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

英國小說家及評論家，具有敏銳和多方面的智力天賦。一生創(chuàng)作了五十多部小說、詩歌、哲學著作、隨筆和游記，作品以優(yōu)雅、風趣和悲觀主義的譏諷著稱。1932年創(chuàng)作的小說《美麗新世界》使其聲名遠播

就我們現(xiàn)在的分析目的而言，關于現(xiàn)代國家政府（governments），我們可以列出如下重要的事實：少量的統(tǒng)治者，大量的被統(tǒng)治者；這些統(tǒng)治者通常為追求權力而采取行動，但也有一些統(tǒng)治者是出于社會責任感而采取行動；但經常的也讓人困惑的情況是，很多統(tǒng)治者的行動是兼而有之。他們首先依戀的是驕傲與榮耀，而殘暴與貪婪往往與之相聯(lián)。作為最大多數(shù)一方的被統(tǒng)治者，緘默地接受他們的從屬地位，甚至實際的苦難和不公。但在特定的情況下，如果他們不再逆來順受，結果就是造反。但造反只是例外情況；順從是常態(tài)和一般的規(guī)則。

普羅大眾的忍耐是歷史中最重要的事實，也是最讓人吃驚的事實。大多數(shù)的男人和女人都準備忍受那些難忍之事。造成這種極端狀況的原因復雜而多樣。

首先是無知。正是那些對國家事務一無所知者，而非不可忍耐的人，才不知道他們的命運原本可以得到改善。

其次就是恐懼。人們知道他們的生活難以忍耐，但害怕造反的后果。

第三，親屬感和社會團結感的存在，是人們?yōu)槭裁慈棠湍切╇y以忍耐之事的又一原因。男人和女人都覺得要依附于他們的社會，甚至當統(tǒng)治者對他們造成嚴重威脅時，仍然保持這種歸屬和依附感。值得一提的是，在危機之中工人（他們是被統(tǒng)治者）總是會為他們各自的國家（即為他們的統(tǒng)治者）而戰(zhàn)，并與其他國家的工人對抗。

第四，習慣與惰性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要從一種舊的甚至讓人不舒適的軌道或習慣中走出來，要求比準備這樣做的大多數(shù)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詹姆斯·布賴斯（James Bryce）在《歷史與法理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中指出，遵守法律的主要原因，完全就是懶惰（indolence）。他說：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奮發(fā)和永不懈怠的意志，會成為極其強大和可畏的力量……一種近乎夢幻的力量。

因為這種奮發(fā)的意志，使相對不那么守成的人比他們的先輩更少保守性；他們樂于艱苦奮斗，用他人追逐特權的精神來追逐自己的目標。佛教以及后來的基督教道德家，認為有很多致命的罪孽，其中之一就是懶惰。如果我們接受根據(jù)果實來判斷是什么樹的原則，那么我們肯定會承認他們是對的。懶惰會產生眾多的有害之果，其中之一就是，一面是獨裁，另一面是消極的、不負責任的順從。改革者的目標，應是把人從懶惰的性情中轉化出來，就如把他們從野心、貪婪、權力和地位欲望中轉化出來一樣。相反，那些不能把大眾從懶惰和不負責任的消極順從中解救出來的改革，就不能算是一種真正改善這種狀況的改革。強化勤奮、善意和憂患的影響，用知識的術語來使這些情感合理化，是哲學的信仰。

第五，被統(tǒng)治者順從他們的統(tǒng)治者，也是因為他們把某些形而上學和神學系統(tǒng)當作真理而接受，這類系統(tǒng)訓導人們應該順從政府，政府在本質上是值得順從的。統(tǒng)治者往往對權力貪得無厭。他們希望不僅實現(xiàn)法律上的統(tǒng)治，還要實現(xiàn)事實上的統(tǒng)治。暴力和陰謀之權力對于他們遠遠不夠。為了強化他們相對于被統(tǒng)治者的地位，同時滿足他們自己對于道德正當性難以滿足的渴求，他們總是試圖表明，他們是根據(jù)正確的神性在進行統(tǒng)治。關于政府的大多數(shù)理論，完全是哲學家發(fā)明和編造的一種知識工具，目的是要證明實際上運用權力的人，完全是那些應該揮舞這些權力的人。有些國家理論是由革命的思想家提出的，主要在于證明人們在他們支持的政黨領導下，完全有理由來支配權力——可以完全如今天那些當政的獨裁專制暴君那樣，粗暴地使用權力。討論這樣的理論完全是浪費時間，因為這些理論完全沒有切中要害，與上述的重要事實毫不相干。如果我們要正確地看待國家，我們就必須像心理學家那樣，而不能像那些特殊的辯護者為暴君和希望成為暴君者張目。并且，如果我們要對國家獲得正確的認識，就必須根據(jù)我們所知的最高道德來判斷——換言之，我們要根據(jù)先哲和那些宗教創(chuàng)立者所提出的假定理想來判斷。黑格爾說這樣的判斷是極端的“膚淺”，但如果像黑格爾那樣的深刻卻導致了普魯士主義，那么請給予我這種膚淺。讓那些愿意深刻的人都深刻吧；我寧愿選擇這種膚淺，以及大眾普遍的正派和優(yōu)雅。我們只有借助心理學的因素和道德上的諸多第一原則，才能對政府存在的各種問題獲得一定的理解。

那么，現(xiàn)代世界中的所有文明共同體，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都是由一小股統(tǒng)治者階級和更多的從屬者階級構成的。前者因為擁有太多的權力而腐敗，后者因為懶惰和消極而墮落。處于這種社會秩序中，個人在活動過程中極難獲得非依附性，而非依附性是理想的優(yōu)秀者的區(qū)分標志；而在活動中沒有一種起碼的非依附性，那么先哲們提出的理想社會就不可能實現(xiàn)。

一種好的社會秩序，使我們可以從邪惡中抽身；一種壞的社會秩序，會把我們引向各種誘惑；如果對事情進行更加明智的安排，這些誘惑就永遠不會出現(xiàn)。我們現(xiàn)在的任務，是要揭示什么樣的大規(guī)模社會變革，才能夠最好地使我們從太多權力之邪惡與太過消極和不負責任的順從中走出來。

“先進的思想者”是如此地鐘愛經濟改革，但經濟改革本身并不足以為社會特征和構成社會的成員的特征帶來可欲的變革。除非以正確的手段，在正確的政體、行政和教育背景中來推行改革，那么這種改革最終要么無果而終，要么產生各種惡果。為了創(chuàng)造經濟改革的適當背景，我們必須變革我們的政府機器、我們的公共行政管理方式和產業(yè)組織方式、我們的教育系統(tǒng)和我們的形而上的道德信仰。教育和信仰主題將在以后討論。在此我們只關注公共事務和產業(yè)事務的行政管理。當然，實際上，這些主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我們必須教育一批人，使他們產生改革的愿望和行為，從而使既有政府的方法和現(xiàn)行的產業(yè)組織系統(tǒng)都得到改革。如果不教育出這樣的人，那么它們都得不到改革；而像今天這樣組成的政府，也不可能對政府的方法進行大的修正，以改革現(xiàn)行教育系統(tǒng)。這是一種惡性循環(huán)，只有一種方式可以打破它——通過道德上得到啟蒙的、勤奮的、頭腦清醒的、意志堅強的個人，進行自由意愿的協(xié)調行動，才能打破并跳出這種循環(huán)。我將在下文討論這類個人自愿結社的必要性，以及他們在社會變革中所能發(fā)揮的重要作用。不過，我下面先要討論一下政府機器和產業(yè)管理問題。

—End—

本文選編自《美麗新世界的美德與見識：赫胥黎論目的與手段》，題目為編者所加。特別推薦閱讀。該文只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內容參考，不得用于商業(yè)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任何商業(yè)運營公眾號如轉載此篇，請務必向原出版機構申請許可！

詩人琉璃姬：寫作也是將頭摁進黑夜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