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正如我們所見到的，它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曾多次發(fā)生過，然而并沒有威脅交往形式的基礎，——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fā)為革命，同時也采取各種附帶形式，如沖突的總和，不同階級之間的沖突，意識的矛盾，思想斗爭，政治斗爭，等等。從狹隘的觀點出發(fā)，可以從其中抽出一種附帶形式，把它看作是這些革命的基礎，而且因為革命所由出發(fā)的各個人都根據他們的文化水平和歷史發(fā)展的階段對他們自己的活動本身產生了種種幻想，這樣做就更容易了。

　　因此，按照我們的觀點，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這種矛盾在某一國家發(fā)展到極端尖銳的地步，才導致這個國家內發(fā)生沖突。由廣泛的國際交往所引起的同工業(yè)比較發(fā)達的國家的競爭，就足以使工業(yè)比較不發(fā)達的國家內產生類似的矛盾(例如，英國工業(yè)的競爭使德國潛在的無產階級顯露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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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競爭把各個人匯集在一起，它卻使各個人，不僅使資產者，而且更使無產者彼此孤立起來。因此這會持續(xù)很長時間，直到這些個人能夠聯合起來，更不用說，為了這種聯合——如果它不僅僅是地域性的聯合，——大工業(yè)應當首先創(chuàng)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業(yè)城市和廉價而便利的交通。因此只有經過長期的斗爭才能戰(zhàn)勝同這些孤立的、生活在每天都重復產生著孤立狀態(tài)的條件下的個人相對立的一切有組織的勢力。要求相反的東西，就等于要求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不要有競爭，或者說，就等于要求各個人從頭腦中拋掉他們作為被孤立的人所無法控制的那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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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建筑。不言而喻，野蠻人的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洞穴和茅舍，正如游牧人的每一個家庭都有獨自的帳篷一樣。這種單個分開的家庭經濟由于私有制的進一步發(fā)展而成為更加必需的了。在農業(yè)民族那里，共同的家庭經濟也和共同的耕作一樣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建造是一大進步。但是，在過去任何時代，消滅單個分開的經濟——這是與消滅私有制分不開的——是不可能的，因為還沒有具備這樣做的物質條件。組織共同的家庭經濟的前提是發(fā)展機器，利用自然力和許多其他的生產力，例如自來水、煤氣照明、蒸汽采暖等，以及消滅城鄉(xiāng)之間的［對立］。沒有這些條件，共同的經濟本身將不會再成為新生產力，將沒有任何物質基礎，將建立在純粹的理論基礎上，就是說，將是一種純粹的怪想，只能導致寺院經濟。——還可能有什么呢？——這就是城市里的集中和為了各個特定目的而進行的公共房舍(監(jiān)獄、兵營等)的興建。不言而喻，消滅單個分開的經濟是和消滅［Aufhebung］家庭分不開的。

　　(在圣桑喬那里常見的一個說法是：每個人通過國家才完全成其為人[67]，這實質上等于說，資產者只是資產者這個類的一個標本；這種說法以的前提是：資產者這個階級在構成該階級的個人尚未存在之前就已經存在了。[68])

　　在中世紀，每一城市中的市民為了自衛(wèi)都不得不聯合起來反對農村貴族；商業(yè)的擴大和交通道路的開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衛(wèi)同樣利益、反對同樣敵人的城市。從各個城市的許多地域性市民團體中，只是非常緩慢地產生出市民階級。各個市民的生活條件，由于同現存關系相對立并由于這些關系所決定的勞動方式，便成了對他們來說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個人為轉移的條件。市民創(chuàng)造了這些條件，因為他們掙脫了封建的聯系；同時他們又是由這些條件所創(chuàng)造的，因為他們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對立所決定的。隨著各城市間的聯系的產生，這些共同的條件發(fā)展為階級條件。同樣的條件、同樣的對立、同樣的利益，一般說來，也應當在一切地方產生同樣的風俗習慣。資產階級本身只是逐漸地隨同自己的生存條件一起發(fā)展起來，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為各種不同的集團，最后，隨著一切現有財產被變?yōu)楣I(yè)資本或商業(yè)資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過的一切有財產的階級[69](同時資產階級把以前存在過的沒有財產的階級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財產的階級的一部分變?yōu)樾碌碾A級——無產階級)。單個人所以組成階級只是因為他們必須為反對另一個階級進行共同的斗爭；此外，他們在競爭中又是相互敵對的。另一方面，階級對各個人來說又是獨立的，因此，這些人可以發(fā)現自己的生活條件是預先確定的：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fā)展是由階級決定的，他們隸屬予階級。這同單個人隸屬于分工是同類的現象，這種現象只有通過消滅私有制和消滅勞動本身才能消除。至于個人隸屬于階級怎樣同時發(fā)展為隸屬于各種各樣的觀念，等等，我們已經不只一次地指出過了。

　　個人的這種發(fā)展是在歷史地前后相繼的等級和階級的共同生存條件下產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強加于他們的普遍觀念中產生的，如果用哲學的觀點來考察這種發(fā)展，當然就很容易設想，在這些個人中，類或人得到了發(fā)展，或者這些個人發(fā)展了人；這樣設想，是對歷史的莫大侮辱。這樣一來，就可以把各種等級和階級看作是普遍表達方式的一些類別，看作是類的一些亞種，看作是人的一些發(fā)展階段。

　　個人隸屬于一定階級這一現象，在那個除了反對統(tǒng)治階級以外不需要維護任何特殊的階級利益的階級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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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力量(關系)由于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里拋開關于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是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70]。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fā)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tǒng)治階級范圍內發(fā)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于各個人而獨立的；由于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tǒng)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

　　各個人的出發(fā)點總是他們自己，不過當然是處于既有的歷史條件和關系范圍之內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然而在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圍內社會關系的必然獨立化，在每一個人的個人生活同他的屈從于某一勞動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條件的生活之間出現了差別。這不應當理解為，似乎像食利者和資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個性的個人了，而應當理解為，他們的個性是由非常明確的階級關系決定和規(guī)定的，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與另一階級的對立中才出現，而對他們本身來說，上述差別只是在他們破產之后才產生。在等級中(尤其是在部落中)這種現象還是隱蔽的：例如，貴族總是貴族，平民總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關系如何；這是一種與他的個性不可分割的品質。有個性的個人與階級的個人的差別，個人生活條件的偶然性，只是隨著那本身是資產階級產物的階級的出現才出現。只有個人相互之間的競爭和斗爭才產生和發(fā)展了這種偶然性本身。因此，各個人在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下被設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事實上，他們當然更不自由，因為他們更加屈從于物的力量。等級的差別特別顯著地表現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中。當市民等級、同業(yè)公會等等起來反對農村貴族的時候，它們的生存條件，即在它們割斷了封建的聯系以前就潛在地存在著的動產和手藝，表現為一種與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對立的積極的東西，因此起先也具有一種特殊的封建形式。當然，逃亡農奴認為他們先前的農奴地位對他們的個性來說是某種偶然的東西。但是，在這方面，他們只是做了像每一個掙脫了枷鎖的階級所做的事，此外，他們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解放出來的，而是零零散散地解放出來的。其次，他們并沒有越出等級制度的范圍，而只是形成了一個新的等級，在新的處境中也還保存了他們過去的勞動方式，并且使它擺脫已經和他們所達到的發(fā)展階段不相適應的桎梏，從而使它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

　　相反地，對于無產者來說，他們自身的生活條件、勞動，以及當代社會的全部生存條件都已變成一種偶然的東西，單個無產者是無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沒有任何社會組織能夠使他們加以控制。單個無產者的個性和強加于他的生活條件即勞動之間的矛盾，對無產者本身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因為他從早年起就成了犧牲品，因為他在本階級的范圍內沒有機會獲得使他轉為另一個階級的各種條件。

　　注意。不要忘記，單是維持農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經濟的不可能性(包括把小塊土地分給農奴)，很快就使農奴對封建主的賦役降低到中等水平的代役租和徭役地租，這樣就使農奴有可能積累一些動產，便于逃出自己領主的領地，并使他有希望上升為市民同時還引起了農奴的分化?？梢娞油鲛r奴已經是半資產者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種手藝的農奴獲得動產的可能性最大。

　　由此可見，逃亡農奴只是想自由地發(fā)展他們已有的生存條件并讓它們發(fā)揮作用，因而歸根結底只達到了自由勞動；而無產者，為了實現自己的個性，就應當消滅他們迄今面臨的生存條件，消滅這個同時也是整個迄今為止的社會的生存條件，即消滅勞動。因此，他們也就同社會的各個人迄今借以表現為一個整體的那種形式即同國家處于直接的對立中，他們應當推翻國家，使自己的個性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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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一切可以看出[71]，某一階級的各個人所結成的、受他們的與另一階級相對立的那種共同利益所制約的共同關系，總是這樣一種共同體，這些個人只是作為普通的個人隸屬于這種共同體，只是由于他們還處在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下才隸屬于這種共同體；他們不是作為個人而是作為階級的成員處于這種共同關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全體成員的生存條件的革命無產者的共同體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在這個共同體中各個人都是作為個人參加的。它是各個人的這樣一種聯合(自然是以當時發(fā)達的生產力為前提的)，這種聯合把個人的自由發(fā)展和運動的條件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而這些條件從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同單個人對立的。這正是由于他們作為個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們有了一種必然的聯合，而這種聯合又因為他們的分散而成了一種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聯系。過去的聯合決不像《社會契約》[72]中所描繪的那樣是任意的，而只是關于這樣一些條件的必然的聯合(參閱例如北美合眾國和南美諸共和國的形成)，在這些條件下，各個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這種在一定條件下不受阻礙地利用偶然性的權利，迄今一直稱為個人自由?！@些生存條件當然只是現存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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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主義和所有過去的運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舊的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基礎，并且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fā)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chuàng)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fā)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chuàng)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所造成的存在狀況，正是這樣一種現實基礎，它使一切不依賴于個人而存在的狀況不可能發(fā)生，因為這種存在狀況只不過是各個人之間迄今為止的交往的產物。這樣，共產主義者實際上把迄今為止的生產和交往所產生的條件看作無機的條件。然而他們并不以為過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就是給他們提供資料，也不認為這些條件對于創(chuàng)造它們的個人來說是無機的。有個性的個人與偶然的個人之間的差別，不是概念上的差別，而是歷史事實。在不同的時期，這種差別具有不同的含義，例如，等級在18世紀對于個人來說就是某種偶然的東西，家庭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這種差別不是我們?yōu)槊總€時代劃定的，而是每個時代本身在它所發(fā)現的各種不同的現成因素之間劃定的，而且不是根據概念而是在物質生活沖突的影響下劃定的。一切對于后來時代來說是偶然的東西，對于先前時代來說則相反，亦即在先前時代所傳下來的各種因素中的偶然的東西，是與生產力發(fā)展的一定水平相適應的交往形式。生產力與交往形式的關系就是交往形式與個人的行動或活動的關系。(這種活動的基本形式當然是物質活動，一切其他的活動，如精神活動、政治活動、宗教活動等取決于它。當然，物質生活的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每次都取決于已經發(fā)達的需求，而這些需求的產生，也像它們的滿足一樣，本身是一個歷史過程，這種歷史過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沒有的(這是施蒂納頑固地提出來反對人的主要論據[73])，盡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無疑是歷史過程的產物——誠然，不以它們的意愿為轉移。)個人相互交往的條件，在上述這種矛盾產生以前，是與他們的個性相適合的條件，對于他們來說不是什么外部的東西；它們是這樣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生存于一定關系中的一定的個人獨力生產自己的物質生活以及與這種物質生活有關的東西，因而這些條件是個人的自主活動的條件，并且是由這種自主活動產生出來的[74]。這樣，在矛盾產生以前，人們進行生產的一定條件是同他們的現實的局限狀態(tài)，同他們的片面存在相適應的，這種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產生時才表現出來，因而只是對于后代才存在。這時人們才覺得這些條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這種視上述條件為桎梏的意識也強加給先前的時代。

　　這些不同的條件，起初是自主活動的條件，后來卻變成了它的桎梏，它們在整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構成一個有聯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于：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fā)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這些條件在歷史發(fā)展的每一階段都是與同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fā)展相適應的，所以它們的歷史同時也是發(fā)展著的、由每一個新的一代承受下來的生產力的歷史，從而也是個人本身力量發(fā)展的歷史。

　　由于這種發(fā)展是自發(fā)地進行的，就是說它不服從自由聯合起來的個人的共同計劃，所以它是以各個不同的地域、部落、民族和勞動部門等等為出發(fā)點的，其中的每一個起初都與別的不發(fā)生聯系面獨立地發(fā)展，后來才逐漸與它們發(fā)生聯系。其次，這種發(fā)展非常緩慢；各種不同的階段和利益從來沒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從于獲得勝利的利益，并在許多世紀中和后者一起延續(xù)下去。由此可見，甚至在一個民族內，各個人，即使撇開他們的財產關系不談，都有各種完全不同的發(fā)展；較早時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經為屬于較晚時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擠之后，仍然在長時間內擁有一種相對于個人而獨立的虛假共同體(國家、法)的傳統(tǒng)權力，一種歸根結底只有通過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權力。由此也就說明：為什么在某些可以進行更一般的概括的問題上，意識有時似乎可以超過同時代的經驗關系，以致人們在以后某個時代的斗爭中可以依靠先前時代理論家的威望。

　　相反地，有些國家，例如北美的發(fā)展是在已經發(fā)達的歷史時代起步的，在那里這種發(fā)展異常迅速。在這些國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個人而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自發(fā)形成的前提，而這些個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為他們的需要與老的國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適應?？梢?，這些國家在開始發(fā)展的時候就擁有老的國家的最進步的個人，因而也就擁有與這些個人相適應的、在老的國家里還沒有能夠實行的最發(fā)達的交往形式。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況，只要它們不僅僅是一些軍用場所或交易場所。迦太基、希臘的殖民地以及11世紀和12世紀的冰島可以作為例子。類似的關系在征服的情況下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另一塊土地上發(fā)展起來的交往形式被現成地搬到被征服國家的話。這種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國還受到以前時代遺留下來的利益和關系的牽累，而它在這些地方就能夠而且應當充分地和不受阻礙地確立起來，盡管這是為了保證征服者有持久的政權(英格蘭和那不勒斯在被諾曼人征服之后，獲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組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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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服這一事實看起來好像是同整個這種歷史觀矛盾的。到目前為止，暴力、戰(zhàn)爭、掠奪、搶劫等等被看作是歷史的動力。這里我們只能談談主要之點，因此，我們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蠻族破壞，以及與此相聯系重新開始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結構(羅馬和蠻人，封建制度和高盧人，東羅馬帝國和土耳其人)。對進行征服的蠻族來說，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戰(zhàn)爭本身還是一種通常的交往形式；在傳統(tǒng)的、對該民族來說唯一可能的粗陋生產方式下，人口的增長越來越需要新的生產資料，因而這種交往形式越來越被加緊利用。相反地，在意大利，由于地產日益集中(這不僅是由購買和負債引起的，而且還是由繼承引起的，當時一些古老的氏族由于生活放蕩和很少結婚而逐漸滅亡，他們的財產轉入少數人手里)，由于耕地變?yōu)槟翀?這不僅是由通常的、至今仍然起作用的經濟原因引起的，而且也是由掠奪來的和進貢的谷物的輸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意大利谷物沒有買主的現象引起的)，自由民幾乎完全消失了，就是奴隸也在不斷地死亡，而不得不經常代之以新的奴隸。奴隸制仍然是整個生產的基礎。介于自由民與奴隸之間的平民，始終不過是流氓無產階級。總之，羅馬始終只不過是一個城市，它與各行省之間的聯系幾乎僅僅是政治上的聯系，因而這種聯系自然也就可能為政治事件所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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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沒有比認為迄今歷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歸結于占領這一觀念更普通的了。蠻人占領了羅馬帝國，這種占領的事實通常被用來說明從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過渡。但是在蠻人的占領下，一切都取決于被占領國家此時是否已經像現代國家那樣發(fā)展了工業(yè)生產力，或者它的生產力主要是否只是以它的聯合和共同體［Gemeinwesen］為基礎。其次，占領是受占領的對象所制約的。如果占領者不依從被占領國家的生產條件和交往條件，就完全無法占領銀行家的體現于證券中的財產。對于每個現代工業(yè)國家的全部工業(yè)資本來說，情況也是這樣。最后，無論在什么地方，占領都是很快就會結束的，已經不再有東西可供占領時，必須開始進行生產。從這種很快出現的生產的必要性中可以作出如下結論：定居下來的征服者所采納的共同體［Gemeinwesen］形式，應當適應于他們面臨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如果起初情況不是這樣，那么共同體形式就應當按照生產力來改變。這也就說明了民族大遷移后的時期到處可見的一件事實，即奴隸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語言、教育和風俗。

　　封建制度決不是現成地從德國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進行征服時軍隊的戰(zhàn)時組織，而且這種組織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國家內遇到的生產力的影響才發(fā)展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這種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產力的制約，這從企圖仿效古羅馬來建立其他形式的失敗嘗試(查理大帝，等等)中已經得到證明。

　　待續(x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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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工業(yè)和競爭中，各個人的一切生存條件、一切制約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為兩種最簡單的形式——私有制和勞動。貨幣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為對個人來說是偶然的東西。因此，貨幣就是產生下述現象的根源：迄今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條件下個人的交往，而不是作為個人的個人的交往。這些條件可以歸結為兩點：積累起來的勞動，或者說私有制，以及現實的勞動。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會停止?，F代的經濟學家如西斯蒙第、舍爾比利埃[75]等人自己就把個人的聯合同資本的聯合對立起來。但是，另一方面，個人本身完全屈從于分工，因此他們完全被置于相互依賴的關系之中。私有制，就它在勞動的范圍內同勞動相對立來說，是從積累的必然性中發(fā)展起來的。起初它大部分仍舊保存著共同體［Geimenwesen］的形式，但是在以后的發(fā)展中越來越接近私有制的現代形式。分工從最初起就包含著勞動條件——勞動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著積累起來的資本在各個所有者之間的劈分，從而也包含著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種不同的形式。分工越發(fā)達，積累越增加，這種分裂也就發(fā)展得越尖銳。勞動本身只能在這種分裂的前提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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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民族——德國人和美國人——的個人能力，已經通過種族雜交而產生的能力，——因此德國人是白癡式的；在法、英等國是異族人移居于已經發(fā)達的土地上，在美國是異族人移居于一塊全新的土地上，而在德國，土著居民安居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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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這里顯露出兩個事實。第一，生產力表現為一種完全不依賴于各個人并與他們分離的東西，表現為與各個人同時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個人——他們的力量就是生產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對立的，而另一方面，這些力量只有在這些個人的交往和相互聯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76]因此，一方面是生產力的總和，生產力好像具有一種物的形式，并且對個人本身來說它們已經不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產力只有在個人是私有者的情況下才是個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個時期，生產力都沒有采取過這種對于作為個人的個人的交往完全無關的形式，因為他們的交往本身還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這些生產力相對立的大多數個人，這些生產力是和他們分離的，因此這些個人喪失了一切現實的生活內容，成了抽象的個人，然而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有可能作為個人彼此發(fā)生聯系。

　　他們同生產力并同他們自身的存在還保持著的唯一聯系，即勞動，在他們那里已經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動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殘生命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生命。而在以前各個時期，自主活動和物質生活的生產是分開的，這是因為它們是由不同的人承擔的，同時，物質生活的生產由于各個人本身的局限性還被認為是自主活動的從屬形式，而現在它們竟互相分離到這般地步，以致物質生活一般都表現為目的，而這種物質生活的生產即勞動(它現在是自主活動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們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動的否定形式)則表現為手段。

　　這樣一來，現在情況就變成了這樣：各個人必須占有現有的生產力總和，這不僅是為了實現他們的自主活動，而且就是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存。這種占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對象的制約，即受發(fā)展成為一定總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圍里才存在的生產力的制約。因此，僅僅由于這一點，占有就必須帶有同生產力和交往相適應的普遍性質。對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質生產工具相適應的個人才能的發(fā)揮。僅僅因為這個緣故，對生產工具一定總和的占有，也就是個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總和的發(fā)揮。其次，這種占有受進行占有的個人的制約。只有完全失去了整個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實現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fā)揮。過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個人的自主活動受到有局限性的生產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縛，他們所占有的是這種有局限性的生產工具，因此他們只是達到了新的局限性。他們的生產工具成了他們的財產，但是他們本身始終屈從于分工和自己的生產工具。在迄今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許多個人始終屈從于某種唯一的生產工具；在無產階級的占有制下，許多生產工具必定歸屬于每一個個人，而財產則歸屬于全體個人?，F代的普遍交往，除了歸全體個人支配，不可能歸各個人支配。

　　其次，占有還受實現占有所必須采取的方式的制約。占有只有通過聯合才能實現，由于無產階級本身固有的本性，這種聯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得到實現，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為止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權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權力被打倒，另一方面無產階級的普遍性質以及無產階級為實現這種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發(fā)展，同時無產階級將拋棄它迄今的社會地位遺留給它的一切東西。

　　只有在這個階段上，自主活動才同物質生活一致起來，而這又是同各個人向完全的個人的發(fā)展以及一切自發(fā)性的消除相適應的。同樣，勞動向自主活動的轉化，同過去受制約的交往向個人本身的交往的轉化，也是相互適應的。隨著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終結了。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上，一種特殊的條件總是表現為偶然的，而現在，各個人本身的獨自活動，即每一個人本身特殊的個人職業(yè)，才是偶然的。

　　哲學家們在不再屈從于分工的個人身上看到了他們名之為“人”的那種理想，他們把我們所闡述的整個發(fā)展過程看作是“人”的發(fā)展過程，從而把“人”強加于迄今每一歷史階段中所存在的個人，并把他描述成歷史的動力。這樣，整個歷史過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異化過程，實質上這是因為，他們總是把后來階段的普通個人強加于先前階段的個人并且以后來的意識強加于先前的個人。[77]由于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開始就撇開現實條件，所以就可以把整個歷史變成意識的發(fā)展過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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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社會包括各個人在生產力發(fā)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的整個商業(yè)生活和工業(yè)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國家和民族的范圍，盡管另一方面它對外仍必須作為民族起作用，對內仍必須組成為國家?！笆忻裆鐣边@一用語是在18世紀產生的，當時財產關系已經擺脫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紀的共同體［Gemeinwesen］。真正的市民社會[78]只是隨同資產階級發(fā)展起來的；但是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fā)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79]上層建筑的基礎。

　　

國家和法同所有制的關系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無論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紀，都是部落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在羅馬人那里主要是由戰(zhàn)爭決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則是由畜牧業(yè)決定的。在古典古代民族中，一個城市里聚居著幾個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國家所有制的形式，而個人的權利則局限于簡單的占有，但是這種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樣，僅僅涉及地產。無論在古代或現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隨著動產的出現才開始的?！?奴隸制和共同體［Gemeinwesen］)(古羅馬公民的合法的所有權［dominium ?ex jure Quiritum］)。在起源于中世紀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經過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封建地產，同業(yè)公會的動產，工場手工業(yè)資本——才發(fā)展為由大工業(yè)和普遍競爭所引起的現代資本，即變?yōu)閽仐壛斯餐w［Gemeinwesen］的一切外觀并消除了國家對所有制發(fā)展的任何影響的純粹私有制?，F代國家是與這種現代私有制相適應的?，F代國家由于稅收而逐漸被私有者所操縱，由于國債而完全歸他們掌握；現代國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內國家證券行市漲落的調節(jié)，所以它完全依賴于私有者即資產者提供給它的商業(yè)信貸。因為資產階級已經是一個階級，不再是一個等級了，所以它必須在全國范圍內而不再是在一個地域內組織起來，并且必須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種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擺脫了共同體［Gemeinwesen］，國家獲得了和市民社會并列并且在市民社會之外的獨立存在；實際上國家不外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種組織形式。目前國家的獨立性只有在這樣的國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級還沒有完全發(fā)展成為階級，在那里，比較先進的國家中已被消滅的等級還起著某種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種混合體，因此在這樣的國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對居民的其他部分進行統(tǒng)治。德國的情況就正是這樣?，F代國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法國、英國和美國的一些近代作家都一致認為，國家只是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見，這種思想也滲入日常的意識了。

　　因為國家是統(tǒng)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結論：一切共同的規(guī)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獲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產生了一種錯覺，好像法律是以意志為基礎的，而且是以脫離其現實基礎的意志即自由意志為基礎的。同樣，法隨后也被歸結為法律。

　　私法和私有制是從自然形成的共同體［Gemeinwesen］的解體過程中同時發(fā)展起來的。在羅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發(fā)展沒有在工業(yè)和商業(yè)方面引起進一步的結果，因為他們的整個生產方式沒有改變。[80]在現代民族那里，工業(yè)和商業(yè)瓦解了封建的共同體［Gemeinwesen］，隨著私有制和私法的產生，開始了一個能夠進一步發(fā)展的新階段。在中世紀進行了廣泛的海上貿易的第一個城市阿馬爾菲也制定了海商法。當工業(yè)和商業(yè)——起初在意大利，隨后在其他國家——進一步發(fā)展了私有制的時候，詳細擬定的羅馬私法便又立即得到恢復并取得威信。后來，資產階級力量壯大起來，君主們開始照顧它的利益，以便借助資產階級來摧毀封建貴族，這時候法便在所有國家中——法國是在16世紀——開始真正地發(fā)展起來了，除了英國以外，這種發(fā)展在所有國家中都是以羅馬法典為基礎的。即使在英國，為了私法(特別是其中關于動產的那一部分)的進一步完善，也不得不參照羅馬法的原則。(不應忘記，法也和宗教一樣是沒有自己的歷史的。)

　　在私法中，現存的所有制關系是作為普遍意志的結果來表達的。僅僅使用和濫用的權利［jusutendi ?et abutendi］就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經完全不依賴于共同體［Gemeinwesen］，另一方面表明了一個錯覺，仿佛私有制本身僅僅以個人意志即以對物的任意支配為基礎。實際上，濫用［abuti］對于私有者具有極為明確的經濟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財產從而他濫用的權利轉入他人之手的話；因為僅僅從私有者的意志方面來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權利為轉移時，才成為物，即成為真正的財產(一種關系，哲學家們稱之為觀念)。[81]這種把權利歸結為純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錯覺，在所有制關系進一步發(fā)展的情況下，必然會造成這樣的現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對某物享有權利，但實際上并不擁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競爭，某一塊土地不再提供地租，雖然這塊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享有權利，包括享有使用和濫用的權利。但是這種權利對他毫無用處：只要他還未占有足夠的資本來經營自己的土地，他作為土地所有者就一無所有。法學家們的這種錯覺說明：在法學家們以及任何法典看來，各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例如締結契約這類事情，一般都是偶然的；他們認為這些關系可以隨意建立或不建立，它們的內容完全依據締約雙方的個人意愿。

　　每當工業(yè)和商業(y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險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獲得財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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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對科學的影響。

　　鎮(zhèn)壓在國家、法、道德等等中的作用。

　　資產者之所以必須在法律中使自己得到普遍表現，正因為他們是作為階級進行統(tǒng)治的。

　　自然科學和歷史。

　　沒有政治史、法律史、科學史等等，藝術史、宗教史等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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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玄想家使一切本末倒置。

　　篤信宗教者、法學家、政治家。

　　法學家、政治家(一般的國務活動家)、倫理學家、篤信宗教者。

　　關于一個階級內的這種意識形態(tài)劃分：職業(yè)由于分工而獨立化；每個人都認為他的手藝是真的。他們之所以必然產生關于自己的手藝和現實相聯系的錯覺，是手藝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關系在法律學，政治學中——在意識中——成為概念；因為他們沒有超越這些關系，所以這些關系的概念在他們的頭腦中也成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運用法典，因此法官認為，立法是真正的積極的推動者。尊重自己的商品，因為他們的職業(yè)是和公眾打交道。

　　法的觀念。國家的觀念。在通常的意識中事情被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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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從一開始就是超驗性的意識，這種意識是從現實的力量中產生的。

　　要更通俗地表達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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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宗教等領域中的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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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個人過去和現在始終是從自己出發(fā)的。他們的關系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的關系。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的情況：他們的關系會相對于他們而獨立？他們自己生命的力量會成為壓倒他們的力量？

　　總之：分工，分工的階段依賴于當時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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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F代的所有制。

　　等級的所有制。手工工場所有制。工業(yè)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