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保淳

《萬年清》從咸、同之際問世以來，糅合了前此俠義小說的諸多特色，藉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民間傳說展開，帶出廣泛流傳于閩、廣二地的南少林傳奇，盡管在人物塑造、情節(jié)設(shè)計、結(jié)構(gòu)安排上很難稱得上是佳作，但卻相當意外地，在往后的一百多年間，掀起不小的浪潮。

先是有江喋喋的《少林小英雄》推衍其緒，將其中原帶有濃厚“市井英雄”色彩的人物，敷設(shè)成俠客型的英雄，然后又在夙具強烈革命意識的“廣派”作家如鄧羽公、我是山人手中，進一步賦予其“反清抗暴”的正義形象，最終又在香港電影的推波助瀾下，廣泛且深入地流播于民間， 寖至成為家喻戶曉的民間傳奇。

“市井英雄—俠客—志士”的演化路徑，可謂相當清晰，從中正可以窺見一個英雄從誕生到成長的過程中，是如何逐步加深其道德形象、矯正其行事風格、標榜其愛國憂民意識的。民國以來，武俠小說盛行不衰，而從俠義小說蛻轉(zhuǎn)成武俠小說，無疑地，《萬年清》起了關(guān)鍵作用。?

一、《萬年清》及其武俠特色

《萬年清》全名《圣朝鼎盛萬年清》，是一部約成書于晚清咸豐、同治年間的俠義小說（參見圖 1）。據(jù)學(xué)者的考證，此書全帙有八集七十六回，但前后編寫者顯然不同，前四集是廣東文人所寫；第五集作者雖與前四集不同，但語雜廣東方言，亦可推斷其為廣東人所續(xù)；六至八集，則系上海書賈續(xù)刻，但非一時一人所續(xù)，要亦可知，故有多處情節(jié)無法兜攏，編輯相當草率。此書歷來研究者不多，但皆注意到其與民國以后勃興的武俠小說之關(guān)系，如劉蔭柏就認為：?

第四回至第八回為全書精華，寫的是少林派武功高手方世玉的傳說，此中的方世玉、苗翠花、至善禪師、五枚大師、白眉道人、馮道德、胡惠乾等人，在近、現(xiàn)代武俠小說中多次出現(xiàn)，甚至有涉及此內(nèi)容的電影、電視問世，其內(nèi)容對后世武俠小說的直接影響，似在《施公案》、《三俠五義》之上。[1]

事實上的確如此。蓋此書分雙線進行，一線呼應(yīng)書名意旨，以夸耀“圣朝”（清朝）之“鼎盛昌隆”，將“永享萬年”為主，“作者刻意把乾隆皇帝塑造成一個體察民情、愛惜人才、萬民擁戴的理想皇帝” [2]，開篇沒幾行，就以“天地生成大圣人，文才武藝重當今。帝皇少見稱才子，獨下江南四海聞” [3]1詩句盛贊乾隆皇帝，并伏下后來他“下江南”的事跡。

《乾隆下江南》為此書別名，亦為主線，敘寫乾隆皇帝游江南，一路上鋤強扶弱，鏟除貪官污吏，慧眼識英豪，為國舉薦良才，所至之處，百神護佑，蛟虎花鳥諸神怪皆來朝覲，并夸顯其文武雙全，詩酒風流。雖然結(jié)構(gòu)甚為松散，但為塑造一個文武雙全、仁圣俠義的“帝王俠客”的用心，是極其明顯的。?

另一副線，則是從第四回末開始敘述的有關(guān)方世玉的出身來歷，及其“打擂臺”的英雄事跡，由之引出武當、峨眉諸門派的糾葛，尤其是南少林的重新改組。但此一主線因四集后的撰述者各有不同，觀點亦互異，故前后齟齬處不少，而英雄形象寖至判若兩人，頗足玩味。

此二線本是互不相關(guān)的，但在六集五十七回中稍作了粗糙的綰合，敘及乾隆皇帝被高鐵嘴（高進忠）認出真身，并由方魁口中得知胡惠乾無惡不作的劣跡，寫下一道意旨，敕令兩廣總督曾必忠“嚴拿胡惠乾正法”，簡單交代過去，其后最重要的“大破少林寺”情節(jié)，就等如是“奉旨而行”的了，故在最末一回也以乾隆皇帝論功行賞告終。

實際上，乾隆皇帝與方世玉在書中全無關(guān)涉，就如同兩個不同的故事堆棧在一起般，“帝王俠客”與“市井英雄”各趨一途，對其后的小說、戲曲、評書等通俗文藝各有不同影響與發(fā)展；而武俠說部，則隱隱然跨越其界線，甚有值得深究之處。?

（一）《萬年清》中的“帝王俠客”?

司馬遷在《史記 ? 游俠列傳》中曾提及“鄉(xiāng)曲之俠”“布衣之俠”“閭里之俠”“匹夫之俠”等名目，但領(lǐng)銜的名詞，基本上都是同義字，意謂俠客皆出于民間；盡管他也道及了“戰(zhàn)國四公子”之“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 [4]3867，行事有類于俠客，但很明顯地是不將之納入“俠”的范疇的。

而班固在《漢書 ? 游俠傳》中謂四公子“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 [5]，其實是曲解了司馬遷傳述游俠的命意。畢竟，俠客出于民間，既無卿相之富貴與權(quán)勢，亦無復(fù)雜的人際關(guān)系、上下位階的羈絆，更未必在意于君臣、仁義等倫理，全憑一時直覺式的“義氣”行事，司馬貞謂“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 [4]3866，雖誤解了《史記》原文，卻掌握了游俠行事的風格，這與高居卿相之位可以用富貴名位招攬賢士的“豪客”大異其趣。

游俠獲得激賞，可能一躍而成卿相，如《后漢書》所載的竇融：“始以豪俠為名，拔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遂蟬蛻王侯之尊，終膺卿相之位?！?[6] 但時移位易，既居卿相之尊，自不能像民間草莽般行事，此與俠客的本質(zhì)就有所抵牾。

因此，歷史上雖然許多名將、名相、名臣都曾被“冠以俠名”，其中不乏“帝王俠客”，如漢文帝、蜀漢昭烈帝、魏武帝之流，但其為俠的時間都在未發(fā)跡、顯赫之前，即此可以窺見其不同。

如古典說部中，有敷衍歷史上“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 [7] 的五代名將史弘肇故事的《史弘肇龍虎君臣會》；趙匡胤在歷史上雖未被“名俠”過，但小說《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中卻明言其“任俠任氣”，可所述“先在汴京城打了御勾欄，鬧了御花園，觸犯了漢末帝，逃難天涯。到關(guān)西護橋殺了董達，得了名馬赤麒麟。黃州除了宋虎，朔州三棒打死了李子英，滅了潞州王李漢超一家” [8]的英雄事跡，也都是在寒微未顯之時。

清初東隅逸士吳璇所編的六十回長篇小說《飛龍全傳》，演述“生性豪俠”的趙匡胤從寒微到“陳橋兵變”的發(fā)跡歷程，其中多有豪俠之舉，但也到他成為“宋太祖”便戛然而止。[9]《萬年清》以乾隆皇帝充當“帝王俠客”，在俠義說部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但也因其絕無僅有，反而提供了許多值得我們探討、研究的問題。

《萬年清》成書于咸、同年間，正是大清國勢顛危、內(nèi)憂外患駢臻的時期，作者欲借書中的“仁圣天子”宣揚德威、粉飾太平來聊以自慰的用心，是皎然可知的。

故此書以乾隆皇帝為主脈，從“圣朝鼎盛萬年清”的名目可知，無非意在張揚晚年自號“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的仁圣英武，故眾神護佑、百靈朝拜，自不在話下；而其微服出巡，未帶任何侍衛(wèi)隨扈，僅以半路所認義子周日清相伴，且盛夸其武藝之超群，頗足以窺出是書亦有意將乾隆皇帝塑造成一個“帝王俠客”的企圖。

在經(jīng)營技巧上，《萬年清》顯然從前此的俠義說部中擷取了不少模式，從《水滸傳》中取其綽號、結(jié)義，從《飛龍全傳》中取其“真龍?zhí)熳印?，從《施案奇聞》《三俠五義》中取其俠客之協(xié)助清官，更從《永慶升平》中擷取了豪俠擁護天子、為地方除害的情節(jié)。

《萬年清》中，天子從廟堂步入江湖，小說一方面敘其豪勇仗義的英雄行徑，一方面又寫其無法忘情于鞏固江山的意圖。將乾隆皇帝塑造成俠客，則見義勇為、除暴安良固是份當所為，但以武犯禁、意氣用事實與國家律法大相捍格，然天子集天下最尊貴的權(quán)與勢于一身，本身就等于是國家律法的象征。故此處即顯現(xiàn)出欲將身為“九五之尊”，超乎國家律法之上的實權(quán)擁有者——乾隆皇帝——模塑成一“俠客”的荒誕與謬悖。

俠客“以武行俠”，此乾隆皇帝之所以必須具備堪稱超群武藝的前提，但俠客冒險犯難，如或遇上強敵，或是眾敵，則亦難避免身遭損傷，但乾隆皇帝貴為天子，自不能有任何閃失，故每遇危難，即有人、神前來護衛(wèi)，或真龍現(xiàn)身，以保無虞；遇貪官倚勢，則貪官必猝死或暈迷，此為荒誕之失。

俠客借武行俠，公然站在法律的對立面，雖頗受貧弱無告者歡迎，而公權(quán)力環(huán)伺左右，猶不免多所顧忌，鮮少敢于直接與代表威權(quán)的官府沖突者；而此位仁圣天子乾隆皇帝，大權(quán)專斷，有恃無恐，根本視律法為無物，直撲衙署、怒斬貪官的場面屢見，在第二十一回中，甚至因個人意氣，對公然舉兵劫獄、殺官的太湖水寇及牛頭山盜賊網(wǎng)開一面，與俠客精神完全謬悖，而其所以能如此悍然蔑視律法，唯一的原因是他正是唯一可以恃權(quán)專斷的仁圣天子。

因此，“帝王俠客”的設(shè)計事實上是一種“錯體”，將兩種截然對立的人物欲統(tǒng)合為一，其間自然處處捍格，難以說服人心了。

正因如此，故自《萬年清》以后，民間通俗文藝固然亦多衍述“乾隆下江南”的盛事，但自成一格，夸飾“江山主人”的詩酒風流、趣事傳聞，而通常與“江湖俠客”分道揚鑣。

即便偶有牽合，高高在上的仁圣天子亦往往被拉下馬來，甚至被當作“負面形象”，如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臺灣盛行的木偶戲《少林寺》中，乾隆便是一個聽信讒言的昏君。相對地，《萬年清》中真正影響及于武俠說部的，乃是書中頗形混亂、多有矛盾的“市井英雄”。?

（二）《萬年清》中的“市井英雄”傳奇

《萬年清》中“市井英雄”的代表，無疑是在第四回末開始出現(xiàn)的方世玉，以及由方世玉于第六回引出的胡惠乾。稱其“英雄”，而不以“俠客”名之，乃因其行事雖頗類于“俠客”，但與經(jīng)由《三俠五義》完成的、受儒家正義觀規(guī)范的正面?zhèn)b客畢竟還是不同的，好勇斗狠、意氣用事，以朋友為性命，而未必“軌于仁義”。

方世玉與胡惠乾是《萬年清》副線的兩大要角，從他們身上牽引出書中最引人矚目的江湖恩怨。在全書中，與此二人相關(guān)的情節(jié)，據(jù)日本學(xué)者岡崎由美的區(qū)劃，可分為五個大段落：

1.“方世玉打擂臺”，在初集第四回半至第八回；2.“胡惠乾私下山”，在二集第十四至第十七回；3.“胡惠乾恃惡”，在四集、五集的第四十四至第四十七回；4.“胡惠乾喪命”，在六集、七集第五十七至第六十六回；5.“大破少林寺”，在八集第七十至第七十六回。

這五大段落間，夾雜著乾隆游幸江南的事跡，結(jié)構(gòu)頗為淆雜，但脈絡(luò)還算相當清楚，唯因為各集作者不一，出版時地亦不同，前后人物關(guān)系及形象常相齟齬。大體上，以胡惠乾為主角的三個段落，可以合而為一，故實際上是三大部分：“方世玉仗義”“胡惠乾報仇”以及“大破少林寺”。

1. 方世玉仗義

方世玉是《萬年清》中關(guān)聯(lián)所有事件的主角，具體的英雄行徑，則是“仗義”。但此一“仗義”，雖也頗有俠客的風范——打抱不平、鋤強扶弱，但意氣用事，宛如脫韁野馬，是不受任何社會規(guī)范束縛的。

方家是廣東富商，本乏人文素養(yǎng)，方父又忙于處理商務(wù)，疏于管教，而方世玉“性情又烈，終日在外閑游闖禍，未逢敵手” [3]35，再加上母親護短溺愛，膽子更大，“專好交朋接友，揮金如土，結(jié)納英雄，相交朋黨。初時還不過在本地左右引是招非，到后來弄得滿江南城都知道他打不平的名號” [3]35。

據(jù)此而言，方世玉尚不乏豪俠的某些特質(zhì)——武勇過人、交游廣闊、仗義疏財、打抱不平，且具有強勁的生命力，不過，此一生命力的展現(xiàn)，也很明顯缺乏理性的制約，大抵是憑心中一股沖動的血氣之勇行事，而置外在的禮法于不顧，可以為善，也可能為惡，頗類于“小霸王”。

從好的方面來說，這種氣質(zhì)的勇猛精進、蔑視成規(guī)，往往可以取得異軍突起的效果，對混亂、消極的社會不啻是一劑強心針；但是，就一個常態(tài)的社會而言，這種氣質(zhì)由于充滿了許多未定的因素，非可以既定的成規(guī)約束，大體是不太受歡迎的，方父對方世玉之所以“忍氣吞聲，付之無奈” [3]35，以及方母之所以曲意維護、遮掩隱瞞，雖是對方世玉行事的不同反應(yīng)，卻都說明了這點。

正因如此，故當他隨父親方德到杭州，聽聞雷老虎擺下對廣東人充滿輕蔑的擂臺時，就禁不住心中怒火，瞞著家人前去挑釁，終至引發(fā)后來以“九環(huán)劍靴”打死了雷老虎，以及其母苗翠花請來白鶴山五枚師太，擊殺李巴山、李小環(huán)父女的事件。

在這件凸顯傳統(tǒng)中國人偏狹的地域觀念的事件中，方世玉以初生之犢大膽挑戰(zhàn)前輩高人，固然充分顯現(xiàn)其勇猛精進的少年銳氣，但在手段上很難說是符合俠義作為的，雷老虎固然是仗勢欺人，但距離所謂的“惡霸”還是有相當大的落差。

尤其是五枚師太，明知方世玉不該在擂臺上暗用兵器，且她與李巴山嚴格說來還是同一師門，居然也未能主持公道，以致引伏了未來的“門戶”之爭。平心而論，此事雙方的意氣之爭、仇隙之報、偏袒之心是無可掩蓋的，最多不過是“以暴易暴”，未必即可說是行俠仗義。

相對地，當胡惠乾遭受織機坊工人的欺侮凌辱時，方世玉兄弟挺身而出，倒是頗具“仗義”的精神。故事發(fā)展到胡惠乾出現(xiàn)，角色的比重就產(chǎn)生了變化，方世玉在此之后，明顯成了陪襯，故事的重心轉(zhuǎn)到胡惠乾身上，而其拜在少林至善禪師門下學(xué)藝，更是后來小說的一大關(guān)竅，少林寺十大弟子“共同”承擔了后來故事的發(fā)展，尤其更著墨在胡惠乾的“復(fù)仇”之上。?

小說的這段敘事特別引出了至善禪師。至善禪師的出現(xiàn)具有兩大作用：首先解決了其弟子黃坤及林勝的冤獄。黃坤、林勝的冤獄，頗類似于《水滸傳》中“女人是惹禍的根苗”，林勝與方世玉奉派前去查探，劫獄、仇殺等一連串行動，與梁山泊的好漢并無二致，殺戮之重可以“媲美”《水滸傳》中的《張督監(jiān)血濺鴛鴦樓》，不僅首惡馬釗群、甘氏姑嫂、峨眉二尼慘遭剖腹挖心，剁成肉醬，連更夫、侍婢、姬妾亦未能幸免，更匪夷所思的，居然干起“劫財”的勾當，雖說是“不義之財”，且“預(yù)備將來賑濟窮人” [3]74，總是難以饜服人心。但是卻也可看出這樣的行徑，畢竟仍是俠客所不應(yīng)為的。

吊詭的是，至善禪師最后以巧妙地協(xié)助官府追回失印、注銷案情終結(jié)了此案，則明顯有取于《三俠五義》中的俠客協(xié)助清官辦案，失印的知縣石岐“雖不甚清正，卻也奉公守法”，知府王廷槐更是“愛民如子”，皆非貪官污吏，倒是盜印的兵備道賴大鵬，書中刻意點出“自小在武當山馮道德手下為徒” [3]75，頗有意貶損馮道德，為胡惠乾的“復(fù)仇”之舉，增添了幾分理直氣壯。

不過，更重要的作用是，至善禪師凝結(jié)眾弟子走的仍是“結(jié)義”的路，“老禪師命他們各用紅紙寫列姓名，辦備神福酒筵、香燭紙馬，在關(guān)圣像前，拜為兄弟。日后彼此照應(yīng)，如有負義為非，明神鑒察” [3]56，同門師兄弟猶須“拜為兄弟”，可見“師門”之不如“友盟”，這明顯是受《水滸傳》的影響所致，觀其后五枚、至善、馮道德師姊弟三人的決裂，皎然可知。

2. 胡惠乾報仇

此事可謂是善惡各皆有報，且英雄不落案底，圓滿告終。但胡惠乾之事未了，便又引伸出枝節(jié)。胡惠乾之拜入至善禪師門下學(xué)藝，本就是為了復(fù)仇，但武藝未成，通過不了“木人巷”的考驗，于是私逃下山，回到省城，專以報仇為事，高懸“新會胡惠乾專打機房”燈籠，蓄意挑釁，打死 13 人。當時機房以錦綸堂為首作報官處理，南海縣令周鴻賓體念胡惠乾是個孝子，有心息事寧人，兩免究辦。

事件本應(yīng)到此告一段落，但胡惠乾心有未足，依舊我行我素，甚至變本加厲，沖突未止，終于引起錦綸堂公憤，決議聘請高手，擺下擂臺，與胡惠乾一決。錦綸堂方面先后聘請了牛化蛟、呂英布、雷大鵬三人出面，但都不敵胡惠乾而身死。

這三次擂臺戰(zhàn)，少林門人勝得并不光彩，尤其是謝亞福用“鐵鴛鴦”暗器偷襲，更有失英雄行徑。死者三人，皆為馮道德門下，其中雷大鵬更是雷老虎之子，因此，門戶恩怨與家仇私恨綰結(jié)為一，孰是孰非，頗難論斷，卻開了后世武俠小說的先河。

馮道德連喪三徒，最后當然不得不出面。此時五枚師太又憑空插上一腳，以武功的優(yōu)勢強行將冤仇壓抑下來。馮道德自忖不敵，最后僅以打斷胡惠乾一臂、少林賠償武當徒眾家屬銀洋各一萬元、打齋建醮超度、磕頭認錯，結(jié)束了這段公案。

在這段情節(jié)中，英雄以義氣相結(jié)合，且意氣用事，難免與國家律法相抵觸，但雙方行事基本上還是尊重朝廷律法的底線，甚至五枚教導(dǎo)方世玉、至善開示眾門徒也以“留心學(xué)習目前所授工夫，將來可以效力皇家，以圖出身”“只要你等此去，將來報效皇家，若得一官半職，上可以報國，下可以救民，他日封妻蔭子，顯我教門” [3]153為念，可見是書對“市井英雄”的期許終究還是脫離不了朝廷的制約，這與《萬年清》的本旨是完全密合無間的。

不過，這些“市井英雄”顯然是與俠客迥然有異的，姑不論胡惠乾之“以暴易暴”，未免有怙惡行兇之失，連三德和尚及洪熙官也有點看不下去，“再三勸胡惠乾不可過于滋事” [3]144，但畢竟“兄弟”情深，未免縱容。實則這些兄弟之所為，也難逃惡霸之嫌。

小說寫道，五枚師太到廣州訪友，在海幢寺擺開梅花樁擂臺以武會友之時，以童千斤、李錦綸為首的諸人竟不分青紅皂白就上前搗亂，且穢言相向，真不知有何異于一般惡霸混混。

在作書人看來，方世玉“墮落”的因素之一，是交友不慎，誤陷在“朋友之義”的陷阱中，其中胡惠乾是“負面典型”，在氣質(zhì)上，他比方世玉多了幾分暴戾之氣。他是個孝子，因父親被織機坊的工人害死，而亟欲報仇。

當他以弱者姿態(tài)出現(xiàn)的時候，方世玉挺身相助，并與之同投至南少林至善禪師門下，成為親密的師兄弟；但在他苦練武藝，并習得獨門技藝之后，蓄意尋仇，且手段毒辣，咄咄逼人，頗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意味，同時更怙惡不悛，搖身一變，成為欺凌弱者的強人。

依方世玉鋤強扶弱、好打抱不平的性格，胡惠乾顯然應(yīng)是他幫扶的對象，但就在此處，方世玉缺乏理性制約的缺點也完全暴露出來，他既然接納了胡惠乾的交誼，就不得不受到朋友道義的束縛，而自始至終予胡惠乾肯定的支持。

最后，以氣焰未免過于囂張的胡惠乾為代表的“市井英雄”，終于驚動了“仁圣天子”，與方世玉等玉石俱焚。

當初錦綸堂中人，雖礙于少林弟子的強勢不敢表示異議，其實心中甚是不服。于是，當時負責邀約武當高人的白安福，經(jīng)此挫折，發(fā)憤圖強，棄文習武，考中了武進士，被點為藍翎衛(wèi)士，亟思報此大仇，故上報朝廷，請旨允許為織機坊工人建醮致祭。未料此時胡惠乾竟“仍在西禪寺開設(shè)武館，終日闖禍招災(zāi)，恃強凌弱，晚間出入，手提專打機房燈籠。

附近居民，人人畏懼，個個心慌，兼之聚集狐群狗黨，任意橫行，殊無忌畏” [3]396，居然率眾前去拆棚毀醮，并折辱白安福等人。于是，白安福聯(lián)結(jié)了廣東同科進士，遞上公稟，要求廣州官府暗中偵拿胡惠乾。兩廣總督曾必忠派捕頭方魁等查辦此事，方魁心知武藝不如胡惠乾，故獻計邀聘呂英布的結(jié)義兄弟、峨眉山白眉道人的徒弟馬雄出面。

在這一階段，織機坊中人與官府正式聯(lián)結(jié)，對已逐漸顯現(xiàn)出惡霸行跡的胡惠乾進行正面對抗，“市井英雄”終將面對其悖逆于當朝律法的無情鎮(zhèn)壓。

當時，方魁奉派前往四川邀聘馬雄，中途遇見高進忠，并拜見乾隆皇帝，得到了“奉旨”查辦的命令。胡惠乾聞知方魁欲聘請馬雄與他作對，含怒前往方魁家尋釁，打死方魁次子方興，連同方魁妻子與兩個小孩都不放過。

曾必忠遂下令派兵圍住西禪寺，欲一網(wǎng)打盡少林諸人。此時高進忠奉旨來到廣州，曾必忠委由高進忠全權(quán)籌劃。高進忠攻打西禪寺，以“雨打殘花”破解了胡惠乾的“花刀”，擊殺胡惠乾，并殺了三德和尚。胡惠乾之子胡繼祖逃往泉州，欲請至善禪師為父報仇。

3. 大破少林寺

胡惠乾身死，但事件仍余波蕩漾，且掀起更大的波濤。至善禪師欲為胡惠乾報仇，下了戰(zhàn)書，而方魁亦請動白眉道人及馬雄下山，并由白眉出面，邀約了五枚師太及馮道德一同前往，先發(fā)制人。而朝廷在乾隆御旨下，也由軍機處派遣曾在嘉興協(xié)助過乾隆的鮑龍、洪福前往廣東協(xié)助高進忠。

一場大戰(zhàn)后，白眉擊殺至善，五枚踢死方世玉，洪熙官、鄭亞紅、林亞勝等徒弟皆死。這一場“少林門徒”與“朝廷官軍”的對決，勝負之數(shù)，早已是未卜而可知的了。作書人既以《圣朝鼎盛萬年清》為書名，用意在凸顯“仁圣天子”如何以他的智慧、道德以及他所象征的律法權(quán)威，將一切有可能造成社會混亂危機的因素重新加以鞏固，使整個社會恢復(fù)常態(tài)。

在此情況之下，盡管方世玉的性格、行事皆尚有可取之處，但在更高一層的顧慮之下，也不得不將之視為一個亂源，而納入“仁圣天子”欲重整的對象之中。

因此，方世玉原來的形象，據(jù)作書人的設(shè)計，應(yīng)是“負面典型” ——藉一個原本可能向上發(fā)展的人物，因種種緣故而逐漸墮落的過程，寄寓勸戒警惕的意旨。故方世玉最終的下場，被安排成死在當初他打擂臺時曾經(jīng)救過他一命且對他愛護備至的五枚師太腳下。

這樣的安排，是相當令人錯愕的，五枚的性格在此作了一個大翻轉(zhuǎn)，馮道德也突然“改邪歸正”起來，明顯是因作者前后不一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少林寺雖被破，但卻未遭到焚毀的大厄，反而特別強調(diào)“少林寺不必焚毀，另召高僧住持” [3]551，作書人之所以如此刻意，反而佐證了“火燒少林寺”的傳說在閩、廣二地的普遍流播。

以現(xiàn)存史料來看，嵩山的少林寺固然曾遭火劫（最少大業(yè)末、民國石友三兩次），但肯定都與清廷無關(guān)，即便傳說為真，也應(yīng)該是福建的少林寺，即南少林。雖然究竟此一少林寺位居何處，何時為清廷縱火焚燒，眾說紛紜，迄無定論，甚至到目前為止，成為福建眾多縣市據(jù)理力爭的焦點，但是無礙其成為以后“廣派武俠”小說的焦點。

從《萬年清》對方世玉、胡惠乾、少林師徒，乃至敵對的武當馮道德、白鶴山五枚及峨眉山白眉道人的描摹上，義氣相結(jié)、快意恩仇，才是其中恩怨纏結(jié)的主因，這正是“市井英雄”最重要的行為模式，盡管在整體結(jié)構(gòu)上，頗有點類似俞萬春之寫《蕩寇志》一樣，但卻也扭曲了其中原有的元氣淋漓的特色，英雄尚未能獨立成長，成為“千山我獨行”，勇于承擔更艱巨任務(wù)的俠客。

（三）《萬年清》的武俠特色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難察覺到《萬年清》隱隱然對其后武俠小說的重大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啟發(fā)，可以歸納成兩大端，一是對“武藝”的渲染，二是“門戶之爭”的成形。

古典說部中，對俠之武技的摹寫，唐人傳奇以道術(shù)為淵藪的“劍俠”，如聶隱娘，曾經(jīng)展示過許多“出神入化”的特異功能，對民國以后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的武俠小說都頗有影響，但走的是神怪、玄幻一路。

宋代以后的俠客，武藝逐漸平實化，但摹寫不多，主要都是在強調(diào)俠客如何展現(xiàn)武藝擊倒對手，而通常對敵手只是簡單帶過，如《清平山堂話本》中的《楊溫攔路虎傳》，僅簡單提到“山東夜叉”“禿尾虎”“細腰虎”“攔路虎”等人物的綽號，武技僅“楊三是行家，使棒的叫做騰倒，見了冷破，再使一合。那楊承局一棒劈頭便打下來，喚做大捷” ，幾個專有名詞而已，《警世通言 ?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中，號稱“一條棍棒打出大宋十四軍州”的趙匡胤，武藝高強，而打斗場面的摹寫，不過如此：

公子隱身北墻之側(cè)，看得真切，等待馬頭相近，大喊一聲道：“強賊看棒！”從人叢中躍出，如一只老鷹半空飛下。說時遲，那時快，那馬驚駭，望前一跳。這里棒勢去得重，打折了馬的一只前蹄。那馬負疼就倒，張廣兒身松，早跳下馬。背后陳名持棍來迎，早被公子一棒打翻。張廣兒舞動雙刀，來斗公子。公子騰步到空闊處，與強人放對。斗上十余合，張廣兒一刀砍來，公子棍起，中其手指。廣兒右手失刀，左手便覺沒勢，回步便走。公子喝道：“你綽號滿天飛，今日不怕你飛上天去！”趕進一步，舉棒望腦后劈下，打做個肉飽。可憐兩個有名的強人，雙雙死于一日之內(nèi)。正是：三魂渺渺“滿天飛”，七魄悠悠“著地滾”。[8]226?

《水滸傳》里摹寫武松醉打蔣門神的場面，則是：

“蔣門神”見了武松，心里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zhuǎn)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 被武松一飛腳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踅，踅將過來，那只右腳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著正中，望后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這醋缽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臉上便打。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zhuǎn)身，卻先飛起左腳，踢中了，便轉(zhuǎn)過身來，再飛起右腳。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huán)步，鴛鴦腳” —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xué)，非同小可。[10]

《萬年清》此書，在有關(guān)“武”的摹寫中，比重顯然增多不少。俠客行俠仗義，非武藝高強不行，故一開始，作書人就從“武藝”上賦予了方世玉成為英雄的外在條件。

書中說他自滿月起，就由精擅武功的母親苗翠花為他以“鈇醋藥水，勻身洗浸，次用竹根、柴枝、鐵條，著層換打，使其周身筋絡(luò)骨節(jié)血肉，堅實如鐵一樣” [3]35，并自小苦練武功，十四歲而已，就“十八般武藝件件皆精”。而胡惠乾本是體氣柔弱的小白臉，雖進入少林至善門下習武，但要藝成下山，則必須通過“木人巷”的考驗：

只是本寺向來規(guī)矩，所有入門學(xué)藝諸徒，均要工夫十足，學(xué)滿十年，打得過這一百零八度木人木馬，由正門直出，方準放行。始不辱沒少林寺傳授聲名。若被木人打倒，必須再行苦練，總以擋得木人為例。[3]136

《萬年清》格外強調(diào)“習武的歷程”，“一百零八度木人木馬”其實也有來歷，清代采蘅子在《蟲鳴漫錄》的一則故事中提到：?

寺規(guī)：然來學(xué)者，由別門入，出則須由大門。大門有四僧守之，須斗勝方出。二門則四馬猿，持兵，亦能斗。二門內(nèi)有巷，列木人十八，地設(shè)伏機。步入其中，機發(fā)而木人持械亂擊。[11]

小說對方、胡兩位武藝的習練過程如此鄭重其事，可以說為后來以“武”領(lǐng)銜的武俠小說開了先河。不僅如此，書中對各種拳術(shù)、功法、器械的重視，也是前所未見的。書中細膩摹寫了不少如“騎虎鉆心”“銀龍?zhí)阶Α薄膀唑腰c水”“鬼王撥扇”等武功招式，并有“陰陽童子腳”“花拳”“八卦蝴蝶掌”“羅漢五行拳”之類的武學(xué)名目，甚至出現(xiàn)了“九環(huán)劍靴”“鐵鴛鴦”等暗器。

此外，后世武俠小說里的內(nèi)功、點穴也開始隱隱現(xiàn)身，如第七十四回白眉道人與至善禪師的決斗，就是以“內(nèi)功”取勝的；而第七十一回中，馬雄“兩指認定謝亞福兩肩窩、兩腿肘這四個穴道上，點了幾點，謝亞福雖不致喪命，但從此即成廢人，只能吃飯，不能工作了” [3]532，赫然就是后來武俠小說常見的“點穴”。尤其是一招一式的對打，更是熱鬧激烈，姑舉兩段為例：

只見胡惠乾左腳曲起，右手擋在頭頂，左手按住右腰，使了個“寒雞獨步”的架式。高進忠一見，就將身子一偏，左手在胸，右手在膊之上，騰身進步，將右手從后面圈轉(zhuǎn)陰泛陽的一拳，使了個“葉底偷桃”，去破胡惠乾的“寒雞獨步”。胡惠乾一見，將身子一側(cè)，起左腳掀開他的拳頭，右手趁勢還他一下。高進忠趕著讓過，即使了個“毒蛇出洞”，向胡惠乾劈心點來，胡惠乾看得分明，也即使了一個“王母獻蟠桃”，托將開去；高進忠又換了個“鷂子翻身”，又復(fù)撲轉(zhuǎn)過來，登時雙手齊下，又改了個“黑鶯圈ㄚ掌”，胡惠乾即望下一蹬，把頭向左偏過，他的雙掌，趁勢使個“金剛掠地”，將右腿旋轉(zhuǎn)過來。高進忠又改了個“泰山壓頂”，認定胡惠乾腦門打下。兩個人就在大殿前、院落以內(nèi)，你來我往，腳去拳來，一個如穿花蝴蝶，一個似點水蜻蜒，足足打了一百余回合，不分勝敗。（第六十三回） [3]489-490?

此時至善見手中刀被他打落，也不去拾刀，當即一拳認定白眉劈空打來，白眉便舉手相還。二人又使其拳腳往還。只見白眉第一著用了個“老鷹探爪”，順勢雙手齊下，向至善兩太陽穴點進。至善急轉(zhuǎn)身，用了個“鷂子翻身”，讓開了“老鷹探爪”，順勢一腿，名為“棒打雙桃”，白眉即將雙足一頓，離地有五六尺高，躲過“棒打雙桃”，順手就是“泰山壓頂”，向至善天靈蓋壓下。至善急急的向前將身子一縱，變?yōu)椤懊鄯溥M洞”，將“泰山壓頂”讓開，急轉(zhuǎn)身使個“狂風掃落葉”，白眉也就用個“疾雨打殘花”。至善復(fù)使了個“葉底偷桃”，白眉又用了個“風前擺柳”，兩個人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不分勝負。（第七十四回）[3]545-546

作書人顯然也是頗精通武藝的，故寫起來頗為逼真，從這點來說，《萬年清》真可以說是武俠小說最早的源頭了。

不僅如此，《萬年清》也隱隱點出了后代武俠小說的“門戶之爭”。自從明末清初學(xué)者黃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銘》中將天下武學(xué)區(qū)別為“外家”（少林）、“內(nèi)家”（武當）以來，盡管黃宗羲于文中頗刻意高抬“武當內(nèi)家”的地位，但從后代的武術(shù)發(fā)展而言，“少林拳”的聲

勢及威望顯然始終屹立不搖；而更重要的是，這是就“家數(shù)”來分，而非就“門派”來分的，這一點，從成書于道光末年左右的《兒女英雄傳》第六回“雷轟電掣彈斃兇僧，冷月昏燈刀殲余蔻”中可以看得出來：

列公，打拳的這家武藝，卻與廝殺械斗不同，有個家數(shù)，有個規(guī)矩，有個架式。講家數(shù)，為頭數(shù)武當拳、少林拳兩家。武當拳是明太祖洪武爺留下的，叫作內(nèi)家；少林拳是姚廣孝姚少師留下的，叫作外家。大凡和尚學(xué)的都是少林拳。[12]

姑不論其所說的“淵源”是否正確，但分明以“家數(shù)”為言，而非論“門派”；天下和尚不計其數(shù)，所學(xué)“都是少林拳”，而未必盡出于嵩山（或莆田）的少林寺，這是非常清楚的。

《萬年清》中，除了少林和武當外，又別出一峨眉，盡管全書無一與“派”字系聯(lián)，而且五枚、馮道德、至善其實“同門同道” ，源出于白眉道人的，是師兄弟關(guān)系，只是白眉道人在峨眉山修真，馮道德（道士）則入武當山，五枚修行于白鶴寺，至善則在福建少林寺，書中屢以此四人為“少林一派”（指宗派，非門派），換句話說，其實這完全是因為偏心袒護所釀成的師兄弟“鬩墻之爭”，而非“門派”的對立—既無峨眉派，亦無武當派，當然更沒有所謂的“少林派”。

但是，既已初分門派，又相互對立，則也濫觴出未來江湖中門派鼎立的趨勢，經(jīng)由“廣派”作家推波助瀾，終于在金庸的手上大功告成。

不過，《萬年清》盡管在“武”的方面對后來的武俠小說有極重要的啟發(fā)，但是以方世玉、胡惠乾為主的“市井英雄”，尚未盡脫草莽氣息，猶待臨門一腳，將之送入“俠客”的層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