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了。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這是孔子對于高級干部、領(lǐng)導(dǎo)者，乃至為人事業(yè)伙伴者所說的話。孔子在這里有大臣與具臣的分別。中國歷史上的高級干部，歸納起來大概有這幾種特稱：名臣、大臣、忠臣、奸臣、賢臣、佞臣，加上《論語》中孔子思想的具臣，等等。這也就是中國文化歷史上國家高級干部的標(biāo)準。做歷史上一個名臣，真是談何容易？幾千年來，名垂青史，只有諸葛亮、王陽明、曾國藩等可數(shù)的若干人而已。他們都是名臣，有名望。有些還不一定就是大臣，如范仲淹，等等，可稱得上是國家大臣，這更不多了。其他忠臣、奸臣、佞臣等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具臣，只是夠得上做個具員而已。我們知道在歷史上留名實在不容易！中國歷史，自然有個規(guī)格，不管當(dāng)時權(quán)勢有多大，最后這筆賬是算得很公平的。像清朝皇帝下命令，修明朝的歷史，而明朝許多大臣，最后投降清朝的，仍然把他們定格為“二臣”。這是康熙下的定論。雖然這些人很忠于清朝，但在皇帝的心目中，他們還是不行，只是二臣。我們也在歷史上看到，當(dāng)李闖打進北京時，明思宗崇禎上煤山自縊，李闖還是很尊敬地向崇禎行禮的。后來滿族攻陷了北京，也還是去崇禎陵墓祭拜，好人終歸是好人，歷史上這些地方，是公理昭然的。把這個觀念說清楚了，再回過來說本文。 季子然是魯國人，他問孔子說，請子路和冉求兩個人出來做事，他們是不是夠得上做國家的大臣？以現(xiàn)代來說，像英國的丘吉爾、日本的伊藤博文，哪個可以說是國家的大臣？季子然是問孔子，這兩個學(xué)生，可不可以出來做國家的大臣？孔子說，我還以為你問我其他什么特別的問題哩！原來你是問子路和冉求這兩個人的事啊！我告訴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自己有理想、有主義，輔助一個主體的人，使這個主體的人，向理性的標(biāo)準、理想的主義、仁道的思想這條路上邁進。假使這個主體的人，不聽這種意見，寧可算了，不肯干下去。這是大臣為行道而來的風(fēng)格，不是為地位、為功名富貴、為做官、為待遇而來的。 至于你問子路和冉求這兩個年輕人，他們確是人才，是具臣、能臣。政治、經(jīng)濟、軍事都會，很能干，很有才具，也很有氣節(jié)。季子然說，這樣說起來，如果請他們出來做事，這兩個人會絕對服從的啰！絕對服從，不一定是大臣。所以孔子說，并不是這樣，他們是具臣，你如請他們做事，他絕對忠實，絕對盡心。要說絕對服從，這服從是有限度的，你如果做背叛道義的事、背叛國家的事、背叛社會大眾的事，那他們不來的。假如你殺了父母，乃至叛變，他們難道跟著你叛變？跟著你殺父母？這種事他們絕不來的。這就是具臣，雖然只能算是具臣，但也要有才能而又忠貞亮節(jié)。 大臣、具臣的分別，我們可以看出一點大概了?？鬃与m然是講大臣、具臣之別，同時也影射了剛才所提的能臣。可見之于《后漢書》。曹操年輕的時候，許邵曾經(jīng)為他看相，說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如果有好的領(lǐng)導(dǎo)人，跟著做事，會是一個能臣；如果碰到動亂的時代，沒有好的領(lǐng)導(dǎo)人，則成為奸雄。就這兩句話，“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把曹操一生斷定了。能臣與奸雄，往往極難分別。大臣、具臣、名臣之間，說實在的，也很難有一嚴格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