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永華律師，法學博士，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刑事律師，專注于金融行業(yè)法律服務、金融犯罪、職務犯罪、企業(yè)家犯罪刑事辯護和詐騙犯罪辯護。與辯護團隊辦理了多起重大職務犯罪、重大金融經(jīng)濟犯罪系列案件）

昨天在鄂爾多斯法院閱卷，完事后到機場了解到勞榮枝案在江西南昌中院一審宣判了。因時間還早便在椅子上瀏覽網(wǎng)上的評論，發(fā)現(xiàn)一邊倒地認為這個案子二審絕對不可能改判。這個主流觀點讓我感到驚訝。機場里寫文章不方便，一直到晚上12點以才到家。今天繼續(xù)完成這個文章，表達個人的觀點和看法，歡迎各位批評、指正。

最基本的從程序上說，二審本來就是為了防止一審錯判而設置的。既然有二審，就存在改判的可能性。什么案子二審還沒審，就能絕對說不可能改判呢？!

個人以為，這個案子對關鍵事實還沒查清，關鍵證據(jù)還存在瑕疵，二審存在改判的可能性。

（一）是誰殺死了殷建華？

四起犯罪事實中，勞榮枝對被害人的死亡應當承擔刑事責任。這一點應該沒問題。有問題的是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是主犯還是從犯？四起案件中要證明勞榮枝對故意殺人、搶劫、綁架承擔刑事責任，證據(jù)比較多的是合肥案殷建華和小木匠（陸某）的死亡案。

目前的證據(jù)有法子英供述，7月23日早上他離開出租屋時，將殷某交給勞榮枝看管，并交代如果自己在12點前未回，由勞榮枝將殷某殺死。7月23日11點30分，法子英被抓獲。

7月28日，殷某和陸某尸體在法子英和勞榮枝的租住處被公安機關發(fā)現(xiàn)。

而勞榮枝辯稱，自己在22日晚離開了出租屋。

另外，在法子英與律師的會見筆錄中，他問律師合肥死了幾個人？律師告訴法子英死了兩個人，并追問法子英：“殷某是不是你殺的？” 法子英回避這個問題，表示不想說了。辦案檢察官因此認為，這表明法子英對殷某是否死亡當時并不確切知道。

但是勞榮枝有沒有親自殺死殷某，這個中間其實有其它可能性。而刑事案件的定罪應排除其它可能性。首先殷某的死因問題。鑒定意見顯示，殷某死亡時間為7月24日左右。死亡原因呢？沒有說。可能是勒死的，也可能是時間長了被折磨致死（7月28日才發(fā)現(xiàn)），其次，勞榮枝辯稱，自己在22日晚離開了出租屋。

殷某到底是誰殺的？根據(jù)目前證據(jù)不能直接得出結論。

公訴機關認為，勞榮枝具備殺死殷某的動機、時間、空間條件。對這么關鍵的事實，僅憑具備這些動機、時間和空間條件即作出推論，應該認為未達到《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程度。

本案上訴審查的重點是勞榮枝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審判決其主犯，跟法子英承擔同等責任。

本案件焦點問題：被告人是否屬于脅從犯？對這么重大的問題，一審判決似乎證據(jù)不充分。

2019年12月12日，南昌市檢察院對該案提前介入。據(jù)辦案檢察官介紹，常州案的事實之所以此前未認定，是因為當時沒有找到被害人，證據(jù)不足，未移送起訴。看到這里，可知公訴機關對常州案也認為證據(jù)不足。后來因為增加了幸存者的證人證言，就認為證據(jù)足了。

主辦檢察官也說，“常州事實的出現(xiàn)，合肥鑒定的突破，就像如獲至寶的感覺，命案就是關鍵物證關鍵人證，常州的人活著，活著的人說話總比死人說話有力，對不對？那合肥的那張紙條，鑒定出是勞榮枝寫的，物證就說話了，我就不需要勞榮枝你說什么了”

但是問題恰恰就在這里。常州案這名唯一幸存者劉某的陳述，證明法子英和勞榮枝的犯罪模式，即勞榮枝以假身份“坐臺”物色有錢的作案對象，二人共同實施搶劫或綁架，每次犯罪均由二人共同選定作案地點和作案對象。

可以理解，劉某作為唯一幸存者，必定對勞榮枝恨之入骨（和全國網(wǎng)友的憤慨、仇恨比起來，這種仇恨何止千萬倍?。?，其證據(jù)證明力應予審核，跟其他證據(jù)相印證。過分依賴常州幸存者的證言，難以對勞榮枝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做準確認定。

勞榮枝辯解自己是受法子英脅迫參與犯罪，稱自己“也是一名被害人”。但是這一點為檢察官否定。檢察官的邏輯：

·?????? 勞榮枝一方面稱法子英對她沒有人道，飽受折磨，另一方面又說法子英接她上下班，家里洗衣、做飯的活都是法子英干，自己不會做飯；

·?????? 一方面說法子英對靠近自己的人施暴，另一方面又說法子英逼迫自己去坐臺；

·?????? 一方面說自己在犯罪過程中不知道殺人，甚至稱法子英為保護自己，讓自己在作案后先走，另一方面又說自己和家人受到法子英死亡威脅；

·?????? 一方面稱自己是受害人，希望法子英早點被抓，另一方面在與法子英三年共同生活共同犯罪過程中，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犯罪，法子英落網(wǎng)后不是及時投案，澄清事實，反而隱姓埋名，四處潛逃。

以上公訴人說了勞榮枝的辯解，并且把這些辯解的互相矛盾之處都“拎出來”。關鍵是，即使把這些都“拎出來”，也不能證明被告人并非脅從犯。

從網(wǎng)絡可查的法子英與合肥警方激烈槍戰(zhàn)的場面看，法子英無疑是窮兇極惡的悍匪。要知道勞榮枝當時可是一個20歲的小姑娘。

一審案卷里有勞榮枝的供述“法子英對她沒有人道，飽受折磨”、“施暴”、 “逼迫自己去坐臺”、“自己和家人受到法子英死亡威脅”等情況。

如果該情況屬實，只要試想一下，一個20歲的姑娘遇到法子英這種悍匪，“自己和家人受到法子英死亡威脅”，小姑娘能怎么辦? 這種事多了，遠的不說，就從美劇里你看到有行為人為了保護家庭，被悍匪逼迫干壞事犯罪，若對該人追究承擔主犯責任，是否應該？

過去時間20年了，勞榮枝如何證明自己的脅從犯地位？這個對她來說確實很難。

但是，本案作為影響全國的大案，其審判過程甚至可能對國家的法治進程產生影響。對于這種大案的關鍵事實、情節(jié)，個人認為二審法院應加大力度進行調查，還原案件事實。

公訴人承認，合肥鑒定的突破，“就像如獲至寶的感覺”。這個關鍵證據(jù)對本案的定性產生重大影響。

說的是合肥案中，殷某寫下字條，讓其家人配合交錢。這個字條上有一句話，“他的同伙一定會讓我比剛才那個人死得還快”，公安機關技偵人員得出的結論是：筆跡是一個人所寫，可能受心態(tài)等影響，略有不同。

但是公訴機關將證據(jù)交由江西省檢察院技術部門進行筆跡鑒定。江西省檢察院文件檢驗鑒定人告訴記者，他們組織了全省檢察機關鑒定力量對該字跡進行會檢，并與中國刑事警察學院文件檢驗系的專家會商，通過特征比對，一致認為送檢字條字跡與公安機關扣押的勞榮枝筆記本中的字跡、勞榮枝案后寫的實驗樣本字跡為同一人所寫。

一般來說，筆跡鑒定本身是一個科學的問題。筆跡鑒定要求樣本和檢材相隔時間不要太遠。以上樣本和檢材相隔時間都距離20年了，公安機關技偵人員得出了該筆跡與勞榮枝字跡不同結論；然而同樣是專家，中國刑事警察學院文件檢驗系的這些專家為何如此肯定，得出一致結論的？鑒定結論的科學性是否還可信賴？

兩撥專家應該以哪一撥專家的結論為準呢？

以上情況如果屬實，二審辯護人可以要求鑒定人出庭作證，或者申請法院調取證據(jù)，要求偵查機關和公訴機關出具過程說明。說明以下：

第一，公安機關技偵人員得出的結論是什么？有無鑒定意見？

第二，鑒定人組織全省檢察機關鑒定力量對該字跡進行會檢，并與中國刑事警察學院文件檢驗系的專家會商的過程？

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鑒定人應當獨立進行鑒定（即不受其他人影響）。鑒定人和鑒定機構從事司法鑒定業(yè)務，應當遵守法律、法規(guī)，遵守職業(yè)道德和職業(yè)紀律，尊重科學，遵守技術操作規(guī)范。

如果違反法律規(guī)定，本案鑒定報告不應作為定罪依據(jù)。

由此，本案可能產生重大改判。

勞榮枝案二審辯護律師如果在以上三個方面取得突破，本案可能改判。

我無意為勞榮枝開脫。相反，如果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準確，我認為其罪當誅。

本文說的是另外一層意思，說的是刑事審判和法律適用的問題。一審過程中，網(wǎng)絡輿情高昂，全國人民對這個“惡婦”、“殺人魔頭”非常憤慨，異常憤怒。但是即便審判惡婦，也應以同審判其他被告人一樣適用同樣的審判規(guī)則，重點是刑事審判、控告、辯護都要以證據(jù)為準。法律要彰顯司法正義，這個司法正義超越了媒體報道的輿情和傾向。法律要為被害人申冤，同時也要保證被告人的權益，做到不枉不縱。

本案有待二審法院作出公正判決！

以上所用材料來自權威媒體，參見《勞榮枝一審被判死刑，檢察官披露案件關鍵證據(jù)細節(jié)》，包括該視頻對辦案檢察官采訪。由于時間倉促，部分段落直接引用該文。在此向作者表示感謝！

刑事辯護律師接受當事人委托，以維護當事人權益為己任，追求通過案件公正審理，實現(xiàn)依法治國和社會公平正義。（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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