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9日

自從我十幾歲時起，我就間歇性地遭受抑郁癥的困擾。其中一些發(fā)作非常嚴重，導致我自傷，躲避社交（我會在自己的房間里度過數(shù)月時間，只在簽到或購買極少量的食物時出門），以及在精神病院度過時間。我不會說我已經(jīng)從這種病癥中康復了，但我很高興地說，近年來抑郁發(fā)作的次數(shù)和嚴重程度大大減少了。部分原因是因為我生活狀況的改變，但也與我對抑郁癥的理解和導致它的原因有關。我分享自己的心理困擾經(jīng)歷，并不是因為我認為它們有什么特別或獨特之處，而是為了支持這樣一種說法：許多形式的抑郁癥最好是通過客觀政治的視角而不是個人和“心理學”視角來理解和對抗。 談論自己的抑郁癥是困難的。抑郁癥部分由一種嘲笑的“內在”聲音組成，它指責你自私自利——你并不是抑郁，你只是為自己感到難過而已，振作點吧——當你公開談論這種情況時，這個聲音很可能會被觸發(fā)。當然，這個聲音根本不是“內在”的聲音——它是實際社會力量的內化表達，其中一些力量有著否認抑郁癥與政治之間任何聯(lián)系的既得利益。 我的抑郁癥總是與我確信自己真的一無是處緊密相連。在三十歲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里，我一直相信自己永遠不會工作。在二十多歲時，我在研究生學習、失業(yè)期間和臨時工作之間漂泊。在每一種角色中，我覺得自己并不真正屬于其中——在研究生學習中，因為我是一個混吃等死的人，以某種方式騙過去的，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在失業(yè)期間，因為我并不是真正的失業(yè)者，像那些真誠尋找工作的人一樣，而是一個逃避責任的人；在臨時工作中，因為我覺得自己表現(xiàn)不佳，而且無論如何，我并不真正屬于這些辦公室或工廠的工作崗位，不是因為我“太好”了，而是相反——因為我過度受教育和無用，奪走了比我更需要和應該得到這份工作的人的機會。即使我在精神病院，我也覺得自己并不真正抑郁——我只是在模擬這種情況以逃避工作，或者在抑郁癥那可惡的自相矛盾的邏輯中，我模擬它以掩蓋我無法工作以及在社會中根本沒有我的位置的事實。 當我最終在一所繼續(xù)教育學院得到一份講師的工作時，我曾一度感到欣喜若狂，然而，正是這種欣喜表明我并沒有擺脫自己一無是處的感覺，這很快導致了進一步的抑郁期。我缺乏那種天生屬于這個角色的平靜自信。在某種程度上，顯然我仍然不相信自己是那種能夠從事教學工作的人。但這種信念從何而來呢？精神病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觀點認為，這種“信念”的根源在于腦化學的功能失調，可以通過藥物來糾正；精神分析和受其影響的治療形式通常在家庭背景中尋找精神困擾的根源；而認知行為療法則不太關注消極信念的來源，而更多地是試圖用一套積極的故事取代它們。并不是說這些模式完全是錯誤的，而是它們忽略了——也必須忽略——這種自卑感最可能的原因：社會權力。對我產(chǎn)生最大影響的社會權力形式是階級權力，盡管性別、種族和其他形式的壓迫也通過產(chǎn)生同樣的本體上的自卑感起作用，這種感覺最好用我上面提到的想法來表達：我不是那種能夠履行屬于統(tǒng)治群體的角色的人。 在我寫的《資本主義現(xiàn)實主義》一書中，一個讀者的建議推動我開始研究大衛(wèi)·斯邁爾(David Smail)的作品。斯邁爾是一位治療師，但他將權力問題置于他的實踐的核心，他證實了我對抑郁癥的假設。在他的關鍵著作《不幸的起源》中，斯邁爾描述了階級標記的設計是不可磨滅的。對于那些從出生開始就被教導認為自己是低人一等的人來說，獲得學歷或財富很少足以抹去——無論是在他們自己的心中還是在他人的心中——早年就給他們貼上的無價值感。一個離開他們“應該”占據(jù)的社會領域的人總是有被眩暈、恐慌和恐懼感克服的危險：“……孤立，與世隔絕，在敵對的空間中被包圍，你突然沒有了聯(lián)系，沒有了穩(wěn)定，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支撐你或使你保持位置；你被令人眩暈、令人作嘔的虛無感支配；你被完全失去身份的威脅所困擾，感到徹底的欺詐；你沒有權利在這里、現(xiàn)在存在，占據(jù)這個身體、穿著這個樣子；你是一個無物，而“無物”就是你感覺自己即將成為的東西。” 長期以來，統(tǒng)治階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就是使人們承擔責任。每個從屬階級的個人都被鼓勵認為他們的貧困、機會的缺乏或失業(yè)是他們自己的過錯。個體會責怪自己而不是社會結構，而他們實際上被誘使相信這些社會結構根本不存在（它們只是弱者的借口）。斯邁爾所謂的“魔法自愿主義”——相信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他們想成為的樣子——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tài)和非官方宗教，不僅由真人秀節(jié)目的“專家”和商業(yè)大亨推動，也由政治家們推動。魔法自愿主義既是抑郁癥的反面——其潛在信念是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不幸獨一無二地負有唯一責任，因此我們應該得到它——這對英國長期失業(yè)者施加了特別惡毒的雙重束縛：他們一生都被傳達了“你一無是處”的信息，同時又被告知他們可以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情。 我們必須將英國人民對緊縮政策的宿命主義屈從視為有意栽培的抑郁癥的結果。這種抑郁癥表現(xiàn)為接受事情將變得更糟（對于除了少數(shù)精英外的所有人來說），我們很幸運能有一份工作（因此我們不應該期望工資與通貨膨脹保持同步），我們負擔不起集體福利的供給。集體抑郁是統(tǒng)治階級重新統(tǒng)治項目的結果。長期以來，我們越來越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即我們不是能夠行動的人。這不是意志的失敗，就像一個個體的抑郁癥患者不能通過“振作起來”或“提起襪子”來擺脫它一樣。重建階級意識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它不可能通過呼喚現(xiàn)成的解決方案來實現(xiàn)——但是，盡管我們的集體抑郁告訴我們的是另一種說法，它是可以實現(xiàn)的。創(chuàng)造新的政治參與形式，復興已經(jīng)墮落的機構，將被私有化的不滿轉化為政治化的憤怒：所有這些都是可能發(fā)生的，當它發(fā)生時，誰又知道還有什么可能性呢？ 來源：k-punk.abstractdynamic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