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歷史是以人為主角在演繹各種事情，但在古代，地理環(huán)境對于歷史走向的影響其實極大，而又容易被忽視。聊說三件事：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華夷之爭，尤其以漢初與匈奴的戰(zhàn)爭為例，說穿了是農(nóng)耕和游牧兩種生活方式的矛盾。

而之所以有文化上的差異，正是地理特點造成的。

中原水土資源好，利于耕種。老百姓守著一塊耕地，祖祖輩輩靠上面生產(chǎn)出來的糧食吃飯。所以在中原，百姓要的是“安居樂業(yè)”，安居就是安定地居住，又“安全”又“固定”，樂業(yè)，就是能夠穩(wěn)定地進行耕種、紡織這些和基本生活相關(guān)的工作。

在中原人的文化基因里，除非發(fā)生災(zāi)難或升遷，否則是不會輕易離開自己的故鄉(xiāng)的。“背井離鄉(xiāng)”是一個悲慘的詞匯。

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因為地理原因，只能選擇追逐水草茂盛的地方，放馬牧羊，他們慣于遷徙，慣于在物資缺乏的時候?qū)χ苓呥M行掠奪。

而在兩種生活方式交界的地方，就成了沖突的主要地帶，兩種不同地理特點造成的文化差異，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在進行著殘酷的磨合。

把視角稍微收縮一些，來看黃河下游的山東地區(qū)，這里是歷史上黃河改道的主要受災(zāi)區(qū)域之一。

洪水對于農(nóng)民來說是滅頂之災(zāi)，如上所說，他們世代生活都依賴農(nóng)田，住也祖祖輩輩住在農(nóng)田旁邊。

水一來，田沒了，房子也沒了?！鞍簿訕窐I(yè)”的最基本夢想全毀了。沒得住還能將就，但沒糧食吃，不想餓死就只能聚眾打劫。

所以山東地區(qū)是歷史上農(nóng)民起義最頻繁的。西漢末年，王莽曾經(jīng)出于理想主義，推行他的復(fù)古改制。

雖然動搖了一些地主階級的利益，但只要底層牢固，其實還能將就。很不幸，連續(xù)發(fā)生了兩次黃河大改道。

山東的農(nóng)民大批量的集合起來，成為流動的大規(guī)模軍隊，直到被劉秀之類的地主階級收編利用，終于徹底摧毀了王莽的理想。

假如不是遇到黃河改道，也許前半生個人修養(yǎng)一直是模范的王莽，能在不同的歷史走向中獲得另一種后世評價。

最后說到地理的一個小問題：道路。

現(xiàn)代人可能容易缺乏一種直觀的感受，即在古代，其實道路是一種相當(dāng)稀缺的交通資源。

我們現(xiàn)在去一個城市，可以走高速、走國道、省道、走普通馬路，只要你愿意，能有幾十種不同的走法。

但是在古代，城與城之間的道路一來沒有那么多、二來也不是那么好走。特別是行軍打仗，往往就只有一條路可走。

在行軍過程中，輜重的運輸通常是靠車，這時一些狹窄的、險隘、狀況差的路，就無法通行。

所以讀古代兵事，常常驚奇于一些謀士，怎么就能料事如神，算到敵人從哪里來，甚至提前做出安排。

的確聰明是一方面，其實另一方面，敵軍長途跋涉帶著輜重能通行的路其實非常有限。

魏延在給諸葛亮出子午谷奇謀，打算偷襲長安時，很重要的一個細節(jié)就是讓士兵自己背著少量的口糧，從子午谷抄近路。

為什么要自己背口糧，正是因為子午谷狹窄到根本無法行車運輸。用現(xiàn)代眼光看，魏延就是打算派一只敢死隊，打下長安有飯吃，打不贏就死路一條。

常規(guī)行軍不可能選擇這條道路，目的就是出其不意。

地理是暗中影響歷史走向的一個因素，尤其是讀古代史，不可不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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