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下鄉(xiāng)知青到高校教授，從蒙古語門外漢到蒙譯漢翻譯家，從“異鄉(xiāng)客”到“蒙古人”，曾經(jīng)的天津知青趙文工用他三個身份的轉(zhuǎn)換書寫了對民族語文翻譯事業(yè)的熱愛。

　　2007年退休的趙文工常常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夠用——有很多蒙古族中短篇史詩在等著他翻譯；有很多蒙古族大學生在等著他傳道、授業(yè)、解惑。他翻譯過大量作品，最鐘愛的卻是蒙古族中短篇史詩這個“冷板凳”。很多人甚至覺得他像史詩中那些孤獨的英雄，在歷經(jīng)磨難之后才能獲得勝利，找到幸福。

　學蒙古語：下鄉(xiāng)插隊成就的緣分

　　44年前，21歲的趙文工從天津來到內(nèi)蒙古烏蘭察布盟四子王旗烏蘭哈達公社。他是那一年下鄉(xiāng)插隊的知青。下鄉(xiāng)插隊雖是響應毛主席號召的“光榮”之舉，卻無法阻擋一位年輕人濃濃的鄉(xiāng)愁。趙文工被安排到一個作為飼料基地的生產(chǎn)隊勞動，自然也無法繼續(xù)他的“數(shù)理化”，一天天總是過得很無聊。

　　“總得做點什么吧？要不這日子還怎么過？”突然，他萌生了學習蒙古語的念頭。可是，這談何容易？他所在的地方人煙稀少，想找到一個蒙古族老鄉(xiāng)更是難上加難。偶爾來一位蒙古族老鄉(xiāng)，趙文工就跑過去問他蒙古語的單詞和常用句子，再用漢字記錄它的讀音。正是這種“自編蒙古語教材”，讓趙文工學會了一些蒙古語單詞和簡單的句子。

　　后來，趙文工去旗里的蒙古族中學代課，那里給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學習蒙古語的好環(huán)境。他拿著一本“文革”前編寫的教材《蒙文初程》一遍遍地讀，認認真真地學。偶爾才能看到的蒙漢文對照連環(huán)畫和小學一二年級的蒙古文課本，成了他最好的教材。在周圍好心人的幫助下，趙文工在1977年考入大學之前就已經(jīng)初步掌握了蒙古語和蒙古文，能夠簡單地與人用蒙古語交流。

　　為了讓自己的蒙古語水平更上一層樓，趙文工打算從語法入手。他找來了蒙古族學者巴圖巴雅爾在“文革”前編寫的一本《蒙古語法初程》，邊讀邊譯，等他讀完之時，那本書的漢譯工作也接近尾聲。這部記錄了趙文工學習蒙古語的執(zhí)著和勇氣的譯作，直到1991年才由內(nèi)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出版社還付給他當時堪稱“巨款”的2000元稿費。

　　“如果我沒有下鄉(xiāng)插隊，或許我一輩子都不會與蒙古語結(jié)緣?！壁w文工說。

? ?譯當代文學：痛并快樂著

　　1983年，在內(nèi)蒙古大學任教的趙文工開始試譯蒙古族青年作家蘇德那木的散文《在陽光下》。雖然翻譯過程也是幾經(jīng)周折，但是來自《民族文學》雜志社的用稿通知卻讓他心里樂開了花，也讓他嘗到了翻譯的甜頭。

　　“我迫不及待地拆開《民族文學》的信封，將樣刊拿出來一遍遍地讀自己的譯作，有時候都不敢相信這就是我譯的作品?！壁w文工說。

　　有一次，內(nèi)蒙古大學舉辦了一次蒙漢雙語朗誦活動，趙文工應邀去當評委。沒想到，臺上的大學生朗誦的竟是他翻譯的《在陽光下》。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在趙文工看來，這種自豪感，比當年《民族文學》付給他的36元稿費更有意義，也延伸了他工作的意義。

　　從上世紀80年代起，趙文工翻譯了大量蒙古族現(xiàn)代文學作品，其中包括蒙古族著名作家力格登的14篇小說。和當時的許多文學青年一樣，彼時的趙文工也希望有一天內(nèi)蒙古文學創(chuàng)作“索倫嘎”獎能夠眷顧他，而這一愿望當時并沒有實現(xiàn)。直到1993年，翻譯作品已近100萬字的趙文工才終于登上“索倫嘎”獎的領(lǐng)獎臺。

　　相對于10年磨礪換來的獎章，趙文工發(fā)表譯作之戰(zhàn)更為持久。蒙譯漢工作的橋梁作用很重要，但能發(fā)表翻譯作品的文學期刊只有《草原》、《民族文學》等寥寥幾家，大量翻譯作品不得不被壓在抽屜里，有的甚至永遠不見天日。1985年，趙文工翻譯的《白鬐烏騅》、《金色的沙漠》兩部中篇小說，相繼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拿著信，想到自己連譯帶改寫下的30萬字，還有那堆積起來高達30厘米的稿紙，趙文工爬不起來了，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給孩子取牛奶時，一輛汽車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險些將他撞傷。

　　站在路上，趙文工不得不認真想想自己選擇的路。他意識到，若不及時調(diào)整方向，就會有無數(shù)個更大的打擊在等他。他想起自己為了一部翻譯作品的出版，常常坐火車從呼和浩特前往集寧、赤峰等城市，希望當?shù)氐目飳⒆约旱淖髌饭加诒?，盡管那只是一些市級期刊。很多次，他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他的熱情也在遭受一次次打擊之后降到了冰點。直到現(xiàn)在，他還有幾篇在圈內(nèi)頗有影響的作品的翻譯稿壓在抽屜里。其中，《大鼻子勞登》一文已入選蒙古族中學語文課本多年，譯文卻還躺在黑暗的抽屜里。

　　翻譯作品“過剩”和“娘家難找”的困境，引起了趙文工更多的思考：在浩瀚的蒙古文當代文學作品中，能夠成為經(jīng)典的作品又有多少？漸漸地，他開始懷疑自己譯作的價值，而正在此時蒙古族史詩引起了他的注意。

譯史詩：這是我的菜

　　在迷茫期，趙文工曾想到過民間故事。畢竟民間故事經(jīng)過了時間的考驗，比起當代文學作品，它的“經(jīng)典意義”更大。當趙文工譯完十幾篇作品，準備在民間故事翻譯領(lǐng)域干一番事業(yè)時，中國民間文學出版社卻被撤銷了。趙文工雖不是人云亦云之人，卻從大的方向上看到了民間故事的未來。

　　只能再一次調(diào)整自己的翻譯方向。此時，趙文工的好友、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教授阿爾丁夫建議他翻譯蒙古族史詩。當時，《格薩爾》、《江格爾》這兩部史詩巨作引發(fā)了轟動一時的“史詩熱”，漢譯工作也已各有其主。起步較晚的趙文工把目光投向了蒙古族中短篇史詩。長篇史詩雖已被學界炒熱，甚至很多人一輩子專門研究這兩部史詩巨作，但中短篇史詩卻很少有人問津。

　　內(nèi)蒙古大學教授、著名詩人巴·布林貝赫生前曾囑咐過趙文工，希望他能夠關(guān)注并投身蒙古族史詩的漢譯行列，尤其是中短篇史詩。巴·布林貝赫教授還建議趙文工譯《罕哈冉惠傳》、《達尼呼日樂》、《寶瑪額日德尼》等3部史詩。在翻譯過程中，趙文工才發(fā)現(xiàn)自己愛上了這份挑戰(zhàn)性很大的工作。平時以嚴肅著稱的趙文工甚至用當下很時髦的話說：“中短篇史詩，這是我的菜。”

　　翻譯史詩與翻譯別的作品不同，它不僅需要扎實的史詩學知識、過硬的蒙漢文閱讀能力、嫻熟的翻譯技巧，更要求翻譯家耐得住寂寞，在紅紅火火的市場經(jīng)濟大潮中，甘坐“冷板凳”。即使是在翻譯界有較高威望的趙文工，也必須從“小學生”做起。

　　其實，早在1988年趙文工就曾接觸過蒙古族史詩。他還與自己的同事、內(nèi)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的丹巴教授合譯過衛(wèi)拉特中篇史詩《祖樂阿拉達爾罕傳》，囿于當時的條件，這部譯作直到2002年才得以出版。趙文工翻譯的史詩更注重“信”，他把?？?、注釋和翻譯工作巧妙地結(jié)合在了一起。在翻譯的同時，他還發(fā)表了若干篇有關(guān)史詩的學術(shù)論文。近年來，趙文工與人合譯了《江格爾》，翻譯出版了《罕哈冉惠傳》、《鄂爾多斯史詩》等多部蒙古族中短篇史詩。其中，《罕哈冉惠傳》在2010年再次將他推上了“索倫嘎”獎的領(lǐng)獎臺。

　　在《罕哈冉惠傳》一書的《后記》里，趙文工寫道：“人常說，人生最大的樂事莫過于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正是越來越認識到翻譯出版史詩是自己最盼望而且對我來說是最不容易的事，所以在此次翻譯中自己付出了比前兩次更大的努力?！泵晒抛迨吩娎锍绨荨傲?、義、勇、智”，史詩翻譯家也同樣需要它：吃苦的耐力、通力合作的義氣、不怕寂寞的勇氣和熟練翻譯的智慧。趙文工具備了這些品質(zhì)。

　　如今，內(nèi)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的師生都忘記了趙文工的漢族身份，皆視他為“蒙古人”。他們深知，趙文工為蒙古文化的傳承做了很多基礎(chǔ)性的工作，且一貫保持低調(diào)，正如他現(xiàn)在所從事的翻譯事業(yè)。家里來客人時，趙文工常說，他就是不吃不喝譯一輩子，也譯不完剩余的那些中短篇史詩。但誰都知道，客人一走，他就會又拿起《達尼呼日樂》一遍遍地研讀、注釋、翻譯，常常忘記了自己已經(jīng)6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