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銅元的版別及鑄造時間

選自《中國錢幣》1988年03期，蔡聲健

太原電解銅廠原存有部分銅元，挑選后，僅發(fā)現(xiàn)兩枚鑄有“山西”字樣的銅元，正面上端為“中華銅幣”四個小字，下端為“當制錢十文”五個字，兩邊為“山西”二字，中間有一環(huán)圈，圈內(nèi)為相交五色國旗和十八星軍旗。背面為嘉禾圖案，當中“壹枚”二字，直徑為2.7厘米（圖一）。査有關資料，太原在民國年間設有銅元廠，鑄造銅元最高日產(chǎn)量為120萬枚，數(shù)年間共鑄當十文銅元421 138 994枚。此外,還鑄有當廿文銅元。這樣大量的銅元在何處流通？其樣式如何？1984年出版的《山西金融志》，刊登了山西造銅元的圖片，并有簡單介紹：?1916年（民國五年）,閻錫山設了一個銅元局，收買民間制錢，改鑄銅元，所鑄兩種銅元，當十稱作'單枚'，當二十稱作'雙枚'"?？上Ц綀D模糊不清，所載鑄造年份也有誤，且“單枚”與“雙枚”的提法也與圖片背文不符（民國十三年鑄有一種背“雙枚”二字的銅元，圖案與此完全不同，二者易混淆）。圖片中的當十文銅元與當二十文銅元在太原電解銅廠回收之銅元中大量存在，分民國八年與民國十年兩種版別（圖二）。而這兩種銅元在徐祖欽《中國錢幣目錄》中，被列為中央鑄幣。孔祥賢在《清初至民國銅質(zhì)輔幣的演變》一文中，對其中八年版的銅元略有介紹：“如民國八年的'中華銅幣'，面值貳拾文，直徑32毫米，重11克，每斤45個，比十文銅板又輕2.3克，各省軍閥當然比中央政府走得更一遠”①，孔先生也認為這種貳拾文的“中華銅幣"是中央所鑄。此外，翁文忠、吳榕在“天水沙版及其它"一文中對八年版也有談及，并附有圖，文中寫到：ft-1921年（民國十年），孔繁錦為天水鎮(zhèn)守使，…他一面設法購買機器，一面先行土法翻鑄。這種土鑄翻沙的銅幣，錢幣界稱為'天水沙版'，可分為前期和后期兩個部分；前期以模仿為主，開始仿造四川的篆漢字銅幣，后來又仿河南雙旗（圖三）…"。把民國八年版銅元當成河南鑄造。那么，這兩種銅元究竟是中央鑄、河南鑄，還是山西鑄？成為需要搞清的問題。

我們從圖二可知，“壹枚”和“貳拾文"均有兩種圖案，可稱為八年版（A組）和十年版（B組）。A組中，十文之正面上端為“中華銅幣”四個小字，下端為“當制錢十文”五個字，兩邊各有一以五角星為核心的圖案，當中有一圓環(huán)，環(huán)內(nèi)為交叉雙旗，背面為嘉禾圖案，中間為“壹枚"二字；廿文之圖案和十文的一樣，不同處僅正面下端為“民國八年”四字，背面中間為“貳拾文”三字。B組圖案與A組大部份一樣，只有幾處小異，如正面兩側(cè)各多兩朵小花；圈內(nèi)之五色旗上有小花、方格、圓點等裝飾；結繩有穗；所鑄年份不一。可見二者出自同一設計，為同廠所鑄。現(xiàn)用八年版為代表與中央鑄、河南鑄、山酉鑄之銅元做一比較，從而可以看出這兩種銅幣究為何地所鑄。

首先與中央鑄幣相比。中央鑄幣中用國旗嘉禾圖案的有“開國紀念幣"和“當十（拾）銅元"兩種；開國紀念幣（圖四）正面上端為“中華民國”四個小字，下端為“開國紀念幣"五個字，兩側(cè)各有一朶小花，中間圈內(nèi)為相變之五色旗與-卜八星旗，背面為嘉木圖案，中間為“十文"二字。這種嘉禾圖案是孫中山先生在1912年3月9日發(fā)布大總統(tǒng)令中所規(guī)定：“新幣花紋中間應繪五谷模型，取豐歲足民之義，垂勸農(nóng)務本之規(guī)"。到1912年6月8日，參議院決定：“開國紀念幣以國旗嘉禾為主圖，以后各省依式鑄造"③。故國旗嘉禾圖案實為民國年間鑄幣之定制，并非凡國旗嘉禾圖案者必為中央所鑄。因此，八年版之銅元正面雖與開國紀念幣極為相似（除文字、花朵不同外，其余設計均一樣），但不能以此為依據(jù)定為中央鑄，因為中央鑄開國紀念幣與當十（拾）銅元（圖五），正面均寫“中華民國”稱號，背面圓環(huán)外都有一圈英文THE REPUBLIC OF CHINA TEN GASH(中華民國、十文)，而八年版正面是“中華銅幣”，背面無英文，標明“壹枚”，含義明顯不同，故我們認為八年版只是仿開國紀念幣而非中央鑄造。

其次與河南鑄幣相比。河南雙旗幣有十文，二十文，五十文,百文，二百文數(shù)種，“天水沙版及其它''一文用的是20文，故用河南雙旗20文幣（圖六）為例,此幣正面上端為英文HO-NAN（河南），下端為英文CASH20（20文），兩邊為卷草花紋，中間為雙旗；背面上端為“中華民國"，下端為“當制錢二十文”。此幣已經(jīng)標明省名（河南），與天水沙版所仿的雙旗八年幣絕然不同，一目了然，故可肯定八年版之銅元，絕非河南省造。

最后與山西鑄幣相比，從圖一和圖二A組十文來看，除前者兩側(cè)為“山西”二字，而后者將其改為圖案外，其余均一模一樣，實為一模，故應肯定八年版之銅元，只是除掉“山西”二字的山西省造銅元，絕非中央或別省所造，最近董良臣先生走訪了當年銅元廠老工人，據(jù)他們回憶，八年版與十年版銅元均為該廠所造④。

至此，我們認為山西鑄銅元，分三種類型，五種版別，其中有“山西”二字的極少，另一種為八年版，有十文，廿文兩種，圖案簡樸，正面極似開國紀念幣，鑄于銅元的盛世，最高日產(chǎn)量為120萬枚，故留存至今較多；第三種為十年版，也有十文，廿文兩種，正面兩側(cè)較前各多兩朵小花，國旗用花、線、格等五種不同圖案代表五種顏色，使五色分明，富有立體感，這在雙旗幣中還是獨創(chuàng)，整個畫面較前富麗、美觀。這時因民間制錢收購將盡，原料缺乏，加上鑄銅元獲得大量利潤，解決了資金問題，使兵工廠不斷擴大再生產(chǎn)，閻錫山把重點放在軍事工業(yè)上，開始生產(chǎn)子彈等軍器，故銅元生產(chǎn)大減，留存至今不如前者多。

山西銅元為什么要除掉“山西”二字呢？我們認為，這是閻錫山企圖混淆真假，冒充中央的一種手段，在銅元上隱藏著他的政治目的。閻錫山青年時就志不在小，后到日本留學軍事，崇拜軍國主義，辛亥革命后，做了山西都督，袁世凱死后又當上了山西省省長，集軍政大權于一身，控制了山西，鞏固了自己的勢力，并積極準備向外擴張。他仿效別省軍閥，在其陸軍修械場內(nèi)（除火柴廠外，這是山西唯一用機器生產(chǎn)的新式工業(yè)），利用較先進的設備設立了一個銅元廠，制造銅元。由于閻錫山的目的并不僅僅是保守山西，而是要盡量向外擴張，故在“壹枚"銅元試鑄出樣品后他又將“山西”二字取掉，期望有朝一日統(tǒng)治全國，故打著“中華銅幣"的旗號而不鑄省名。1930年閻錫山占領北京后，成立“中華國家銀行”,其手法與山西銅元不稱山西，而稱“中華銅幣”如出一轍。

山西銅元的始鑄造年代，說法不一，有的認為鑄于1916年，有的則認為在1918年?，F(xiàn)存背“貳拾文"銅元，明確鑄有年代：“民國八年（1919）”。標有山西字樣者鑄于何年？如果鑄于貳拾文之前，則說明山西銅元始鑄年代應早于1919年。由于標有山西字樣的初鑄幣是“壹枚”，而不是“貳拾文"，故可肯定是先鑄"壹枚”銅元，后方鑄“貳拾文"銅元。從王尊光、張青槌先生《閻錫山對山西金融的控制與壟斷》一文中得到旁證："…改鑄一枚當十銅元，除工本費外，獲利一倍多，后又改鑄當廿文的銅元，獲利三倍以上"⑤，而貳拾文又標明鑄于1919年，那么山西銅元的鑄造時間就應早于1919年。我們從當時的歷史情況分析，應該是1918年。

辛亥革命后，閻錫山雖然做了督軍，然而，山西的財政大權，則為袁世凱的親信金永所控制（袁為了控制山西，于1914年派金永到山西，不久提為山西巡按使，掌管全省經(jīng)濟），閻所掌握的不過是督軍署的經(jīng)費而已，一切稅收均歸金永操縱，直到袁世凱死后，閻、金二人之矛盾才明朗化。1916年秋，雙方竟以兵戎相見，金永見自己靠山已倒，經(jīng)過徐永昌的周旋，只好交出財權，由閻錫山保送離開山西，可見在1916年閻錫山還未掌握財權，要鑄造、發(fā)行銅元還缺乏條件。

到1917年（民國六年）5月，陜西郭堅渡河入侵山西，閻錫山急調(diào)張培梅、商震前往堵?lián)?，迫使郭堅退回陜西。調(diào)兵遣將時，閻深感軍械不足，軍費缺乏，財政困難，一遇急事，難于籌款解圍，迫使他要盡快解決財政收入問題。但當時閻錫山在省內(nèi)還沒有行政大權，對財政問題仍只能隔靴抓癢，無能為力。到1917年9月他才被任命兼山西省長一職，但當年要建成銅元廠并立即投入生產(chǎn)，在時間上尚有困難。

閻錫山在兼任省長后，利用山西省的財力積極進行擴軍。先解決軍械問題，迅速擴建陸軍修械所，扣下一些鹽稅、煙酒稅等稅收，作為資金投入陸軍修械所，利用地方財政收入，購買設備，另一方面又利用這些從國外進口較先進的機器和所內(nèi)技術熟煉的工人生產(chǎn)銅元，獲取利潤，作為擴大再生產(chǎn)的資金。據(jù)記載，到1918年陸軍修械所已有各種機器33部，職工400人，這時設立銅元廠，鑄造銅元才有條件。許多文獻資料證明了這點，如劉篤恭在“山西兵工廠的沿革''一文指出：“1918年（民國七年）著修械所內(nèi)增添銅元局，鑄造銅元”⑥。曲憲南著“閻錫山官僚資本企業(yè)簡介"一文更具體寫到：“山西陸軍修械所，1914年設立，所長李蒙淑，1918年增設銅元廠，制造銅元，廠址在大北門外。山西銅元局，1918年成立，收買制錢及雜銅，發(fā)行銅元。局長高步青，地址在太原龍王廟街,1926年撤銷，，⑦。山西機床廠（即早期之陸軍修械所）廠史中也有記載：“1918年增設了銅元廠（包括提鉛、煉銅、熔化、鋼模、印花、碾片、較準、銃光等分廠），收購制錢為原料，大量制造銅元，最高日產(chǎn)30萬枚左右”⑧。故山西銅元應開鑄于1918年。

從上可知，山西銅元是閻錫山為擴軍需要，隨著軍事工業(yè)的發(fā)展而鑄造與興盛起來的，日產(chǎn)量由30萬枚上升到120萬枚，其原料是收購民間制錢,而清末至民初山西一直使用制錢，從未鑄過銅元，故原料充足，價格便宜，有利可圖，每三個制錢鑄一枚銅元，獲利一倍多，后增鑄廿文銅元，獲利三倍多，僅數(shù)年就獲利360萬元，閻錫山便用此作為資金，購買機器，不斷擴大軍事工業(yè)的再生產(chǎn)，由一個陸軍修械所發(fā)展到十幾個軍工廠.從10部機器，200余名職工的小廠發(fā)展為擁有3800部機器，職工13000人，能制造機槍、大炮的大型兵工廠，可與國內(nèi)最大的沈陽、漢陽兵工廠相比，大量的軍械使閻錫山擴軍成為可能，由萬條槍，數(shù)十門炮發(fā)展到十余萬條槍，千余門炮；使晉軍由兩個旅發(fā)展到四個旅，最后擴大到17個師、20余萬人；地盤由山西一省擴大到冀、察、綏、平、津和魯、豫五省二市，成為當時軍閥中一支強大力量。同時，隨著軍事工業(yè)的發(fā)展，其它工業(yè)、交通也有了相應發(fā)展，使山西由一個交通閉塞，工業(yè)落后的省，變?yōu)殍F路貫通，工業(yè)比較發(fā)達的省份，故山西銅元的鑄造與流通，對山西政治的穩(wěn)定，經(jīng)濟的繁榮，軍事力量的發(fā)展，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較之別省軍閥通過鑄造銅元，只是用于中飽私囊和向外購買軍火有著不同的意義，客觀上促進了山西工業(yè)的發(fā)展，表明閻錫山比其它封建軍閥更有頭腦。

以上只是我們對山西銅元版別，鑄造時間及其作用的初探，愿求教于專家、學者和廣大錢幣研究者。本文在收集資料時得到董良臣、楊潤和二同志的幫助，謹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