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愛奇藝，它為什么比《狂飆》差那么多？
無名》
張若昀在新劇《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以下簡稱《絲絹案》）里，被網(wǎng)友批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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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克制一些的批評，還只是吐槽他的演技太刻意了、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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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奔放一些的批評，索性就說他瘋瘋癲癲，像是“被僵尸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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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看過“文字鬼才”馬伯庸的同名原著就會知道，其實這個鍋，不應該張若昀來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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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就是：這是編導改編的問題，而不是演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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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不是小說
POST WAVE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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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絹案》，改編自馬伯庸的歷史故事書《顯微鏡下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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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強調(diào)的是，這本原著不是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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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本記錄了發(fā)生在明代的六個真實的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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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從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里，挖出這六段往事的來龍去脈，其間的點滴細節(jié)，都被講述得如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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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事件和細節(jié)，我們看到了明代的官僚階層和基層百姓，以及權(quán)力機制和社會樣態(tài)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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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若昀主演的《絲絹案》，就取材自這本書的第一個故事《學霸必須死——徽州絲絹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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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說的是發(fā)生在徽州府的一場民間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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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騷亂，規(guī)模雖然不大，但是時間卻很長，從隆慶三年（1569），一直鬧到萬歷六年（1578），中間還換了一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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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事兒，能鬧這么長時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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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說起來很?。壕褪且粋€精通算術(shù)的學霸帥嘉謨（劇集改名“帥家默”），在爭取當個管錢糧稅賦的小官吏時，因為拿著徽州府歷年的錢糧賦稅賬目練習盤賬，發(fā)現(xiàn)徽州府六縣中最富裕的歙縣，每年需要拿出一筆8780匹的絲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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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徽州府下轄六個縣，但這8780匹的絲絹稅，卻讓歙縣一個縣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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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嘉謨就想搞清楚這筆稅的來龍去脈，結(jié)果一查不要緊，這筆稅早在公元1365年，也就是朱元璋建立明朝三年前，就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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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說：大明王朝開國才201年，但歙縣的老百姓卻當了204年的冤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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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馬伯庸的說法，既不是歙縣人也不是徽州府人的帥嘉謨，不知道是出于正義感、鄉(xiāng)土情結(jié)，還是想借此炒作自己，總之就是提筆上訴給了當時的應天巡撫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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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569年帥嘉謨把訴狀提交給海瑞，到1578年帥嘉謨被“杖一百流三千里，遣邊戍軍”，這九年時間里，徽州府的日子相當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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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徽州府六縣的百姓、鄉(xiāng)紳鄉(xiāng)宦，再到一府六縣的大小官員，甚至連大明王朝的戶部尚書與當朝首輔，都被攪了進來，中間甚至還發(fā)生了婺源縣秀才程任卿（劇集改名“程仁清”），聯(lián)合大族鄉(xiāng)紳成立議事局，儼然要自治的嚴重事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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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筆下的《徽州絲絹案始末》讓我們看到，從中樞到地方、從官僚到平民的諸多利益集團，究竟如何各懷心思，彼此攻訐、算計、妥協(x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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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關(guān)鍵的是，透過這個案子，馬伯庸讓我們注意到大明朝廷的決策如何出爐，地方執(zhí)行如何落實，官場規(guī)則如何運作，利益集團之間又是如何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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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在馬伯庸的原著里，盡管這件事是由帥嘉謨挑起，但他并不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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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不是呆子
POST WAVE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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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的歷史故事，全被具體而微的小事件聯(lián)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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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最讓人驚心動魄的點，不是王侯將相的朝堂斗爭，而是支撐這個國家的小官小吏和小老百姓們，如何以細小齒輪的身份，推動著大明王朝這臺國家機器運轉(zhu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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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絲絹案始末》的重點，就是讓我們注意到：在中國的政治生態(tài)里，權(quán)力到底是如何對利益進行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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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注定它的影視化改編，會變得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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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沒有絕對的主角，而是一出“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群像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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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這樣的故事一板一眼地影像化，那就意味著它會變成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糊涂賬，或者是全篇毫無重點的流水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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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這個問題，主創(chuàng)就選定帥嘉謨做主角，由他串聯(lián)起整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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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當然是最好的選擇，因為這次事件確實由他挑起，而且最后也以他被“杖一百流三千里，遣邊戍軍”作終結(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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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問題出在了人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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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伯庸的考證里，帥嘉謨這個人，是一個精通算術(shù)、但不精通政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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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不精通政治，但并不是個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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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第一次寫的呈文，就有四個機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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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引用《徽州府志》的官方文案，證明自己說的這個事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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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發(fā)起感情攻勢，認為歙縣替徽州府其他五縣交了這筆絲絹稅，很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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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打政治牌，指出當時政府正在推行強調(diào)“均平”原則的“一條鞭法”，認為徽州府應該響應國家政策，趁機糾正這個存在了204年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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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帥嘉謨還急上差之所急，主動給出了解決方案：要么徽州府六縣按人頭均攤，要么按照田地均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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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呈文來看，帥嘉謨絕對不是劇集版里呆頭呆腦、不精通政治的算數(shù)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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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帥嘉謨明顯是一個在政治上有所企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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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的人，怕是很難成為國產(chǎn)影視劇的主角，因為他的動機里，很難說沒有投機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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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chǎn)影視的正派主角，怎么能投機取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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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起見，那就把他往理想主義的陣營里劃分，讓他變成一個認為數(shù)字是天下大道、卻對政治和人心一竅不通的“算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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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chǎn)影視的正派主角可以不投機取巧，但是可以赤誠著呆呆傻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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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了部分網(wǎng)友尖銳批評的“張若昀被僵尸咬了”的帥家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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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jié)底，這不是張若昀的問題，而是主創(chuàng)在為這個故事選定主角時，綜合當下的影視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所能選擇的最為穩(wěn)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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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難聽些：要想在當下的影視環(huán)境里，去表現(xiàn)一個主角跟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叫板，呆呆傻傻就是最安全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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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呆子對權(quán)力和秩序是無害的，也是最好被收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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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不是官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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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導演曾經(jīng)說過一段話，大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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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很多電影是從小說改編的，但我其實不太注重小說里面的情節(jié)；我把小說改編成電影的時候，我只看一遍；我怕自己再看下去我會進入到那個小說里面，這就拍不出好電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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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怕別人不明白，李安還在最后總結(jié)說：“小說里什么東西打動你，然后你就用電影的方式做你想做的東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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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抓住李安導演說的“打動你的東西”，是考驗創(chuàng)作人的關(guān)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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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張藝謀，他就是被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里的畫面給震撼到，才拍了《紅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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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馬伯庸的《顯微鏡下的大明》，不管哪一個歷史事件，它們最撼動人心的地方，根本不是某個人物做了什么，而是當時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如何被作用在每一個具體而微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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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帥嘉謨，看似是他挑起了絲絹案，但身處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的每一個人，都把他碰撞出了原以為的命運軌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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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伯庸的考證里我們知道，他能在第一篇呈文里留下四處機鋒，證明他對政治有企圖；企圖失效后，他又越級上告，證明他有為了這個政治企圖放手一搏的勇氣；
而且從一開始，他就利用歙縣民眾的恐慌心理，收斂了大量錢財、假公濟私，說明他在整起事件里，確實包藏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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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最后官府給他定的罪名是：“將不干己事情，捏造寫詞，聲言奏告，恐嚇得財，計贓滿貫”、“以陳奏而斂取”，然后“杖一百流三千里，遣邊戍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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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決，翻譯過來就五個字：“誰讓你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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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大明官方是在把一個法律問題，給政治/權(quán)力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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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也恰好就是我們此前說的，《顯微鏡下的大明》這本書最撼動人心的地方，不是誰做了什么，而是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如何作用在每一個具體而微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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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可惜，劇集版《絲絹案》盡管也對這個部分進行勾勒，但它最終還是把這一切變成了陰謀，變成了反對派對帥家默的阻撓和陷害，變成了官吏為保住既定利益如何勾心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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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馬伯庸是在寫權(quán)力和政治在利益面前對個人的戕害，那改編后的劇集版，則不過是說了一個我們早已在國產(chǎn)劇集里司空見慣的官場、民生和陰謀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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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毛頭
所見即所想。編輯丨毛頭? ? 排版丨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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