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話題

“自古封禪必在泰山”本是經(jīng)過齊魯儒生的大力宣傳而確立的世俗觀念，但蹊蹺的是，秦始皇和漢武帝在舉行封禪大典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將儒生排除在外，海上方士們反而在封禪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儒生與方士

雖然泰山封禪的觀念經(jīng)過以孔子為代表的齊魯儒家學派的大力宣揚，在秦漢以降已經(jīng)成為了帝王封禪的共識。

但很有意思的是，在秦始皇和漢武帝舉行封禪大典的過程中，我們卻看不到儒生的身影。

準確地說，他們不是缺席了這兩次封禪典禮，而是在封禪典禮之前，秦始皇和漢武帝都滿懷期待地邀請儒生們共襄盛舉，希望他們能夠為自己設計一場空前盛大的封禪典禮。

但儒生們的表現(xiàn)卻總是不盡如人意，以至于被皇帝無奈地放棄。

秦始皇和漢武帝不約而同地選擇將儒生擯除在封禪典禮之外，并非出于偶然的巧合，而是由先秦儒學的某些固有缺陷導致的。

從本質(zhì)上說，“封禪”是導源于殷周以降的“天賦君權”的神學政治觀念的產(chǎn)物。

殷周先民把“天”或者“帝”當作是宇宙間最高的統(tǒng)治者，認為人間的活動也由他監(jiān)管。

因此，只有得到上天的授權，君王統(tǒng)治下民的權力才具備其合法性。

在這樣的神權政治觀念中，天被賦予了完整的人格，成為了監(jiān)臨人間公平與正義的守護者。

但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卻始終將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人世而非天命的領域。

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贛曾經(jīng)說過：性與天道，夫子不言。

儒家判斷君主治權合法性的標準，是看他的統(tǒng)治是否忠實地踐行了上古先王留下的仁義觀念，做到了便是圣主，做不到，就是獨夫。

這樣一來，如何證明君王受命于天的正義性，如何證明他主持封禪大典的身份的合法性呢？

在這個問題的論證上儒學就顯得蒼白無力了。

填補上這個空缺的人可以說是一個先秦儒學的叛逆者，他的名字叫鄒衍。

西漢學者桓寬在《鹽鐵論》中說：

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易以變化終始之論，卒以顯名。

——《鹽鐵論·原儒》

鄒衍原本冀望于憑借儒術出人頭地，但是儒家祖師孔子周游列國，凄然如喪家之犬的前轍已經(jīng)注定了在群雄爭霸的時代這不是一門受到當權者追捧的顯學。

為了揚名立萬，鄒衍另辟蹊徑，發(fā)明出了一套“五德終始”理論，正是這套理論讓他成為了齊國稷下學宮中最耀眼的學術明星，也正是這套理論，填補了先秦儒家在“天命君權”這個議題上的理論缺失。

所謂“五德”，指的是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所代表的五種德性，這五種德性相生相克，終而復始。

鄒衍以此來解釋王朝更迭、新舊鼎革的合法性。

根據(jù)司馬遷的《封禪書》所說，在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之后，這套理論被齊國人進獻給了秦始皇，并成為他統(tǒng)治天下的合法性的證明：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徳，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

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tǒng)上法。

——《史記·封禪書》

雖然司馬遷在這段文字中并沒有說明究竟是什么人用“五德終始”理論為秦始皇文飾了他的治統(tǒng)。

但《史記·封禪書》中卻明確地記載，鄒衍“五德終始”論的傳人是燕齊的方士，正是從這時起，方士開始在秦漢時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封禪的典禮上自然也不能缺了他們的席位。

根據(jù)《史記》的記載，秦始皇和漢武帝最終決定把儒生排除在封禪大典之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

儒生們對封禪大典的禮儀程序遲遲拿不出一個統(tǒng)一的意見來，他們的眾口紛紜導致了秦始皇和漢武帝的莫衷一是，無從措手。

所以這二位慣于乾綱獨斷的君主果斷地選擇了拋棄儒生。

如果事實僅僅是這樣的話，那么被禁止參與封禪大典就不是儒學的問題而是儒生的問題。

也就是說在秦始皇和漢武帝的時代碰巧缺了一個能夠與時俱進的叔孫通，由此造成了儒學在封禪大典上的缺席。

但我卻覺得，秦始皇和漢武帝摒棄儒生的理由遠不是這么簡單。

誠然，因為上古時代的封禪沒有可靠的文獻記載，有的只是眾口相傳的故事，言人人殊，所以儒生們對封禪的儀程拿不出一個統(tǒng)一的意見來應該是事實。

但是儒生們，不，準確地說應該是儒學真正讓秦始皇和漢武帝不能忍的應該是這一點：

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

——《文心雕龍·封禪》

儒學對帝王之德的要求，核心就是四個字：“敬天法祖”。

“古制”和“天命”是儒學用以規(guī)范帝王執(zhí)政行為，約束帝王個人欲望的兩個重要手段。

公元前213年，齊國博士淳于越正是以“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的理由對秦始皇廢棄西周封建而改用郡縣制的舉措提出了強烈的抨擊，并最終導致了“焚書事件”的爆發(fā)（關于這一點，可以參見舊文《焚書坑儒的秦始皇，究竟是一個大膽的改革家，還是恐怖的獨裁者》）。

“古制”可以成為儒生們對抗皇權的武器，“天命”同樣可以。

因此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講到帝王封禪的時候，第一要強調(diào)的就是帝王封禪的態(tài)度是要“敬畏天命”。

根據(jù)司馬遷的記載，當秦始皇邀請齊魯儒生集體討論封禪儀程的時候，儒生們提出的禮義規(guī)范是這樣的：

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秸，”言其易遵也。

——《史記·封禪書》

儒生們說登上泰山的時候要在車輪上纏繞蒲草，不得傷及土石草木。

這是要求皇帝上山必須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

但宰制天下、鞭策四海的始皇帝陛下想的是修建一條寬闊的車道，好讓他的鑾儀能大搖大擺地上去；儒生們說山頂上的祭臺應該從簡，掃除一塊空地來，鋪上茅席就可以了。

但這樣的祭祀連一個布衣百姓都可以完成，又怎能彰顯出千古一帝的威儀和風范呢？

說白了，秦始皇的本意是希望通過封禪提高皇帝的權威，而儒生們卻希望藉此把皇帝的執(zhí)政行為納入儒學的規(guī)范。

秦始皇夢想著為自己編織一件璀璨的龍袍，但儒生們卻打算給他一條黃金的枷鎖。

秦始皇和漢武帝這樣的政治強人就像難以馴服的烈馬，儒生們總想給他套上嚼子，自然會從馬背上掀翻下來。

和儒生的執(zhí)拗相比，學術水平遠為遜色的方士們顯得更懂得怎么樣順著毛摸，才能討得皇帝的歡心。

天子（漢武帝）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

群儒既以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

上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于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

——《史記·封禪書》

對秦始皇和漢武帝這樣在事業(yè)上功德圓滿的大有為之君來說，人生最大的奢望恐怕無過于長生不老了吧？

而方士們就抓住這種心態(tài)，投其所好地誘導他們說，舉行封禪才能與神仙互通聲息，然后不死之藥才能求得。

于是在嚴謹?shù)娜迳粧仐壷?，荒誕的方士終于成為了封禪大典的總導演。

而原本莊嚴肅穆的典禮也隨之變成了求神問鬼的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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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圖片|網(wǎng)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