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1)
作者:密洛凡?吉拉斯(又稱米洛萬,南斯拉夫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南斯拉夫締造者與第一代領導集體重要人物,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戰(zhàn)士與軍事家,后被幽禁) 獻給親愛的安奈林?比萬(左翼工黨活動家),深表懷念 翻譯bilibili@波西米亞波蘭貓@靈魂里の林登萬,無關任何時政。翻譯作品立場不代表譯者立場。希望過審。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I 前言
人類記憶的本質是擺脫多余的東西,只保留那些在后來的事件中被證明是最重要的東西。然而,這也是它的弱點。由于有偏見,它無法幫助調整過去的現(xiàn)實,以適應目前的需要和未來的希望。意識到這一點,我努力盡可能準確地陳述事實。如果這本書仍然沒有擺脫我今天的觀點,這不應歸因于惡意,也不應歸因于參與這些事件的人的偏見,而應歸因于記憶本身的性質,以及我根據(jù)我現(xiàn)在所知道的情況來闡明過去的遭遇和事件的努力。在這本書中,沒有什么是精通的讀者將不會知道從出版的回憶錄和其他文學。然而,由于一個事件變得更容易理解和有形,如果解釋得更詳細,從幾個有利的角度,它可能是有用的,如果我,也有我的意見。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枯燥的事實更重要,所以我對它們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如果這本書包含了任何可能被稱為文學的東西,那么這也不應該歸因于我的表達風格,而應該歸因于我想讓主題盡可能有趣、清晰和真實。1955年或1956年,在我寫自傳的時候,我想到了一個想法,要把我和斯大林的會面寫成一本單獨的書,可以先出版。然而,我進了監(jiān)獄,在我被監(jiān)禁的時候,我寫不出這樣的書,盡管它涉及的是過去,因為它只能觸及當前的政治關系。直到1961年1月我從監(jiān)獄獲釋后,我才回到了我的舊想法。當然,這一次,鑒于情況的變化和我自己觀點的演變,我不得不以相當不同的方式處理這一問題。 一方面,我現(xiàn)在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這些歷史事件的心理方面,人的方面。
此外,關于斯大林的敘述仍然是如此矛盾,他的形象仍然是如此生動,以致我也感到有必要在最后根據(jù)個人的知識和經驗,提出我自己對這位真正神秘人物的結論。
最重要的是,我被一種內在的沖動所驅使,要把對那些書寫歷史的人,特別是對那些為更自由的人類生存而奮斗的人可能具有重要意義的話都說出來。無論如何,如果真相不受損害,即使它被我自己的情緒和判斷所籠罩,讀者和我都應該感到滿意。因為我們必須認識到,關于人和人的關系的真理,無論多么完備,永遠只能是關于特定的人、特定時期的人的真理。 第一序章:狂歡(Raptures)
第一部分
第一個來到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和游擊隊最高司令部的外國軍事使團是英國。它于1943年5月空降。蘇聯(lián)代表團在九個月后抵達 - 1944 年 2 月。在蘇聯(lián)使團抵達后不久,出現(xiàn)了向莫斯科派遣南斯拉夫軍事使團的問題,特別是因為這種使團已經分配給相應的英國司令部。在最高統(tǒng)帥部,即當時在總部工作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中,產生了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團的熱切愿望。我相信鐵托向蘇聯(lián)代表團團長科爾涅耶夫將軍談到了這件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事是通過蘇維埃政府的電報解決的。向莫斯科派遣一個使團對南斯拉夫人具有多方面的意義,使團本身的性質與指派給英國司令部的使團性質不同,目的也大不相同。眾所周知,正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組織了反對德國和意大利在南斯拉夫的占領軍及其國內合作者的游擊隊和叛亂運動。在通過最殘酷的戰(zhàn)爭解決民族問題的同時,它繼續(xù)將自己視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員,視為與蘇聯(lián)密不可分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故鄉(xiāng)”。在整個戰(zhàn)爭期間,黨的最內部機構,政治局,更廣為人知的是名字是--Politburo,設法通過無線電與莫斯科保持聯(lián)系。嚴格地說,這種聯(lián)系是同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的聯(lián)系,但同時也意味著同蘇維埃政府的聯(lián)系。? 戰(zhàn)爭帶來的特殊條件和革命運動的生存斗爭已經多次導致與莫斯科的誤解。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要提到以下幾點。莫斯科永遠無法完全理解南斯拉夫革命的現(xiàn)實,也就是說,在南斯拉夫,在抵抗占領軍的同時,國內革命也在進行。這種誤解的基礎是蘇聯(lián)政府擔心西方盟國,主要是英國,可能會憎恨它利用被占領國家的戰(zhàn)爭不幸來傳播革命及其共產主義影響。像許多其他新現(xiàn)象一樣,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斗爭不符合蘇聯(lián)政府和國家的既定觀點和無可爭辯的利益。莫斯科也不了解南斯拉夫戰(zhàn)爭的特殊性。無論南斯拉夫人的斗爭不僅鼓勵了為保護俄羅斯民族免受納粹德國入侵而戰(zhàn)的軍隊,而且也鼓勵了蘇聯(lián)官方圈子,后者仍然低估了它,哪怕只是因為他們將其與自己的游擊隊和他們自己的戰(zhàn)爭方法進行了比較。蘇聯(lián)的游擊隊是紅軍的輔助部隊,他們從未成長為正規(guī)軍。由于他們自己的經驗,蘇聯(lián)領導人無法意識到南斯拉夫游擊隊有能力變成一支軍隊和一個政府,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會發(fā)展出一種與蘇聯(lián)不同的身份和利益——簡而言之,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這種聯(lián)系中,有一個事件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是決定性的。在所謂的第四次攻勢過程中,1943 年 3 月,最高統(tǒng)帥部和德國司令部之間發(fā)生了談判。談判的場合是交換俘虜,但其本質在于讓德國人承認游擊隊作為戰(zhàn)斗人員的權利,以便停止殺害彼此的傷員和囚犯。當時,最高統(tǒng)帥部、大部分革命軍隊和成千上萬的傷員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致命的危險之中,我們需要我們能得到的一切幫助。莫斯科必須被告知這一切,但我們非常清楚——鐵托因為他了解莫斯科,而蘭科維德更了解本能——最好不要告訴莫斯科一切。莫斯科只是被告知我們正在與德國人談判交換傷員。然而,在莫斯科,他們甚至沒有試圖將自己置于我們的位置上,而是不信任我們——盡管我們已經流下了血流成河——并且回答得非常尖銳。我記得——1943 年 2 月我們突破內雷特瓦河前夕,在拉瑪河邊的一座磨坊里——鐵托對這一切的反應是:“我們的首要職責是照顧我們自己的軍隊和我們自己的人民。這是中央委員會第一次有人公開表示,我們的利益可能與莫斯科的利益不同。這也是我第一次有意識地意識到,如果我們想要在對立世界之間的生死斗爭中生存,那么這種差異是必不可少的,盡管鐵托的話無關,但并非沒有關系。另一個例子發(fā)生在1943年11月29日在亞伊采舉行的反法西斯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會上通過的決議實際上相當于南斯拉夫新的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合法化。與此同時,成立了一個全國委員會,作為南斯拉夫的臨時政府。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準備這些決議時,我們決心在一切結束之前不要通知莫斯科。我們從莫斯科以前的經驗和它的宣傳路線中知道,它將無法理解。事實上,莫斯科對這些決議的反應是如此消極,以至于位于蘇聯(lián)的廣播電臺自由南斯拉夫甚至沒有播出某些部分,以滿足南斯拉夫抵抗運動的需要。因此,蘇維埃政府不了解南斯拉夫革命最重要的行動,即把這場革命轉變?yōu)樾轮刃虿阉鼛У絿H舞臺上的行動。
只有當西方明顯理解亞伊采的決議時,莫斯科才改變了立場,接受了現(xiàn)實。
然而,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盡管對1948年與莫斯科決裂后才能理解的經歷感到痛苦,盡管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同,但他們認為自己在意識形態(tài)上與莫斯科息息相關,并認為自己是莫斯科最堅定的追隨者。盡管重要的革命現(xiàn)實和其他現(xiàn)實使南斯拉夫共產黨人與莫斯科更加徹底和不可調和,但他們把這些現(xiàn)實,特別是他們自己在革命中取得的成功,視為他們與莫斯科及其規(guī)定的意識形態(tài)綱領的聯(lián)系的證明
。對南斯拉夫人來說,莫斯科不僅是一個政治和精神中心,而且是一個抽象理想的實現(xiàn)——“無階級社會”——這不僅使他們的犧牲和痛苦變得輕松而甜蜜,而且在他們自己的眼中證明了他們的存在。
南斯拉夫共產黨不僅在意識形態(tài)上與蘇聯(lián)一樣統(tǒng)一,而且忠于蘇聯(lián)領導是其發(fā)展和活動的基本要素之一。
斯大林不僅是無可爭議的天才領袖,而且是新社會理念和夢想的化身。這種對斯大林人格的偶像崇拜,以及對蘇聯(lián)一切的偶像崇拜,都獲得了非理性的形式和比例。
蘇聯(lián)政府的每一個行動——例如對芬蘭的襲擊——以及蘇聯(lián)的每一個令人不快的特征——例如審判和清洗——都得到了辯護和辯護。更奇怪的是,共產黨人成功地說服自己,這種行為是正確和適當?shù)?,并將令人不快的事實從他們的腦海中驅逐出去。在我們共產黨人中,有些人具有發(fā)達的審美意識,對文學和哲學相當了解,但我們不僅對斯大林的觀點充滿熱情,而且對他提出這些觀點的方式的“完美”感到熱情。我本人在討論中多次提到他的風格非常清晰,他的邏輯的滲透性,以及他評論的恰當性,仿佛它們表達了最崇高的智慧。但即便如此,我也不難發(fā)現(xiàn),任何其他以同樣方式寫作的作者的風格都是單調、貧乏的,是庸俗新聞和圣經的混合體。有時偶像崇拜達到了荒謬的程度:我們認真地相信戰(zhàn)爭將在 1942 年結束,因為斯大林是這么說的,當這未能發(fā)生時,預言被遺忘了——先知沒有失去他超人的力量。事實上,在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長河中,發(fā)生在每個人身上的事情,都是在人類的漫長歷史中,每一個把自己的個人命運和人類的命運完全服從于一個觀念的人所經歷的:他們不知不覺地用自己斗爭及其正當性所要求的術語來描述蘇聯(lián)和斯大林。因此,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前往莫斯科,一方面帶著蘇聯(lián)政府和蘇聯(lián)的理想形象,另一方面帶著他們自己的實際需要。從表面上看,它類似于派往英國的任務,但在組成和概念上,它實際上標志著與具有相同觀點和目標的政治領導層的非正式聯(lián)系。更簡單地說:
特派團必須既具有軍事性質,又具有黨派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