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生活的戰(zhàn)國時期，諸侯爭霸，各自為政。無論是齊、楚，還是秦、魏，都爭相采取富國強兵之策，以攻伐為賢，以利益為先，無人在意水火之中的百姓。

此種背景下，孟子“述唐、虞、三代之德”，主張推行仁政，重視民生，卻因與上位者的目標(biāo)南轅北轍而屢屢受挫，于是“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太史公曾說：“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統(tǒng)治者的以利為上使人喟然嘆息，而孟子面對滿目瘡痍的現(xiàn)狀從不擺爛，堅決斗爭到底，展現(xiàn)了儒者的峭峻風(fēng)骨。

早期：

孟子的生年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一般認為他出生于公元前372年的鄒國。

孟子，姬姓，孟氏，名軻。其先祖是魯國貴族，春秋時期魯國的第十五位國君魯桓公是孟子的嫡系先祖。魯桓公生公子慶父，慶父之后以“孟孫”為氏（孟孫氏正是我們在孔子那里提到的三桓之一）。公元前408年，齊國攻破郕城（孟孫氏的食邑），孟孫氏自此衰落，其中一支輾轉(zhuǎn)流落鄒國，便是孟子祖先。

孟子幼年喪父，史書上對其父的記載寥寥，可以說孟子是被母親一手帶大的，這點與孔子相似。這兩位儒家宗師各自由自己的母親啟蒙，走上求學(xué)修身之路。

其母的教育方式被后世稱贊并模仿，“孟母三遷”“斷織喻學(xué)”等故事經(jīng)過口耳相傳，早已膾炙人口。我們也可從中窺見幼年孟子活潑貪玩、生氣十足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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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孟子的師承，孟子雖然崇拜孔子，但自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許多人認為孟子師從子思，但子思去世時孟子尚未出生，因而《史記》中所載的孟子“受業(yè)子思之門人”較為可信。

在奴隸制秩序基本被摧毀、各國國君紛紛稱王的局面下，孟子通過子思的門人而上繼孔子，主張“法先王”“復(fù)周禮”（但他所說的“周禮”與孔子相比有了新的內(nèi)涵，更加強調(diào)政權(quán)正當(dāng)性與“民心”的關(guān)聯(lián)，而非“名正言順”），認為只有實行“仁政”，才能得民心，使天下來歸。

中期：

四十五歲左右時，孟子自覺“道既通”，而“天下方務(wù)於合從（縱）連衡（橫）”，于是開始周游列國。他經(jīng)歷了“游說齊宋、回鄒赴滕、奔赴魏國、二度奔齊、再游宋國、去宋赴魯”的過程，希望能勸說國君從“仁義”，而不是“利益”出發(fā)去考慮問題。

齊威王年間（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孟子來到第一站——齊國。齊威王雖然款待孟子，卻對他的理論不屑一顧。孟子毅然離開，不受齊王給的“兼金一百”，表示“若于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也？”

公元前329年左右，孟子來到第二站——宋國。宋康王戴偃暴虐好戰(zhàn)，太宰戴不勝問孟子如何能使王向善，孟子用學(xué)語言需要環(huán)境的故事來類比，告訴他僅僅一個薛居州不能把宋王怎么樣，得要使王身邊都是薛居州那樣的好人才可以。

點評：“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孟子從母親三遷時就知道環(huán)境影響的巨大作用啦~

隨后，孟子接受宋王給的七十鎰金，返回鄒國。當(dāng)時鄒與魯交戰(zhàn)，死傷頗多。鄒王問孟子：“我的將吏死了那么多，百姓卻沒有傷亡。我如果殺他們，人數(shù)太多；不殺的話，他們看著長官去死卻不救，這像話嗎？我該怎么辦呢？”（鄒王的腦回路還挺清奇哈！）

孟子表示不打仗的時候，明明國庫有糧有錢，官員卻眼看百姓逃荒、餓死而不上報；那打仗時出現(xiàn)這種情況不是很合理的嗎？得施行仁政，對人民好，人民才會親近上位者呀。

受滕文公之邀，孟子來到第四站——滕國。面對虛心求教的滕文公，孟子終于有機會把他的政論展開說說、具體說說。孟子從物質(zhì)和精神兩方面出發(fā)，強調(diào)要讓百姓有“恒產(chǎn)”，輕徭薄賦，然后教化人民，還提出了具體的分田制度。

可是，弱小可憐無助的滕國夾在齊、楚之間，稍有風(fēng)吹草動就有滅國之虞，君主一門心思保家衛(wèi)國，無暇施行仁政。

?公元前320年，孟子奔赴魏國。梁惠王見到孟子，問出了一個讓太史公廢書而嘆的問題：“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即言：“王！何必曰利？”他解釋道，如果大王、大夫、士人等上下爭相求利，國家就會陷入危險，不如莫談“利”，而講“仁義”。

梁惠王聽到這里已經(jīng)毫無興趣，后面的仁政措施都被選擇性過濾掉了。次年，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嗣位，孟子和梁襄王相看兩厭。

點評：“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彼時齊威王去世，宣王繼位，孟子便于公元前318年來到齊國。齊宣王野心甚大，開口就問孟子有沒有聽說過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情。這二位春秋霸主誰沒聽過？孟子卻搖頭：“我沒有?！?/p>

沒有是不可能沒有的，根本原因在于宣王想要像桓、文那樣圖謀霸業(yè)，孟子卻反“霸道”而倡“王道”，兩個人自說自話，進行了一番無效溝通，誰也說服不了誰。

當(dāng)時齊國很強大，孟子對齊宣王寄予厚望，希望能輔助宣王使“天下之民舉安”；齊宣王也表現(xiàn)得禮賢下士，卻只是搞些形式主義，并不真心聽取孟子的建議。

孟子不肯被小恩小惠收買，他還要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奮斗，于是離開了齊國。

公元前312年，孟子再度游宋。宋國是一個小國，弟子萬章問孟子：“宋國推行王政的時候，齊楚打過來咋辦呢？”孟子舉起例子信手拈來：湯、武推行王政，發(fā)動戰(zhàn)爭是把百姓從殘暴的統(tǒng)治中解救出來，百姓都盼著呢，所以“無敵于天下”，齊楚雖大，也不必怕他。

點評：一句話，仁政無敵。

孟子離開宋國之后，來到游說之旅的最后一站——魯國。魯平公本打算去拜訪孟子，但寵臣臧倉稍加阻止便放棄了。孟子聽說后，感嘆道：“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遙想孔子當(dāng)年被困匡邑時，感慨“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兩人并不把事情受阻歸咎于某個人，而是認為人稟賦天命。人雖受命運限制，卻不可屈服。

點評：“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晚期：

在魯國遇冷后，六十多歲的孟子決定回到鄒國，以著書立說、教授弟子、與人辯論的方式來繼續(xù)斗爭。

戰(zhàn)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墨家與楊朱學(xué)派之間的論戰(zhàn)最為激烈。孟子認為“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孔子之道之所以不能發(fā)揚，正是因為楊、墨的邪說奸言蒙蔽了百姓，所以他辟楊墨、斥邪說，來發(fā)展孔子的事業(yè)。

此外，孟子與萬章等人整理著述，有《孟子》七篇流傳于世。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xué)》《中庸》合稱“四書”，成為科舉必考書目。

絕不低頭的圣斗士

孟子在戰(zhàn)國時期已頗負盛名，但他向各個國君進諫時，往往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原因無他，孟子太直了。

孟子拒絕原則問題上的妥協(xié)和讓步，他“非其召不往”，而且并不逢召必應(yīng)，若國君的召喚不合于禮法，孟子也不會接受。學(xué)生陳代曾勸他主動拜見君王，也好宣傳自己的王道思想。孟子卻認為“枉己者”是不能“直人”的；況且用微小的妥協(xié)來換取更大的成績，是從“功利”角度來說的，如果委曲真理能夠得利，難道也要這么做嗎？

孟子不僅勸說君主曰“仁義”，勿曰“利”，也如此勸說他人。如孟子再度游宋時，秦楚有交戰(zhàn)之意，他于途中遇到同為和平捍衛(wèi)者的宋鈃，得知宋鈃打算從利益的角度勸說秦、楚罷兵，孟子表示反對。

他認為如果用利益去勸說國君，那么罷兵就是出于利益的考慮，舉國上下還是爭相逐利的風(fēng)氣。每個人都欲求無度，士庶人想做大夫，大夫想做君主，這樣下去國家遲早是會滅亡的，而“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點評：身在亂世有點軸，愿為理想獻終生。

孟子對孔子的思想進行了繼承和發(fā)展。他將孔子的核心思想“仁”從“愛人”發(fā)展為“遍愛人”，乃至“愛物”；在人性論上，他發(fā)展了“性相近”而提出“性善論”；在政治理論上，將孔子的“為政以德”發(fā)展為“仁政”；在工夫論上，將孔子的“下學(xué)上達”發(fā)展為“盡心知性知天”。當(dāng)然，他的政論和修身工夫都是基于“性善論”建立起來的。

孟子的思想是宋明時期哲學(xué)家探討“性與天道”問題時重要的思想資源，對于儒學(xué)的發(fā)展、宋明理學(xué)的建構(gòu)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