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97年保加利亞第二帝國被奧斯曼帝國所滅，此后保加利亞進入了近五百年的被統(tǒng)治歷史，整個保加利亞民族和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chuàng)。而就在保加利亞文明瀕臨消逝之際，近代保加利亞民族復興運動的興起，在保加利亞的漫漫長夜中劃開了一道曙光......

保加利亞被奧斯曼占領時期

18—19世紀，曾盛極一時的龐大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開始解體，曾經(jīng)橫跨三大洲的雄強帝國如今逐步淪為“西亞病夫”，此時的歐洲列強都想染指這塊板上肥肉，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被統(tǒng)治數(shù)百年的保加利亞人開始了民族復興運動......

鼎盛時期的奧斯曼帝國

開端

18-19世紀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內(nèi)憂外患，1768—1856年的5次俄土戰(zhàn)爭使奧斯曼失去了克里米亞半島；在跟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斗爭中又失去了敘利亞、克里特島等地；法國大革命影響下的巴爾干居民意識覺醒，希臘、塞爾維亞等地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

奧斯曼帝國后期的率落

為了救亡圖存，奧斯曼統(tǒng)治階級開始被迫改革，學習西方先進制度、科技，改革軍事、經(jīng)濟和政治，發(fā)展本國資本主義。1839年奧斯曼頒布了名為"玫瑰園敕令"的改革詔令，極大發(fā)展了帝國剛剛萌芽的資本主義。

得益于上述政策，奧斯曼治下的保加利亞經(jīng)濟、土地、軍事制度也開始向資本主義過渡，而資本主義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被緊緊拴在土地上的農(nóng)民，隨著商品貨幣關系的發(fā)展，這些農(nóng)民開始脫離土地進入早期工場勞動。

保加利亞農(nóng)村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就此開始，但同時也加速了農(nóng)村的兩極分化。等到19世紀中期，擁有大量土地、牲畜和金錢的新型工商業(yè)地主崛起，一些古老的城鎮(zhèn)開始復蘇，如索非亞、大特爾諾沃、普羅夫迪夫等。

保加利亞位置地圖

當時保加利亞的羊毛厚粗呢及其制品、花邊裝飾品、皮革、皮拖鞋、毛皮制品、煉鐵、制銅等在奧斯曼帝國各地享有盛譽。尤其保加利亞紡織業(yè)更是繁盛，不僅促進了民族市場的形成，還培育了保加利亞民族資產(chǎn)階級。

所以在這種奧斯曼帝國并不徹底的改革之下，保加利亞土地上的社會經(jīng)濟和階級結構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為保加利亞民族復興運動奠定了一定的社會物質(zhì)和精神基礎，一部分愛國進步人士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開啟了保加利亞的民族復興......

發(fā)展

保加利亞民族復興運動主要發(fā)展于18世紀中期至1878年的一百多年中，這段時期巴爾干諸國民族復興運動全面興起，通過反對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壓迫和伊斯蘭教的精神奴役，試圖在昔日傳統(tǒng)基礎上來恢復和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國家。

奧斯曼帝國

保加利亞早期的民族復興代表人物是帕伊西·希林達爾斯基(Parisi Hilendarski)，一位才識過人的啟蒙思想家。他早年在希臘“希林達爾”修道院學習，后轉入“佐格拉夫"修道院，期間跟其他地區(qū)多個國家的修士、神甫進行交流，并開始寫作。

這位帕伊西·希林達爾斯基經(jīng)過多年收集和整理資料，歷經(jīng)艱難寫成了一部保加利亞歷史，公元1762年他的代表作《斯拉夫—保加利亞史》發(fā)布，全稱為《關于人民、關于保加利亞國王和神甫、關于保加利亞的各種活動和保加利亞過去的斯拉夫保加利亞史》。

此書講述了保加利亞歷史上的種種榮光，試圖喚醒保加利亞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在書中發(fā)出號召：“保加利亞人要認識到自己是一個民族，要熱愛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祖國和保加利亞人這一稱號，絕不要以稱自己是保加利亞人為恥。”

由于此書目的就是為了喚醒大多數(shù)底層保加利亞人，所以帕伊西用了最直白的口語方式，言簡意賅講述了保加利亞的歷史，對此帕伊西說："為了淳樸的保加利亞人民，我寫了這本淳樸的書?！?/p>

果然此書一經(jīng)面世便在保加利亞人中間傳播開來，沒有印刷業(yè)，人們就手抄，以這種方式傳遍保加利亞。由于此書反映了保加利亞民族意識的覺醒，對日后保加利亞歷史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所以《斯拉夫—保加利亞史》也被視為保加利亞文學和歷史學的開山之作。

公元1773 年，帕伊西·希林達爾斯基在阿森諾夫格勒去世。但他寫的《斯拉夫—保加利亞史》卻成為了星星之火，點燃了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燎原烈焰，帕伊西未竟的事業(yè)也交棒給了同時代年輕的繼承者們。

這些繼承者當中，最有才華的要屬索弗羅尼·弗拉查斯基（原名斯托伊科·弗拉迪斯拉沃夫）。他早年擔任神甫和小學教員，后被希臘大主教任命為保加利亞西北部弗拉查教區(qū)的主教，并在1765年結識了帕伊西，從此成為了帕伊西事業(yè)的支持者和繼承者。

通過帕伊西的啟發(fā)，這位索弗羅尼·弗拉查斯基修士用白話口語對教民布道，闡述民族復興的思想，還將畢生思想寫成一部名為《信徒索弗羅尼生平與苦難》的自傳中，揭露奧斯曼帝國殘酷的專制統(tǒng)治，展現(xiàn)了苦難的保加利亞人民。

因此他也被奧斯曼當局通緝，后被迫離開保加利亞前往羅馬尼亞避難，但仍舊致力于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比如在布加勒斯特期間，他就趁著1806—1812年俄土戰(zhàn)爭的機會四處奔走：

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

索弗羅尼一方面派人到圣彼得堡請求俄國沙皇支持保加利亞的民族復興和解放運動，希望保加利亞能成為沙皇俄國保護下的一個自治區(qū)；另一方面又號召保加利亞僑民募捐資金幫助俄國軍隊，還組織起地方隊伍參加打擊奧斯曼土耳其的戰(zhàn)爭。

所以保加利亞的民族復興在索弗羅尼這里變成了行動，只不過在1813年他就去世。死前他仍舊致力于發(fā)展教育，主張用人民熟悉的語言出版書籍和舉行祈禱儀式，以培養(yǎng)保加利亞人民的民族屬性和民族意識，以激發(fā)其愛國熱情。

經(jīng)歷帕伊西·希林達爾斯基、索弗羅尼·弗拉查斯基和同時期無數(shù)進步人士的努力，保加利亞民族復興和解放運動終于蓬勃發(fā)展起來了.....

成就

早期保加利亞民族復興運動的先行者們非常清醒的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經(jīng)過數(shù)百年被奧斯曼人的統(tǒng)治，保加利亞本民族的文化教育遭到了嚴重摧殘，此時的保加利亞教育還是少數(shù)精英階層才能接觸到的“稀罕物”。

保加利亞民族

在當時印刷業(yè)、教育業(yè)不發(fā)達的保加利亞，廣大底層人民有苦難言、有話難說，無法聯(lián)合起來復興保加利亞。所以一些進步保加利亞精英開始建立本民族的世俗教育學校，學習西歐先進制度，加強跟西歐之間的貿(mào)易、文化聯(lián)系。

首位提出建立保加利亞現(xiàn)代化學校的是佩特爾·貝龍博士，一位接受過良好西方教育并游歷西歐各地的教育家兼學者。1824年他就出版了《多門訓誡初級課本》（又稱《識字課本》）闡述了自己的主張。

佩特爾·貝龍主張實施符合時代精神的現(xiàn)代教育，給年輕一代講授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還提出要在學校講人民的語言，拋棄繁瑣且小眾的教會語言。這個主張迅速得到廣泛認同，此書也開始被普遍采用。

隨后佩特爾·貝龍博士的追隨者——阿普里洛夫實現(xiàn)了開辦世俗學校的理想。瓦西爾·阿普里洛夫就讀于莫斯科的希臘學校，后在維也納的一所大學學醫(yī)，于公元1835年在加布羅沃創(chuàng)立了保加利亞第一所世俗學校。

該學校影響深遠，其首位校長也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內(nèi)奧菲特·里爾斯基。此后十年間，保加利亞學校組織遍地開花，總數(shù)達幾十所。而1840年保加利亞又首現(xiàn)女子學校，此后像商業(yè)學校、師范學校等各式學校拔地而起。

隨著教育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保加利亞對于教師和各類專業(yè)人才的缺口被打開，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將子女送到相對發(fā)達的俄國和西歐去學習先進文化知識。1865年，俄國沙皇政府建立專項基金，幫助南部斯拉夫青年到俄國高等院校學習，從而打開了保加利亞人留學俄國的新道路。

后來的歷史證明，這些追求先進知識的進步青年，在學成后，對保加利亞文學、藝術、科學、教育和民族解放，都起到了至關重要和帶頭先鋒的作用，對保加利亞發(fā)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在蓬勃發(fā)展的教育業(yè)帶領下，保加利亞印刷業(yè)、出版業(yè)也獲得了發(fā)展，并在文學上取得了突破，一些進步文學家所創(chuàng)的詩歌、小說、戲劇作品開始歌頌保加利亞人民反抗奧斯曼土耳其奴役的英雄業(yè)績。

毫無疑問這些成就注定不被奧斯曼當局所認可，年輕的保加利亞進步人士不惜用鮮血捍衛(wèi)來之不易的民族復興成果，像波特夫、拉科夫斯基、卡拉維洛夫等人就成為了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

1869年保加利亞學會成立，隨后發(fā)展為保加利亞科學院，由此開啟了保加利亞人“科學救國”的道路。此外1844年保加利亞首家雜志——《語文》創(chuàng)刊；1846年首家報紙——《保加利亞之鷹》問世......

保加利亞科學院

雖然這些成就跟同期歐洲國家差距仍舊很大，但卻堅定的邁出了勇敢的一步，從此保加利亞民族復興和解放運動開始全面興起和蓬勃發(fā)展，這場保加利亞民族復興運動為后來的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奠定了精神、文化和思想基礎，喚醒了廣大保加利亞愛國人士！

而就當廣大保加利亞人終于在思想文化上覺醒之后，一些先行者又轉移了斗爭陣地：他們開始在宗教領域展開了新的征程，不僅要復興保加利亞民族文化，還要爭取保加利亞東正教教會的自治和獨立！

宗教斗爭

奧斯曼治下的保加利亞東正教會成為了廣大底層保加利亞人的“最后避風港”，所以逐漸在保加利亞人政治、經(jīng)濟、文化生活中發(fā)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慢慢變成了第二個國家政權機構。

傳統(tǒng)教會的腐敗和“過時”早就不得人心，尤其依附于奧斯曼當局的教會機構早就失去了獨立地位，依附于君士坦丁堡總教區(qū)。為了捍衛(wèi)保加利亞人的宗教獨立和自治，復興的保加利亞勢必要在宗教上跟奧斯曼人進行斗爭。

君士坦丁堡

早期保加利亞山區(qū)的修道院成為了喚醒保加利亞民族意識、保存?zhèn)鹘y(tǒng)文化的重要據(jù)點，并在隨后的保加利亞民族復興運動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所以等到19世紀，保加利亞人就喊出了自己的口號：

“自由不需要大主教，而需要卡拉賈（保加利亞反異族壓迫的革命起義者）”、“獨立不靠禱告，而靠鋤頭！”由此宗教陣地逐漸成為了保加利亞人民族復興和民族解放的另一個主要戰(zhàn)場，開啟了保加利亞教會運動。

整個保加利亞教會運動的核心，是要使設在君士坦丁堡的保加利亞教會脫離君士坦丁堡總主教區(qū)的管轄，并在保加利亞境內(nèi)成立自己的獨立教會。為此從1840年起，保加利亞教會活動家就開始同君士坦丁堡總主教區(qū)的希臘宗教首領們進行了頑強的斗爭。

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爾）

公元1870年2月，奧斯曼帝國宰相向保加利亞和希臘雙方的宗教代表頒布了蘇丹的詔書，敕令成立保加利亞獨立教會，名為"保加利亞全國正教會"。但君士坦丁堡總主教區(qū)卻拒絕接受蘇丹敕令（希臘東正教會希望恢復拜占庭帝國輝煌，實現(xiàn)“大希臘”理想）。

此時西歐列強和羅馬教皇卻支持保加利亞教會獨立，希望借此擴大天主教在巴爾干勢力范圍。所以在多方勢力爭奪之下，公元1871年著名的保加利亞教會君士坦丁堡會議開始舉行。

保加利亞宗教代表齊聚君士坦丁堡，召開第一屆高級神職人員會議，討論和通過了全國正教會（獨立教會）的教規(guī)章程，并于1872年2月選舉維丁都主教安蒂姆為首任大主教（教區(qū)長），標志著保加利亞獨立教會斗爭成功。

但此舉卻沒有被君士坦丁堡總主教會承認，并在1872年9月宣布保加利亞獨立教會為"異端"，并將其開除出東正教教會。但兩年后的1874年，因斯科普里主教轄區(qū)和奧赫里德主教轄區(qū)加入保加利亞教會，獲得了奧斯曼帝國蘇丹頒賜的特權狀書，這標志著保加利亞教會的獨立得到了帝廷承認。

1871年保加利亞教會君士坦丁堡會議

至此，保加利亞教會終于獨立，它為日后保加利亞國家獨立和統(tǒng)一開辟了道路，與當時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一起，為保加利亞民族的形成創(chuàng)造了條件，并深刻影響著今天保加利亞的發(fā)展和復興......

那么保加利亞人在發(fā)展民族復興運動的同時，又進行了哪些反奧斯曼土耳其的活動？轟轟烈烈的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運動又是怎樣發(fā)展進行的？保加利亞最終是如何脫離奧斯曼統(tǒng)治而重新獨立建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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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保加利亞史》、《外國軍事人物辭典》、《保加利亞史略》、《歐洲歷史大辭典》、《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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