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歷2020年1月22日，我們所在的世界依然在無時無刻地發(fā)生著變化，每一個瞬間都能摧毀過去對于現(xiàn)在的無數(shù)預測：海浪在南太平洋濺起的角度，上一個星期三在墨西哥城跌落而死的鴿子的數(shù)量，三江交匯處爆發(fā)的傳染病，烏干達草原上擊中河流的雷擊，美國山脈對于下一任總統(tǒng)的選擇。還有在這同一時間那已經固定的歷史的如同照鏡子一般的增殖——當今天作為未來的歷史在被一步步地固定下來時，過去所發(fā)生的事情正在不同的記憶中與不同的人完成著自己的交媾繁殖使命。

當時他吸著一根紅旗渠，嘴里吐出煙霧，冬天的房間里很冷，臨近過年，外面的集市上吵鬧的聲音此起彼伏。為了滿足我的要求，他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

也就是我的爺爺?shù)臍v史。

出生與乞丐

1945年下半年，山西。

他一出生，就離家鄉(xiāng)有250公里遠，這是他的父親——一個名字已經被忘記的男人——為逃難所走過的距離。出發(fā)前，他對跟隨他的女人說：“為了吃飯，把你賣了也不是不行。”從此，這個懷孕的女人無條件地聽命于他，這件事無關愛情——1945年的中國沒有多少人談論愛情，那東西遠不如一塊面包——只是作為一位母親所擁有的求生本能，其中包含了未出生的孩子的那份。對于一個逃荒者來說，第一個孩子的降生讓人痛苦又快樂，他的父親只不過是一個小人物，是不值一提的泡沫，但是因為他的出生，我記下來：“這是他最重要的時刻?！?/p>

那個時候，單單坐在地上乞討，一天也別想拿到一粒米，當?shù)氐钠蜇み€會敵視遠道而來的可憐同行，挑釁、侮辱和謾罵充斥著一個個白天和夜晚。他的父親只能在村里挨家挨戶地敲門，希望做事來換吃的。在從這家到那一家的路上，他就如同一個哲學家一般漫無邊際地思考著自己、孩子和家鄉(xiāng)。聽到這里，我突然意識到乞丐和哲學家也許有某些相似之處，蘊含在這顯著的差別之后……

終于，在孩子哭了四十九天之后，他獲得了自己的名字：平遙，這是他的出生地。同時在他的父親被另外一幫乞丐罵了四十九天之后，這個男人躺在草席上，對妻子說：“回家”。

我又記下來：“1945年，李平遙回到了家鄉(xiāng)，從此之后他只說自己是晉城人?！?/p>

前往北京，度過文化大革命

20年后，李平遙19歲。他已經跟著父親種了將近十年的地，是個結實的小伙子，有著那個時代最標準的國字臉，額頭窄窄的。他奔跑在太行山腳下，身上帶著象征信仰的紅星，見到別人就露出憨厚的微笑。簡單來說，1965年就是農田上的巨大鋼鐵機器、高懸的矩形主席像、東南沿海出土的證明國家身份的遠古化石以及藍色和灰色代表的工人階級。這是至今仍然有人懷念的一年。

這一年的一切讓他決定應征入伍，去當尚不明確駐扎位置的志愿兵。走的時候，他的父親從生產隊那里搞了點酒，兩個人喝了兩三杯，這是他第一次喝酒。他說，當時父親告訴他：“我沒當過兵，但你得知道，當兵雖然餓不死，但看現(xiàn)在的情況，估計是還要打仗。當心自己，外頭人也孬?！?/p>

這就是我們那輩人和他們的差別了，當時想的全是幫助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沒想過自己能如何，大家都是好人。這只紅旗渠抽完，他站起來，從褲兜里摸出下一只，按下打火機?！澳銈儸F(xiàn)在想的是啥？”

他被分配到石家莊，河北省的一個小城市、未來的首府和鐵路的受益者。在那里的日子乏善可陳，有一天，長官把他們這幫新兵集合過來，宣布他們的部隊即將調入北京，拒絕的可以留在石家莊。他選擇前者，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前往北京，駐扎在南苑。

于是李平遙開始了一個不同的生活，早晨是混亂的廣場與靜默的人群。對他來說，那是嶄新的、有時甚至是酷烈的生活，但他的血液里早已帶有這種生活的傾向，或者說當時的中國青年都深深迷戀著這瘋狂的喧囂背后，那遙遠的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落差感。他學會了使槍，把人群攏在一起，用口哨發(fā)號施令，確保領袖不為熾熱的群眾所傷，還學會熬夜，頂住沙塵暴、嚴寒和酷熱。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北京究竟是怎樣的光景，他并沒有說太多，他只說毛主席揮手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翻涌起紅色的波浪。對于我來說，這樣的場景連想象也想象不出來，我只是能隱隱約約感覺到這背后的浪漫之情，相隔50余年的浪漫。

他在北京待了將近20年，北京的九道城門、周圍軍團的騷動、燕山和長城的結合他一口氣講了好幾個小時。但是當我問起來的時候，他擺擺說，北京雖然是偉大首都，在當時的發(fā)展也就是那樣罷了，不能跟今天比。

離開偉大首都

文革結束后，他退伍，結束了作為軍人并不顯赫但毫發(fā)無傷的生活，被分配在北京當一個小干事員。他生性平穩(wěn)，干事員的工作也很契合他的想法，倘若如此進展下去，他也許可以在北京站穩(wěn)腳跟。但是他愛的人——一個同樣來自晉城的女人因為沒有北京的戶口，導致無法進京。那個時候得到北京戶口就像現(xiàn)在一樣難，如同一個左右對稱的人一樣滑稽。偉大首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對他露出了恐怖的獠牙：他們沒有那么受歡迎。

他當然是一名共產黨員——這件事是我很久之后才知道的。所以幾個月后，在留在北京還是他的妻子的選擇面前，他同意了調出北京的工作互換，來到河南新鄉(xiāng)。也因此，有一個新鄉(xiāng)的小伙子去了北京。“為什么是新鄉(xiāng)？不直接回晉城？”，我第一次打斷他的話。沒什么可猶豫的，他直截了當?shù)鼗卮穑骸耙驗闀x城的公糧是七成粗三成細，新鄉(xiāng)是七成細三成粗，新鄉(xiāng)離晉城也不遠?！?/p>

就這么簡單。很多看起來很重要的決定，在當時就這么簡單。截然不同的三座城市構筑了他的命運，后來他也去了別的地方，但是遠遠不及這三座城市對他的影響之萬一。我時常想，上個世紀70年代李平遙做出去往新鄉(xiāng)的決定時，會不會想到他的兩個兒子、綿延數(shù)代的家庭、鄧小平著名的判斷，那些把他和別人的故事整合在一起共同構成時代的重大決策。但人并不能預知未來——這正是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孜孜不倦的工作，最后留下來的只有李平遙訴說的確定決定和他來不及講述的，永遠未知的分岔點。

結局與講述者

我的記錄到此結束，這就是李平遙的全部故事。此刻他仍然在吸著煙，活生生地坐在我面前。一個出生在平遙的晉城人，一個上個世紀憨厚的農民出生的士兵，在當時局勢最復雜的地方度過了十余年最后又安然告辭，這種事情似乎注定帶有為他人作傳的吹噓成分，我要向有此見解的人敘說李平遙的遭遇：正如我所寫的一樣，他也不過只是一粒沙子、一抹煙灰，與他的父親沒有什么區(qū)別——那與我的關系令我更加崇敬他。但是從他平凡普通的想法開始，才誕生了后續(xù)的無窮多精彩的傳奇故事，從這點上說，每一個人都是樹形分布圖的原點，又深深地附屬于亙古流動的時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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