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書作者及其學術背景

“依附論”創(chuàng)立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于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概念，阿明認為，歐洲中心主義是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tài)，其通過提出一條文化發(fā)展的單一路線來否認中心和邊緣之間的全球劃分；它將現代性描述為資本主義“自然”的沖動，并使被視為這些特征的例證的歐洲成為唯一的普遍文化。詹姆斯·布勞特（James Blaut）是借鑒“依附論”進而對“歐洲中心主義”展開批判的著名學者之一。其著作《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是其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代表作之一。2000年他又出版了《八位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家》這部著作，在這部書中，作者對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林恩·懷特（Lynn White）、米歇爾·曼（Michael Mann）、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等“歐洲中心主義”史家進行了批判。例如，作者肯定歐洲人傳播的疾病是使得美洲土著人變得毫無抵抗力、進而被征服的主要原因，但同時，作者批判戴蒙德的觀點是“歐洲環(huán)境主義”。

1981年，埃里克·瓊斯（Eric Jones）出版了其著作《歐洲奇跡：歐洲和亞洲歷史上的環(huán)境、經濟和地緣政治》，掀起了史學界對“歐洲奇跡”（The Europe Miracle）的思考，布勞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中重點就瓊斯的觀點進行了批判。1996年，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首次提出了“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一詞，彭慕蘭（Pomeranz）在其2000年出版的著作《大分流：中國、歐洲和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使用了這個概念。在此之后，“大分流”與“歐洲奇跡”的含義接近，但都有“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布勞特撰寫完前兩部著作后，本還想撰寫一部批判“歐洲中心主義”的著作，但他于2000年11月去世。

“歐洲中心主義”是隨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發(fā)展形成的一種虛構的、普世性的歷史觀和意識形態(tài)，該理論認為，歐洲文明是自己崛起的；歐洲有著極強的優(yōu)勢性、有著相對于其他地區(qū)的“文明”和“優(yōu)勢”；歐洲處于世界歷史的中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世界迎來了民族主義高漲的時代，眾多第三世界國家獨立，殖民體系崩潰。第三世界國家的史學界開始思考如何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后殖民主義史學誕生了。布勞特的這部著作明顯受到了包括后殖民主義史學在內的影響。

二、本書主要內容與主要觀點

本書主要由五章組成。第一章考察了作者稱之為“歐洲中心傳播主義”的歷史起源、結構、與社會關系及歷史演變；第二章作者具體闡述了“歐洲神話”的制造者和具體內容，從生物學角度、環(huán)境分析角度、“理性”角度、技術角度和社會角度進行了分析；第三章作者考察了1492年前的世界狀況，意在說明1492年之前歐洲沒有相對于非洲、亞洲等大陸的相對優(yōu)勢；第四章作者分析了1492年之后至17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提出了“定心”的概念；最后一章作者進行了總結，并指出“這本書本身是一篇序言：是對一種嚴重心靈疾病的研究、處方和治療的序言?！?span id="s0sssss00s" class="font-size-12">[ [美]詹姆斯·布勞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譚榮根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273頁。]

在第一章開頭作者便指出：“本書寫作的目的在于破除關于當代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的一種強而有力的信仰?！?span id="s0sssss00s" class="font-size-12">[ 同上，第1頁。]這一信仰便是歐洲文明有著獨特歷史優(yōu)越性，這種信仰認為世界有一個永久的中心和一個永久的外圍：一個內圈，一個外圈。歐洲永遠處于內圈，其他世界則是外圈。內圈永遠比外圈優(yōu)越。這是一種文化傳播論，其信條是“歐洲自身崛起論”?？v觀歐洲教科書上所寫的歷史，會發(fā)現至今仍有優(yōu)越論的影響。歐洲在該理論下相當于處在一個“時間隧道”之中，“這個時間隧道的墻壁形象地說就是大歐洲的空間邊界。所謂歷史就是順著歐洲時間隧道的時間向后看或向下看。”[ 同上，第5頁。]而墻外的事件看起來像石頭一樣堅硬，沒有任何變化。這就產生了“歐洲中心傳播主義”的幾個經典命題?！皻W洲中心傳播主義”是歐洲中心主義與文化傳播主義的結合，歐洲中心傳播主義就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文化傳播主義者則支持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并把它賦予了傳播學上的含義，使之更加合理化了。從歐洲中心主義的演變來看，可以分為經典文化傳播主義和現代文化傳播主義。經典文化傳播主義盛行于19世紀，是殖民擴張的結果，其理論與種族主義和宗教夾雜在一起；現代文化傳播主義依然有著經典文化傳播主義的內核，只不過面臨殖民體系的解體其改換了形式，成為了“現代化”理論，其仍然認為“內層”和“外層”有不同的文化性質。從與人群關系來看，“歐洲中心傳播主義”有著一個同質化的歐洲上層，其實際上是為“歐洲上層利益而生成的一個單一的信仰體系”，這種信仰的目的就是使殖民主義合理化，維持平衡。這就闡述了作者的基本理論與“殖民者的世界模式”的含義。

進入第二章，作者深入分析了“歐洲奇跡”的制造者以及其包含的主要內容，并進行了批判。作者首先討論了近幾十年來歷史學家對“歐洲奇跡”的論證，他指出，現代化理論主張過去使歐洲具有優(yōu)越性的因素現在可以傳播到歐洲以外，使那里的世界趕上來。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大批學者補充完善這種理論，主要代表有羅斯托（Walter Rostow）的《經濟發(fā)展的階段》。同時，隨著殖民體系的崩潰，加之歐洲史學的多樣化，出現了第三世界史學家與一些歐洲史學家共同批判關于現代化的理論，這以杜波依斯（Du Bois）、阿明和范羅伊爾為代表。然后，作者從生物學、社會學等多個層面詳細闡釋了“歐洲奇跡”的主要觀點。從生物學角度來看，“歐洲奇跡”論者認為，歐洲人有著天生的優(yōu)良基因，非歐洲人的基因是有缺陷的，20世紀中后期，又發(fā)展出了一種“文化種族主義”。同時，歐洲人有“理性”可以控制自己的人口增長，無論是宗教，還是理性都驅使著他們這么做，將人口保持適當的規(guī)?？梢砸?guī)避人口陷阱，從而避免無限消耗資源，將資源投入到發(fā)展中。從自然環(huán)境條件上看，“歐洲奇跡”論者認為，“糟糕的熱帶非洲”不僅環(huán)境惡劣、土壤無法輪種，而且傳播大量疾病，是不可能產生文明的；“干旱的、獨裁的亞洲”不僅社會內在缺少變化、人民缺乏自由，而且已經停滯，人民只能通過歐洲人加以教育才可以開化，這種社會形式決定了亞洲不可能單獨走向現代化。與之相比，“溫和的歐洲”既有肥沃土壤、“角和海灣”等優(yōu)越條件，又有充滿創(chuàng)造力的“理性”而“自由”的人民，自然就應該掌握人類歷史前進的方向。從技術與社會角度看，“歐洲奇跡”論者認為，一切先進科學技術都是歐洲人發(fā)明的，民族國家給予歐洲人奮斗動力、教會給予信仰、階級的分化意味著社會的進步、家庭的成熟意味著現代化與破除傳統(tǒng)。作者對以上觀點一一進行了批駁，結合地理學、生物學、社會學等知識推翻了“歐洲奇跡”論者們的論點，指出如上的“神話”幾乎都是不真實的，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第三、四章作者對1492年前后的世界進行了分析，力圖表明1492年前的歐洲雖然與東半球文明不同，但沒有明顯的區(qū)別，更沒有所謂優(yōu)越性。在第三章，布勞特主要論述了三個命題，一是1492年前，歐洲取得的走向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進展同時也在亞洲的一些地方發(fā)生，其基本進程范圍廣泛；二是1492年后這種半球范圍內的體制開始崩潰，因為歐洲人在美洲獲得了財富和權利；三是在美洲以及此后在亞非的殖民積累，使大量財富從這些地區(qū)流入歐洲，這是歐洲迅速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化的最根本力量，同時也是亞洲和非洲開始相對衰落以及此后絕對衰落的原因。在第四章，作者集中闡述了歐洲崛起的原因及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作者認為，開辟新航路不是因為歐洲人獨具冒險精神，而是一方面因為歐洲有地理位置上的優(yōu)勢，距離美洲距離更短；另一方面則因為同時期其他大洲的濱海城市都無法到達美洲。歐洲人到達美洲后進行征服，有兩個主要優(yōu)勢，一個是疾病、一個是軍事優(yōu)勢，但疾病是最主要原因。歐洲走上殖民擴張道路后開始進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生產資本的主要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直接的金銀開采；另一種是種植園生產的資本和廣袤的殖民地市場。16世紀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迅猛，大量財富流入了歐洲。到17世紀中期，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已經蓄勢待發(fā)，殖民地地區(qū)提供的金銀和其他產品是歐洲資本主義興起的一個因素，而另一個因素則是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的勝利。17世紀，歐洲已經獲得了資本主義興起的所有先決條件，進而實現了上層建筑的變革，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逐漸形成了。

三、歷史研究的啟發(fā)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有一段著名的論述，即“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每一個大國的崛起和民族的復興都有其史學界提供的理論支撐。美西戰(zhàn)爭前后，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Mahan）提出了“海權論”；歐洲殖民國家在19世紀盛行“歐洲中心主義”，隨后本書作者大力批判“歐洲中心論”又擴展成為“歐美中心論”，到冷戰(zhàn)時期又發(fā)展出了所謂“新殖民主義”；二戰(zhàn)后殖民體系瓦解，拉美和非洲史學家嘗試打破殘存的“歐洲中心論”，形成了激進的新左派史學。

本書是一本破除“歐洲中心傳播主義”的經典著作。布勞特在書中特意說明，“‘歐洲’這個詞在本書中系指歐洲大陸和歐洲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地區(qū)，如美國和加拿大等地區(qū)?！?span id="s0sssss00s" class="font-size-12">[ [美]詹姆斯·布勞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第49頁。]當今史學界破除“歐洲中心論”的關鍵之一在于對現代化理論的闡述，“歷史研究只能是對過去歷程的分析。雖然我們指出了亞洲各國的資本主義道路，可是它們最終還是在歐洲人到來之前并沒有發(fā)展到資本主義。所以只能和完成了資本主義的歐洲道路作比較。只能說我們可能發(fā)展到資本主義，不大能說這條道路必然發(fā)展到資本主義。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研究還開展得不夠，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還只是以歐洲的經驗來評說亞洲的事實。”[ 馬克垚：《困境與反思：歐洲中心論的破除與世界史的創(chuàng)立》，《歷史研究》2006年第3期。轉引自曾金花：《“信仰一價值 ”模式視角下的歐洲中心傳播主義批判》，《全球史評論》2012年第1輯。]因此，布勞特所提供的視角是非常有參考意義的。盡管本書的論據略顯不足，但畢竟提供了新的視角，是值得繼續(xù)深入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