賁于余暉:長安三萬里的文與質(zhì)

《長安三萬里》是一部難得的好電影。
對中國CG業(yè)來說,它實在算是一個里程碑。
以前的CG不是糾纏于技術(shù),就是糾纏于故事,文化只是一個“贅飾”,于是從人物設(shè)計到敘述節(jié)奏,香蕉人的問題,幾乎不可克服。
而不管是豐腴的馬,還是寫意與胸懷的人體比例,當(dāng)《長安三萬里》使文化成為了敘述的主軸,成了一種媒體展開的根本圭臬,一瞬間,一個文化的血脈——那些臣服于符號的,我們這個民族獨有的境界——就這么自然而然的有了它娓娓道來的路徑。
不需要去刻意追求什么水墨與粒子效果的融合,也不需要去糾纏于故事到底要遵從哪種起承轉(zhuǎn)合。
但凡這傾訴里,仍然眷戀與一個文化的血脈;但凡我們這些后人里,還有人在根骨上鐫刻了它的余韻,那么這個大開大合近三個小時的“颯颯散文”,就足以令人動容。
其實,拿我來說,我并不是一個文學(xué)根骨足夠好的人。很多討論的文字里,都對影片中出現(xiàn)的一個個身影,耳熟能詳。
可對于我來說,高適似曾聽說,卻全然不識,崔宗之、崔顥、岑夫子,丹丘生張旭之流,就干脆全然不察。
至于王維、孟浩然、詩句的斷章殘片我也許“耳熟”,但到底哪段文字屬于那個詩人,我還得擺弄幾下鍵盤才能濫竽充數(shù)。
當(dāng)然,再不濟(jì),李白杜甫,確實家喻戶曉。但說到底中國“文學(xué)”與“文化”的那份天然的親昵,在我這里恐怕慚愧的是,最多也就只能是個“氣若游絲”。
但,即便這樣我觀影的整個過程里,紅了幾次眼眶,哽咽了幾下喉頭,也是無從避免。
畢竟,雖然大唐盛世下的文采我沒有多少涉獵,可這個文化幾千年的、思想與精神的變遷,卻是我這一生恐怕都難以割舍的呵護(hù)。
所以,整個影片帶給我的“唏噓”,不僅僅是這個民族曾經(jīng)的“文采飛揚(yáng)”,更多的一份惆悵,倒反而讓我想起了錢穆在《宋明理學(xué)概述》里的一段評論。
大意是:經(jīng)唐五代,到宋初,中國文化在思想精進(jìn)上其實“乏善可陳”,若是嚴(yán)格篩選,傳承到宋,能被稱之為思想貢獻(xiàn)的竟只有一本《宗鏡錄》。
更令人唏噓的是,這本《宗鏡錄》用錢穆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漢化佛教的《呂氏春秋》。
于是蔚為大觀的背后,即便是所謂的“漢傳”也只能教條于一種雜燴。
從這點出發(fā),唐確實是中華文化在文學(xué)上的璀璨至極。但似乎這高適與李白貫穿的“盛唐氣象”,背后卻也隱隱透露出一個文明在其精神的血脈上,走到了“后繼無人”的困境?
朱熹在宋初驚悚與十個士大夫,九個信佛,一個民族“自強(qiáng)不息”的那個“革故鼎新”,在佛教“緣起性空”的壓力下,在入世與出世的彷徨之間,只能回旋于所謂的“天命靡?!?。
宋明理學(xué)奮起于先秦古意的救亡圖存。但結(jié)果卻是明末清初三教合流下的悲壯失敗……。
于是在這部影片中,在長安三萬里的風(fēng)流之下,我卻難以遏制的感受到一種“悠揚(yáng)哀歌”的回轉(zhuǎn)。
創(chuàng)作者借高適之口,想要表達(dá)的那個“傳文則不滅”的期盼,卻在我的腦海里不可遏制的勾起了“去質(zhì)留文”的——賁。
盛唐……本質(zhì)上是一個“剝”。
剝用厚而爛熟,在氣象上是泰卦的“極”,天下萬物匯于六五,
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
天下俊杰縱橫于山川大地之間,好一個蔚為壯觀!
可——在動力上,剝卦卻已經(jīng)是強(qiáng)弩之末的“不利有攸往”。
從唐至宋,先秦文化的“質(zhì)”正在不可遏制的衰竭。從韓愈的“師道”到明初的“心學(xué)”,儒家一切的嘗試都沒有能保得住剝卦上九的“碩果不食”。
于是從孔子起就困擾儒家的“賁”,最終還是不可避免的到來了……。
“天地一逆旅,萬古空悲切”——仙——這個山中人,這個曾經(jīng)鄰里于世間的“蓬萊”,最終還是成為了“九霄云外”的縹緲。
學(xué)道帶給李白的困惑,感悟、悵然和不甘。其實從來不是李白的問題,而是道家在佛教壓力下淪落為道教的所有的——彷徨。
人,最后的人,最后還能隱隱約約挺立于天地之間的人,雖然氣息尚存卻也已經(jīng)心猿意馬。
唐朝的詩人們似乎是這古意下最后的“天之驕子”。他們還保留了那“咸恒”的大道有情,還沒有迷失到后世“天理人欲”的糾葛中,所誤解的那個“大道無情”。
情——這個道德的根本精神,還沒有完全被“倫理”所污染,沒有把它猥瑣在生物的羈絆之下,徇私于所謂“愛”與“親”。
友作為情的最根本的“精神”,仍然遵從于孟子所謂的“天下萬物皆備于我”的——咸其輔頰舌。
友情是經(jīng)年的“獨在”,也是不斷的“同生”。
可以為一壺酒披月千里,也可以在東西路上此生不見!
這就是咸的“感而不應(yīng)”,也是恒的“萬年遙卻舉手之間”。
唐朝那最后的人,雖然已經(jīng)在推杯換盞之間,有了九重天外的迷惑,但大唐里的這些詩人們,卻還能在文字的揮灑內(nèi),受得住天地同在的“不息”,而不至于攀緣于宋儒理下的“天人合一”。
是的,最后的余暉。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從唐開始,文學(xué)的燦爛是先秦古意最后的“動能”。
宋儒們雖然還能受蔭于這個文化的遺音,但朱熹那一代士,確實也已經(jīng)清楚的感受到了動力的根本喪失。
大唐,李白,書與詩。
不管創(chuàng)作者的希冀是什么,這一切都只能是“白賁,無咎”。
這個文化從唐末出發(fā),就已經(jīng)落入了剝難去復(fù)的困厄。
以至于那個所謂的“還在”,直到今天,還仍然無法返回它自在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