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八日，李衛(wèi)上奏稱他收到消息，日本近年來頻頻招募中國人前去教授弓馬技藝，且無故打造戰(zhàn)船，肯定是居心叵測，朝廷一定要盡快加強海防，有備無患云云。

而雍正帝的朱批，除了對于李衛(wèi)的建議深表贊同外，還對奏折里的一句話做了小小的修改。

李衛(wèi)：天朝之待外夷，罪惡昭著者，必申征討之誅。

雍正：天朝之待外夷，若無罪惡昭著者，必不申征討之誅。

雍正的心思躍然紙上：咱們做好自己的事情，布置完防御工作就行，別的就隨他去吧。不需要糾結(jié)太多。

那么，李衛(wèi)得到的消息到底可靠嗎？結(jié)合日方史料來看，堪稱是極其精準。

據(jù)《唐馬乘方補遺》、《信牌方紀錄》，早在1725年，幕府就向長崎奉行下達了招募清朝武官的命令。由于這時清朝已經(jīng)解除海禁，許多中國商人為了討好幕府，獲得作為貿(mào)易許可證的“信牌”，而很主動的攬下了這樁任務(wù)。甚至于，連1723年浙江武舉鄉(xiāng)試第五名張燦若，都化名為“陳采若”，在1727年被招募前往日本，并停留了整整4年。在這期間，他將自己擅長的雙刀、蘇秦背劍，以及一馬一箭、一馬三箭等清朝武舉科目通通傳授給了日方。李衛(wèi)上奏之時，僅是張燦若赴日的隔年。而且他對中國商人為了“信牌”而在中間給日本牽線搭橋的事情也非常清楚：

“（我國商人）貪夷人倭照，爭相貿(mào)易，唯恐失其歡心，掯照不發(fā)，故凡有指名求索之處，無不依從?！?/p>

從這些奏折內(nèi)容出發(fā)，可以證明清朝的對日情報工作相當成功。無論是雍正還是李衛(wèi)，對日本的國力都有清醒的認識，知道日本以武力值論是東洋第一強國，朝鮮等都迫于其威勢而與之通好：日本雖蕞爾島夷，恃其銅鑄炮火攻擊甚遠，倭刀器械犀利非常，前明曾屢為?；迹跂|洋稱一強寇?！薄皷|洋獨日本為強，鄰國無不懼之?！薄埃ǔr與日本）往還親密，無非畏其勢大力勝之故?？滴鯐r期的對日政策并無二致。早在1701年，康熙就密令蘇州織造李煦安排“杭州織造烏林達莫爾森”假扮商人前往日本探聽情報。這位大清的間諜在當年六月初四從上海啟航，十月初六返回寧波，隨后立即前往北京將所見所聞告知康熙。

雍正帝在給李衛(wèi)的批復中，還很有意思地說，都是因為莫爾森當年“極言其恭順懦弱”，才使得康熙放下了對日本的警惕，“開洋之舉，亦由此起。”這才留下了現(xiàn)在的禍患。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爆發(fā)了一件中日交往史上的大事“信牌事件”。簡而言之，就是德川幕府在1715年下令，以后來日本貿(mào)易的中國商人，必須領(lǐng)取日本發(fā)給的信牌，下次再來貿(mào)易時才會放行。

對于清朝來說，一旦允許本國商民接受日本發(fā)放的信牌，無異于讓天朝上國威嚴掃地。所以浙江巡撫徐元夢將這些信牌全部收繳，并把詳情上奏康熙裁奪。

有意思的是，朝堂之上為此事件分成了兩派。大學士馬齊等人提議：“以我中國商船受長溪地方牌票，不但有乖大體，相沿日久，大生弊端，亦未可知。應將作何行文倭子之處詳議，將伊所給牌票發(fā)回......”

但是，康熙皇帝連續(xù)三次駁回了馬齊他們要與日本交涉，取締信牌的主張。這位大清皇帝還聰明的幫日本找了個借口：

“各位愛卿說我們大清商人接受日本信牌是有乖國體，但是吧，根據(jù)朕派去日本的探子回報，信牌不過是日本商人之間使用的憑證，不是人家官府發(fā)的東西。浙江巡撫小題大做了......”

在康熙的堅持之下，清朝默認了商民接受日本信牌的事實?？滴鹾陀赫绱伺刈o日本的態(tài)度，或許很讓不了解這段歷史的朋友疑惑。但這背后實則有關(guān)清朝的經(jīng)濟運行，即銅錢體系的穩(wěn)定。乾隆朝云南銅礦產(chǎn)量劇增之前，清朝鑄錢使用的銅，大多依靠對日貿(mào)易輸入。從順治朝開始，清廷就主動號召商人去日本買銅。

以康熙五十五年的數(shù)據(jù)來說，當年清朝使用的云南銅為166萬3千斤，但使用的日本銅卻達到了277萬2千斤。從順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這60年間，日本流入清朝的銅更是超過一億一千四百四十九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