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元年，正月初一。

京師張燈結彩，紫禁城人頭攢動。

這一天，已經八十六歲高齡的乾隆皇帝把皇位禪讓給了自己的兒子愛新覺羅·颙琰，也就是嘉慶皇帝。

其實，乾隆皇帝早在初一日這一天的凌晨兩點多鐘，就已經醒了。

今日對他來說如此特殊，他心情凝重，所以醒來的很早。

隨侍的太監(jiān)為老皇帝換好衣服之后，皇帝就那么安安靜靜的垂坐在御榻之上，等待著幾個小時之后的日出。

由于起的這么早，皇帝難免有些疲憊。

當然，這疲倦不是夜半的風忽來一陣，老實說，乾隆早在很多年前，就感覺到了深深的疲憊。

作為封建帝制時代，君主集權專制集大成者，乾隆皇帝的一生匆忙而充實，他實在是有點累了。

收買人心，革除困局，戡亂邊地，立威西南，締造全盛...

乾隆自稱“十全老人”，無論他真的做到了十全還是在吹噓，他都應該知道，人若十全，一生必然精疲力盡。

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帝國的變化，乾隆也從一個朝氣蓬勃的青年變成了一個大腹便便的老年人。

繁雜的政務讓他目不暇接，永遠處理不完的折子則時常會讓乾隆在午夜發(fā)出聲聲嘆息。

更為關鍵的一點是，這一年的乾隆，已經執(zhí)政六十年整。

老皇帝曾經在公開場合表示過，圣祖康熙執(zhí)政六十一年，而自己功績不抵圣祖，所以居帝位不敢過六十。

這當然只是一個美好的說辭，老謀深算的乾隆之所以會施行禪位，原因無非一點，那就是他要阻止因為權力交接而產生的帝國動蕩發(fā)生。

專制制度就是這樣，人們無法預料到老皇帝會在何時，會在哪一天死去，所以權力交接總是突然的。

在這樣的突然之中，會不會有兵變發(fā)生？會不會叛亂謀逆？自己生前立下的儲君又是否會被別人扳倒？

所以，乾隆要在自己尚在人世之時，親眼締造，親眼見證一場平穩(wěn)的，完全在自己計劃之內的權力交接。

嘉慶，成了帝國的新君，乾隆，成了太上皇。

但，這位太上皇的境遇和歷史上那些著名的太上皇卻大不相同。

李世民制造了玄武門之變，不僅殺掉了自己的大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更瓦解了李淵的統(tǒng)治集團，致使這位老兄被迫成為了凄涼無勢的太上皇，永居北宮，黯然離世。

宋孝宗趙昚把皇位禪讓給兒子趙惇，結果光宗趙惇常年冷落這位太上皇，有時候長達一年都不過來請一次安。

一般來說，有得皇帝坐，那就當然要做皇帝，而做了太上皇，退居二線，放棄權力，基本上都是被自己那些急功近利的子孫強迫的。

權力面前，什么友情，愛情，親情統(tǒng)統(tǒng)靠邊，因為所有的感情，都是為權力服務的工具。

然而，新君嘉慶的登基，卻并不意味著乾隆時代的落幕。

正月初一的歸政大典盛況空前，在鴻臚寺官員的儀仗中，乾隆鄭重的把玉璽交到了嘉慶的手里，但拿過接力棒的嘉慶心情仍然很沉重。

他知道，他的父親絕對不會就這么輕易的走下歷史舞臺。

果然，歸政后的乾隆沒有離開只有皇帝才有資格居住的養(yǎng)心殿，而是照常在里邊辦公休息，這導致堂堂大清皇帝嘉慶只能和母后住在毓慶宮。

對外，百姓和百官都使用嘉慶年號，而在紫禁城內行走，仍然使用乾隆年號紀年。

大臣們的折子一封一封都往養(yǎng)心殿里送，朝政要務的第一處理人也永遠是乾隆，而嘉慶只有干瞪眼的份。

嘉慶每天都要到養(yǎng)心殿中去請安，接受乾隆老同志的思想教育，而且絕對不能有不同意見，不能提出個人的想法，而只能跪地恭聽圣喻，一邊聽一邊狂刷666。

乾隆時常對大臣說“初登大寶，用人行政，尚當時加訓誨”，意思是我兒子嘉慶剛剛成為皇帝，他對工作還不熟悉，用人做事還很青澀，所以我必須幫助他。

如果說這種對父親乾隆日常生活和工作必須所體現(xiàn)出的尊重對嘉慶來說還可以忍受的話，那么讓這位三十五歲登基，已經并不能算特別年輕的皇帝真正覺得難捱的，就是他基本上不能有任何的作為。

他不能獨自，獨立的處理政務，因為這樣會傷害父親乾隆的自尊心，會讓乾隆認為自己已經無法控制兒子，他也不能和朝臣們往來，不能培養(yǎng)屬于自己的人事班底，因為一旦這樣，老皇帝就會認為新皇帝是在結黨，是在對抗自己。

就這樣，在乾隆的猜忌和懷疑中，嘉慶如履薄冰，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度過了三年的時光，三年過后，太上皇乾隆死了。

或者說，乾隆終于死了，這回終于輪到嘉慶當家做主了。

乾隆的死使得原本處于傳統(tǒng)新年的中國馬上陷入到了全國性的哀悼活動中，群臣沮喪，百官嚎哭，民間更是白旗遍掛，不過大家都看的出來，無論是子與民，都很少有人會因為老皇帝的去世而悲痛欲絕。

一個年近九十才去世的老人，別說是在過去，就算是在當代也算高壽，這已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人們真正在乎的，是這個終于從幕后走到臺前的新皇帝嘉慶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作者初學歷史時，對嘉慶皇帝的第一印象，是勤勞。

這位皇帝勤勞到了什么程度？——皇帝直到駕崩前的最后一晚，還在熬夜肝工作。

二十多年的統(tǒng)治生涯中，嘉慶一直勤勤懇懇，宵衣旰食的工作。

他搞過反貪，清算了父親留給他的巨貪，綽號錢袋子的和珅，然而他的反貪工作只限于前期的和珅，后期的漕運總督富綱，兩江總督鐵保，江蘇巡撫汪日章，以及巡漕御史英綸等幾個人，并未把這幾個人的貪污腐敗當成一種制度性的問題去解決。

皇帝反貪的力度不徹底，結果就導致了“一個和珅倒下去，千千萬萬個和珅站起來”的嚴重局面，由乾隆晚期就存在的貪腐之癌變成了嘉慶時期的淪浹肌髓，已經再沒有挽回的可能。

皇帝鎮(zhèn)壓起義，然而他鎮(zhèn)壓起義的方式粗暴蠻橫，不講道理，又不懂得收攏民心，示以懷柔，更沒有考慮到起義背后的動因，所以處理完一個白蓮教，還有川楚教亂，教亂未止，又有東南匪患，匪患不絕，更有天理教起義，差點就把紫禁城一窩端了。

新皇帝并不是那種目空一切，驕傲自大的性格，他當然知道自己這么多來年一直是費力不討好，無論做什么都是事倍功半，甚至沒有功勞也沒有苦勞，正是因為如此，嘉慶才會十分不解，自己明明已經這么認真，自己明明已經這么努力，自己已經想盡了所有的法子，為什么還是不能徹底醫(yī)治大清王朝的惡整頑疾？

其實，站在后人的視角上，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什么嘉慶總是費力不討好。

因為，嘉慶的勤奮，是建立在前輩們的成果上的。

事實上，嘉慶是一個很少會獨立思考的人，他這個人的性格十分崇古，對于老祖宗們留下的東西，更是推崇備至。

所以，一旦國家出現(xiàn)了什么問題，他立刻就去翻康雍乾三代君王留下的寶書，看一看老前輩們是如何解決的，然后依樣畫瓢，深度cos出一個一模一樣的辦法來。

治貪如是，鎮(zhèn)壓起義如此，治國同樣也是如此。

他的確是勤勞，但他的勤勞已經成了一種不思考，不動腦，也不創(chuàng)新的慣性，說白了，這是一種懶惰的勤勞。

而就是在這樣的勤勞之下，清王朝的下坡路越走越遠，嘉慶本人也在無限的迷茫和困惑中一天一天的老去。

然而，我們能因為嘉慶政績上的一塌糊涂，就完全否定這位皇帝嗎？這當然是不合理的。

嘉慶結束了貫穿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把這種封建時代統(tǒng)治者以斷章取義為手段迫害知識分子的行徑叫停，皇帝還很關心百姓，他御極之后，除了駕崩當年，每年都普免天下錢糧，蠲免稅收，皇帝六十大壽時，更是十分闊氣，一筆勾銷了百姓兩千一百多萬兩白銀的賦稅和四百多萬石米的糧收。

皇帝注意治河，憂心河患，長江泛濫時，盡管朝廷已經為了鎮(zhèn)壓白蓮教起義花了兩億軍費，但皇帝還是為了安置災民撥款四千萬兩。

皇帝還積極整頓自由散漫的八旗子弟，推廣土豆和玉米的種植，鼓勵捕魚和狩獵，用以解決人口過盛，食不果腹的問題。

而對從雍正一朝就開始不斷向中國輸入的鴉片，嘉慶在位時更是不斷強調禁煙，對抑制鴉片泛濫也起到過一定的作用。

可就是這樣一位以仁愛，慈善，廟號仁宗的大清帝王，卻以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的形象，被書寫進了歷史的長河之中。

一個拼命想要擺脫平庸的帝王，最終，還是和平庸交織，走到了生命的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