不足以供養(yǎng)那么多的人口時，公民自愿去海外殖民是習以為常的事。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周朝下的世卿世祿制以及階級固化當然要被時代所淘汰，但它有一點對我們不是完全有害，那便是邊界意識。貴族與平民之間有嚴格的界限，平民自知上升無望就鮮有人再去千方百計進入廟堂，而是選擇其他的行業(yè)發(fā)家致富。統(tǒng)治者剝削他們一般也就是多征稅，不會輕易干涉他們的生活方式。但若有與民爭利者如周厲王，貴族也會群起反對。大夫芮良夫就勸諫道：“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他認為周厲王貴為天子卻還要壟斷山澤之利，把平民賴以為生的財路都要奪走，周朝必定衰敗。

而利出一孔鄙人之所以說充滿了欺騙，就在于它披著給底層上升空間的外衣，行與民爭利之實。經(jīng)濟上是打著抑制豪強的旗號對所有人無差別盤剝，前文已提及：重新審視“算緡告緡”? ??重農(nóng)抑商背后的馭人之術，是“重視”商業(yè)，本文則另外談一談上升空間的問題。世卿世祿制被時代所淘汰，但淘汰它的，還是一個惡制。它確實給了底層上升的通道，但它只給了一條，且以后也只給一條。

唐《通典》引用了商鞅對秦孝公的游說：“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秦孝公因此下令非戰(zhàn)非農(nóng)，不得爵位，即所謂的軍功爵制。除此之外，再無出人頭地的可能，實際上途徑也就只有一條——當兵，種糧食怎么可能發(fā)財呢？這也是我們一以貫之高度評價商鞅變法的主要依據(jù)，即打破了舊貴族的特權，也是秦最終能統(tǒng)一六國的基礎。雖說這是犧牲路上必須的代價，但我們身為平民，頭腦正常的都不會選擇歌頌強制把我們拉上戰(zhàn)場的人，更不會以自己是個炮灰為榮。即使我們愿意參軍，即使我們能殺敵拿到爵位和土地，但場場血戰(zhàn)下來我們能活著享受富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商鞅顯然不關心也不擔憂這個問題，他認為“利出于地，則民盡力；名出于戰(zhàn)，則民致死。”只要把財富的來源限制在農(nóng)業(yè)上，那么百姓就會盡力勞作；只要把爵位的來源限制在戰(zhàn)場上，那么百姓就會悍不畏死。百姓悍不畏死，敵人自然就會被打敗，而君主只需坐享其成“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商鞅最后淪落個車裂的下場，除了他喧賓奪主想要將舊貴族們逼向絕路，還在于他的論調過于露骨，毫不掩飾地將君主想要的東西說了出來。殊不知君主也是要聲譽的，操其術而恒諱其跡，不可能把見不得人的放到明面去干。軍功爵制雖然也被時代淘汰，但利出一孔的精神被延續(xù)下來，君主所做的不過是換種名目讓其繼續(xù)登場。

影響最深遠的還是要屬科舉制。從階級攀升的角度來講，科舉制與軍功爵制有所類似，讓讀書人們認為只要十年寒窗苦讀，就能進入廟堂一展才華，實現(xiàn)“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婆e制的偉大意義自不必談，公平考試的精神人所共知。但它同樣具有欺騙性，科舉制盡管是我國最重要的選官制度，但相當一大部分人可以通過恩蔭等特權獲得高位，而無需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鄙人在這里引用齊陳駿先生《唐代的科舉與入仕》的統(tǒng)計：“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總數(shù)是19000人，而每30年科舉出身的是3100人。我們將這3100人全部都算作入仕為官的，那么，科舉出身的官僚也僅占整個官僚集團16%，另外80%多都是非科舉出身的人。如果我們將胥吏包括在內，則科舉出身的連占1%也不到了。”商鞅身死的教訓就是軍功爵制對貴族集團不留任何活路，有鑒于此，皇帝就不會讓科舉出身的士人獨占朝堂（盡管皇帝青睞他們），而是通過恩蔭、舉薦、監(jiān)生入仕等多種途徑與舊權貴達到大體平衡。而且皇帝也發(fā)現(xiàn)，如此做法付出的政治成本反而更低，不會引起激烈的反對與動蕩，獲得的收益卻是相當可觀：皇帝只要開那么一個小口，天下英雄就爭相進入彀中。歷代通過科舉入仕比例相對較高的也就數(shù)明朝了，一是科舉制的完善、二是能滿足朝廷需要的讀書人遠非隋唐可比、三就是后來的清朝又將統(tǒng)治權牢牢掌控在滿清貴族的手中，讀書人中只有極少數(shù)人能實現(xiàn)或部分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對絕大多數(shù)人來說都是拿一生作賭注的騙局。

唐德宗年間的禮部員外郎沈既濟針砭時弊寫了一篇《選舉論》，痛陳四大弊端：“入仕之門太多，代胄之家太優(yōu)，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這很精準地指出了利出一孔的本質問題。

1.入仕之門太多。沈既濟在第一點上也引用了管仲利出一孔的理論，讀書人看問題相對比較純粹，他說：“祿利所出數(shù)十百孔，故人多歧心，疏瀉漏失而不可轄也。”顯然是與皇帝的意思相左。所謂利出一孔，只是針對底層，而皇帝則會依據(jù)當時環(huán)境的需要靈活調整。但后面的內容他說得非常到位：“入仕者多，則農(nóng)工益少，農(nóng)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意思是說爭相入仕的人已經(jīng)多到勞動力出現(xiàn)問題，從事農(nóng)業(yè)和工商業(yè)的人越來越少，最終帶來經(jīng)濟上的蕭條。

2.代胄之家太優(yōu)。后面三點可以說是第一點的解釋，解釋入仕之人為什么會這么多的問題。沈既濟在第二點提到入仕者不僅本人享受榮華富貴，還能惠及子孫：”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這句話雖然是在說九品中正制，但官宦子弟比尋常百姓家的天生就享有各自優(yōu)越的特權，這從來沒有變過。

3.祿利之資太厚。第三點就更顧名思義了，讀書人寒窗苦讀的最大動力，因為科舉制的回報就是榮華富貴。不過沈既濟在此之上更指出了利出一孔帶來更深層的危害：“乃撞鐘鼓，樹臺榭，以極其歡；而農(nóng)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養(yǎng)。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chen）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夫上之奉養(yǎng)也厚，則下之征斂也重。養(yǎng)厚則上覬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趣上，構奸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入仕者的養(yǎng)尊處優(yōu)自不必說，這里在講一個價值觀的問題——“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通過科舉考試進入廟堂的才是成功者，如羽化登仙；反之就什么也不是，活著就沒有價值可言，有如跌入深淵。也因為利出一孔，人們發(fā)現(xiàn)只有參加科舉才有前途，因此不論良莠不齊都去走科舉這條路，朝廷內部不可避免地就會出現(xiàn)奸詐之徒。

4.督責之令太薄。第四點我個人抱有爭議，因為在古代為官的風險也不小，比如我就不贊同文中所說“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仆馬肥腯，而偃仰乎士林之間。”有罪被罷免還能全身而退繼續(xù)當富家翁的官僚永遠都是少數(shù)，被抄家被族滅的才是常態(tài)，只是它帶來的回報太過豐厚令讀書人們鋌而走險。我想沈既濟說的核心意思應該是對督責與利益之間嚴重失衡，導致入仕者普遍抱著撈一把的心態(tài)，先在任上享受再說，享受過了哪怕是死也無怨無悔。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為巨害，至死不黜。

我們本不該用現(xiàn)代的價值觀代入到歷史，但如果歷史上的事情在如今依舊存在，我們如此評判就是合理的，因為人最基本的價值觀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在利出一孔面前，我寧愿不在那條“窄門”擠破頭。人生，有許多的快樂可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