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jié)錄自王世宗教授《中國歷史通釋》第八章〈兩宋：中國歷史的古今分野〉）

　　北宋亡於外患而非內(nèi)亂，這表示宋朝文治在精神上有成，但其物力不足以禦敵，故國運由異族宰制。北宋衰微時遼國亦敗，同時金國興起，於是宋有興復(fù)之志，企圖聯(lián)金攻遼，以壯聲威，然宋軍行動失利，反使金人有機可趁，而自招喪權(quán)辱國之禍。不論得失，宋朝在遼亡之際北伐實為「政治常識」的反應(yīng)，未可苛咎，其落敗以及陷入絕境則屬「兵家常勢」，難以預(yù)測；顯然北宋之亡並非惡有惡報而是天意使然，此乃史上少見的滅國情事，可視為意外，也可視為宋朝文治可嘉的證據(jù)。金國崛起迅速，自阿骨打稱帝以後，十餘年間竟盡有遼境而滅亡其國，然金壯大時並無立即攻宋之想，卻因與宋聯(lián)盟用兵而反目，終致南下滅宋；其間宋徽宗以無力應(yīng)變而讓位，欽宗則親赴敵營請和，兩人所為雖非大勇但也非無恥，由是竟有「靖康之難」，可見北宋亡國與其說是人禍不如稱為天災(zāi) 。金滅宋之時極盡羞辱宋廷之能事，徽宗封為昏德公、欽宗封為重昏侯、朝臣張邦昌立為楚帝、宮府群生充作奴婢、國家文物劫掠毀棄、民間財富搜刮一空，凡此作為富有「野蠻戰(zhàn)勝文明」的諷刺意味，其實無非是自卑所致之自大，甚為無聊。如此，中國文化雖深受打擊，但宋朝所具有的中國本位內(nèi)涵也於焉顯露，正因宋代文治重塑華夏形象，其受害於蠻夷之事尤可證明文明的價值不在於「義利兩全」、而在於「有道可殉」，蓋死由生而來，生以義為命。

（略）

　　宋時中國邊疆異族勃興，相形之下宋朝武力始終不振，北宋主動聯(lián)金滅遼，而南宋被動聯(lián)蒙滅金，其兵勢有如江河日下；中國文明的力量至蒙古帝國崛起時，只能顯示於宋朝滅亡之遲，而非元朝漢化之深，這反映華夷之別已不若古時之鉅。宋朝對於蒙古伐金不覺恐慌，卻亟思加以利用，然因軍力不足而未能成功，反予蒙古南侵的藉口（背盟），此非宋朝無義——其舉實為政治常例——而是國運不濟。南宋朝政雖非康泰有為，但絕不昏亂腐敗，如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等權(quán)臣固有誤國之處，然其失主要出於觀念偏差而非居心險惡，且其劣跡與歷代亂政者相較並不劇烈，宋之亡國大約是因為「文弱」，「濫權(quán)」乃非病原。宋朝滅亡的過程甚是悲壯，其情顯示文人治國確較軍政有德，「惟其義盡，所以仁至」（文天祥絕命辭），宋朝抵禦蒙古達四五十年之久而能保全晚節(jié)以終，可謂善了，這誠然是「重文輕武」國策下士大夫自重負責的正氣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