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秦”是韓非政治活動中很重要的方面，前人多認(rèn)為韓非生平中僅一次出使秦國——也就是他客死秦國之行。這種看法是值得討論的。綜合《本傳》以及《史記》、《戰(zhàn)國策》、《韓非子》等材料，可以考證出韓非曾兩度出使秦國。第一次在公元前237年，李斯說秦王“先取韓以恐他國”，秦王使其謀慮下韓之策，韓王安深以為患，于是派韓非使秦以圖“存韓”；第二次在公元前233年，即《本傳》所載“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入秦后與秦廷重臣李斯、姚賈等有過激烈的斗爭，終遇害。韓非兩次使秦的目的都是為了救亡圖存，這一點對于理解其愛國思想與人格精神有著重要的意義。 韓非的政治活動，見于史料的并不多?！妒酚洝だ献禹n非列傳》（以下簡稱《本傳》）所載除他屢上韓王書外，最為完整的便要算是出使秦國的經(jīng)歷了。因此，韓非的“使秦”是研究其政治活動時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它不僅關(guān)系到對韓非生平事跡的辨析，同時也關(guān)系到對韓非人格與思想的評價。然而，直至現(xiàn)在，此問題依然未能很好地解決。研究者多根據(jù)《本傳》的記載，認(rèn)為韓非生平中僅一次出使秦國，也就是他客死秦國之行。這種誤解使得一些本需仔細(xì)辨析的歷史事件被簡單化了。其實，韓非生平中曾兩度出使秦國，第一次在公元前237年，第二次在公元前233年。我們需要就此問題作進(jìn)一步的探討，以理清有關(guān)韓非使秦活動中的一些疑惑乃至誤解。 一　“謀弱秦”與韓非的初次使秦 先來看《本傳》中有關(guān)韓非使秦的記載：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鼻匾蚣惫ロn。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鼻赝跻詾槿?，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因為《本傳》所載韓非使秦僅此一次，且記之甚詳，故歷來學(xué)者在談及韓非使秦的經(jīng)歷時只是指這一次。偶有不同于常者，卻又因為太過簡略而少有人注意。事實上,《本傳》所載只是韓非的最后一次使秦（即始皇十四年，前233年，詳本文第二部分）。如果綜合《本傳》以及《史記》之《秦始皇本紀(jì)》《韓世家》《六國年表》《李斯列傳》,《韓非子·存韓》與《初見秦》等材料，還可以考證出韓非的另一次使秦活動，這里將其稱作“初次使秦”。 首先來分析《秦始皇本紀(jì)》中的一段文字: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于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卒用其計謀。而李斯用事。 據(jù)《六國年表》秦欄：始皇十年，“相國呂不韋免……大索?！薄独钏沽袀鳌罚骸皶n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使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張守節(jié)《正義》確定上書時間“在始皇十年?！睋?jù)上，秦“大索逐客”與李斯上書在始皇十年（前237年）。李斯所上書即《諫逐客書》。上面這段話有兩處文字容易被人忽視: 第一，“李斯因說秦王”之“因”。從文意與語法來分析，此處的“因”字表示時間的先后承接，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于是”之意，與《戰(zhàn)國策·齊策四》“以責(zé)賜諸民，因燒其券”的用法一致。這是指李斯說秦王止逐客令后，遂趁此機(jī)會，又說其“先取韓以恐他國”，這兩件事應(yīng)當(dāng)前后相連，否則，“因”字便失去了承接的意義。上引《秦始皇本紀(jì)》中的一段文字之前，所述乃始皇十年事，引文后又接始皇十一年事，中間所省略的部分是插敘有關(guān)大梁人尉繚的事跡。故可以肯定，李斯“因說秦王”之事正在他諫逐客之后，時當(dāng)始皇十年。 第二，“于是使斯下韓”之“下”。有學(xué)者將“下”字解釋成“去、到、出使”之意，因此有了“李斯請求取韓，而秦派李斯出使韓國”的說法。其實，“下”在這里為“攻陷、攻克、降服”。其用法與《戰(zhàn)國策·齊策六》“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燕攻齊，取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等大致相同。《史記·項羽本紀(jì)》：“廣陵人召平于是為陳王循廣陵，未能下?！睆埵毓?jié)《正義》：“以兵服之曰下?！蓖瑯樱跋马n”之意也應(yīng)作如此解釋。上文明言“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取即攻取。因此，此處“下韓”當(dāng)為攻取韓國。“某下某”這種用法在《呂氏春秋》中可得印證?！督榱⑵吩疲骸班嵢酥乱?，莊之暴郢也，秦人之圍長平也，韓、荊、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眾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睂ⅰ跋隆迸c“暴、圍”并列，則“鄭人下”意即“鄭人攻下韓之”。這與“使斯下韓”之用法大體一致。所不同者在于，“使斯下韓”是說讓李斯謀慮下韓之策，并非已攻陷韓國。周策縱先生說：“此所謂‘下韓’，義當(dāng)為謀征韓使降伏。”趙逵夫先生亦說：“此言‘下韓’，意謂欲攻而下之，非謂即已攻滅?！闭f皆極是?！俄n非子·存韓》中韓非上秦王書有“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正是對“下韓”的最好注釋。李斯謀慮下韓之事在《李斯列傳》中亦有透露：“秦王乃除逐客令，復(fù)李斯官，卒用其計謀?！薄坝嬛\”，即指《本傳》中所說的“先取韓以恐他國”，不過沒有明說罷了。這方與下文“韓王患之”意義一致。若不是李斯謀慮下韓之策，而只是出使韓國，韓王又如何會“患之”呢？ 辨明了以上兩點后，“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這句話就顯得意味深長了。我以為，這實際上是韓非初次使秦的政治背景與直接原因。韓非初次使秦，現(xiàn)所能見到的文獻(xiàn)資料為《韓非子·存韓》一文，因為以前的學(xué)者對韓非使秦的事跡認(rèn)識不清，多將此文作時定在秦始皇十四年（前233年），這是不合史實的，有必要予以澄清?！洞骓n》一文很有意思。文章共分為三部分：“韓非上秦王政書”、“李斯上秦王政書”與“李斯上韓王安書”，所謂“存韓”只能概括全文三分之一的內(nèi)容。由文中記錄之辭“秦遂遣斯使韓”、“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以及李斯上秦王書自稱“臣斯”等句，可知后兩章上書作者為李斯。至于前一章上書，“李斯上秦王政書”云：“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臣斯甚以為不然……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于韓也……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逼渲忻餮浴绊n客”即韓非，故可肯定為韓非上秦王政書?，F(xiàn)在的問題在于對該文作時的判定上。如果其作時早于前233年，那么它就不是韓非該年使秦時的上書，自然，韓非生平中僅一次使秦的說法也就不攻自破了。更為重要的是，如果能認(rèn)定此文的作時，則韓非初次使秦的時間也就可以確定了。本文之所以將此文作時定在前233年，一個直接的原因是將其與《本傳》的有關(guān)記載合而讀之，相互比附，認(rèn)為《本傳》李斯、姚賈詆毀韓非之語“非終為韓不為秦”，與“李斯上秦王政書”的論旨相符合，從而推斷“韓非上秦王政書”為始皇十四年作，這顯然是一個誤會，它掩蓋了韓非生平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他的初次使秦。我們需要對此作一分析。 《本傳》載李斯、姚賈語：“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倍袄钏股锨赝跽眲t云：“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于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于秦，而以韓利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此自便之計也?！鼻罢邚?qiáng)調(diào)“終為韓不為秦”，而后者則說韓非欲求重于韓而謀“自便之計”，這兩者的區(qū)別是很明顯的，絕不可混而為一。所以，由《本傳》而比附“韓非上秦王政書”的作時，其方法是不正確的。此其一。 《存韓》中“韓非上秦王政書”，開篇即云：“韓事秦三十余年，出則為蔽，入則為　薦?！标P(guān)于“韓事秦”一語之所指即韓王二十三年（前273年）之事。據(jù)《史記·韓世家》載，王二十三年，趙、魏合攻韓華陽，秦使穰侯救之，“敗趙、魏于華陽之下?！睆拇藭r起，韓國為形勢所迫，進(jìn)一步依附秦國，故而此處說“事秦”。如果此文作于前233年，則上距前273年已是整整四十年，又怎么能說是“三十余年”呢？故知其不作于前233年。此其二。 “韓非上秦王政書”云：“夫趙氏聚士卒，養(yǎng)從徒……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庇衷疲骸扒亿w與諸侯陰謀久矣?！薄袄钏股锨赝跽币嘣疲骸扒嘏c趙為難……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李斯上韓王安書”說得更明白：“秦王飲食不甘，游觀不樂，意專在圖趙?！睆闹锌梢钥闯銮亍②w關(guān)系劍拔弩張，一觸即發(fā)。而秦自從圍邯鄲后（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直到始皇十一年才伐趙?；氐角耙肚厥蓟时炯o(jì)》“大索，逐客”上來。引文后所接為：“十一年，王翦、桓、楊端和攻鄴，取九城?！薄读鶉瓯怼酚诖四贲w欄中載：“秦拔我典、鄴，取九城。”此前除始皇元年（前246年）秦拔趙之晉陽外，并無大規(guī)模戰(zhàn)事，而此后則大戰(zhàn)不斷。從大的社會背景來分析，李斯、韓非所說的形勢正是始皇十年秦欲伐趙的情形?？梢钥隙?，這三篇上書當(dāng)產(chǎn)生在此時。此其三。 再看《存韓》所收三篇上書的關(guān)系。“韓非上秦王政書”中說：“今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鼻耙驯婷?，所謂“貴臣之計”說的是李斯等人準(zhǔn)備攻韓的計謀。韓非為了保存韓國，避免秦伐韓之舉，故勸秦王“從韓而伐趙”。“從”即“合縱”，這是韓非保國的策略。后秦王將此書轉(zhuǎn)給李斯，于是李斯上書駁議韓非之策，而建議秦王召見韓王，“因內(nèi)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秦王聽其計，“遣李斯使韓”。李斯到韓國后，“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說韓王安赴秦與秦王會晤。將此事與前引《秦始皇本紀(jì)》《李斯列傳》等記載結(jié)合起來，便會看到一個完整的歷史事件：李斯在說秦王“先取韓以恐他國”后，秦王“卒用其計謀”，使李斯謀慮下韓之策。韓王安深以為患，于是和韓非“謀弱秦”，商量自救之法?！叭跚亍敝\的全部內(nèi)容到底有哪些，今已不可得知，但將韓非使秦作為其計劃的重要一項，卻是毋容置疑的。從時間來說，韓非此次入秦在前237年，上距韓王二十三年（前273年）秦救韓之事三十六、七年，這與“韓非上書秦王政書”所云“韓事秦三十余年”正相吻合。此其四。 《韓非子·初見秦》一文之收錄亦可成為初次使秦的一個旁證。《初見秦》的真?zhèn)巫员彼螘r已有人懷疑，其后或否定，或贊同，眾說紛紜。今人劉汝霖先生在其《〈韓非子·初見秦篇〉作者考》中，詳列多條證據(jù)證明該文非韓非之作，最能服人?，F(xiàn)在看來，盡管此文真正的作者尚難確定，但它不出于韓非之手這一點卻是可信的?！俄n非子》以之為全書之首，顯系誤收，這無疑是當(dāng)時編集者的失考。但是，證明它不是韓非所作，并不意味著全部否定它的價值。相反，它被收錄到《韓非子》中，至少表明了早期編集者對于韓非生平事跡——尤其是使秦活動——的認(rèn)識，因而成為我們探究此問題的又一佐證。 關(guān)于《韓非子》的編集與成書過程，我認(rèn)為在司馬遷撰寫《本傳》時已基本完成（不過當(dāng)時尚未以“韓子”稱之）。而《初見秦》與《存韓》等明顯帶有秦廷檔案性質(zhì)的文書被編入本書，是在漢初至武帝建元元年之間由研習(xí)韓非學(xué)說、且能夠接觸到漢代宮廷內(nèi)府文書的人完成的。從時間上看，距離韓非去世已數(shù)十年，編集者盡管對韓非的生平事跡有大致的了解，但對于一些具體的作品已很難分清了，所以才會將《初見秦》這樣的文章收入。 而之所以將這些檔案文書列在全書之首，則很有些“以史實為序”的意味。劉汝霖先生指出：“漢人搜求遺書，以多為貴，得記載著書人事跡資料，往往采入而置篇首，如《公孫龍子》首篇之《跡府》,《韓非子》首二篇之《初見秦》《存韓》是也，《商君書》之首篇《更法》，亦此例也?！逼溲詷O有見地。鄭良樹先生也說：《韓非子》作為一部韓集，編纂者使用過一番苦心的;《存韓》就是一個佳證。它能被編入韓集，并且將李斯的批語及上韓王書一起附在《存韓》之后，除表示編纂者“來路不簡單”之外，也表示他有意將此文作為韓非生平事跡的史料，列在書前。至于《初見秦》，用意大概也是如此，以為是韓非第一次見秦始皇時所寫的奏書，可作生平史料看待，所以列在書前，可惜它是一篇偽作，是編纂者的敗筆了。 是否為“敗筆”暫且不論，但其所謂“可作生平史料看待，所以列在書前”，與劉汝霖卻是一致的?？梢哉f，編集者正是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交待韓非的政治活動，“初見秦”就反映了他們對于使秦問題的基本看法。由《戰(zhàn)國策·秦策一·張儀說秦王曰章》可知，篇題“初見秦”三字，并非該文固有，而是后人所加，意即初次求見秦王，但問題是，編集者為什么會將這篇文章定名為“初見秦”呢？原因其實很簡單。所謂“初見秦”，自然是相對于“再見秦”而言的，漢初整理編纂韓非著作的人，對于韓非的生平事跡當(dāng)知曉大致情況，包括其兩次使秦的經(jīng)歷，因此，編集者所加的“初見秦”三字，便包含了他們對于韓非兩次使秦的認(rèn)識：既點明“見秦”之意，同時又暗含了后來的“再見秦”——這便是篇題深意之所在。不過由于時間的推移，編集者已經(jīng)不能判定作品的真?zhèn)?，所以未能?xì)加甄別而誤收了上書的內(nèi)容。從這層意義上說，真正的“初見秦”，應(yīng)當(dāng)是《存韓》中的“韓非上秦王政書”。而韓非“再見秦”時所上秦王書，除收錄在《韓非子》中的《愛臣》外，其他已很難確定了（這一點后文還將論及）。 還有一個方面亦需說明?！侗緜鳌吩疲骸扒赝跻姟豆聭崱贰段弩肌分畷唬骸岛?，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這似乎是說秦王此前未曾見過韓非。其實，秦王此時的嗟嘆與四年前韓非的初次使秦并不矛盾。韓非首次入秦，其所負(fù)重任是破李斯下韓之謀以存國，并非游說取合于秦王，因此秦王不見其著述十分正常；及至后來讀到其書才嗟嘆不已。另外，李斯的回答也值得留意，“此韓非之所著書”，僅言姓名而沒有任何背景材料的介紹，正可明秦王政已知韓非為誰，所不知者，僅其著述而已。 二　再次使秦與韓非之死 前已指出，《本傳》所載實際上是韓非的第二次使秦，《本傳》對此有較為詳細(xì)的記載。不過，其中也有兩個問題需要進(jìn)一步辨析：一，再次使秦的時間；二，韓非遇害的原因。 先來看第一個問題。 《史記·韓世家》云：“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表n王安五年為前234年。而《秦始皇本紀(jì)》則云：“（始皇）十四年，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云陽。”《六國年表》秦欄亦載：“韓使非來，我殺非?！笔蓟适哪隇轫n王安六年（前233年）。這里,《秦始皇本紀(jì)》《六國年表》所載韓非使秦與《韓世家》相差一年。何者為是，學(xué)者們理解各不相同。王先慎贊同《紀(jì)》《表》之說： 《史記·秦本記》《六國表》并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案：秦攻韓，《紀(jì)》《表》未書。始皇十年用兵于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后從事于韓。則非之使秦當(dāng)在韓王安六年,《紀(jì)》《表》為是。吳師道以非為韓王安五年使秦，據(jù)《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 陳啟天先生則認(rèn)為，韓非使秦與其被害不在同一年，他說：《世家》就非使秦之年言，故說韓王安五年，而連帶記其見害?！都o(jì)》《表》就非見害之年言，而連帶記其使秦，故若為駁文也?！恫摺穮亲⒄f：“始皇十三年上書，次年見殺。”亦依非使秦與見害之年不同而分，極是。 按：吳師道《戰(zhàn)國策校注補(bǔ)正》所說：“始皇十三年上書，次年見殺”，并無證據(jù)，僅是臆測而已。陳氏以為《世家》與《紀(jì)》《表》均存在“連類而及”的問題，恐不可從。錢穆先生則云：《韓世家》非使秦在王安五年,《始皇紀(jì)》《年表》皆在十四年，即王安六年。疑非以王安五年十月后至秦，史公據(jù)秦紀(jì)則在翌年也。 此說能夠解決《世家》與《紀(jì)》《表》之間的矛盾，故其后有從之者，認(rèn)為依錢氏說，則“《韓世家》與《紀(jì)》《表》所載得并行而不悖也?！钡颂幱钟幸粏栴}。《秦始皇本紀(jì)》記載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后：“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正義》：“秦以建亥之月為正，故其年始用十月而朝賀?！笨梢?，秦是在統(tǒng)一天下后方改正為建亥之月，始皇十四年時尚未用秦正。因此，此說依然值得討論。其實。錢氏此論也只是其推測而已。他在考證韓非年齡時明說：“其使秦在韓王安五年，翌年見殺?！北阌峙c陳啟天說同。比較諸說，王先慎所說很有道理，且《紀(jì)》《表》均載韓非使秦與被殺在始皇十四年，則應(yīng)以為是。很可能《世家》所載“王安五年”為“史駁文”，當(dāng)作“王安六年”。也就是說，韓非之使秦及被害在前233年。 再來看韓非的死因。 司馬遷在《本傳》中交待死因說：“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按照太史公的看法，韓非是被李斯、姚賈譖害而死的，尤其是李斯，更是有著主要的干系。東漢人王充接受并發(fā)展了這一觀點，他在《論衡·禍虛篇》中說：“李斯妒同才，幽殺韓非?！睂⒃蛑苯託w到李斯的“妒才”上。此說影響廣泛，如司馬光《資治通鑒》謂：“（秦）王聞其賢，欲觀之。非為韓使于秦，因上書說王曰……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嫉之。”直到20世紀(jì)初，陳千鈞先生還認(rèn)為韓非死因之一即是“李斯之妒才”。這種情況在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中才有所改變。他質(zhì)疑說：“史稱李斯譖殺非，此自政論之不合，斯之為秦謀者如此，未見即為譖?！睆膰依婧驼我蛩厝シ治鰡栴}，而并沒有以“妒才”簡單了結(jié)——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jìn)步。后來王舉忠先生《李斯殺韓非原因考辨》、鄧廷爵先生《關(guān)于〈韓非子·初見秦〉的作者與韓非之死》等文章就是對這種思路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確，倘若真如《本傳》所說“李斯、姚賈害之”，則李斯又何必在秦王面前說“此韓非之所著書”呢？因為二人同學(xué)時李斯“自以為不如非”。自知不及而推薦，正所謂“自遺患也”；既知為患卻還要舉薦，最終又因妒才而譖殺，這個矛盾無法解釋。 其實，李斯、姚賈詆毀韓非，最終將其殺害，并非是“妒才”，而是有著更為深刻的原因。錢氏所說“政論之不合”應(yīng)該包括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兩方面。從國家利益講，根據(jù)《秦始皇本紀(jì)》記載，自從始皇十年大梁人尉繚游說秦王用財物賄賂士人后，始皇“卒用其計謀”，士能為秦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殺之，這已成為秦國的一貫的大政方針，因此，韓非“終為韓而不為秦”便已注定了他的悲劇。至于個人利益，則更是韓非的直接死因。鄭良樹先生在談到“韓非之死”時，說到韓非入秦后兩件“大干特干”的事情，一是“誘使秦國放棄遠(yuǎn)交近攻的政策”，二是“阻止秦國破壞山東各國的縱約?！?其實，第一件實為韓非初次使秦時所為，第二件才是其再次使秦時的政治活動。盡管鄭先生未區(qū)分清韓非的兩次入秦，但他所說韓非在秦的政治謀略，卻是十分正確的。為了阻止秦國破壞山東各國的縱約，韓非與李斯、姚賈進(jìn)行了激烈的政治斗爭，其具體策略便是離間秦國君臣的關(guān)系。這就直接威脅到了李斯等人的切身利益，從而使他們不得不采取殺害韓非的辦法來保全自身。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國富民強(qiáng)，盡管商君身死為戮，但其法治思想?yún)s在秦國延續(xù)下來。因此，秦始皇所欣賞韓非的，更多的是他主張的“君人之術(shù)”。“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其意蓋在于此?？梢韵胍?，韓非再次入秦后，為了達(dá)到他離間救國的目的，與秦王所討論的就不單是如何變法圖強(qiáng)、貫徹法治思想的問題，而更多的是如何實行帝王之術(shù)，以術(shù)與勢來統(tǒng)馭其臣下，防止人臣危主的問題。這一點，可以從《韓非子·愛臣》篇得到證明。 《愛臣》是韓非第二次入秦后上秦王書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文。關(guān)于本文的真?zhèn)?，容肇祖先生將其列為“未定為誰作的篇章而姑俟續(xù)考者”，但其所列“文體、語氣、思想”三條證據(jù)均被潘重規(guī)先生所否定。目前可以肯定此文為韓非之作，問題的焦點在于作時的判定上。一種觀點認(rèn)為，本文為韓非早期上韓王書。如梁啟超先生說：“蓋非早年上韓王之書，多對于時事發(fā)言?！逼浜螅悊⑻?、陳奇猷、梁啟雄、鄭良樹等先生都贊同此說。不過，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因為《愛臣》所論的“時事”于韓于秦，并無差別，都可以講得通，由此并不能斷為早年上韓王書；至于認(rèn)為韓非不會開罪于李斯、姚賈等人，則是將韓非與他們的斗爭平淡化了，也沒有認(rèn)識到韓非再次使秦依然欲存韓國的良苦用心。值得注意的倒是鄭良樹先生的觀點，他從本篇所受孟子的影響來判定其作時： 本篇有一段話: 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cè)，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cè)，以徙其威而傾其國。 正如容肇祖所說的，這段話明顯的是受到《孟子》“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的影響，無論是取義和用詞，都逃不開孟子的影子。因此，筆者認(rèn)為本篇應(yīng)當(dāng)和《六反》相同的，都是韓非青年的作品。《六反》一文，周勛初先生以其對曾參作正面評價而定為早年之作，這是不錯的。但《愛臣》的情況卻又有所不同?！俺悸劇睅拙湓挶M管與《孟子·梁惠王上》所言很相近，可是并不能由此斷言它是受了孟子思想的影響，因為這些話所針對的只是君主與人臣的斗爭，在談?wù)摼鹘y(tǒng)治時大家都可以說，并不是孟子獨(dú)有的思想；況且韓非在表述是用“臣聞”的語氣，則或許它還是當(dāng)時的俗語。所以，不能說本篇受到了孟子的影響而定為韓非早期之作。 我們認(rèn)為,《愛臣》應(yīng)當(dāng)是韓非再次使秦時的上秦王政書。王先慎說：“秦御臣民至嚴(yán)峻，此法制已然者，非之言此特以中其意?！标惽рx亦以篇首“愛臣太親，大臣太貴”系指李斯、姚賈，而斷為韓非上秦王書，其說確為灼見?！稅鄢肌烽_篇即云：“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其語顯然有所指向。尤其是“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cè)，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cè)，以徙其威而傾其國?！币欢危诶钏?、姚賈等人已漸用事且地位日漸顯赫之時，這樣的話語對其有多么大的威脅，自然不難想象。至于文中所說：“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dāng)∫病⑾嘀疇I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备求@人心魄。而韓非所說“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于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一句，尤值得留意。韓非為何要進(jìn)《愛臣》之言？他又為何將予頭指向秦廷重臣？這是有其深刻用意的?！稇?zhàn)國策·秦策五》記載了韓非與姚賈的一次斗爭，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一點。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姚賈對曰：“賈愿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帶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封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燕、代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于內(nèi)，是賈以王之權(quán)、國之寶、外自交于諸侯，愿王察之?！?姚賈則在自我辨解中說：“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于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又說：“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愿望于上。”秦王聽從了他的辨解之言，“乃復(fù)使姚賈而誅韓非?！表n非詆毀姚賈說“是賈以王之權(quán)，國之寶，外自交于諸侯”，將此與《愛臣》所說“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于家”相對比，辭雖相反，但其用意在本質(zhì)上是相同的。韓非之所以毀姚賈，誠如陳千鈞所言：“欲遂其存韓之實，不惜與秦庭諸臣為敵”，是有著良苦用心的。韓非第二次使秦時與李斯的斗爭雖不見明確記載，但根據(jù)《本傳》《愛臣》等文獻(xiàn)，參以韓非與姚賈的斗爭，可以想見也應(yīng)是很激烈的，故而才有“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的事。 李斯之薦非，是冀其有用于秦；及其入秦，李斯才發(fā)現(xiàn)韓非心中的“存韓”之志，與初次使秦并無二致。更嚴(yán)重的是，韓非為存韓而以危言離間秦之君臣關(guān)系。這才使李斯、姚賈等人意識到了問題的嚴(yán)重性，于是乘秦王“未信用”之際進(jìn)言而囚殺之。其所謂“非終為韓不為秦”，確是一語中的。韓非之死，固與李斯有關(guān)，但決非“妒才”可以概括得了的。 總之，考察韓非的兩次使秦，對于我們深入理解韓非的愛國思想與人格精神有著重要的意義。韓非生活的時代，韓國已從強(qiáng)盛走向衰微，外遭強(qiáng)敵，內(nèi)積羸弱；又兼君主無能、政治衰敗，其國運(yùn)之式微已為人所共見。在這種形勢下，作為宗室之后——“諸公子”——的韓非，對祖國的前途和命運(yùn)充滿了深廣的憂患。他目睹國家的日漸削弱，屢次上書以諫韓王，卻并不見用，只能是將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滿腔激憤融進(jìn)著述之中。而在國家危亡之際，他毅然為“存韓”而兩度出使秦國。尤其是再次使秦，盡管身處險境，卻為了救亡圖存，不惜與秦廷的權(quán)臣作斗爭，其愛國之心與不畏犧牲之精神令人稱頌，而其結(jié)局更使人愍惜！倘若僅僅因為羼入《韓非子》的《初見秦》一文，就指斥韓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烏足愍哉”，則不僅是誤讀史料，也未免過于草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