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魯迅在1930年的評說是：“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有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嘗試借用魯迅的評價并結合代表作品作品分析，說明“五四”散文格外發(fā)達的狀況和原因。

2.???????評周作人的散文觀和小品文創(chuàng)作的主要特色？

3.???????從散文語言運用和問題創(chuàng)造方面比較評析冰心和朱自清的創(chuàng)作風格異同？

4.???????從雜文、小品文為例，論述新文學和作為載體的報刊的關系（拓展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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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讀作品和文獻

周作人：《故鄉(xiāng)的野菜》《喝茶》《苦雨》《北京的茶食》

俞平伯：《清河坊》

冰心：《往事》其二之八、《山中雜記》之七、《寄小讀者——通訊七》

朱自清：《背影》《荷塘月色》《春》

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閑話》

梁遇春：《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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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論戰(zhàn)的急先鋒：《新青年》“隨感錄”派

提到散文不得不說到1918《新青年》4卷4號開設了“隨感錄”專欄，主要是一輪是正的雜感短論，統(tǒng)稱為雜文，短小精悍適合應時而刊，非常適合魯迅等人引以為社會批評的武器，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有發(fā)文。

風格上，李大釗的《青春》、《新的！舊的！》、《新紀元》都迸發(fā)著昂揚的戰(zhàn)斗激情，有著政治宣傳和散文藝術的結合；

陳獨秀的《偶像破壞論》充斥著戰(zhàn)斗意氣，而魯迅評他的《反抗輿論的勇氣》“獨秀隨感究竟暢快”；

類似的還有錢玄同，“頗汪洋而少含蓄”；劉半農(nóng)《奉答王敬軒先生》不僅在白話文斗爭史上留名，更是貫徹了他寓莊于諧坦誠暢快的風格，比前幾位甚至更要有藝術氣息。

魯迅的散文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散文詩和稍長篇——像是《野草》散文詩，和《朝花夕拾》散文集，當然，在新青年雜志上他的論事雜文自然也是多見（見魯迅篇筆記）。

……既然是急先鋒，自然就有缺陷，論戰(zhàn)色彩濃、應事而急就，需要結合時代背景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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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淡平和的閑隱者：周作人和“言志派”

“周氏兄弟二人風格迥然不同，魯迅寫血性文章，蕭殺之中有浩歌奔涌，周作人則種自己的園地，昏暗中搖曳思想的閃光。”

早期周作人引入了西文《美文》的概念，提倡記敘的藝術性散文，這就給《新青年》《語絲》提供了新的文學土地，也就是所謂的“言志派”，重在敘常事、說常理、抒常情。

周作人的閑談體重在自然而誠懇，和教化和做作都有意拉開距離，1920年的《苦雨》《喝茶》《烏篷船》等都是現(xiàn)代散文名篇，打造出來的是透露著某種人生滋味的平日?，嵵耸挛铮切┣槿ち钊烁杏|，盡管某些情趣有些“中年心態(tài)”落寞頹廢了些。

不過總體來說“他的作風可用龍井茶來打比，看去全無顏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無窮?！?/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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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作人的影響下，誕生出有區(qū)別于抗爭性散文之外的另一派——“言志派”散文，俞平伯（遠離現(xiàn)實、朦朧空靈、模仿名人小品甚至常用文言）、廢名（馮文炳，幾乎每一本集子都是周作人左旭，好撰寫農(nóng)村人事，對小人物有同情，《竹林里的故事》既是小說也是散文，沖淡-樸訥-哀傷，魯迅一度認為他后期顧影自憐用語生澀了，但影響力仍然很大）、沈從文乃至于汪曾祺、張中行都屬于這一派的散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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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雅凝練的溫柔使：冰心、朱自清、文研會眾作家

文學研究會、創(chuàng)造社，這兩大社團崇尚縝密而漂亮的風格，要比沖淡派數(shù)眾。

冰心，無論從創(chuàng)作路數(shù)還是到讀者，都和前文所述的作家們不盡相同，冰心的散文總是帶有“小詩”味，更容易引起未涉世事的青年讀者共鳴模仿，1920那篇美文小品《笑》極其引人注目，刊登后學校紛紛選入課本，語法學家把它當做語料，作通篇句式讀解（很多人認為散文比她早年的問題小說和小詩成就是要更高的），《往事》、《山中雜記》、《寄小讀者》影響甚廣，一直到今天很多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這種“冰心體”的文章。

文字行云流水、傾訴溫柔真情、微微憂愁而實質(zhì)清麗，和許多五四作家不一樣，冰心幾乎從來不寫兩性之愛，或者人生的灰暗，而樂于從孩子的視角想象圣潔和諧的世界，所謂【愛的哲學】同情、惆悵、對故鄉(xiāng)家人祖國的眷戀，偶爾也有基督教教義和泰戈爾哲學的片鱗。

冰心體：創(chuàng)作語言仍然是白話，但浸了舊文學和文言文的汁水，再經(jīng)過其人混合調(diào)理，得到的獨特清新的韻味。

“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這兩點星光,也徐徐的在兩旁隱約起伏。光線穿過霧層,瑩然,燦然,直射到我的心上來,如招呼,如接引,我無言……”

冰心體散文的詞匯句式保留了文言文的典雅和凝練，又適當?shù)卦谠~語搭配和語法上歐化，使之靈活、婉轉、流動，在當時的質(zhì)直卻稍粗糙的文風中是很難得一見的。當然，中小學國文課固然適合，但群起模仿變成套作，就會流為“新文藝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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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細膩、委婉、真摯的抒情散文，自始至終為表現(xiàn)人生服務，通常來說都有對自然人事的精確觀察，對聲色的敏銳感覺，通過千姿百態(tài)，或動或靜的鮮明形象來構成這種幽遠、渾圓的意境（《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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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有《緣緣堂隨筆》，以佛理眼光觀察生活，有時候也有一番兒童趣味，時不時帶有清淡的悲憫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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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遇春：《春醪集》和《淚與笑》，被稱作中國的伊利亞（查理蘭姆的筆名，此人是英國隨筆散文作家），頗有耽于思索的紳士風，小而晶瑩，連從睡懶覺當中都能旁征博引微言大義一番，但后來1930年以后政治性戰(zhàn)斗性的主潮占領文壇后，這種風采的散文也就失去了廣大的讀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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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地山：《落花生》質(zhì)樸短小又有寓意，可以說是他生活態(tài)度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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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圣陶、鄭振鐸、茅盾：這幾位在五卅慘案當中都有過控訴的聲音，但通常情況下是淳樸嚴謹?shù)模媛实?，或悵惘的，等到要作為成熟的散文家出現(xiàn)，要等到抗戰(zhàn)以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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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餓鄉(xiāng)紀程（新俄國游記）》、《赤都心史》，是這位黨員赴蘇考察的結晶，既言苦難重重，也表現(xiàn)了蘇聯(lián)人民建設的樂觀精神——此外，這也是本土報告文學的先聲，可謂極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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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自然的自述人：郁達夫和“創(chuàng)造社”

創(chuàng)造社屬于狂飆突進的浪漫派陣營，散文、詩歌、小說一樣，率真、坦誠、熱情，郁達夫亦然如此，無所掩飾自我，不過，這個時候他的散文小說分界并不明確。

那些散文直接傾訴自身的遭遇，發(fā)出對現(xiàn)代文明帶來的齷齪和官僚社會腐敗的切齒詛咒，也伴隨著時代病的感傷，厭惡異國帶來的屈辱壓抑記憶，又有不忍訣別的留戀，還有憎惡西洋人（得到本土少女青睞的西洋人）欲槍擊之而后快的狂放和變態(tài)（《歸航》）《還鄉(xiāng)記/還鄉(xiāng)后記》則是貧窮知識分子對貧富不均社會的強烈不平、消極遁世思想，《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則是鼓勵青年的反叛，感情沖擊力足以驚世駭俗。

這種強調(diào)自我袒露的筆法，實際上很考驗文字功力，消極的地方在于，有時候自我哀憐過甚，還有為了發(fā)泄悲憤郁悶強行夾雜變態(tài)情色描寫，因此質(zhì)量上不算很平衡，但影響是長期存在的，證明也有時代和個人合理性在其中。

郭沫若此時的散文同理，小說、散文、詩不分，重視感情表達，文體也不明晰，到1930年后就有更多的社會政治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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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顧忌的自由派：語絲派·現(xiàn)代評論派（+徐志摩&陳西瀅）

1924年，《語絲》雜志創(chuàng)刊，語絲派繼承了《新青年》(尤其是當時的二周兄弟影響)堅持思想啟蒙的一面，不過也只是大致上如此，具體行文情況因人而異，除了議論雜文也有很多抒情文章，孫伏園《伏園游記》、川島的《月夜》都是如此，但最值得關注的是林語堂。

林語堂當時在《語絲》僅次于二周兄弟，是幽默散文的提倡人，主張用西文幽默理論和幽默藝術來揭示生活矛盾，進行社會文明批評，諷刺的盔甲中每每包裹著幽默，不過更大的影響要到30年代創(chuàng)辦《論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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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對立的就是【現(xiàn)代評論派】，主將是徐志摩、陳西瀅等英美留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魯迅及其語絲派有些政治立場的對立，崇尚自由華麗非政治功利的文字，陳西瀅的《西瀅閑話》是《現(xiàn)代評論》上的發(fā)布作品摘集，更多從貴族化的立場“公允評說時事”，當然也有很多諷刺幽默、科普介紹、回憶故舊的散文，也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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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雜談摘錄：

1992年《首都師大學報》，劉納《五四新文學中的散文》：

在那些五四新文體當中，為什么沒有被重點關注的散文，反而一度發(fā)達勝過了其他文體？

文章整理了幾種歷史性的觀點：

——朱自清在《背影》序當中提出了一種歷史的原因的猜想——中國的文學里，散文實際上才是正宗，對于“懶散”“欲速”的人來說，散文又是如此便利，五四時代精神又給散文注入了全新的精神面貌。

——何其芳在1937年的言論是，希望證明散文自身的獨立——散文不是未完篇的小說，也不是短詩的放大，這說明當時的散文可能也未成熟，仍在幾種文體之間尷尬地徘徊——實際上散文的定義確實如此：以前（六朝以后），為區(qū)別韻文與駢文，把凡不押韻、不重排偶的散體文章(包括經(jīng)傳史書)，統(tǒng)稱"散文"，但在五四后，現(xiàn)代散文泛指那些詩歌、小說、戲劇以外的文體形式。

成功的散文一般認為要有如下的特點：語言優(yōu)美、形（題材、結構）散神（中心、線索——情感）聚、意蘊（感情）深邃——當然這些要求本身就是一廂情愿，當我們再追究兩句，可能就無法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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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最容易被忽視的，但實際上應該是五四文學的隱藏的起源，因為五四小說和詩實際上都有過“散文化”的環(huán)節(jié)，拿小說來說，就是拋棄傳奇、章回體，拿詩來說，又是拋棄舊格律和舊題材，當時的文學體裁似乎是擠在一條路上，散文無形中接受其他文體的侵入，也無形中輻射其他文體的建構，它那無法被徹底定義和被徹底確認的狀態(tài)，就仿佛起源一樣。

或許這樣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新文學家們縱使再如何重視小說和詩，收獲最豐的卻是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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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形式要求很低，但也因此具有了表達和抒情上的極大便利，郁達夫對小說作品的要求是“醞釀出情調(diào)、氛圍即可（即使前后意思不連續(xù)、文字不夠美）”，這讓他的小說顯得有些“文體不潔”“敘事散漫”，但這要求放在散文上可就便利多了，五四的作者們因此依靠自己初代目那純真熾熱的表達之事和表達之欲，創(chuàng)作出了許多富有生機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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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和小說、詩歌、戲劇之間歷經(jīng)過的激烈新舊沖突和艱難探索不同，五四時代的散文幾乎一開始就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文體的表現(xiàn)功能，也就是最順利地完成了新舊過渡。

關于散文的流變，還得說上兩句，很多朋友知道雜文（散文的一種），陳獨秀、胡適、劉半農(nóng)和周家兄弟都是雜文的重要輸出者，不過，郭沫若在評論這些人的時候沒有把雜文算作文學，所以提到這件事的時候，認為上述人除了魯迅之外都不是作家，但這是有原因的，雜文（散文）和應用類文體（詩）很快被有心人劃出了一條界限（或許是處于斗爭的需要，郭老尤其對此熱心）。

本土的現(xiàn)代文學基本都特別注重“社會批評”、“文明批評”，加上近現(xiàn)代政治局勢影響到文學，散文逐漸也受到了應用文（詩歌、小說）的反影響而繁榮（不知道這個繁榮該不該打雙引號）——這就誕生了抒情散文和敘事散文。

總之五四的散文確實是隨著典范性的作品出現(xiàn)，無拘無束向各個方向輻射傾斜，比如魯迅的《熱風》《野草》、周作人《雨天的書》、冰心《往事》《寄小讀者》，郁達夫-還鄉(xiāng)記、朱自清-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許地山的《落花生》等，直到今天散文的概念仍然相對模糊，因為文體的形成和演變，本來就是在自由和范式、可定義和不可定義之間迂回徘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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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是，本土的現(xiàn)代散文雖然是一群崇尚自由個性的文人所撰，但本土文化帶來的家國情懷烙印也一直驅動著這群作家們，所以周作人對此指出的確實正確：“現(xiàn)代的散文的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但，新散文的質(zhì)素用語和抒情方式再到題材選擇，已經(jīng)能足以和傳統(tǒng)言志散文劃開分界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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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佘樹森《中國現(xiàn)當代散文研究》

關于周作人閑談體

周作人的散文也在年輕人當中風靡一時，支持者認為，他的文字能夠十分親切、自然、機智地引導我們從平凡處引到自由境界，得到凈化和啟發(fā)、開悟，這是周作人結海自己個性和中西散文的美質(zhì)所獨創(chuàng)的新味道，明人的小品文遜一分現(xiàn)代的自我意識、西文隨筆欠兩分東方的抒情調(diào)、日式散文輸三分本土特有的廣博和閑適——周作人自稱之為“抒情的散文”，我們評之親切自然而意味雋永。

更肉麻些的叫法是“富有藝術意味的閑談”，這和作者本人的氣質(zhì)心境區(qū)分不開，周作人在40年代變節(jié)，出任偽職，文章也大打折扣，20年代那種“苦雨齋”的【叛逆-隱士】的二重矛盾平衡已經(jīng)瓦解了，失望和追求并存的苦悶感也不知丟去何處了，那個意味雋永的周作人“已死”，靠著“自我”的探尋而興盛的閑談散文，必定會因為“自我”的迷失而走向淪落。于是從40年代后，我們再也見不到周作人陛下北京的茶食、故鄉(xiāng)的野菜、喝茶、飲酒、鳥聲、蒼蠅、烏篷船、白楊樹、初戀、愛女的病……那些曾經(jīng)打動過無數(shù)的人的東西。

周作人的“閑談體”要說有什么可取之處，那必然要看到他借鑒西文日俳而不露痕跡，自靠才情氣質(zhì)成一派的一面，恐怕只有他才能做到詩情和理性暗合，自然的夾敘夾議在破壞了傳統(tǒng)散文結構的同時，卻又有著名士談心野老散游一般的藝術統(tǒng)制與和諧。

其實周公本人的說法就已經(jīng)很夠我們理解了——

如農(nóng)夫終日車水，忽駐足望西山，日落陰涼，河水變色，若欣然有會，亦是閑適，不必臥且醉也（《自己的文章》）。

這當中實際上是有對現(xiàn)實的苦悶的（若魯迅則是對現(xiàn)實的憤懣），就算是看破紅塵的“大閑適”，也只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無可奈何的閑適罷了，這種微妙的心理矛盾只有在20年代的苦雨齋才能見到，周樹人之散文，相較于魯迅之筆墨而言，更加平和、冷靜、平淡、委婉，但亦然有所悲哀，有所眷戀，有所掛念（《若子的病》），有所譏諷（《前門遇馬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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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朱自清的抒情文體

郁達夫曾經(jīng)有言，文研會的散文家，除了冰心之外，文字之美就要論朱自清了。

朱自清散文多抒情散文，頗有傳統(tǒng)散文美學風范，實在、平易、純正、透徹，有人以“清”代指之，名曰“溫、柔、敦、厚”之風。下筆誠摯、美好、嚴謹、認真，被認為是白話文字的典范應當推廣教育，善于將少量文言和較雅的口語也融入文體之中，打造出清麗的顏色和真摯的意境。

即使是《匆匆》《荷塘月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這些相對鋪陳修辭的文章，也認為優(yōu)美當中也有樸素的風味，沒有過分的雕琢涂飾：

“這幾處的船不是覺著笨，就是覺著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

早期的朱自清散文，佘樹森認為還有些做作不自然——《背影》《荷塘月色》《槳聲燈影》等，到了《歐游雜記》《倫敦雜記》這些描寫就基本全是口語，更加真實親切了——當然了，佘樹森自己承認了這種看法未必就是合理，以口語為基礎容納更多的語言風格，也是散文獨到之處，因此上述散篇仍然經(jīng)久不衰，被奉為朱自清散文甚至是全體散文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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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冰心的小詩體（清新雋麗）

無論從構思、寫法、文字上來看，“冰心體/小詩體”指的就是那種所謂“詩似的散文文字”，冰心散文沒有故事、情節(jié)、人物、細節(jié)，只有一點幽思、摯情，行文上由于冰心所表現(xiàn)的多是剎那間都上心頭的思想情緒，所以基本沒有什么嚴謹布局的結構。

當然，和周作人那樣的“舒徐自在”、徐志摩的“自由無羈”不一樣，冰心散文算是一種半嚴謹?shù)淖杂审w。

……

冰心體的基本精神，就是“中文西文化，今文古文化”，古典文學、五四文化、赴美留學外加接觸西方文學，這幾種文化因素對他的影響是切實存在的，意境、情韻、氣氛被較為自然地融入到文字當中，即是“舊文學的汁水”在他手中，也顯得獨特美妙而無陳腐之氣。

——“雨聲漸漸地住了,窗簾后隱隱地透進清光來。推開窗戶一看,呀!涼云散了,樹葉上的殘滴,映著月兒,好似螢光千點,閃閃爍爍地動著?！?/p>

此外還有古典詩詞的引用，這些詩詞有助于文字的精煉，而且給文字增添了一種古色古香的典雅和精美，這種情況在冰心散文里幾乎隨處可見。

如果在詞語上，冰心“愛浸些舊文學的汁水”；那么在句式上則是十分靈活而又適度地吸收了歐化的成分。句子結構的反復和語句的倒裝，還有助詞和標點使用都讓散文語句更加流動……

冰心的問題基本上仍然是屬于《繁星·春水》的散文實體，總的來說，越到后期越發(fā)舒展自由，但基本的寫法和格調(diào)和那些小詩同屬一個路子。

……

冰心體的產(chǎn)生，和其人文化教養(yǎng)和性格氣質(zhì)有關，總體來說沒有“噴溢的情感”，有的是“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

1983年孫席珍《論現(xiàn)代中國散文》

關于周作人的散文風格

周作人是研究現(xiàn)代散文繞不開的理論家和作家，1921年《美文》就提到過論文可以分為批評-學術性的和記敘-藝術性的，后者有可以分出敘事和抒情或者夾雜著的……

周作人對小品散文（“美文”）的看法是，這是公安派文章和英國小品文的合成品，抒情的散文早已有之（只不過古代士大夫那里并不入流），明清名士的文章中早已有不少和現(xiàn)代文情趣一致的東西。五四現(xiàn)代散文就是這樣，它必然受到外國文學影響，但本質(zhì)上來說仍然是本土被復興的一種文體。

周作人的散文在當時被公認為精煉勝于文言而美感高于同期的白話文，以至于有“胡適萬字不如周作人三千（趙景深氏語的概括）”的說法，并且富有一番情趣——這種情趣、神韻，筆者認為是周作人在其散文中【言不盡意】的處處留白打造的，語絲派很好地繼承了這種風格，但只有周作人本人能做到?jīng)_淡的境地，魯迅都無法刻畫出這種境界，而必然帶有幾分諷刺詼諧的倔強色彩，只能說二人各有其高度。

俞平伯和朱自清是除了周氏兄弟最致力于散文的創(chuàng)作者了，前者有句話說得好：“著意則滯，絕緣則離?！焙笳卟徽務芾恚哉嬲\的家?，嵤麓騽尤诵?，這都對我們理解當時的散文文論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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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陳平原《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

《新青年》“隨感錄”

隨感錄專欄是1918年在《新青年》上登場的，陳獨秀（58則）、魯迅（27則）、錢玄同（15則）三人占據(jù)了文章數(shù)量上的絕對大頭，劉半農(nóng)、周作人偶爾露面但只在前期，后期的陳望道和周佛海算是勉勵支撐，所以選擇陳獨秀或者魯迅理解“隨感錄”特色會更好些。

當時的《新青年》四面環(huán)敵，國粹派、反動派、舊官僚虎視眈眈，因此這些隨感實際上是回避了“泛論”“大事”，從具體而微的角度切入，嬉笑怒罵褒貶縱橫，短小、現(xiàn)實、文白參半，這就是周氏兄弟苦心經(jīng)營后打造的雜感文、小品文充斥的隨感錄體系，是20世紀本土散文不可忽略的一環(huán)。

——因為之后，其他新文化報刊也模仿其形式開啟各種隨感錄專欄，師其意而不承其名者更不勝枚舉，雜文早在梁啟超的“飲冰室自由書”就有開端，但在《新青年》的中后期，才以這種形式充分蔓延開來，兼顧政文、痛快淋漓、寸鐵殺人、亦莊亦諧，散文的自由體式和有感即可隨筆而發(fā)的特點，被五四文化人發(fā)揮的淋漓盡致。

當然也不是沒有缺陷，帶有政治要素的雜文，也在暗中規(guī)定了本土新文學的命運——傾向社會問題和思想工具，這倒不是散文的過錯，而是革命思想和文學發(fā)展的同期進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