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由于最近幾篇是給個文風比較嚴謹?shù)奶枌懙?，所以姑且當長知識了。

中國古代自從漢武帝以來，一直都標榜的是儒家治國。實際上，中國社會從來都沒有真正儒家治國過。儒家更多的只是教化民眾，誰讓孔子做的最好的就是老師呢？那么，中國古代到底靠什么治國呢？當然是治國最為成功的法家。推翻秦朝的都是秦朝自己的官吏，當然還是用秦法最為熟悉。所以，自漢朝之后，法依然是治國最重要的手段。而朱元璋就是重法治國的代表。

一、重刑的歷史根據(jù)

據(jù)《周禮》記載，周公在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亂之后，針對當時的具體形勢，提出了對于國家要根據(jù)不同的時期，采用不同的治理方法。這也是亂世用重典的一個理論依據(jù)也是“刑罰世輕世重”的法律思想，體現(xiàn)了周初統(tǒng)治者“明德慎罰”的精神。朱元璋繼承了周公“三國三典”思想中“刑亂國用重典”的主張，他運用這一理論總結(jié)前朝的統(tǒng)治經(jīng)驗，分析當下的時局。由于經(jīng)歷了長時間的戰(zhàn)亂，明王朝在建立之初，還是處在百廢待興的時期。這個時候，中原大地久經(jīng)戰(zhàn)亂。需要的是經(jīng)濟恢復，不但國內(nèi)情況不好，北方邊境也不安穩(wěn)。北方蒙古的殘余實力依然強大，東南沿海的倭寇也侵擾不斷，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各種力量間的矛盾也在醞釀發(fā)展。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加強，封建賦役的恢復和負擔的不均，已經(jīng)引起民眾的不滿，而豪強地主又把賦役負擔全都轉(zhuǎn)嫁到農(nóng)民身上，貪官污吏更是如狼似虎地欺壓人民，這樣就更加激起了他們的憤怒，各地不斷爆發(fā)武裝反抗斗爭，統(tǒng)治形勢極不樂觀。

在中國歷史上諸多形形色色的重刑主義者中，明太祖朱元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為了緩和地主階級和農(nóng)民階級的矛盾，恢復社會生產(chǎn)，鞏固朱明王朝的統(tǒng)治，朱元璋一方面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讓久經(jīng)戰(zhàn)亂的人民獲得了一個暫時的喘息機會，改善其生產(chǎn)、生活條件。另一方面他用嚴刑重法維護統(tǒng)治秩序，鎮(zhèn)壓反抗活動，嚴懲貪官污吏。他認為明初的局勢與西漢初年以及唐初的情況不同，處于“亂世”之中，必須加大刑法的力度。所以朱元璋把加強封建法制，視為調(diào)整各種社會關系，恢復和鞏固封建秩序的根本，他親自參與制定了各種嚴酷的法律，并堅決地加以適用。在明初的基本法律《大明律》中，朱元璋的加重刑罰理念的思想得到了比較全面的貫徹。

朱元璋認為，通過重刑的治理，等到社會秩序趨于穩(wěn)定，統(tǒng)治基礎變地牢固，即局勢從“亂世”轉(zhuǎn)變成“平世”甚至“治世”之后，就應當相應地改變“重典治國”政策，轉(zhuǎn)而采用“中典”甚至“輕典”加以治理。

出于“刑罰世重世輕”的考慮，隨著洪武后期統(tǒng)治秩序的不斷穩(wěn)定，朱元璋開始有意識地對其法制進行修正。他多次對洪武七年（1375 年）律進行修改，在刪改多條重刑條款的基礎上，產(chǎn)生了用以垂范后世的洪武三十年（1397 年）《大明律》，他還一度廢除了錦衣衛(wèi)的“詔獄”，命令天下刑獄盡歸法司處理。二十八年（1395 年）又廢除一切嚴刑峻令，要求法司只能依據(jù)《大明律》和《大誥》審理案件，并且不許再使用肉刑。

二、“明刑弼教”

“明刑弼教”的思想源于《尚書.虞夏書.大禹謨》，原文是：“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后人將之概括為“明刑弼教”，本來意思是說通過刑罰的實施來輔助道德教化的實現(xiàn)，用刑罰打擊嚴重違反教化的行為，從而使臣民“畏法守教”，達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明刑弼教”相對于儒家傳統(tǒng)的“德主刑輔”思想，更加突出了刑罰的作用，不利于封建統(tǒng)治者粉飾仁政，因而一直沒有得到重視。南宋時期，為了強化封建國家的鎮(zhèn)壓職能，使統(tǒng)治者在處理德刑關系上有更大的靈活性，朱熹從禮法結(jié)合的意義上，對“明刑弼教”思想進行了新的闡發(fā)：第一，他雖然承認教化和刑罰有本末之分，但更強調(diào)了在治國中兩者同等重要，指出要維護封建綱常，兩者都不可偏廢；第二，他強調(diào)了刑罰對教化的推動作用，反對只重教化不重刑罰的思想；第三，他認為在實施教化與刑罰時，二者的先后緩急要根據(jù)維護綱常的實際需要決定，不一定要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模式。通過他的闡發(fā)，“中國封建法制的指導思想沿著德主刑輔——禮法合一——明刑弼教的發(fā)展軌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薄懊餍体鼋獭币簿统蔀榱私y(tǒng)治者以促進教化為借口，無節(jié)制地濫施刑罰，推行重典政策的思想武器。

朱元璋為了解決明初司法實踐與傳統(tǒng)“德主刑輔”、“禮法合一”的司法指導思想嚴重背離的矛盾，為自己的“重典治國”政策找到理論根據(jù)，在朱熹相關學說的基礎上，采用并改造了“明刑弼教”思想，尤其在四編《大誥》中，他對“明刑弼教”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都作了闡述。

首先，對于所要實行的教化的內(nèi)容，他基本上沿襲了儒家的傳統(tǒng)思想，以 ?“三綱五?！睘橹?；

其次，他把“明刑弼教”的主要鋒芒指向了官吏、豪富和無業(yè)游民三種人，他指出，官吏豪暴、豪強不法是治世的禍害，無業(yè)游民是妨害新王朝統(tǒng)治秩序穩(wěn)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他有針對性地設立了許多重刑法令，對這三種人的違反教化的行為進行制裁；第三，在教化和刑罰的關系上，他認為兩者在治國中各自具有獨特的作用，并著重強調(diào)刑罰對推進教化的巨大作用。從而把教化和刑罰提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看作是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臣民的兩個必不可少的基本手段。

此外，對朱熹闡發(fā)的“明刑弼教”思想，朱元璋還進行了兩方面的改造。

其一，朱熹從儒家的“重人”和“施仁政”的立場出發(fā)，主張“明刑弼教”要嚴人倫之罪，寬財產(chǎn)之罪。而朱元璋對于一些比較輕微的違反人倫的犯罪，根據(jù)“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原則，減輕了刑罰，對于一切侵犯錢財?shù)姆缸?，他卻加重了處罰。

其二，朱熹主張實行“明刑弼教”要依法辦事，要在司法活動中貫徹“慎刑”的原則。而朱元璋常常法外用刑，大肆株連殺戮，用嚴刑峻法迫使臣民遵守禮教。

三、以法為教，注重刑罰的威懾性

朱元璋在制定出嚴刑重法之后，很重視對臣民進行宣傳普及，以求讓臣民們盡量知曉嚴刑峻罰的具體內(nèi)容，從而出于畏懼不敢犯法。吳元年（1367 年）《大明律令》剛剛完成時，朱元璋怕“小民不能周知”，命令大理卿周禎等從律令里面選取了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適用于民間的條款，“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郡縣，名曰《律令直解》”，朱元璋看到這本書后高興地說：“吾民可以寡過矣”。為了更好地讓臣民們知道我大明已經(jīng)進入了法治社會，他給每戶都發(fā)了小冊子來進行普法宣傳，他還把大誥發(fā)給官立學校，作為學生講讀的課程，在鄉(xiāng)里則設置塾師教授《大誥》，在鄉(xiāng)村節(jié)日民眾聚會之處，還派專人講說《大誥》，特別是罪囚若持有《大誥》，就可以減等處刑。等到《大明律誥》完成后，他又親臨午門對群臣闡明其制作《大明律誥》的作用。

除了對重刑的內(nèi)容進行積極宣傳普及外，朱元璋還采取其他措施加強刑罰對臣民的威懾作用。首先，洪武五年（1372 年）二月，朱元璋命令各府、州、縣設立申明亭，把作奸犯科者的姓名、劣跡、制裁措施等情況張貼于亭上，公之于眾，從而不僅對罪犯本人進行曝光，也讓當?shù)厮谐济癞a(chǎn)生儆戒。

其次，他對罪犯公開施加酷刑并有意讓盡量多的臣民目睹受刑者之慘狀，從而讓視之者出于恐懼心理而不敢輕易犯法。《大誥》中對此有很多記載，洪武十九年（1386 年），刑部官吏胡寧、童伯駿等縱囚“說事過錢”，并收受賄賂，被發(fā)覺之后，朱元璋命令將他們實行嚴刑峻法。作為貧苦人家出身的朱元璋，當然知道這些貪官的可恨之處。在行刑的同時，他還叫上自己的政府部門高層全都來觀看。告訴他們貪污到底是一件高風險的事情。常州府同知王復春，青州府知府陳希文下鄉(xiāng)擾害官民，被枷項示眾，“遍歷九州之邑，已而復罪”，以儆戒其他官吏，讓他們“毋蹈前非”?！洞笳a.偽鈔第四十八》中載朱元璋對兩浙和江東、西的造偽鈔者捕獲到官之后：“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梟之尸相望”，刻意制造恐怖場景。朱元璋正是試圖通過“使人視之而不敢犯”的措施來達到“殺一儆百”的威懾作用。

四、重刑為主，輕刑為輔

朱元璋在堅定地實行其“刑亂國用重典”和“明刑弼教”的主張，推行“重典治國”政策之外，為了集中力量打擊嚴重危害統(tǒng)治的行為，也為了修飾自己的“仁君”形象，他比較注重用禮教感化的手段和一定程度的輕刑以及贖刑、赦免等手段來配合自己的重刑政策，體現(xiàn)了其寬猛相濟、輕重結(jié)合的法律思想。

朱元璋在《明太祖實錄》、《明史.刑法志》、《洪武御制全書》等官修史書里發(fā)表了大量的“恤刑”、“輕刑”的言論。如洪武四年（1371 年），有人不知情而留宿逃犯，事發(fā)被刑部問罪，朱元璋說：“刑者，圣人設防于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為，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下令刑部放人，并發(fā)給路費。朱元璋比較重視“禮教”的作用，他認為“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在和臣下討論禮法關系時，他說：“現(xiàn)在用法律來束縛人民，還不如用德行。只有感化人民，讓他們有教養(yǎng)，才是國家治理之本。”他把仁義比作養(yǎng)民的膏粱，刑罰比作懲惡的藥石，認為“為政者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為了體現(xiàn)自己尊禮重義的“仁政”，他常常命令法司在審理涉及忠孝、仁義的案件時，有意“以禮屈法”，加以寬大處理。

?由于朱元璋長期生活在貧苦的民間，他對官員及其不信任，所以采用加重刑罰的措施來懲處作奸犯科以及貪污的罪行。不過，這并不能阻止貪污，制度才是防止貪污最好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