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國令

（一）在19世紀中期的亞洲日本處于最后一個幕府——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對外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外國的傳教士、商人與平民進入日本，也不允許國外的日本人回國，甚至禁止制造適于遠洋航行的船只。在此期間只允許同中國、朝鮮和荷蘭等國通商，而且只準在長崎一地進行，此外德川幕府亦嚴禁基督教傳播。鎖國令是日本江戶幕府（德川幕府）關于禁止對外交通和貿(mào)易的法令，于1633-1639年先后發(fā)布5次。自16世紀中葉起葡、西、荷等西歐列強先后來日本傳教、貿(mào)易，為禁止天主教傳播，防止商人富豪與幕府對立，鞏固幕藩體制，幕府的對外政策從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時起開始向鎖國政策轉(zhuǎn)變。1616年規(guī)定歐洲船只只能在平戶、長崎兩港停泊交易，1624年拒絕與西班牙通商。30年代后加快鎖國步伐，連續(xù)5次發(fā)布鎖國令。鎖國令持續(xù)二百余年，直到1854年美國海軍軍官培里率艦叩關為止。鎖國是日本德川幕府實行的外交政策，于1633年頒布第一次鎖國令開始直到1854年美國海軍軍官培里率艦叩關為止。當初實行政策時鎖國亦稱呼為海禁，鎖國這名字是由蘭學者志筑忠雄在1801年提出。當然日本與外國的貿(mào)易關系并非完全中止，但僅允許與特定對象進行，包括與荷蘭人在長崎出島進行貿(mào)易。明朝和清朝在長崎亦有貿(mào)易來往，此外對馬藩與朝鮮、薩摩藩與琉球國以及松前藩與蝦夷有貿(mào)易關系。

（二）自從西班牙傳教士圣方濟各沙勿略來到日本傳教（集中在長崎市）后不少日本大名及各階層人民均信奉天主教，后來江戶幕府實行禁教令，信徒被迫更改信仰以及被流放到外國。后來為了阻止外國傳教決意與親天主教的西班牙及葡萄牙斷交，在安土桃山時代有不少基督教的傳教士來航日本并且在日本傳教，但是在江戶幕府建立以后將軍開始頒布“禁教令”，從而開始有鎖國的念頭。面對幕府的禁教令時在九州地方爆發(fā)島原之亂，后來在德川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的統(tǒng)治下完成鎖國的制度。江戶時代中期發(fā)生“費頓號事件”，導致鎖國的程度提升到另外一個地步。費頓號事件即一艘英國船偽裝成荷蘭船，并且駛?cè)腴L崎脅持長崎奉行所里面的職員要求給予食物、水和柴薪，當長崎奉行交出這些物品后便揚長而去的事件時這件事件使得長崎奉行松平康英切腹。震怒的幕府下達“異國船打退令”（又稱無二念打退令），下令所有外國船只一靠近日本本土就予以炮彈攻擊，促使日本的完全鎖國。鎖國令內(nèi)容：禁止日本船出海貿(mào)易和日本人與海外往來，偷渡者要處以死刑；取締天主教的傳教活動，對潛入日本的傳教士應該予以告發(fā)和逮捕，防止天主教在日本的蔓延；對駛抵日本的外國船只實行嚴密的監(jiān)視，貿(mào)易活動也由幕府進行嚴格的管制。這樣日本的“鎖國體制”最終確立起來。

（三）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鞏固和加強幕府的統(tǒng)治，維護封建的剝削制度。日本實行鎖國政策制止西南大名利用海外貿(mào)易增強割據(jù)實力的傾向，鞏固德川幕府在全國的統(tǒng)治地位。全面禁止日本商人出海進行貿(mào)易，切斷國內(nèi)商業(yè)資本與海外市場的直接聯(lián)系，抑制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小農(nóng)經(jīng)濟免受沖擊，以維護封建的剝削制度。在日本的歷史上被壓迫的群眾曾以宗教為旗幟進行過武裝暴動，由此可根除宗教在日本農(nóng)民中的影響，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從其主觀動機來說無疑為了防范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滲透、維護日本的國家獨立，從客觀的效果來看在一定的時期內(nèi)也確實起到預期的作用，但從長遠看這種政策只能延緩民族危機的來臨，而其最終的結果必然釀成更為嚴重的危機。在日本實行鎖國的200多年間西方世界發(fā)生巨大變化，先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再到工業(yè)革命的開展使西方國家的實力增強。日本由于實行鎖國政策導致貿(mào)易停滯，使國內(nèi)經(jīng)濟幾乎與世界市場隔絕，嚴重地影響新的資本主義因素的發(fā)展，延緩封建經(jīng)濟解體和資本原始積累的進程。同時與外國交流終止使江戶時期的日本文化失掉開闊與雄偉的精神。這就使本來已經(jīng)落后的日本進一步被資本主義的西方拋在后面。鎖國政策鞏固幕藩封建體制，當這一體制逐漸成為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障礙時鎖國政策的反動作用也就更加明顯。

（四）在頒布“異國船打退令”后日本鎖國邁向完全的態(tài)勢，后來卻發(fā)生“摩利遜號事件”使得幕府的態(tài)度改變。一艘美國船“摩利遜號”接載日本難民前往九州卻差點遭受炮擊，導致日本國內(nèi)的不滿。后來幕府為了鎮(zhèn)壓反對鎖國的人們下令予以逮捕，也就是“蠻社之獄”。在清朝鴉片戰(zhàn)爭戰(zhàn)敗后日本無法堅持鎖國制度，所以頒布“薪水給予令”，讓所有異國船在來到日本本土后禁止上陸，只是提供柴薪、食物和水后離開。蠻社之獄是發(fā)生于1839年幕府對蘭學者所實行的最初的壓制事件，渡邊華山、高野長英等蘭學者組成尚齒會積極從事西洋學問研究。在幕府對美國艦只“毛利松”號實行打擊的次年華山著《慎機論》、長英著《戊戌夢物語》，對幕府的攘夷政策進行批判，由此觸怒幕府，于是幕府以企圖渡海去國外及與大鹽平八郎有勾結等罪名將他們逮捕。該事件發(fā)生于1839年，是幕府對蘭學者所實行的最初的壓制。1853年和1854年美國海軍軍官佩里分別率領五艘和七艘軍艦（日本方稱為黑船）從浦戶和江戶灣登陸，并呈交美國總統(tǒng)的國書（史稱“黑船來航”）。在1854年的來訪中簽訂“日美和親條約”，1858年日本和美國簽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和“安政條約”（美，荷，俄，英，法），鎖國告終。

島原之亂

（一）日本江戶幕府初期九州島原半島和天草島農(nóng)民與天主教徒反對幕藩封建壓迫和宗教迫害的大起義又稱天草起義，爆發(fā)于1637年，次年失敗。先后領有該地的大名天草種元、小西行長和有馬晴信都是天主教徒。從1612年起江戶幕府在實行鎖國政策同時加強對天主教徒的迫害，他還在領地內(nèi)大興土木，為了討好幕府主動承擔巨額軍賦，支援修筑江戶城，加重農(nóng)民的負擔。其子松倉勝家襲封后巧立名目，盤剝尤為苛酷。1634年連年歉收導致農(nóng)民無力完納年貢和各項雜稅，松倉勝家對農(nóng)民施加各種酷刑，與島原一水之隔的天草島領主寺澤氏也采取同樣手段迫害農(nóng)民與天主教徒。島原、天草兩地自1634年以來天災不斷，農(nóng)民吃樹皮革根充饑，多次向藩府借米，兩家領主毫不過問，只用嚴刑逼租。右衛(wèi)門和親友群眾為這種暴行逼得忍無可忍，匯合七、八百人包圍并放火燒田中的邱宅。田中逃進城堡，百姓迫到城堡外，燒了市街。右衛(wèi)門妻家就在對岸天草島上，天草的農(nóng)民也憤而參加起義。群眾推舉一位勇敢而有才智的16歲青年天草時貞（四郎）作首領，他到全島各地宣傳，農(nóng)民們和被殺教民的遺族都聚集山中、海島開會，宣誓起義。

（二）這些多年受苦的莊屋（村長）、舊藩浪人武士在起義中發(fā)揮核心作用，10月25日開始武裝暴動。10月26日起義軍2000多人粉碎藩署派來鎮(zhèn)壓的軍隊，包圍富岡城，在天草四郎的領導下兩地大部分地區(qū)已為起義軍所控制。參加起義的群眾十分廣泛，島原南部13鄉(xiāng)全人口的80%參加，其中6鄉(xiāng)不論男女老幼一齊參加起義軍。從階級成分看除農(nóng)民外還有手工業(yè)者和藩主的奴仆，有天主教徒，也有佛教徒。一些上層農(nóng)民如上述的莊屋（村吏）因失去舊藩主而淪為農(nóng)民的浪人武士擔任起義軍的指揮，當時被圍困在島原城內(nèi)的藩吏飛報幕府和正在江戶的藩主松倉勝家并向鄰藩求救。但各藩都觀望不前，將軍德川家光接報，驚呼這次起義如昔之一向宗。忙令正在江戶的一些西南藩主趕回本藩，防止蔓延并調(diào)兵遣將前往鎮(zhèn)壓。11月中旬天草的起義軍3.7萬人（包括婦女兒童）正在攻打富岡城，得悉幕方大軍就到退入島原南端的舊城堡——原城。12月9日幕軍包圍原城，3次發(fā)動總攻擊，起義軍用火槍木石反擊。

（三）正月初三幕府宰臣松平信綱趕到島原，調(diào)集各藩軍12萬余人加緊圍攻原城，同時勾結荷蘭軍艦從海上炮轟原城，但始終沒有攻克。2月17日幕軍全面總攻，28日幕藩軍隊攻陷原城。島原起義使江戶幕府受到巨大沖擊，為緩和農(nóng)民的反抗，寺澤氏領地被沒收。此后幕府嚴厲推行禁教政策，促進鎖國體制的最后完成。通過島原起義讓德川幕府不單認識到對外貿(mào)易對封建經(jīng)濟的威脅，而且更理解到外來宗教對幕藩統(tǒng)治的威脅，由此實行持續(xù)200多年的鎖國體制。1639年幕府發(fā)布第五次也鎖國令，全面禁止外船來日，命各藩檢查航行船只，提高密告外船走私入境者以3倍的獎金，并禁絕國外教會對日本教民的一切聯(lián)系與影響。1641年將同基督教傳教無關的荷蘭人一律轉(zhuǎn)移到長崎的出島，限制外文書籍進口，連朱印船貿(mào)易也禁止，日商受重大損失而破產(chǎn)。鎖國后幕府只限長崎一港，準許中國、荷蘭船舶通航，獨占與日本的的貿(mào)易。由此日本的外交和貿(mào)易全部被置于幕府統(tǒng)制下，輸入品中占重要位置的生絲交易則被持有生絲特許證的豪商集團（絲割符仲間）獨占。

倒幕派

（一）倒幕派是19世紀后半期繼歐洲和美洲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之后，亞洲的日本也出現(xiàn)一次在政治、經(jīng)濟、思想文化等領域的全面革新運動，這場以推行資本主義新政為目的的資產(chǎn)階級革新運動開始于明治年間，所以史稱“明治維新”，而其中為推翻幕府統(tǒng)治的政治團體被稱為倒幕派。日本過去是一個閉關自守、封建落后的國家，這個國家號稱“神國”，是所謂“諸神保護的國家”。天皇就是神的化身，他對自己的臣民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忠君報國”、“效忠天皇”的思想一直是日本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準則。但自1185年源賴朝建立鐮倉幕府開始日本的軍政大權就落到武士階層的手中，天皇逐漸成為并沒有任何政治權力的國家象征，僅僅擁有祭祀權，就像是全國最大的神官。而朝廷和公卿們也逐漸必須依靠武士才可以生存，武士的各個有力守護家族逐漸強大起來并變成戰(zhàn)國大名，成為完全獨立的封建領主。也就在這種情況中一直到1467年日本發(fā)生名為“應仁之亂”的大內(nèi)戰(zhàn)，此戰(zhàn)之后當時掌權的室町幕府再無實力控制全國的大名，日本開始群雄混戰(zhàn)的戰(zhàn)國時代，而當時的天皇和朝廷只能靠大名們的周濟和販賣官位以及政治婚姻度日。直到1603年德川家康消滅或勸降各地的割據(jù)勢力，取得“征夷大將軍”的稱號，在江戶設置新的幕府，戰(zhàn)國時代結束，而實權依舊理所當然地落在德川家族的手中。當時幕府將軍把持著全國最高土地所有權，直轄約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四分之一，是最大的封建領主。

（二）并且還掌握著全國的商業(yè)城市和礦山，壟斷著對外貿(mào)易，控制國家的經(jīng)濟命脈，在政治上德川幕府名義上是“大將軍”，實際上自稱“大君”，對外代表國家，對內(nèi)主持政府，大權獨攬。最典型的是幕府并不設在首都，而在江戶辦公，處理國家大事就像以前的幕府一樣根本不把靠幕府才活得下去的天皇放在眼里。為了加強自己的統(tǒng)治，德川幕府任意掠奪土地，并把這些分封給270家被將軍重新劃分勢力的大名。大名的領地和統(tǒng)治機構開始被叫做“藩”，意即幕府的屏障。并按親疏關系把200多個藩分為親藩、內(nèi)藩和外藩，將軍依靠親藩、內(nèi)藩對邊遠的外藩大名嚴加防范。大名又把自己的領地分割成更小的單位分賜給自己的家臣，他們屬于將軍和大名之下，被稱做武士。這些武士一般是職業(yè)軍人，擁有佩刀的特權，殺死平民可以不受懲罰，是幕府將軍統(tǒng)治人民的主要工具。除此之外幕府將軍又按照“士、農(nóng)、工、商”四民的次序被劃在武士之下，受到等級身份制度的嚴格限制。另外還有30多萬被稱做“非人”和“穢多”的賤民，他們被排斥在士、農(nóng)、工、商之外，過著悲慘的生活。為了更加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幕府一方面拼命鼓吹迂腐的儒家思想，尤其把宋朝理學家朱熹的演說定為國學，禁錮人民的思想，壓制他們的反抗情緒。另一方面推行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不同其它國家建立任何關系，把整個日本嚴密地封閉起來。

（三）德川幕府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長治久安，可他萬萬沒有想到18世紀后期隨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出現(xiàn)新興的地主階級和商業(yè)資本家，他們?yōu)榱藸幍谜紊系牡匚唬瑪[脫封建統(tǒng)治，對幕府制度產(chǎn)生強烈的不滿。而廣大的人民群眾不堪忍受苦難的生活，反抗的情緒也日趨高漲，接連爆發(fā)無數(shù)次農(nóng)民起義和市民暴動，這些反抗斗爭嚴重地動搖幕府的統(tǒng)治。正當幕府惶惶不可終日之時西方殖民主義列強大舉入侵日本，1853年美國海軍將領柏利率領艦隊兩次闖進江戶灣，迫使日本開港通商。幕府屈服于列強的炮火連續(xù)與列強簽訂很多不平等條約和關稅協(xié)定，出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大批農(nóng)民和手工業(yè)者因為外貨的傾入而紛紛破產(chǎn)。日本人民受到雙重的壓迫和剝削，處境更加痛苦。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迅速激化，一場推翻封建幕府、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迫在眉睫。1865年12月長州藩討幕派高杉晉作率領以農(nóng)民為主體的“奇兵隊”擊敗保守派，奪取藩政權。隨后薩摩藩討幕派西鄉(xiāng)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也控制藩權，不久這兩股力量結成討幕聯(lián)盟，成為全國討幕運動的核心、他們一方面實行政治、經(jīng)濟改革，以調(diào)動農(nóng)民、商人和中下級武士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在軍事上武裝自己，購置大量的西方先進武器，與幕府軍隊抗衡。這一年的12月壓制討幕派的孝明天皇去世，不滿15歲的明治天皇即位，這時宮廷形勢開始向有利于討幕派方面發(fā)展。

（四）1867年10月薩摩、長州、安藝三藩討幕派在京都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利用年幼的明治天皇的名義武裝倒幕。他們一方面擴充兵力，另一方面秘密同天皇取得聯(lián)系，準備發(fā)動宮廷政變，把德川將軍趕下臺去。明治天皇雖然年幼可頗有見識，對幕府把持朝政也十分不滿，當即答應與討幕派聯(lián)合起來推翻幕府統(tǒng)治，于是就寫了一份“討幕密詔”交到大久保利通他們手里。大久保利通等人接到密詔后欣喜若狂，趕緊打開細細觀看只見上面寫著：“不討此賊何以上謝光帝之神，下報萬民之深仇！”大家高興地叫起來：“天皇英明！天皇萬歲！”緊接著他們便召集討幕派的重要人物，于186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京都天皇宮中的一間書房里商量具體的對策。“我們有天皇的詔書在手，可以說是出師有名啊！”一個武士得意地說道?！皩Γ∮羞@份詔書，看德川慶喜還有什么招術！”另一個信心十足地應和道。正時門外突然闖進一個宮廷侍衛(wèi)，氣喘吁吁地說道：“諸位大人，德川慶喜剛剛見過天皇，主動請求辭去將軍的職位，把政權交還給天皇！”原來德川慶喜聽到風聲覺著形勢對己不利，決定先發(fā)制人主動辭職，以免與改革派正面沖突。西南各諸侯怎能相信德川慶喜會輕易把政權交出，一眼就看出這是對方的緩兵之計。大家討論一番一致同意以武力解決問題，給德川慶喜一個措手不及。于是他們調(diào)兵遣將，很快把自己的部隊調(diào)集到京都附近，準備發(fā)動宮廷政變。

（五）1863年尊攘派在但馬生野舉兵討幕的事件，為響應大和“天誅組”舉兵，福岡藩士平野國臣等擁戴流亡的七名公卿之一澤宣嘉為首，并有來自長州的奇兵隊員參加。在周圍地主的支持下動員農(nóng)兵兩千人，于10月12日占領代官府。幕府下令鄰近各藩進攻，澤宣嘉逃出，舉兵者分裂，農(nóng)兵叛離，平野被捕。此亂雖只持續(xù)三天，但大大刺激討幕運動。1863年8月尊王攘夷派志士藤本鐵石、吉村寅太郎等擁戴中山忠光在大和舉兵，擊斃五條城代官，并糾合十津川鄉(xiāng)士進攻大和高取城。但因文久3年8月18日政變導致形勢大變，在各藩軍追討攻擊下失敗，9月崩潰，天誅組之變是武力討幕的先驅(qū)。天誅組之變和生野之變等雖被看作是討幕舉兵的先驅(qū)，但正式發(fā)展成為討幕運動是在1866年薩長同盟成立以后。根據(jù)這個同盟已組成最典型的討幕派的長州藩和在此以前一直推進公武合體運動的薩摩藩攜手合作，策劃打倒幕府，同時得到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勢力的支持，從幕府手中奪取軍事和經(jīng)濟的全國統(tǒng)治權。幕府則推進奉還大政（公議政體論），并企圖聯(lián)合法國。1867年10月14日天皇發(fā)出《討幕密敕》，同時幕府實行奉還大政雙方進行激烈的較量。這并非純屬偶然，而意味著斗爭雙方都獲得對方的情報。12月9日發(fā)布《王政復古令》，形勢似乎對奉還大政的公議政體派有利，但1868年1月3日開始戊辰戰(zhàn)爭，討幕派取得決定性勝利，掌握維新政府的主導機。對經(jīng)歷這一過程的討幕運動，明治以來的王政復古史觀，認為是尊攘運動原封不動的延續(xù)。

黑船事件

（一）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里和祖·阿博特等率領艦隊進入江戶（今東京）岸的浦賀，把美國總統(tǒng)米勒德·菲爾莫爾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交給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關系和進行貿(mào)易，史稱“黑船事件”（亦稱“黑船開國”）。1854年日本與美國簽訂神奈川《日美親善條約》，又名《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并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由于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再度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日本封建陣營出現(xiàn)分化，中下級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勢力，號召尊王攘夷。革新勢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陰、高杉晉作、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xiāng)隆盛、橫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主要集中在長州（今山口縣）、薩摩（今鹿兒島縣）、土佐（今高知縣）、肥前（今佐賀縣和長崎縣）等西南部強藩，這些藩國在歷史上與幕府矛盾較深，接受海外影響較早，輸入近代科學技術和拔擢中下級武士都比較積極。黑船事件是指1853年美國以炮艦威逼日本打開國門的事件，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里和祖·阿博特等率艦隊駛?cè)虢瓚魹称仲R海面的事件，最后雙方于1854年簽定《日美親善條約》（又稱《神奈川條約》）。19世紀上半期當日本在鎖國政策下局限于東北亞一隅時世界正在快速轉(zhuǎn)變，英、法、俄、美等國成為新一波稱霸世界的強國，它們在經(jīng)歷產(chǎn)業(yè)革命、交通革命的洗禮之后開始為產(chǎn)業(yè)革命后所需要的原料、市場、殖民地與轉(zhuǎn)運站積極經(jīng)營遠東。

（二）雙方在橫濱簽定《日美親善條約》是日本與西方國家簽訂的第一個貿(mào)易條約，其他西方國家跟隨著美國紛紛向日本提出通商的要求，于是英國、俄國、荷蘭等西方國家都與日本簽定親善條約。日本被迫結束鎖國時代，幕藩體制也隨之瓦解。三都指江戶、大阪、京都，武裝倒幕中、下級武士、商人、資本家和新興地主為主體。伏見、鳥羽戰(zhàn)役中幕府軍隊戰(zhàn)敗，德川幕府被推翻。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里率領艦隊強行駛?cè)虢瓚魹车钠仲R及神奈川（今橫濱），在美國的武力脅迫下幕府接受開港要求，于1854年3月31日在神奈川簽訂“日美親善條約”（日美神奈川條約）。日本被迫同意開放下田（東京西南的靜岡縣的東南部）、箱館（今函館，北海道的西南部）兩港口，美國船可以在這兩個港口加煤上水，并得到糧食等物品的供應。條約還允許美國在上述兩港派駐領事，并享有最惠國待遇。不久英、俄、荷等國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簽訂類似條約。1853年七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休·佩里（1794~1858）將軍率領四艘軍艦開到江戶灣口，以武力威脅幕府開國。艦隊中的黑色近代鐵甲軍艦，為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見到。培里贈給幕府顯示工業(yè)文明的火車機車模型和電報機，而幕府卻只能用力士搬運回贈的大米來展示實力。培里來航令日本人震驚，深切感受到日本與外國的巨大差距，日本人稱這次事件為“黑船來航”。由于這四艘軍艦合共有63門大炮，而當時日本在江戶灣的海防炮射程及火力可與這四艘軍艦相比的只有二十門。

（三）在不開國就開火的威嚇下幕府不敢拒絕開國的要求，但又恐怕接受培里帶來的國書后會受到全國的抨擊，于是當時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藉口要得到天皇的批準方可接受條約，并約定培里下一年春天給予答復。第一次赴日的4艘戰(zhàn)艦：薩斯喀那號，蒸汽動力明輪木殼護衛(wèi)艦，2450噸；密西西比號，蒸汽動力明輪木殼護衛(wèi)艦，1692噸；普利茅斯號，風帆動力木殼護衛(wèi)艦，989噸；薩拉托加號，風帆動力木殼護衛(wèi)艦，882噸。1854年2月13日培里再次率領艦隊來到日本，這次一共有七艘軍艦，而且艦隊一直深入江戶灣內(nèi)，到達橫濱附近才停船。面對培里的強硬姿勢時幕府只好接受開國的要求，于是雙方在橫濱簽定《日美親善條約》，這是日本與西方列強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其他西方列強跟隨美國紛紛向日本提出通商的要求，于是英國、俄國、荷蘭等西方列強都與日本簽定親善條約，日本被迫結束鎖國時代，幕藩體制也隨之瓦解。第二次赴日的7艘戰(zhàn)艦：薩斯喀那號, 蒸汽動力明輪木殼護衛(wèi)艦，2450噸；密西西比號，蒸汽動力明輪木殼護衛(wèi)艦，1692噸；普利茅斯號，風帆動力木殼護衛(wèi)艦，989噸；薩拉托加號，風帆動力木殼護衛(wèi)艦，882噸；波瓦坦號，蒸汽動力木殼巡洋艦，旗艦，2415噸；馬其頓人號，風帆動力木殼護衛(wèi)艦，1726噸；溫達里亞號，風帆動力木殼護衛(wèi)艦，770噸。事實上德川幕府在二百多年之間從來不準天皇參與政治，但是這次為了減低各藩的反對聲音，于是想以天皇的名義締約，并且破例邀請各大名、藩士、學者、甚至平民針對開國之事提出意見。于是天皇及其朝臣、大名及其家臣紛紛舉起救國的旗幟，趁機躍上政治舞臺。無論如何“黑船事件”后的日本政局一天比一天混亂，也埋下幕府滅亡的導火線。

神奈川條約

（一）神奈川條約是1854年3月31日江戶幕府與美國締結的和親條約，日本通稱為《日美和親條約》。在日本方面全權代表為林復齋（大學校長）、美國方面全權代表為東印度艦隊司令長官馬休·佩里。條約中主要規(guī)定日本必須開放下田與函館這兩個港口與美國通商，并保證遇難船只的美國船員得到安全保障。從幕末的混亂期到明治開頭時期《神奈川條約》不過是日本不可避免的與列強所定立的不平等條約中的一部，依此締結條約的日本開啟下田及箱館（現(xiàn)函館）兩港口，日本鎖國體制就此崩解。1853年在佩里之前一年菲爾莫爾美國大總就親筆寫信給幕府要求開國并通商，幕府方面在要求后猶豫一年，美方面也因此一度打消主意。不過美國翌年2月13日船只由江戶東京灣（東京灣）入港再訪日本，幕府在武藏國久良岐郡橫濱村字駒形（神奈川縣橫濱市中區(qū)神奈川縣廳附近、現(xiàn)在位于橫濱開港資料館所在地）設置招待所，協(xié)議從開始到終了有1個月之久，締結神奈川條約，之后交渉場所移到伊豆國下田（現(xiàn)靜岡縣下田市）了仙寺。

（二）同年5月25日厘定神奈川條約細則，據(jù)此締結下田條約（內(nèi)文全部有13條）。佩里艦隊在同年6月1日從下田歸國，進一步歸國途中停留在琉球并與琉球國締結通商條約。美國在太平洋進行捕鯨活動需要大量的燃料，也因此要在日本進行燃料補給，而燃料費用卻被提高，當時是這么說的。不過美國方面最大的目的卻是食物與淡水的補給，特別是其時對于谷類及其他食物，并沒有冷藏庫或真空保存食物的方法，也為了防止腳氣病及壞血病發(fā)生。進一步要提供船員在食物的新鮮及量上的滿足，生鮮蔬菜及肉類的補給就顯得異常重要?！渡衲未l約》主要內(nèi)容：美國船只需要的物資補給（付款購買）是在開港后的下田、函館二地（通商口岸的設定）；漂流民的救助、引渡；美國人的居留地設定在下田；片面的最惠國待遇。除此之外下田條約也定立如下的細則條款：美國人活動的可能范圍是以下田為中心7里內(nèi)及與以函館為中心5里內(nèi)之范圍為限，禁止進入武家、町家之范圍；美國人暫時的休息所設置在仙寺、玉泉寺，美國人的墳墓設置在玉泉寺內(nèi)；美國人禁止從事獵取鳥獸等狩獵活動。

安政五國條約

（一）安政五國條約是指1858年（日本安政五年）日本被迫先后與美荷俄英法五國簽訂的五個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逼迫日本增加開港開埠；允許自由貿(mào)易；圈定外國人居留地；確立領事裁判權；接受協(xié)定關稅等等。安政條約的簽訂加劇日本的尊王攘夷運動，明治政府一直試圖修改條約，直至1911年才得以重新與相關國家締結對等之條約。1858年日本分別與美國、荷蘭、俄國、英國、法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總稱，1854年簽訂《日美親善條約》后西方列強進一步擴大對日本的侵略。1856年8月美國人湯森德·哈里斯抵日本下田，逼迫江戶幕府同意開設由他擔任總領事的美國駐日總領事館。1857年10月幕府又被迫同意哈里斯前往江戶晉見將軍，哈里斯用武力恫嚇迫使日本于1858年7月29日簽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和貿(mào)易章程。同年8～10月日本又先后與荷、俄、英、法簽訂內(nèi)容類似的條約和章程，這五個條約均簽訂于安政五年，故合稱安政五國條約。1853年美國人馬休·佩里率艦來日要求日本開國，發(fā)現(xiàn)日本人保守封閉而不愿及時答復，遂聲言隔年春天再來聽取答復。佩里于1854年2月13日再次到日本，雙方談判幾經(jīng)折沖，最終在1854年3月31日簽訂《日美親善條約》，這是近代日本同外國簽訂的第一個國際條約。此后英國于1854年10月與日本簽訂《日英親善條約》，俄國于1855年2月與日本簽訂《日俄親善條約》，1856年1月與荷蘭簽訂《日荷親善條約》，通過這些條約的日本被迫開始結束“閉關鎖國”的時代。

（二）由于《日美親善條約》沒有自由貿(mào)易的通商規(guī)定，所以美國對此不很滿意。新上任的公使湯森德·哈里斯軟硬兼施，于1857年6月17日迫使日本在下田簽訂《日美條約》，美國取得領事裁判權等其他權利。哈里斯仍不滿足，下定決心要締結通商條約，他以艦隊的武力為后盾一面與幕府爭論，一面進行威嚇，經(jīng)過13次談判于1858年7月29日在神奈川海面上的美國“波瓦坦”號軍艦上簽訂《日美友好通商條約》。根據(jù)片面最惠國待遇的規(guī)定荷蘭、俄國、英國、法國等國也先后迫使日本簽訂類似的條約，1858年1月25日日本方面的全權代表下田奉行井上清直和目付巖瀨忠震在美國代表哈里斯的住處即蕃書調(diào)所，開始簽訂條約的談判。期間雖然還發(fā)生攘夷派暗殺哈里斯未遂的事件，但直到2月25日連續(xù)談判14次后終于議定《日本國美利堅合眾國修好通商條約》14條及貿(mào)易章程6款，只等待簽字。其內(nèi)容是：互派公使、領事并承認其國內(nèi)旅行權；神奈川自1859年7月4日、長崎自7月4日、新瀉自1860年1月1日、兵庫自1863年1月1日分別開放，下田港則停止開放。此外江戶自1862年1月1日、大阪自1863年1月1日開放為商埠，承認外國人的居住權和房屋租賃權；允許自由貿(mào)易，雙方國民買賣物品一律不受限制；對支付方式等日本官員概不干預；對于日本人買賣或攜帶購自美國人的商品不加妨礙；制定協(xié)議關稅；禁止鴉片貿(mào)易；規(guī)定兩國通貨同種等量交換；制定外國人游覽規(guī)章；承認領事裁判權等等。條約議定后由于幕府要取得天皇的敕許，同時由于國內(nèi)攘夷派的反對，一直拖延沒有正式簽訂。

（三）1858年7月間美國軍艦開進下田，傳來英法聯(lián)軍已逼清朝簽訂《天津條約》的消息，幕府當局受到震動。哈里斯擔心英法兩國趁戰(zhàn)勝之余威來日本，在美國之前與日本簽訂通商條約，遂強烈要求日本在已經(jīng)議定的條約上簽字。日本全權代表和海防掛都認為這是簽約的好機會，井伊直弼雖仍拘泥于未得敕許而遲疑不決，但形勢卻迫使他不得不做出決斷。29日日美兩國全權代表終于簽訂《日本國美利堅合眾國修好通商條約》，1860年5月18日日本使團在華盛頓覲見美國總統(tǒng)布坎南，同時在華盛頓批準交換該條約。：1858年8月18日日本全權代表與荷蘭使節(jié)寇帝斯締結《日本荷蘭修好通商航海條約》，1860年3月1日批準交換。1858年8月19日日本與俄國使節(jié)普提雅廷簽訂《日本國魯西亞國修好通商條約》，1859年8月8日批準交換。1858年8月26日日本與英國使節(jié)額爾金簽訂《日本國大不列顛國修好通商條約》，1859年7月11日批準交換。日本與法國使節(jié)葛羅于1858年10月9日簽訂《日本國法蘭西國修好通商條約》，1859年9月22日批準交換。安政五國條約在親善、友好的名義下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它使西方列強對日本的殖民掠奪合法化。幕末日本基本上還是落后的封建小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以赤裸裸的武力強迫日本開國，把日本變成其市場和原料供給地。正如培理供認的那樣：“要使弱小的半開化的日本人實行通商貿(mào)易，和平的方式不行，就必須使用武力?！睆拇藲W美國家對殖民地一貫實施的經(jīng)濟掠奪和政治枷鎖便緊緊加于日本人民頭上。

（四）日本被迫承認西方國家在日本享有領事裁判權，居留在日本的外國人可以不服從日本的法律，不受日本法庭的審判。日本喪失國家對外僑的司法權，日本被迫接受協(xié)定關稅制，各約附則中規(guī)定日本的關稅率必須同締約國協(xié)商制定。日本出口稅按照歐美列強同中國締結的《天津條約》值百抽五征稅，進口稅則規(guī)定為無稅、二成、三成五分等最低的關稅率，使日本失去保護本國工商業(yè)的關稅自主權。日本被迫給予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以最惠國待遇，只要有一個國家在日本享有某種權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便可同樣享受，因此最惠國待遇成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共同魚肉日本的工具。日本還被迫允許歐美國家在日本設置居留地（租界），外國人在居留地內(nèi)享有永久租地權和自治權。這種租借權同領事裁判權結合起來，實際就是使租界成了日本的國中之國，歐美列強在日本領土上的戰(zhàn)略據(jù)點。安政五國條約沒有中止日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強加給本的各項壓迫和取之于日本的權益沒有時間限制。日本認為需改時須提前一年告知締約國，對方同意才能協(xié)商修改。結果明治政府雖然進行多次改約談判，但這些不平等條約仍束縛日本達四十年之久，這就是安政五國條約強加給日本的繩索。其結果同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所處的半殖民地狀況沒有什么本質(zhì)區(qū)別，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罷了。

安政大獄

（一）安政大獄是1858年到翌年發(fā)生的事件，德川幕府的大老井伊直弼、老中間部詮勝鎮(zhèn)壓因為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簽字及繼承德川家茂的將軍工作上政治迫害反對派的事件，被鎮(zhèn)壓的以尊王攘夷派和一橋派的大名、公卿、志士（活躍分子）們加上牽連者達到100人以上。江戶時代后期的日本，外國船相繼東來訪問。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慘敗，令日本對外危機意識高漲，幕閣就海防問題進行議論。老中阿部正弘領導幕府進行幕政改革，在1854年幕府與美國簽訂《日美通商親善條約》，又與俄羅斯簽訂《日俄親善條約》，之后又和英國、法國和荷蘭簽訂類似條約，即《安政五國條約》。1853年第12代將軍德川家慶逝世，于是第13代將軍德川家定就任征夷大將軍一職，不過因為家定身體虛弱的緣故，下任將軍的繼嗣人選成為主要問題。支持前水戶藩主德川齊昭的兒子一橋慶喜（德川慶喜），還有期盼跟諸藩建立協(xié)調(diào)體制的一橋派，和重視支系而推舉紀州藩主德川家茂并且政治路線保守的南紀派，兩派之間發(fā)生激烈的沖突與對立。后來日本受到美國總領事哈里斯的壓力被迫在通商條約上簽字，老中堀田正睦借朝廷的權威打算解決兩派的爭執(zhí)，不過梅田云浜等人在京都進行尊王攘夷派的工作，而且得到孝明天皇的敕許。1858年大老井伊直弼對尊王攘夷運動進行一次大鎮(zhèn)壓，由于在《日美友好通商條約》簽字問題和將軍繼嗣問題上，一橋派、尊攘派掀起的反對運動日益激化，大老井伊直弼接連采取鎮(zhèn)壓措施。

（二）1858年4月南紀派的井伊就任大老，井伊斷然確定條約的締結和家茂的將軍繼承權。水戶前藩主德川齊昭(齊昭已經(jīng)退位，但是藩政實質(zhì)上被他所控制。水戶藩主德川慶篤（齊昭之子，不過實權被父親掌握），尾張藩主德川慶勝，福井藩主松平慶永等批評井伊的政策，為此井伊對他們做出隱退、禁閉等處分。1859年8月計劃對朝廷采取行動的水戶藩，他們議定的《戊午的密敕》被搜出，同一時間幕府方面的調(diào)諧者的關白九條尚忠被撤職，而且因為這個緣故，9月老中間部聯(lián)絡所司代酒井忠義，以逮捕梅田云浜作為鎮(zhèn)壓行動的前端而開始。在京都被捕獲的志士們被送去江戶，也有在江戶被捉住，甚至從藩地被捕的也有。他們在江戶傳馬町的監(jiān)獄接受審判之后分別以剖腹自殺或死刑等嚴酷的刑罰處死，幕閣川路氏和巖瀨忠震等幕臣也被處罰，這時關于這次政治逼害的幕后黑手被認為是大老井伊本人。包括一橋派的德川齊昭、一橋慶喜、松平慶永、德川慶恕等人在內(nèi)受株連的有公卿、大名、幕吏、志士達一百多人，吉田松陰、橋本左內(nèi)、越三樹三郎等八人被處死刑。這次大獄引起人們的反感，終于在1860年3月3日發(fā)生櫻田門事變。隨著井伊在櫻田門外被暗殺，這次政治迫害也結束了。幕閣中一橋派的勢力復活，文久的改革被進行，將軍家茂和和宮的婚禮向公武合體路線發(fā)展。因為安政大獄導致幕府的政治道德降低和人材的缺乏，由于反幕派的尊攘活動也激進，因此成為幕府滅亡的直接原因。

櫻田門外之變

（一）櫻田門外之變是發(fā)生于1860年3月24日的一起政治暗殺事件，不滿幕府大老兼彥根藩藩主井伊直弼的水戶藩激進浪士于江戶城櫻田門外突襲準備進城的井伊直弼隊伍，井伊直弼當場慘死。自黑船來航后主張開國的彥根藩主井伊直弼與主張攘夷的水戶藩主德川齊昭對立日深，之后又為了十四代將軍的繼承人問題各自形成對立派系，政爭的結果由井伊直弼勝出。1858年井伊直弼出任幕府大老，不但獨斷地與美國簽訂《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以遂開國理念，第十四代將軍也成功地由其派系所擁立的德川慶福接任。1859年德川齊昭發(fā)動反攻，聯(lián)合越前藩主松平慶永、尾張藩主德川慶恕及自己的兒子一橋家當主一橋慶喜闖入江戶城質(zhì)問井伊直弼，結果因為這種過于無禮的行為反遭井伊直弼下達永久退隱的處分。之后井伊直弼決定全力鎮(zhèn)壓反對勢力，大舉逮捕水戶藩及攘夷派的志士并以嚴刑論處，釀成安政大獄。一時間風聲鶴唳，尤其水戶藩士的積怨已瀕臨界，有些謀畫暗殺的激進藩士為免連累本藩而事先脫藩變成浪士，反撲活動暗潮洶涌。1860年3月24日是上巳之日，也是駐居在江戶的大名固定要進城謁拜的日子，以水戶藩浪士為主的暗殺集團決定于今日起事。天寒未明，路上積雪處處。主集團由東海道品川宿（今東京都品川區(qū)）出發(fā)，經(jīng)過大木戶后在札之辻轉(zhuǎn)向，途經(jīng)網(wǎng)坂（今東京都港區(qū)的慶應義塾大學附近）、神明坂、中之橋。接著穿過櫻田通，在愛宕山的愛宕神社與次集團會合，此時共計有水戶浪士17人、薩摩浪士1人，后世合稱“櫻田十八士”。

（二）由于井伊直弼的宅邸在櫻田門附近，櫻田門為井伊直弼進城的必經(jīng)之路，所以暗殺集團便埋伏在櫻田門附近等候。上午9時許井伊家開門，約60人的護衛(wèi)隊伍圍繞著井伊直弼的大轎出來。暗殺團的森五六郎手持訴狀，偽裝成攔轎喊冤的樣子迅速接近井伊的隊伍，在與井伊家護衛(wèi)糾纏之際冷不防地拔刀砍殺井伊的護衛(wèi)，其他護衛(wèi)見狀蜂擁上前。此時暗殺團的黑澤忠三郎以手槍向井伊直弼的轎子開槍，貫穿轎子后射中井伊直弼的腰部與大腿。這槍響同時也是暗殺團發(fā)動總攻擊的暗號，四面埋伏的暗殺份子紛紛突襲井伊隊伍。井伊的護衛(wèi)雖有人數(shù)上的優(yōu)勢，但因措手不及而招架不住。暗殺團的稻田重藏首先攻入井伊直弼的轎子附近，但遭井伊家護衛(wèi)砍死。隨后唯一的薩摩藩浪士有村次左衛(wèi)門成功擊倒轎旁的護衛(wèi)，一把將井伊直弼由轎中拖出斬首。與廣岡子之次郎一同帶著井伊的首級突圍，但先后被砍成重傷，最后朝向日比谷門方向逃逸。有村次左衛(wèi)門在若年寄遠藤但馬守的宅邸前切腹自盡，廣岡子之次郎則在姬路酒井家前切腹，暗殺團中同樣因重傷而切腹自殺的尚有山口辰之介及鯉淵要人。襲擊者中最初接近座轎的稲田重蔵被河西斬倒后立刻死亡，有村次左衛(wèi)門、廣岡小之次郎、山口辰之介、鯉淵要人等在彥根藩士的拼死反擊之下負重傷，到其他藩邸自首后自刃。除此之外的要么自首要么被捕后被殺或死于獄中，只有増子金八和海后磋磯之介潛伏到明治年代活了下來。

（三）井伊家除了井伊直弼外另有8人死亡（當場死亡4人、傷重死亡4人）、13人負傷。死亡者準許保留武士名分、作為擔當直弼護衛(wèi)失敗的責任，1862年下達對幸存者的處分決定。草刈鍬五郎等重傷者減俸，流放到藩領的下野國佐野面壁。輕傷者全部切腹，無傷者和轎夫一律斬首，除去武士名分。處分不光涉及本人還連帶親族，對幕府家臣是很大的警示。暗殺團事成后各自散逃，8人帶傷向官府自首，2人于逃亡途中被捕，1人于逃亡兩年后自殺，只有2人在逃亡后得享余年。櫻田十八士：關鐵之介（逃亡后捕縛、1862年斬，享年40）；岡部三十郎忠吉（逃亡后被捕、1861年斬，享年44）；稻田重藏正辰（現(xiàn)場死亡，享年47）；山口辰之介正（自刃，享年29）；鯉淵要人珍陳（自刃，享年51）；廣岡子之次郎則賴（自刃，享年21）；黑澤忠三郎勝算（自首后病死，享年33）；?齋藤監(jiān)物一德（自首后因傷重死亡，享年39）；?佐野竹之助光明（自首后因傷重死亡，享年21）；大關和七郎增美（自首，1861年斬，享年26）；森五六郎直長（自首，1861年斬，享年24）；蓮田市五郎正實（自首，1861年斬，享年29）；森山繁之介政德（自首1861年斬，享年27）；海后磋磯之介（逃亡后、1903年沒，享年78）；杉山彌一郎當人（自首1861年斬，享年38）；廣木松之介有良（逃亡后、1862年自刃，享年27）；增子金八（逃亡后、1881年沒，享年59）；有村次左衛(wèi)門兼清（薩摩藩士，自刃，享年23）。

池田屋事件

（一）薩長同盟是1866年在薩摩藩與長州藩間締結的政治、軍事性同盟，幕末時日本諸藩當中以薩摩藩和長州藩最具政治上的影響力，雖然當時雙方都已經(jīng)有武力討伐幕府的打算，但因為西鄉(xiāng)隆盛、大久保利通主導下的薩摩曾于1864年的禁門之變中將長州勢力逐出京都，并參與第一次長州征伐?(幕府與長州間的戰(zhàn)爭) ，故雙方對彼此都懷有敵意。然而透過脫藩的原土佐藩士坂本龍馬與中岡慎太郎的斡旋，推動雙方巨頭進行會談。1866年1月21日在京都薩摩藩邸中以坂本龍馬為中間人，薩摩方的西郷隆盛、小松帶刀與長州藩的木戸孝允締結內(nèi)容六條的同盟之約，決定在打倒幕府上進行合作。這是一個考慮到是否對幕府開戰(zhàn)以及勝敗如何的極為現(xiàn)實的秘密軍事同盟，討幕運動由此而獲得很大進展。后來以薩長兩軍為骨干的官軍擊敗幕府軍，幕府將大政奉還于天皇，開啟日后明治維新的契機。池田屋事件是日本江戶時代后期的1864年7月8日在京都發(fā)生的一宗政治襲擊事件，池田屋是京都三條小橋的一間旅館，當日京都守護職屬下的武裝組織新選組突襲池田屋。屋內(nèi)多位主要來自長州藩的尊王攘夷激進派，重要人物被殺或被捕。此事件又被稱為“池田屋騷動”、“池田屋事變”，新選組局長近藤勇在書面上稱為“洛陽騷亂”。文久3年8月18日政變后京都的公武合體派擴展勢力，尊王攘夷派受到壓迫。尊王攘夷派為恢復勢力，制定暗殺中川宮、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等的計劃，但因三條木屋町的兵器商人桀屋喜右衛(wèi)門古高俊太郎被捕而泄露。

（二）八·一八政變后隨著長州兵退京都，尊王攘夷派的勢力被徹底趕出近畿地區(qū)，但單個志士的活動仍有增無減。他們利用地下?lián)c，不時發(fā)動一些過激行動。1864年夏又一場大規(guī)模行動在暗中策劃，1864年6月上旬新選組接到密報稱四條小橋的古道具商人中一個叫俞屋喜右衛(wèi)門的家伙行為非?？梢?，俞屋那簡陋得只應由下等町民居住的屋子最近卻有大量客人出入，新選組在此之前已對這一點感到奇怪，而這次京都所司代送來的情報正好與原來的懷疑相符。新選組立刻在俞屋家附近各路口布下密探，不久便證實所報情況。6月5日天一亮俞屋喜右衛(wèi)門便被一隊新選組隊士抓到壬生屯所、前川正治郎邸內(nèi)的一個泥砌倉庫內(nèi)，由土方親自審問。原來他的真實身份是江州浪士古高俊太郎，并且在其店內(nèi)搜出火藥點火用品等等，翌日更是發(fā)生新選組的收繳物資被強行奪回的事件，這令土方等人產(chǎn)生懷疑，在多次拷問之下確定長州番士將在京都放火的消息，但是具體地點根本不知道，所以只能從三條大橋到四條大橋進行搜索。近藤一面派出使者去找京都守護職會津藩和所司代桑名藩要援兵，一面令隊士們?nèi)宄扇呵那某鰟?，集合地是八坂神社后面，四條街左手的炻園會所。當暮色悄悄降臨八坂神社的石階時集結總算順利完成，近藤勇將隊伍分成兩隊，一隊由近藤勇率領沖田總司、藤堂平助等10人，另一隊則是由土方歲三率領原田左之助等20人，最后還是由近藤勇率領的一隊在池田屋發(fā)現(xiàn)長州藩士。

（三）情況并不那么理想，樓上樓下有浪士二三十人，多數(shù)身手不凡。浪士們從一開始的混亂中鎮(zhèn)定下來后立刻拔刀反擊，反而使新選組陷入困境。本來早有情報說長州奇才桂小五郎也在池田屋，原來的行動計劃是全員突擊二樓，先殺桂小五郎，擒賊先擒王。結果等近藤手持刀殺上二樓回頭一看身邊只剩沖田一個人，近藤在池田屋陷入苦戰(zhàn)，但是等土方?jīng)_進池田屋時屋內(nèi)只剩下21名浪士。長州、土佐、肥后等藩志士在三條河原町的旅館池田屋聚會時遭新選組的近藤勇等襲擊，雙方死傷多人。據(jù)說桂小五郎是在千鈞一發(fā)的危機中脫逃的，在這次轟動日本的池田屋事件中過激浪士共有7人被殺、11人受傷。殉難者的名字是肥后藩宮部鼎藏、長州脫藩吉田稔縻、同吉岡正助、土佐人望月龜彌太、石川潤次郎、北添佶磨、播州人大高又次郎，令人難以相信的是長州藩尊王派巨頭桂小五郎因為遲到，結果半路得到消息便立刻返回藩邸，奇跡般地脫此大難。不久吉田稔縻送來十萬火急的求援信，桂也閉門不應。隨后會津、桑名兩藩大隊人馬趕到，如臨大敵地封鎖池田屋附近的三條地區(qū)和長州藩邸，從這一夜起新選組壬生劊子手、壬生狼的大名迅速自京都、大坂傳遍整個日本。

（四）浪士們的計劃是劫持天皇往長州；暗殺中川宮親王和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在京都四面放火。京都居民自保元平治、應仁的戰(zhàn)火后非常懼怕火災。在7月19日的戰(zhàn)斗后京都由于長州兵的進犯而化為火海，大火三天后才被撲滅。上京的829町中176町被燒毀，244574間房中5435間化為灰燼。下京的災情更為慘重，244840間房中有23092間被毀，維新后花了很長時間才得以修復。三都之首的京都昔日繁華的街道上尸體狼藉，新選組因此事而聲名大噪。而尊王攘夷派則損失慘重，重要人物吉田稔磨、北添佶摩、宮部鼎藏、大高又次郎、石川潤次郎、杉山松、松田重助死亡（他們通常被稱為“殉難七士”），桂小五郎（后來的木戶孝允）幸免于難。長州藩在此事后舉兵上京，引起禁門之變。池田屋事件可能令明治維新延遲一年，也有人認為此事反而刺激尊王攘夷派加快推動維新。池田屋事件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使明治維新推遲一年。這次打擊使長州的尊攘派暴跳如雷，真木和泉、來島又兵衛(wèi)等激進派立刻壓倒久坂玄瑞、高杉晉作等開國派，決定兵進京都。高杉等人在冷靜地分析之后把日本的維新導向開國、倒幕的正確道路。福田定一的看法是由于池田屋事件的沖擊使薩長幫聯(lián)合各藩兵進京都，從而提前明治維新。

禁門之變

（一）禁門之變是1864年8月20日發(fā)生在日本京都的武力沖突事件，又被稱為蛤御門之變、元治之變、元治甲子之變。禁門之變是1863年的八月十八日政變中長州藩及尊皇攘夷派勢力被逐出京都后長州藩以排除會津藩主、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等人為目標派兵進入京都，在京都市區(qū)內(nèi)與幕府聯(lián)軍進行激烈的巷戰(zhàn)的事件，禁門之變是自1615年大坂夏之陣以來大名之間在畿內(nèi)首次互相交戰(zhàn)。八月十八日政變發(fā)生于1863年9月30日，1863年9月30日幕府勢力操縱公武合體派在京都發(fā)動政變，趕走三條實美等“倒幕七卿”，迫害尊王攘夷派，史稱“八月十八日政變”。由朝廷內(nèi)部的公武合體派實施，并最終導致以長州藩為主的尊王攘夷派勢力被驅(qū)逐出京都的一次政治事件。由于不滿幕府對外的軟弱態(tài)度，尊攘派中的長州藩與過激派公家共同策劃在天皇出巡時脅迫天皇發(fā)布詔書，假借天皇名義命令幕府實施攘夷，若幕府不肯就范則長州藩揮師東進，一舉將其埋葬。然而尊攘派謀事不密，事前即已被薩摩藩察覺（當時與長州藩對立），于是薩摩藩、京都守護松平容保和不愿看到攘夷派得勢的孝明天皇以及公武合體派公家串通一氣，準備將攘夷派勢力徹底驅(qū)逐出京都。曉前在兩藩軍隊的警備下只允許中川官、近衛(wèi)忠熙、近衛(wèi)忠房等公武合體派公卿晉謁天皇，使朝議一變，強調(diào)過激的攘夷不是天皇的意志。

（二）天皇發(fā)表宣言說18日以后的行動才是自己真正的意志，結果解除長州藩兵擔任警衛(wèi)皇宮的任務，并將其逐出京都。三條實美、壬生基修、錦小路賴德等尊攘派公卿七人逃奔長州（即七卿流亡），從此京都的尊攘派勢力暫時減弱，直到慶應時期討幕派得勢之前以薩摩、會津兩藩為首的強藩大名一直居于統(tǒng)治地位，他們成為公武合體運動的核心力量。公武合體運動是幕府末期試圖與朝廷的傳統(tǒng)權威相結合，改組和加強行將崩潰的幕藩體制的政治運動。這種思想早在國學和水戶學中就已出現(xiàn)，但在面臨外來壓迫的危機下才形成具體的實際政治運動。公指朝廷，武指幕府或強藩。公武合體運動有以幕府為中心的，也有以強藩為中心的。這兩種公武合體運動一方面與尊攘運動矛盾交錯，同時在它們之間也相互進行較量。以幕府為中心的公武合體運動發(fā)生在井伊政權到久世、安藤政權期間，孝明天皇之妹和宮與第十四代將軍德川家茂的結婚問題是這一運動的代表性事件，其目的是想通過政治婚姻而使公武結合。以強藩為中心的公武合體運動是由長州藩和薩摩藩分別推進的，長州藩有長井雅樂的《航海遠略》策就從幕府接受朝廷之命進行開國的政策，薩摩藩的島津久光主張迫令幕府尊奉敕使并進行幕政改革，使強藩加入幕府政權的統(tǒng)治。

（三）“禁門之變”、“蛤御門之變”的名稱緣于激戰(zhàn)地在京都御所（從鐮倉時代中期到明治時代初期日本天皇所居住的宮殿被稱為京都御所）的宮殿門口附近，禁門指皇宮之門，蛤御門是京都御苑的西側(cè)禁門之一。蛤御門在禁門之變時是會津潘、桑名藩、薩摩藩聯(lián)軍的防衛(wèi)據(jù)點，其門梁上至今仍有著長州藩軍隊進攻時的留下來的彈痕。長州藩持激進的尊皇攘夷論，曾一度主導京都政局。1863年會津藩、薩摩藩等勢力主導八月十八日政變，長州藩在京都的駐防權力被解除，藩主毛利敬親及其養(yǎng)子毛利元德被逐出京都，喪失政治上的主導權。同時在京都和大阪潛伏的數(shù)名長州藩尊皇攘夷派，以恢復長州藩勢力為目指繼續(xù)行動。雖然因為八月十八日政變不惜對外戰(zhàn)爭的激進攘夷路線被否定，但日本朝廷仍然繼續(xù)攘夷的政策。1864年朝廷、幕府雙方一致同意橫浜港的鎖港方針，但由于幕府內(nèi)部的對立，鎖港并沒有被執(zhí)行。3月要求執(zhí)行鎖港的水戶藩尊皇攘夷派發(fā)動天狗黨之亂，在這種情勢下日本各地的尊皇攘夷派中期望長州藩復返京都政局的呼聲高漲。天狗黨之亂是指1864年3月日本水戶藩尊攘派天狗黨發(fā)動的騷亂，天狗黨是趁藩主德川齊昭改革藩政之機而出現(xiàn)的，以輕格武士為核心的激進派，它與保守派的諸生黨相對立。天狗黨因不滿推遲攘夷而在筑波山舉兵，企圖大舉進京，向一橋慶喜訴說心愿，但中途向金澤藩投降。

（四）武田耕云齋、藤田小四郎等處斬，叛亂平息，但與諸生黨的黨爭依然不斷。從第2代水戶藩主德川光圀在 彰考館開始編纂《大日本史》以來到第10代德川慶篤的孫子德川圀順完成（明治39年），它變成多少代藩士攜手共進的事業(yè)?！洞笕毡臼贰返木幾胧顾枷塍w系進步發(fā)展，最終成為一門叫水戶學的學問。雖然水戶學是水戶藩士的言論，可這種尊皇思想?yún)s極大影響幕末的志士。因為水戶藩尊皇思想的緣故，幕末時期幕府也對德川御三家投去猜疑的目光。從江戶中期就一直停滯的《大日本史》的編纂工作在立原翠軒的手中復興，立原手下聚集很多名人，其中包括10歲就被允許入門的藤田幽谷。藤田幽谷在幕府老中松平定信請求18歲的藤田幽谷應允編纂《正名論》 時展露才華，在《大日本史》的編纂中與立原翠軒意見產(chǎn)生分歧。1797年藩主德川治保決定按照幽谷的思路進行《大日本史》的編纂，立原推出彰考館，這兩者的沖突演變成派閥間的對立，這之后立原所代表的保守派（門閥派）和藤田所代表的改革派的沖突一直在水戶藩中存在著。1829年德川齊昭成為藩主，重用很多擁立藤田東湖（藤田幽谷之子）的改革派，擔負起自己的藩政改革的重擔。這使保守派進行反對，幕府于是與之聯(lián)合在1844年5月對德川齊昭加以強制隱居，被命令謹慎的處分。

（五）齊昭在之后被解除謹慎，幕府也默許軟禁解除和權利恢復。這個時候藩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對立更加激化，在幕末的動亂中改革派變成強硬的主張攘夷的激派，與以改革幕政為目標的比較溫和的鎮(zhèn)派分裂，與保守派更加對立（反對派一律被稱為奸黨）。這個激派引起櫻田門外之變，并成為天狗黨的核心。對幕府簽訂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不滿的孝明天皇在1858年9月14日對水戶藩直接下達詔書，命其可進行特殊行動（戊午密詔） 。前藩主德川齊昭卷入將軍繼嗣問題，擁立一橋德川家當主，自己兒子一橋慶喜的齊昭形成的“一橋派”，與擁立德川慶福的幕府大老井伊直弻形成的南紀派產(chǎn)生正面沖突。一橋派的中心人物齊昭，涉嫌參與密詔一事。于是井伊直弻開始對一橋派和尊皇攘夷派的大鎮(zhèn)壓（安政大獄），對水戶藩時齊昭被命令永遠蟄居，京都也開始對這些藩士的嚴厲處分。首先對于幕府要求收回朝廷對水戶藩的詔書一事的反應在藩內(nèi)產(chǎn)生分歧，第二年藩論不決定直接向朝廷返還詔書，激派中的反對者決定實施行動改變現(xiàn)狀。高橋多一郎等水戶浪士在水戶街道的長岡宿（今東茨城郡茨城町）集結，與農(nóng)民數(shù)百人合流。他們在長岡宿質(zhì)問，這是為了阻止向江戶返還詔書。之后行動被稱為“長岡屯集”而遭到藩廳派出部隊的鎮(zhèn)壓，齊昭說服屯集勢力解散，避免武力沖突。

（六）在長州藩內(nèi)部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也開始討論率軍開進京都的激進策略的可行性，主張積激進策略的有來島又兵衛(wèi)、真木保臣等，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久坂玄瑞等人主張以更慎重的方式開展斗爭。6月5日池田屋事件爆發(fā)，多名長州藩士被新選組殺害，慎重派的周布政之助、久坂玄瑞、高杉晉作、宍戶真澄等雖然力圖使因憤怒而沸騰的藩內(nèi)輿論降溫，但以福原元僴、益田親施、國司親相三家老為代表的激進派以“向天皇陳訴藩主的冤罪”為名決定起兵。久坂玄瑞在無法控制過熱的藩內(nèi)輿論下不得已參與舉兵，益田親施、久坂玄瑞等人在山崎天王山、寶山，國司親相、來島又兵衛(wèi)等人在嵯峨天龍寺，福原元僴在伏見長州屋敷集兵、布陣、扎營。得知長州藩不穏的動向后朝廷內(nèi)部根據(jù)對長州藩勢力的驅(qū)逐態(tài)度的不同，形成強硬派和綏靖派。7月18日夜間屬于綏靖派的棲川宮幟仁親王、有棲川宮熾仁親王、中山忠能等緊急參謁天皇，請求準許長州藩勢力入京，并驅(qū)逐會津藩主、京都守護職松平容保。屬于強硬派的禁里御守衛(wèi)總督德川慶喜則堅持主張擊退長州藩軍隊，向來支持會津藩的孝明天皇最終決定對長州藩持強硬態(tài)度，下令征討長州藩。7月19日在京都蛤御門（今京都市上京區(qū)）附近長州藩軍隊與會津藩、桑名藩軍隊發(fā)生沖突，由此點燃戰(zhàn)火。長州藩軍隊一度突破由筑前藩軍隊把守的中立賣門，攻入京都御所內(nèi)。

（七）但當把守乾門的薩摩藩軍隊作為援軍趕至后形勢發(fā)生逆轉(zhuǎn)，長州藩軍隊敗走，在御所內(nèi)來島又兵衛(wèi)、久坂玄瑞、入江九一、寺島忠三郎等人自盡。決定撤退后逃脫的長州藩軍隊在長州藩屋敷縱火，會津藩軍隊也攻擊有隱藏長州藩士的中立賣御門附近的民宅。戰(zhàn)斗雖然在一日之內(nèi)結束，但戰(zhàn)火從以上兩處，蔓延至京都的大街小巷，燃燒至7月21日早晨方被撲滅。北起一條通，南至七條的東本愿寺的廣大范圍內(nèi)的街區(qū)、神社、佛寺等被焚成灰燼。8月24日幕府策動天皇下詔，發(fā)動第一次征討長州藩的戰(zhàn)爭。英、美、法、荷四國聯(lián)合艦隊也于9月5日再次進攻下關，長州藩在內(nèi)外夾攻下失敗，對幕府屈服，這成為幕府第一次征伐長州的導火線。禁門之變的戰(zhàn)斗中大炮被投入使用，京都市區(qū)的戰(zhàn)火燒毀3萬戶民宅。長州藩軍隊戰(zhàn)敗，尊皇攘夷派的真木保臣等激進領袖犧牲大半，長州藩的勢力大大受損。擔任長州討伐主力的德川慶喜、會津藩、桑名藩成為后來京都政局的主導者，禁門之變后長州藩主毛利敬親及其養(yǎng)子毛利元德授予國司親相的軍令狀被發(fā)現(xiàn)，長州藩被指為“朝敵”。長州藩士兵的鞋底則加上“薩賊會奸（指薩摩藩和會津藩為奸賊）”的字樣，行走時好像把仇敵踏在腳下。長州藩與薩摩藩、會津藩的仇恨甚至遺留到后世，不久幕府組織第一次長州征伐。1866年經(jīng)過土佐藩海援隊領袖坂本龍馬牽線搭橋，長州藩與薩摩藩結成薩長同盟。

尊王攘夷運動

（一）幕府末期在經(jīng)濟中產(chǎn)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同時出現(xiàn)所謂豪農(nóng)豪商階層，下級武士中的革新勢力和出身豪農(nóng)豪商的志士，聯(lián)合與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強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即尊奉天皇，趕走外國侵略者。刺殺與西方勢力勾結的幕府當權者，襲擊在日本的西方國家商人和外交官，進攻西方列強船只等。在此期間尊攘派對幕府尚存幻想，沒有明確提出推翻幕府統(tǒng)治要求，并受到幕府軍隊與西方列強的嚴厲鎮(zhèn)壓，最終失敗。尊王攘夷運動失敗后許多有識之士認識到要想改變?nèi)毡粳F(xiàn)狀、實現(xiàn)富國強兵必須推翻幕府統(tǒng)治，于是尊王攘夷運動演變?yōu)榈鼓贿\動。1864年高杉晉作起兵奪取長州藩的政權，此后長州在木戶孝允（桂小五郎）的主持下進行改革，倒幕運動蓬勃發(fā)展。武裝倒幕的根據(jù)地又稱為西南四強藩：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尊王攘夷運動 是日本江戶時代末期以尊王攘夷為口號的政治運動，當時幕藩體制危機嚴重又面臨外來侵略，要求改革幕政的尊王論和主張排斥外夷的攘夷論相結合，形成尊王攘夷運動。幕藩體制是指17世紀德川家康建立由幕府和藩國共同統(tǒng)治的封建制度，在幕藩體制下將軍是日本的最高統(tǒng)治者，幕府是國家的最高的政權機關。幕府統(tǒng)治全國各地的藩國，各藩的統(tǒng)治者是大名，效忠于幕府，幕府對他們實行交替參覲制度。大名仍擁有很大的獨立性，他們在自己的領地上擁有行政、司法、軍事和稅收等權力 。

（二）1853年6月3日美國東印度艦隊率特遣軍艦開進江戶灣的浦賀海面，以武力脅迫日本開國。1854年1月16日美國又脅迫日本幕府于3月3日締結《日美親善條約》（即《日美神奈川條約》），以后日本又與俄、英、荷等國簽署同樣條約，日本閉關鎖國體制崩潰。1858年7月幕府大老（位居老中之上，輔佐將軍政務的最高官職）井伊直弼（1815～1860）迫于外國壓力，不待天皇敕許逕自簽訂《日本國美利堅合眾國修好通商條約》。主張攘夷的某些藩主和志士通過與幕府有矛盾的公卿策動天皇下詔，拒不批準簽約，宣揚尊王攘夷。1858年10月至1859年幕府在京都、江戶等地大肆逮捕尊王攘夷派志士，殺害其領袖吉田松陰、橋本左內(nèi)、賴三樹三郎等人，造成安政大獄。1860年3月24日攘夷派的水戶、薩摩兩藩的18名浪士（脫離藩的武士）為安政大獄的被害者復仇，刺殺大老井伊直弼于江戶，史稱櫻田門外之變。尊王攘夷運動的中心在長州藩，領袖有吉田松陰及其門生高杉晉作（1839～1867）、久坂玄瑞（1840～1864）等。尊王攘夷派的成員有各地的下級武士、鄉(xiāng)士（在鄉(xiāng)武士）、豪農(nóng)豪商、村吏、神官、國學者以及公卿中要求改革幕政或與幕府有矛盾的人物，1862年底至1863年初尊王攘夷派策動天皇下詔，令幕府定期宣布攘夷（廢約、閉港、驅(qū)逐外國人），1863年1月31日高杉晉作等火燒英國公使館。

（三）6月6日幕府被迫答應天皇，定于6月25日開始實行攘夷。6月24日幕府通告各國公使將關閉港口，1863年6月25日及7月8日、11日長州藩炮臺先后炮擊通過下關海峽的美國、法國、荷蘭船只（下關事件） 。7月16日、20日美法軍艦先后攻打下關進行報復，此時高杉晉作組織稱為奇兵隊的新式軍隊防守下關。8月15日英國軍艦7艘進攻薩摩藩（薩英戰(zhàn)爭），薩摩藩主屈服 ，轉(zhuǎn)向公武合體（皇室公卿與幕府及各藩的聯(lián)合）。1863年9月30日幕府勢力操縱公武合體派在京都發(fā)動政變，趕走三條實美等倒幕七卿，迫害尊王攘夷派。1864年8月19日久坂玄瑞等率長州藩兵入京都，與幕府操縱的京都守護軍激戰(zhàn)，久坂玄瑞等戰(zhàn)敗自殺。8月24日幕府策動天皇下詔 ，以追究禁門之變?yōu)橛砂l(fā)動第一次征討長州藩的戰(zhàn)爭。英、美、法、荷四國聯(lián)合艦隊也于9月5日再次進攻下關，長州藩在內(nèi)外夾攻下失敗后對幕府屈服，保守勢力重新掌握藩政，高杉晉作等被迫逃亡。斗爭的失利使尊王攘夷派重新考慮戰(zhàn)略，1865年春高杉晉作再度舉兵，主張開港討幕，不再提攘夷。至此尊王攘夷運動向武裝倒幕轉(zhuǎn)化，并成為日后明治維新的動力。幕府向美國的讓步，表現(xiàn)其務實的政治態(tài)度。但是封建藩主和武士、家臣們卻未必同意，他們認為這是屈辱投降，于是日本人的愛國主義從攘夷開始，最終導致尊王攘夷運動。

（四）實際上在江戶幕府的初期就有尊王的理論，一些學者根據(jù)儒家的學說提出尊王敬幕。由于安政大獄使舊尊王論轉(zhuǎn)變?yōu)橄Ｍ麑崿F(xiàn)以天皇為中心的統(tǒng)一國家的新尊王論，在朝廷和幕府發(fā)生激烈對立之前尊王論者并不主張反幕，可是幕府不顧天皇反對擅自與外國簽訂條約，一些長期不滿幕府專權的大名和武士利用此機會以尊王為口號企圖參與幕政。后來當幕府政治陷入危機，而且出現(xiàn)西方侵略，于是尊王論和排外論結合起來形成尊王攘夷的思潮，同時由于多數(shù)下層武士經(jīng)濟處境的惡化使得他們把對幕府的不滿轉(zhuǎn)化為激烈的尊王攘夷行動。武士階級是日本封建社會所獨有的特色，江戶時代的武士不單純是戰(zhàn)士和軍官，而且兼有行政官員和知識分子的性質(zhì)。日本的封建制度是以門閥、世襲制為基礎的，幕藩體制就是其嚴格的形態(tài)。下層武士對幕藩體制早已心懷不滿，他們希望打破門閥、世襲的藩籬，使自己也能躋身權力的中心。特別是在幕府末期的幕政改革中下級武士開始進入藩國的統(tǒng)治機構，這種傾向就更加強烈起來。但是下級武士雖然“下級”，但畢竟是“武士”，也是統(tǒng)治階級的一員，所以又有維持封建統(tǒng)治的一面。簡而言之對舊有體制的維護和重建的改良主義成為下級武士的基本訴求，“尊王攘夷”就成了他們必然的選擇，在這種形勢下孝明天皇走出歷代天皇無所作為的陰影重返政治舞臺。

下關戰(zhàn)爭

（一）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隨之發(fā)生美英荷法四國軍艦炮擊下關（下關戰(zhàn)爭），英國艦隊進攻薩摩藩（薩英戰(zhàn)爭）的事件。1865年春長州藩尊王攘夷派領袖高杉晉作提出開港討幕的戰(zhàn)略，決定不再提攘夷，轉(zhuǎn)向武裝倒幕，并與薩摩藩結成秘密軍事同盟。與此同時英國也權衡利害改變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則投靠法國，于1866年7月發(fā)動第二次征討長州藩的戰(zhàn)爭。此時人民起義風起云涌，沉重打擊幕府。長州藩聯(lián)合倒幕勢力英勇抗擊，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軍。1863年5月，開始實行攘夷大義的長州藩封鎖馬關海峽（今關門海峽），并炮擊航行中的美法商船。六個月后美法立刻展開報復，針對馬關海峽內(nèi)的長州軍艦、炮臺展開攻擊。炮擊后長州修復炮臺，并占領對岸小倉藩的一部分建立炮臺，繼續(xù)執(zhí)行海峽封鎖。1864年7月受到海峽封鎖而經(jīng)濟損失慘重的英國決定報復長州藩，荷、美、英、法組成17艘聯(lián)合艦隊在同年的8月5號~7號炮擊馬關（今下關市）。遭受慘重打擊的長州藩立刻轉(zhuǎn)換政策，積極引進歐美新技術來訓練現(xiàn)代化軍隊，轉(zhuǎn)向跟同時期的薩摩藩同樣的倒幕路線組成薩長同盟。1853年培利提督率領美國艦隊自浦賀港入航，迫使幕府開國。1854年幕府簽訂美日親善條約，1856年在美國的強烈要求下幕府在未得朝廷敕許的情況下締結美日通商友好條約，也與荷蘭、沙俄、英國、法國等國簽訂相同的條約，幕府的鎖國體制至此完全崩解。

（二）由于貿(mào)易急速的擴張造成國內(nèi)經(jīng)濟的混亂與政局的不安，批判幕府開國政策的攘夷派便趁勢而起。京都的朝廷對開國政策大表反對，特別是孝明天皇對外國人極為嫌惡，因此對幕府心懷不滿的攘夷派公卿們便集結起來。對此一局勢時幕府大老井伊直弼采取鎮(zhèn)壓政策對應之（安政大獄），本人卻在1860年被水戸藩、薩摩藩脫藩的浪人暗殺成功（櫻田門之變）。由于此次事變導致幕府的威信大大地受到動搖，與此同時攘夷派發(fā)起殺傷外國人的事件時有耳聞，各國因此輪番向幕府要求巨額的賠償金。當時在后來成為倒幕中心勢力的長州藩內(nèi)，以長井雅楽所著“航海遠略策”中所述公武合體論作為該藩政策（藩論）的代表，然而在1862年長井失勢后以中下級藩士為中心的尊王攘夷論成為藩論。長州藩士與朝廷中的攘夷派公卿結合，掌握京都政局的主導權。同年9月朝廷派遣敕使前往江戸，迫使幕府實行攘夷。1863年3月征夷大將軍徳川家茂前赴京都，朝廷除了沿舊例委任其政務外同時也表明攘夷的意旨，幕府方面無可回避，只好上奏將于5月10日進行攘夷，并同時宣達給各藩知悉。然而攘夷的行動無異于將與各國發(fā)生戰(zhàn)爭，最后還是無法實行。攘夷行動前一天的5月9日幕府又為在薩摩藩發(fā)生的英國人遇害事件（生麥事件），向英國支付44萬美元的賠償金。

（三）生麥事件又稱神奈川事件、李察信事件，是一件發(fā)生于1862年9月14日日本神奈川縣生麥村的武士攻擊外國人事件，該事件導致7艘英國軍艦炮轟鹿兒島，史稱薩英戰(zhàn)爭。1862年9月14日四個英國人在生麥村（現(xiàn)橫濱市鶴見區(qū)）的東海道上騎馬走，他們中有一個往返橫濱和上海的商人查理斯·理察遜和他的店員克拉克以及一對住在x港的英國商人馬歇爾夫妻，在路上他們遇到向幕府傳達朝廷攘夷旨意的薩摩藩藩主的監(jiān)護人島津久光和他的700人儀仗隊，儀仗隊站滿整條道路。按照慣例平民如遇到大名的儀仗隊須下跪及退讓，可是四個英國人無論如何也不肯，而這被認為是對大名的無禮行為。其間馬歇爾夫人的馬突然受驚沖入儀仗隊，島津衛(wèi)隊的奈良原喜立刻拔出刀砍傷查理斯，緊接上來的衛(wèi)士殺死他并重傷其他兩位。馬歇爾夫人基本上無受傷，英國要求幕府、薩摩藩懲處兇犯和支付賠償費。幕府支付賠償費十萬英鎊，但當時正是攘夷運動興盛之際肇事者薩摩藩拒絕英國的要求，英國為了報復翌年派艦隊炮擊鹿兒島。以此為轉(zhuǎn)機的薩摩藩轉(zhuǎn)而采取開國方針與英國接近， 查理斯死后被葬在橫濱外國人公墓，而他墳墓的兩旁日后則成了克拉克和馬歇爾的墳墓。這次事件被普遍認為是外國人蔑視日本人所致，而此前的歐根事件則被島津氏的支持者普遍認為是外國人行為的典范。

（四）歐根在一次遇到大名時裝模作樣地下車和跪下，他的行為在日本的西方人社群引起爭議，因為他們認為所有人都應有尊嚴和人人平等，至少和所有日本人一樣。雖然無證據(jù)顯示查理斯在z國時曾在馬上鞭打z國人，但有人曾在生麥事件前聽他說過一番話：“我知道該如何對待這些人。”到底是否西方人潛意識地蔑視東方人導致今次的事件，這至今還是一個謎。這件事件在日本的西方社群引起一陣恐慌，很多商人均要求他們的國家對日本作出懲罰性的行為，而英國最終甚至和薩摩藩爆發(fā)薩英戰(zhàn)爭。一連英國軍隊到達薩摩藩的首府鹿兒島，要求薩摩藩對生麥事件作出賠償，但被薩摩藩拒絕。于是英國軍隊綁架幾名日本人來作為談判的籌碼，并和薩摩藩軍隊開火。由于損失慘重，該連英國軍隊為了報仇便召喚7艘英國軍艦炮轟鹿兒島。該戰(zhàn)爭導致薩摩藩死5人、英國死11人（其中包括一枚炮彈擊中皇家海軍戰(zhàn)艦尤里雅里斯號造成的傷亡），也導致鹿兒島500多間房屋被燒毀、3艘蒸汽船被毀。該戰(zhàn)爭雖在英國參議院引起許多爭議，但海軍上將奧古斯都爵士的行為則得到表揚。 戰(zhàn)后薩摩藩開始仰慕西方先進的科技，并跟英國建立貿(mào)易關系。而若干年后薩摩藩終于對生麥事件作出賠償，但這筆錢是向5年后滅亡、企圖息事寧人的德川幕府借的，并且從未歸還。

（五）攘夷運動中心是在長州藩日本海及瀨戶內(nèi)海要沖下關海峽集結及整備炮臺，藩兵及浪士隊總共兵1000程、帆走軍艦2艘（丙辰丸、庚申丸）、蒸氣軍艦2艘（壬戊丸、癸亥丸），全部配備由英制商船的炮彈，采取封鎖海峽。5月10日長州藩發(fā)現(xiàn)美國商船Pembroke號在田之浦海峽停泊，總奉行毛利能登猶豫不決，久坂玄瑞等人為首的強硬派主張攻擊。他們使用海岸炮臺及庚申丸、癸亥丸進行炮擊，預計日本不會發(fā)動攻擊的Pembroke號向周防彎離開戰(zhàn)場。首次擊退外國船的長州藩看起來有點驕傲，23日長府藩（長州藩支藩）的物見發(fā)現(xiàn)法國通報艦Kien-Chang號從橫濱前往長崎期間在長府海峽停留，長州藩待命準備攻擊。當Kien-Chang號進入海峽范圍后對其加以炮擊，Kien-Chang受到損害，Kien-Chang號準備炮開火還擊。事情還未搞清楚（他們?nèi)晕粗繮embroke號被攻擊的事件），為了交涉的他們讓文官登陸，但是藩兵繼續(xù)攻擊，文官受傷以及4名水兵陣亡。Kien-Chang號迅速地離開海峽，庚申丸、癸亥丸繼續(xù)追擊，Kien-Chang號受到傷害，第二天逃往長崎。26日荷蘭所屬東洋艦隊的Medusa號由長崎前往橫濱一帶的海峽，荷蘭與日本保持長時間友好關系，但是長州藩構成的炮臺開始攻擊，癸亥丸進行近身炮擊戰(zhàn)。長州藩與Medusa號交戰(zhàn)1小時后有4名船員陣亡，船身因受到嚴重傷害向周防灘逃走。此時美國發(fā)生南北戰(zhàn)爭內(nèi)戰(zhàn)，軍艦懷俄明號（炮6門）追擊南軍襲擊艦亞拉巴馬號被派到亞州，美國公使要求讓他們進入港口。

（五）知道美國商船Pembroke號被攻擊一事的David McDougal艦長進行報復攻擊，在橫濱啟航。6月1日懷俄明號進入下關海峽，跟以前的船不一樣的是懷俄明號在炮臺射程范圍以外航行。在下關港內(nèi)停泊的庚申丸、壬戊丸及癸亥丸發(fā)現(xiàn)懷俄明號對壬戊丸加以炮擊，壬戊丸逃走，但是機動性沒有懷俄明號而被擊沉。為救援壬戊丸，庚申丸、癸亥丸支援，不過懷俄明號攻使擊沉庚申丸，癸亥丸則損毀嚴重。懷俄明號成功報復后由瀨戶內(nèi)海返回橫濱，戰(zhàn)力不高長州海軍遭到懷俄明號的炮擊，對藩屬炮臺傷害不少。7月因前年發(fā)生的生麥事件要求處罰罪犯的英軍艦隊入侵鹿兒島灣，薩摩藩沒有理會并與英軍交戰(zhàn)。薩摩藩被強大的英軍火力壓倒、火燒鹿兒島市街，損失很大。這使薩摩藩知道不可能進行攘夷，與英軍簽署和約來增強軍備。8月13日三條實美等攘夷派公卿，當時孝明天皇參拜神武天皇陵墓下了一道詔書（大和行幸），大和國的天誅組舉兵支持（天誅組之變）。京都政局由支持攘夷的長州藩控制主導權，在18日薩摩藩與京都守護職的會津藩合作舉行政變，使攘夷派公卿失勢，長州藩被迫離開京都（八月十八日政變）。幕府大舉反擊，天誅組遭附近的藩領討伐而停止活動。長州藩為首的攘夷派離開京都，志士們繼續(xù)潛伊。1864年6月在池田屋事件中攘夷派志士大多數(shù)被捕獲或殺死。7月被孤立的長州藩以“藩主冤罪向帝申訴”的名義出兵到京都，試圖打開新的局面。

（六）長州軍試圖強行入京，結果被以會津、薩摩及桑名為首的幕府大軍擊敗（禁門之變）。薩英戰(zhàn)爭又稱鹿兒島炮擊事件（1863年8月15日——17日），是英國為了促使薩摩藩出面解決生麥事件，交涉未果而派遣軍艦攻擊鹿兒島灣的炮擊事件，此役在鹿兒島當?shù)赜址Q“前之濱戰(zhàn)役”。1862年9月14日在橫濱郊外的生麥村發(fā)生生麥事件，當時四名西洋人不知日本禮儀，見到武士沒有退到一旁，而慘遭奈良原喜左衛(wèi)門、海江田信義等人的砍殺。為首的英國商人來不及逃脫被砍死，另有兩名男性背部和肩部負傷，另有一女性帽子被砍掉僥幸逃脫。1863年5、6月間英國代理公使約翰·尼爾從幕府處收取生麥事件的賠償金十萬英鎊，1863年8月6日約翰·尼爾為了要與薩摩藩面對面談判組成有軍艦七艘的艦隊（旗艦尤里亞勒斯號），由英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奧古斯都·庫柏中將協(xié)同指揮，從橫濱出港。1863年8月11日英艦隊到達鹿兒島灣，于鹿兒島城下町以南七公里的谷山鄉(xiāng)近海錨泊，因此薩摩藩宣布進入總動員體制，寺田屋事件有關人士亦解除謹慎處分。1863年8月12日英艦隊繼續(xù)推進，至距離鹿兒島城下町附近“前之濱”一公里處錨泊。英方向訪艦的薩摩藩使者提交國書，要求處罰生麥事件的犯人，賠償受害者遺族2.5萬英鎊。薩摩藩持保留態(tài)度，并提議翌日于鹿兒島城內(nèi)會談。

（七）1863年8月13日英方拒絕城內(nèi)會談之提議，要求薩摩藩立刻提出答復。薩摩藩于提交英艦隊的答復書中表示薩摩藩關于生麥事件并無責任可言，并拒絕英方的要求。此時英艦隊移泊靠近櫻島的橫山村、小池村近海，薩摩藩表示英方將處罰的對象應為持刀殺人的武士而非藩主島津茂久，是故拒絕英方的要求（此一誤解，肇因于擔任翻譯的福澤諭吉由于事發(fā)過于緊急，在用語上造成事件責任者和藩主之間模棱兩可）。事件當事人的奈良原喜左衛(wèi)門等人則計劃奇襲英國艦隊，由海江田信義、黑田清隆、大山巖等人分別偽裝成國書答復使者與賣西瓜的商人，其中偽裝成使者的成員成功登艦，但其他人包括奈良原等則因為英方戒備森嚴不允上船而退去。1863年8月14日代理公使約翰·尼爾通告薩摩方的使者，若不接受其要求即會行使武力。此時薩摩方已有開戰(zhàn)的覺悟，藩主島津茂久（日后的島津忠義）與其輔佐人島津久光判斷鹿兒島主城位于英艦炮射程范圍之內(nèi)，而將本營移向較遠處的千眼寺。1863年8月15日英國艦隊扣住薩摩藩的三艘蒸汽船（白鳳丸、天佑丸、青鷹丸），中午薩摩藩的岸防80門炮開始先發(fā)制人，英國被打得措手不及。14點英軍使用100門炮攻擊炮臺、鹿兒島城，破壞近代工廠研究所集成館。

（八）薩摩藩失去蒸汽船和所有生產(chǎn)炮臺的工廠，但死傷者極少，只有17人。在薩摩藩的炮擊中英國艦隊重傷一艘，中度傷害兩艘，包含艦長副艦長一共死傷63人。英國認為損失慘重的原因是開戰(zhàn)當時暴風雨來臨導致艦隊搖晃嚴重，準備不足的火炮命中率極低，而英國艦隊停泊的地方正好是薩摩常常軍演訓練的地方，薩摩方面認為受創(chuàng)慘重的原因是英國的新型大炮命中率、射程都遠遠優(yōu)于薩摩的大炮。1863年8月17日16時英國艦隊炮擊櫻島后開始往橫濱撤退，1863年11月15日英薩在橫濱議和，薩摩藩賠償2.5萬英鎊，但這筆錢卻由當時的中央政府（幕府）來支付。薩英戰(zhàn)爭的結果令薩摩藩了解到攘夷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事情，英國挾鴉片戰(zhàn)爭勝利之余威，原本認為薩摩藩不堪一擊，然而最后英軍雖自認為該事件以己方小勝告終卻亦不得不承認薩摩軍的實力，因此英國亦從原先支持幕府的方針轉(zhuǎn)而親近薩摩藩。薩摩藩知道攘夷不可能轉(zhuǎn)向主張開國，后來成為明治維新的推手。薩摩藩痛感軍備近代化的必要，答應支付生麥事件的賠償費和搜捕兇犯，英國也因薩摩藩的強硬反擊而重新評價其實力，這次事件反而發(fā)展成薩摩藩與英國的合作。這場沖突事實上成為之后薩摩與英國緊密關系的開端，其后雙方還在戊辰戰(zhàn)爭中結為聯(lián)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