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是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應新京報之約，寫一篇關于“一本令你失望的書”的書評，可是在書架上卻死活也找不到要寫的那本書。大約兩個小時的翻箱倒柜之后，才在堆放閑置雜物的角落里找到這本已經開始落灰的書。

　　《克虜伯軍火》：“內容五星，翻譯兩星”

　　這本書是美國著名歷史作家威廉·曼徹斯特（1922-2004）關于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從軍生涯的回憶錄《再見，黑暗：太平洋戰(zhàn)爭回憶錄》，由作家出版社翻譯出版，譯者是陳杰。威廉·曼徹斯特是國內許多讀者熟悉的名字，他的《光榮與夢想：1932年至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一書曾在70年代末由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影響了國內一代新聞人的寫作方式。此外還有《總統(tǒng)之死》、丘吉爾的《最后的雄獅》等等。

　　除了《光榮與夢想》之外，曼徹斯特的作品在國內翻譯出版的甚少。某出版社曾經在前些年出版過姜明新先生翻譯的《克虜伯軍火》，但是其翻譯質量之差，早有口碑流傳在外，豆瓣網評價為“內容五星，翻譯兩星”，“滿頁的英語句式，令人摸不清東西的語句”，“書中出現(xiàn)的許多斷句錯誤以及狀語錯誤已經出賣了譯者的水平，著實讓讀者費一番神”，所以沒有貿然購買中文譯本，而是閱讀英文原版。

　　以“炮”為“槍”等常識性錯誤

　　《再見，黑暗》一書翻譯質量還是比《克虜伯軍火》高出許多，大部分文字流暢可讀，而且有些幽默之處也可以傳神地翻譯出來，令人會心一笑。但是作為軍事和歷史的雙料愛好者，讀到書中的某些片斷，還是忍不住胃中一沉，有吃到蒼蠅之感。舉一個例子來說，對于槍械來說，口徑20毫米以下稱為槍，口徑20毫米以上稱為炮，這是常識。但是譯者可能是對“槍”字情有獨鐘，凡是見到英文的“Gun”，一律將之翻譯為“槍”。比如“澳大利亞用來保衛(wèi)國家的只有兩款六英寸長的海軍槍械和三款老式的三英寸長普通槍械”（應是指口徑6英寸/152毫米的海軍炮），以及“日軍在海岸上部署了十四支巨型海岸槍，包括從新加坡繳獲的子彈直徑為8英寸的海岸防衛(wèi)槍”（同樣應當是指口徑為8英寸/203毫米的海岸炮）。

　　書中另一處地方提到“在航空母艦上兩艘坦克發(fā)出的炮火掩護下”，筆者雖然讀書少，可也知道一來坦克不是論“艘”的，二來航母上面搭載飛機，也有自衛(wèi)用的高炮，但沒聽說過搭載坦克的。因為沒有看到英文原文，所以不好妄自揣度譯者究竟是從什么樣的原文翻譯出這種文句。但是另外一段翻譯錯誤的話，有朋友給出了英文原文：1978年原書作者在游歷珍珠港時，看到了兩艘日本海上自衛(wèi)隊的軍艦，原文是“the last ships I expected to see”（我最不想見到的船），而譯者卻翻成了“我這次珍珠港之行最想看到的兩艘船”，與原作者的意思正好蠻擰。

　　曼徹斯特回憶說，在重訪莫爾茲比港北邊的科科達小道時，看到“三十架P-38閃電式戰(zhàn)斗機和B-24解放者轟炸機從抗日戰(zhàn)爭勝利日開始就停放在這里”——當筆者讀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日”幾個字躍入眼簾的時候，先是一愣，然后不禁開始浮想聯(lián)翩：“難道美軍沒在旁邊順便修個宛平城嗎？”原文作者在這里使用的顯然是V-J Day一詞，是“對日作戰(zhàn)勝利日”（Victory over Japan Day）的專有名詞縮寫。漢語中的“抗日戰(zhàn)爭”一詞通常專指1937-1945年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

　　書中還有這樣一段話：“我問地面人員我看到的兩艘驅逐艦是不是參加了珍珠港戰(zhàn)役的日軍艦艇，結果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實際上1978年日本海上自衛(wèi)隊訪問夏威夷的兩艘軍艦是1969年服役的香取號練習艦和1970年服役的青云號驅逐艦，其中艦齡較長的“香取”號服役時，珍珠港事件也已經過去了28年之久。接待日艦來訪的美國海軍地勤人員不應當不知道這些基礎的背景知識，所以筆者冒昧揣度，這里有可能是把negative（否定的）譯成了“肯定的”。

　　筆者也曾翻譯過若干外文軍事文章、小說和人物傳記，一直認為，作為一個翻譯者，不僅外語水平重要，中文的水平更重要，最起碼不應該把英語式的語法結構生搬硬套到中文譯文當中來。除此之外，雖然不能要求譯者是面面精通的全才，但動筆翻譯之前也應當對所翻譯的文章有基本的了解。如果對待翻譯作品的態(tài)度認真一些，多查閱些資料，以“炮”為“槍”、“抗日戰(zhàn)爭勝利日”這種常識性錯誤應當是不難避免的。

　　壞翻譯的共同之處

　　筆者在翻譯時注意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在現(xiàn)代英語文獻中，經常會出現(xiàn)大量的德語、法語、意大利語、俄語等借詞或名詞縮寫，比如Luftwaffe（德國空軍）、Il Duce（法西斯“領袖”）、Panzer IV（德軍四號坦克）、NKVD（蘇聯(lián)內務人民委員部）等等。有時還面臨用羅馬字母拼寫的日語人名、地名，由于涉及的是歷史事件，失之毫厘就會謬以千里。我的經驗是利用網絡上的海量資源，尤其是英文的維基百科網站，及其跨語種鏈接，在查證外來語的譯法譯名時非常有用。即使譯者不具備這樣的時間或者能力，出版社也應當盡到把關的基本職責，庶幾可免“禍棗災梨”之譏（古代雕刻書版多用棗木和梨木，作者往往說自己的作品水平不高，“禍棗災梨”。雖然是自謙用語，但這四個字用在質量不佳的翻譯作品上卻是恰到好處）。

　　人們讀過董樂山、施咸榮等大師翻譯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巴黎燒了嗎》、《麥田守望者》這些優(yōu)秀的翻譯作品之后，往往會有酣暢淋漓之感，而這些優(yōu)秀的翻譯作品又各有各的優(yōu)點和風格。反過來，壞的翻譯作品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漢語差、常識弱，讓人啼笑皆非。筆者以前曾經翻閱過一本令人拍案稱奇的翻譯作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希特勒時代的柏林》，譯者沈某是南京大學法語系的博士研究生（這本書是從法語翻譯過來的）。該書的譯文就屬于典型的“金山詞霸在線翻譯”風格：一方面專有名詞謬誤百出，這還是有相關知識的讀者能自行分辨的地方；另一方面，好多段落恐怕連漢語都不能算，壓根就不知道譯者想表達什么意思，讓讀者如同看《尤利西斯》一樣直犯迷糊。不過，這本書的譯者沈女士在譯后記中講述自己的翻譯心得時，卻有一條可供參考之處。那就是譯者應當在“通才”（擁有廣博的學識）的基礎上成為“專才”（翻譯出優(yōu)秀的作品）。如果一味地追求語言的優(yōu)美而忽略學科、題材等其他因素，那么只能說是語言的奴隸，而非優(yōu)秀的譯者。

　　“人們讀過董樂山、施咸榮等大師翻譯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巴黎燒了嗎》、《麥田守望者》這些優(yōu)秀的翻譯作品之后，往往會有酣暢淋漓之感，而這些優(yōu)秀的翻譯作品又各有各的優(yōu)點和風格。反過來，壞的翻譯作品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漢語差、常識弱，讓人啼笑皆非。”

　　□閻京生（《戰(zhàn)爭史研究》主編

本文使用 文章同步助手 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