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從《書》到《書經(jīng)》

　　我國有一部最古的史書，叫做《尚書》，它大體是相當於奴隸制時代的一部歷史文獻彙編?！吧小笔巧洗囊馑?，“書”就是歷史簡冊，用現(xiàn)代的話說，《尚書》就是“上古的史書”。但兩千年來儒家卻把它作為儒經(jīng)中最重要的一部經(jīng)典，尊稱為《書經(jīng)》。而這部《書經(jīng)》卻有一半是假的，那是晉代出現(xiàn)的“偽古文”各篇；只有一半才是真的，即漢代傳下的“今文”各篇。

　　這一半真的“今文”，主要是商周兩代統(tǒng)治者的講話記錄。不過商代的幾篇在流傳中受周代語言文字的影響，經(jīng)過加工，有些篇是到周代才由商的後裔宋國人寫定的。另有關(guān)於虞夏的四篇，其中最簡短的《甘誓》，可能是夏代作為口耳相傳的重要祖訓(xùn)傳下來，到商代寫成文字，到周代重新加以寫定的。其餘三篇當是戰(zhàn)國時根據(jù)一些古代所傳資料及神話傳說等加工編造成的。只有西周幾篇才是保存下來的當時的原有文獻。

　　這些真文獻原來只稱《書》，是經(jīng)常跟在統(tǒng)治者左右的史官記下來的。當時左右的史官分別用竹簡記“言”和記“事”，記“言”，就成為上面所說的統(tǒng)治者的講話記錄，保存下來的就是《尚書》；記“事”，就成為編年大事記，保存下來的是《春秋》，後來還發(fā)現(xiàn)了《竹書紀年》?！渡袝ざ嗍俊酚浿軠缟提?，商遺民不服，周公就對他們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是說商的上代傳下來的典冊（即竹簡，“典”是放在架上的竹簡，“冊”是繩子編連著的竹簡）裏，記載著商湯革掉夏命的事，說明周革商命，是有你們祖宗的先例可援的，你們也就用不著怨恨周人了。由這就可知商代史宮的記載到周初還存在。《墨子·貴義》說：“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說明當時存在的《書》確實還不少，周公掌握了它們，所以很熟悉商代史事。

　　但是由於竹簡容易毀壞，經(jīng)過二三百年後就無法保存下去，這只要看傳下來的《春秋》就知道了。《春秋》本是魯國的編年史記，當然應(yīng)從魯國第一位國君伯禽開始?？墒莻飨聛淼摹洞呵铩穮s從伯禽以後的第十四位國君隱公開始，就是因為魯隱公以前的竹簡，在魯哀公以後整理時已毀壞了。即使是隱公以後的也斷爛了不少，例如《桓公十四年》云：“夏，五”，《莊公卄四年》云：“冬，郭公”，這顯然是殘缺的結(jié)果?？梢姽糯饭匐m然記下了大量史書，卻又遭到了大量的毀壞。加上統(tǒng)治者有意的破壞，如《孟子·萬章下》所說；“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妒酚洠鶉怼匪f：“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有了這些情況，就使古代歷史文獻受到很大摧殘，能傳下來的就很少了。

　　到戰(zhàn)國時代，百家爭鳴，是我國古代學術(shù)繁榮時期，各家都鼓吹自己的學說，儘量拿往古的歷史來做論證，因而都設(shè)法搜集古代文獻史料，於是百不存一的古代的《書》，也就被先秦學者搜集了一些。當時引用《書》的次數(shù)最多的是《左傳》，共達五十多次，所引到的篇名有十八篇，而《墨子》引到的達二十二篇，其餘儒、法、雜等百家及一些史書都紛紛引用，除了泛稱《書》的以外，所引到的篇名合計達四十餘篇，其中三十餘篇是現(xiàn)存《尚書》中所沒有的，可知道這些戰(zhàn)國人讀過的《書》，後來又失傳了。而傳到漢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諸子沒有引用的也有十四篇?？芍趹?zhàn)國時《書》的存在情況頗紛歧。就是戰(zhàn)國人所引的各篇，彼此的出入也很大，例如儒家的《書》中有《甘誓》，《墨子·明鬼下》也有，二者中心內(nèi)容完全相同，但文句有很大歧異。又即使墨學一家所引同一篇書，也互有紛歧。例如《墨於·非命上、中、下》三篇都引《仲虺之誥》，文字卻各有出入；又《天志中》及《非命上、中、下》都引《泰誓》，文字也各有不同，當然與儒家《孟子》及《左傳》引的更有出入。這是由於竹簡在流傳中易造成損壞斷爛，更因各家傳抄，又易有錯亂脫誤，以致造成了這許多紛歧現(xiàn)象。

　　更有一情況是，戰(zhàn)國時各家利用舊文獻，只是要求為自己的學說服務(wù)，如果原有適合自己的，他自然正好利用；如果沒有完全適合的，他們可以改造，甚或索性自己來編造?！俄n非子·顯學》說：“孔子、墨於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fù)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正說明了這種情況。所以儒家就編造了作為虞夏時代的《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篇。前兩篇就是儒家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作為古代固有的歷史提出；後一篇《禹貢》原是戰(zhàn)國之世走向統(tǒng)一前夕的總結(jié)性的地理記載，是兩千多年前的地理學家關(guān)於亞洲東部地理的一部科學傑作，可是儒家卻拿它來作了大禹時代的作品，把禹美化為繼堯舜後的一個聖王。把這三篇和《甘誓》同商、周兩代的《書》配起來，儒家的古史系統(tǒng)就結(jié)構(gòu)完備了，他們宣傳自己的主張就有本本做憑據(jù)了。

　　大抵在戰(zhàn)國時儒、墨等學派手中都有《書》，而且還按王朝彙編成了《夏書》、《商書》、《周書》。不過在戰(zhàn)國時還沒有《虞書》一詞，《左傳·文公十八年》出現(xiàn)過一次，顧炎武《日知錄》已辨其非；又還沒有《尚書》一詞，《墨子·明鬼下》曾出現(xiàn)過一次，王念孫《讀書雜志》已校訂為“尚者”之誤。《尚書》這一書名，是漢代今文家提出的。

　　戰(zhàn)國時儒家的課程原是“詩。書、禮、樂”四項，《禮》、《樂》只是他們經(jīng)常在講堂外排練的實習課，因此講堂上的課本只有《詩》、《書》兩種?？梢哉f《詩》是他們的文學課本，《書》是他們的歷史課本。由於儒家的教育宣傳影響大，《詩》、《書》就成了當時士大夫的兩本典型讀物，《商君書》提出要秦國禁絕的也就是這兩種。但到孟子、荀子時的儒家課程中加上了《春秋》，成為五種；到《禮記·經(jīng)解》中又加上占卜用的《易》，成為六種，合稱“六藝”。（《莊子·天下》亦列此六種，《天運》有了“六經(jīng)”之名，然此二文不屬《莊子·內(nèi)篇》，其寫成時代較晚）。因為古時“樂”的譜子無法寫成本本傳下來，所以到漢代就只有《詩》、《書》、《禮》、《易》、《春秋》五種，作為“五經(jīng)”。這部原來的古史文獻《尚書》，便成為儒家所宣揚的“二帝”（堯、舜）、“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及周公、孔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煌煌聖典，尊為《書經(jīng)》，儒家所宣導(dǎo)的“道統(tǒng)”就靠這部《書經(jīng)》堅實地樹立下來，成了兩千年間統(tǒng)治中國人民的主導(dǎo)思想。

第二節(jié)、 《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

　　漢代的這部經(jīng)書，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裏躲過秦的焚書和楚漢戰(zhàn)亂才傳下來的。他從屋壁裏取出時，竹簡又斷爛了不少，經(jīng)過拼湊整理，只存得下列二十八篇：

虞書、夏書：《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

商書：《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書：《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伏生使用這二十八篇在齊魯之間傳授門徒，門徒中經(jīng)過數(shù)傳後，形成了西漢《尚書》學三家：歐陽氏學，大夏侯氏學，小夏侯氏學。在漢武帝到宣帝時，先後列於學官（等於現(xiàn)在的大學，但在王朝內(nèi)），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武帝時民間所獻偽《泰誓》，共二十九篇（歐陽氏把《盤庚》分為三篇，共三十一篇）。伏生的本子最早應(yīng)是秦朝原通行的小篆字體，後來改用了當時通行的隸書，等到西漢中後期古文本出現(xiàn)後，便被稱為“今文”，意為漢代現(xiàn)今用的文體，這三家便被稱為“今文三家”。今文家原是些方士化了的儒生，他們在漢代神學“陰陽五行說”的思想指導(dǎo)之下解釋《尚書》，以之與讖緯之說相結(jié)合，使經(jīng)學成了“神學的侍婢”。他們的說法神秘、空疏、繁雜，而又特別強調(diào)“家法”、“師法”，必須嚴格遵守。他們又強調(diào)“通經(jīng)致用”，常舉一些經(jīng)文做標籤，用方士式的神秘說法為漢王朝服務(wù)。至漢末熹平年間，把歐陽氏本《尚書》刻入《漢石經(jīng)》，作為統(tǒng)一文字的官定本。

　　漢代又曾出現(xiàn)《古文尚書》。所謂“古文”，是指早於小篆的先秦和六國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字體。當時離先秦時間不遠，出現(xiàn)這種文字的本子是完全可能的。計自西漢中期開始，先後相傳出現(xiàn)過好幾次。第一次是《史記·儒林列傳》所說的孔子十一世孫孔安國家傳本，比今文多“逸書”十餘篇。第二次是《漢書·藝文志》所說的“中古文”，劉向用以校三家經(jīng)文。第三次是《漢書·儒林傳》所說的成帝時張霸獻的“百兩篇”，即離析二十九篇為百篇，又加這百篇的“書序”編成的兩篇。當時以中古文相校，發(fā)現(xiàn)它是偽造的，便被廢黜，但“百兩篇”中所載的《書序》卻從此流傳，成了《尚書》學上影響最大的事。第四次是《漢書·楚元王傳》中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說的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壁中古文，多出“逸書”十六篇（其篇名載《尚書·堯典》正義），由孔安國獻上，劉歆請把它和其他三部古文經(jīng)立於學官，遭到今文家反對，從此引起了中國學術(shù)史上兩千年之久的今古文之爭。第五次是《漢書·景十三王傳》所記東漢初年始有的傳說，謂河間獻王得到《古文尚書》。以上五個本子只有第一部孔子家傳本較確切，其餘諸本都有些撲朔迷離，又諸本只有經(jīng)文，而沒有傳注。第六次是《後漢書·杜林傳》所說的杜林所得漆書古文本一卷，他整理加工，並授門徒，傳下同於今文篇目的二十九篇，沒有所謂古文“逸書”。由門徒衛(wèi)宏，再傳賈逵、馬融、鄭玄等，先後都做了傳注，馬、鄭本並將《盤庚》、《泰誓》各分為三篇，《顧命》中分出《康王之誥》，共為三十四篇。這些古文家的注，不同於今文家宣揚神學和漫無邊際的雜說，而是在尊祟“聖道王功”前提下多做文字訓(xùn)詁、制度名物等的解釋，因此使《古文尚書》大顯於世，終漢之世雖沒有立於學官，卻取代了今文三家的地位。後來到魏晉時，貴戚王肅做了注，終得立於學官，並在魏正始年間刻入了《三體石經(jīng)》中。

　　西晉永嘉之亂，文籍喪失，今、古文都散亡，連石經(jīng)也遭破壞。司馬氏逃到江南建立東晉，仍要靠儒家思想維持統(tǒng)治，又廣求經(jīng)典。豫章內(nèi)史梅賾獻了一部《古文尚書》，計有經(jīng)文五十八篇，其中包括西漢今文二十八篇，但把它析成三十三篇（分《堯典》下半為《舜典》，《皋陶謨》下半為《益稷》，《顧命》下半為《康王之誥》，《盤庚》仍分三篇）。又從百篇《書序》中采十八個篇題，從當時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綴成二十二篇（十八篇中《太甲》、《說命》各作三篇），另新撰《泰誓》三篇，這就是偽古文二十五篇，用此來湊成劉向、鄭玄所說的古文五十八篇之數(shù)。全書各篇有標為《孔安國傳》的注，並有一篇《孔安國序》。但從《史記》、《漢書》看，孔安國並沒有做過這些東西，又二十五篇與劉歆所舉孔安國逸書十六篇的篇題也不一致，它的破綻顯然存在。但它積聚了八百年來人們所稱引的《尚書》和四百年來今古文經(jīng)師的解說，加以章櫛句比，做到每句都有解釋，這在尚書學上是一個很高的成就，因此為人們所樂於接受，加上王朝的提倡，於是就盛行於世，一直傳下來，被人們看成是漢代孔安國所傳的真古文。

　　到唐代，命孔穎達撰《五經(jīng)正義》，《尚書》就以這部《孔傳》作正注，孔穎達撰的《正義》作疏，成為官定本頒行全國，其經(jīng)文並刻入《唐石經(jīng)》中。宋代把《孔傳》和《正義》合成《尚書注疏》，明清時刻在《十三經(jīng)注疏》中。

　　到宋代，有了與漢學不同的學術(shù)思想，經(jīng)過吳棫、朱熹等人的探索，由蔡沈總括兩百年間探索成果，撰成《書集傳》一書，明清時刻在《五經(jīng)大全》中。它是宋學的代表作，與《尚書注疏》分別代表了《尚書》學史上的兩個時代。此後它就成了科舉法定本，元明以後民間鄉(xiāng)塾中都只讀它。

　　既然是偽書，不論怎樣被推崇為神聖的經(jīng)典，遲早總要被人識破。所以唐代就開始有人懷疑它，宋代吳樾正式提出了考辨，以後遞經(jīng)明梅鷟、清閻若璩、惠棟等人進行了嚴密考證，最後判定這部書是“偽《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是“偽《孔傳》”，這一本子是“偽孔本”。但偽孔本中保存了今文二十八篇，它們是商周文獻的孑遺，仍是今天研究古史的珍貴史料。

第三節(jié) 、清代及近世學者對《尚書》的研究

　　這些珍貴史料的最大的問題是艱澀難懂。因為它主要是三千多年前岐周地區(qū)一個民族的方言，早成了死文字，戰(zhàn)國時人就只引用少數(shù)好懂的句子。到漢代更難懂，司馬遷就只把一些能懂的抄到《史記》裏，而對於一些明明是重要史料的“殷盤周誥”，只因它不好懂，就都一筆帶過。加以後來又有脫簡、錯簡，今文三家及古文、偽古文各有傳抄錯誤，到唐代改寫成楷書時又有改錯，就使此書非常難讀，因此韓愈以“佶屈聱牙”作為此書的特點。幸喜自清代中葉的學者開始用文籍考辨之學去研究它，至今已二百餘年，留下了不少有價值的成果。如段玉裁、王念孫父子、俞樾、吳大澂、孫詒讓及皮錫瑞、章炳麟等，都有很好的研究。還有江聲、王鳴盛、孫星衍、陳喬樅等搜集的資料亦有參考價值。近代又在清人成就的基礎(chǔ)上，加上西方學術(shù)影響，以及甲骨文、金文研究的成熟，新材料的增多，把《尚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如王國維、楊樹達、郭沫若、陳夢家及于省吾、胡厚宣、徐中舒諸先生等，皆有新成就。顧頡剛先生更以極精博的功夫研究它的一個個問題，從而把《尚書》的研究推向日益深入。在經(jīng)過這樣的科學整理研究之後，這部最古的歷史文獻，必將很好地應(yīng)用到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研究中去。

　　如果讀者手中有一部《尚書》，要很快就能辨別其中各篇的真?zhèn)?，以免把偽篇誤作真材料使用，只消知道上文所舉西漢今文二十八篇才是真的就行?；蛘卟榭床躺颉稌瘋鳌?，其中在篇題下注明“今文古文皆有”的，就是真的，“今文無、古文有”的，就是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