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料是古代“絲綢之路”上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西方的香料自漢代開始傳入中國，在唐宋時期尤盛，其中有一種來自阿拉伯地區(qū)的薔薇露，深受時人青睞，但阿拉伯通過蒸餾制取薔薇露的方法并未在中國被全面接受。阿拉伯的蒸餾技術(shù)傳入歐洲后，與本草知識結(jié)合，于16世紀產(chǎn)生一場以蒸餾為標志的“醫(yī)藥革命”。明末入華耶穌會士熊三拔以當時歐洲著作為底本，編譯《藥露說》(附于《泰西水法》刊行)，專門對藥露的功用及蒸餾技術(shù)進行了詳細的介紹，不僅使歐洲藥露知識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也使蒸花取露的技術(shù)在中國落地生根。中國士人繼而以各種花草制作了名目繁多的藥露，藥露亦逐漸被吸納為中藥制劑的一部分。西方藥露及蒸餾技術(shù)在中國的傳播，反映了阿拉伯、歐洲、中國之間錯綜復雜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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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在廣泛運用于醫(yī)療和保健行業(yè)的精油或純露是20世紀以來精油工業(yè)的產(chǎn)物，但用精油或純露作為香水或進行芳香療法(aromatherapy)有著悠久的歷史，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區(qū)，只不過當時多是使用擠壓或脂吸等方式提取。9世紀阿拉伯人發(fā)明的以蒸餾制取的薔薇露風靡世界，早在唐宋時期便傳入中國，頗受時人青睞，相應(yīng)的蒸餾方法在宋代亦有一定流傳。但直到明末耶穌會士入華，歐洲蒸餾提取花露的方法經(jīng)鄧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等人引入，尤其是熊三拔編譯《藥露說》(后被附于《泰西水法》刊行)詳細介紹，蒸花取露的方法才逐漸被中國人所掌握并廣為流傳，藥露則被吸納為中藥制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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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蒸餾技術(shù)與煉丹術(shù)密切相關(guān)。荷蘭學者福布斯(Robert J.Forbes，1900—1973)對從古代到法國精餾塔發(fā)明者布魯門塔爾(Jean Baptiste Cellier-Blumenthal，1768—1840)的蒸餾技術(shù)進行了極為系統(tǒng)的論述，至今仍為唯一的一部蒸餾技術(shù)通史。李約瑟等深入研究了與煉丹術(shù)相關(guān)的中國古代蒸餾技術(shù)，對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在中國介紹的蒸餾方法亦多有涉及。周嘉華從蒸餾酒的角度，梳理了中國古代有關(guān)蒸餾(包括唐至明初關(guān)于薔薇露)的史料，并對一些出土文物進行了分析。這些對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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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西方藥露之傳入中國，范行準于20世紀40年代即指出熊三拔最早將歐洲煉制藥露法傳入中國，使中國藥學史“又添一新葉”，并述及納蘭容若(1655—1685)、石天基(約生于1660年)等人對藥露法的記載。方豪進一步論及徐光啟(1562—1633)、劉侗(1594—1637)、納蘭容若、石天基、沈德符(1578—1642)、周亮工(1612—1672)、尤侗(1618—1704)、惲恪(1633—1690)等人關(guān)于西方藥露的看法。曹增友在其《傳教士與中國科學》一書中對熊三拔《藥露說》在中國的傳播亦有較為詳細的介紹。王征、關(guān)雪玲探討了張誠(Jean-Fran?ois Gerbillon，1654—1707)、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傳教士在清宮中的醫(yī)學活動，其中便包括藥露的制作。董少新對傳教士在中國的行醫(yī)活動與醫(yī)學知識傳播進行了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關(guān)于歐洲藥露在澳門的傳入和在宮廷中的制作與收藏亦有涉及。揚之水通過對古代詩文的翔實考證，在《玻璃瓶與薔薇水》一文中論述了五代及宋元時期大食國薔薇水在中國的傳播，其中常伴有玻璃瓶的出現(xiàn)，并指出時人對蒸餾提取花露的方法已有一定的了解。孟暉從文化史的角度闡述了薔薇露自唐宋傳入中國后的種種妙用，蒸餾之法亦漸有人仿效，而明末熊三拔關(guān)于歐洲藥露的文字更是激起時人的興趣，紛紛仿效制取，還對阿拉伯的蒸餾技術(shù)，尤其是金迪(Al-Kindi，拉丁名Alkindus，約801—873)和拉齊(Ibn Zakariyyaal-Razi，拉丁名Rhazes，約865—923)的蒸餾著作進行過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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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對中外蒸餾技術(shù)史、阿拉伯薔薇露在唐宋時期的流傳以及明末熊三拔關(guān)于歐洲藥露制作的介紹雖已有不少論述，但關(guān)于熊三拔在《藥露說》中對藥露的具體制作及蒸餾技術(shù)，尤其是西方藥露與蒸餾技術(shù)在中國傳播所反映的阿拉伯、歐洲與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尚未有深入的探討。嚴小青對中國古代的蒸餾技術(shù)及唐宋之后阿拉伯傳入中國的香水制作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但一些史實和觀點尚有待商榷或深入。因此，本文將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首先略述西方早期的藥露制作以及蒸餾技術(shù)如何在阿拉伯發(fā)明并傳入歐洲，其次梳理唐至明初阿拉伯香料和藥露之傳入中國，接著重點探討熊三拔對歐洲藥露制作和蒸餾技術(shù)的介紹，及中國士人對藥露的仿制與接納，以期從全球史和物質(zhì)文化史的視角理解藥露以及蒸餾技術(shù)在阿拉伯、歐洲以及中國之間的交互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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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阿拉伯到歐洲:西方藥露和蒸餾技術(shù)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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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在中國或西方都有悠久的歷史，常用以祭祀、除臭、熏衣、沐浴、醫(yī)療、食用，是古代中西方貿(mào)易和交流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但以各種植物提取精油或藥露的芳香療法卻主要見于西方，這在古代埃及、印度、希臘、波斯都有相應(yīng)記載。早期的精油大多是通過脂吸或擠壓等方式萃取出來的。現(xiàn)在常見的水蒸氣蒸餾法制取精油則由伊斯蘭學者發(fā)明。古埃及、印度、波斯、希臘、羅馬、中國均有不同傳統(tǒng)的煉金或煉丹術(shù)(圖1)。通過8—10世紀的翻譯運動，阿拉伯地區(qū)繼承了希臘的大部分科學遺產(chǎn)，科學水平大幅提升，并在希臘、波斯以及遠東煉金術(shù)的基礎(chǔ)之上，在這個時期形成了完善的制取精油或藥露的蒸餾技術(shù)(圖2)。此技術(shù)進而取代傳統(tǒng)的擠壓法和脂吸法，用來蒸餾薔薇、康乃馨、紫羅蘭、水仙花、丁香等植物，提取各種各樣的精油或藥露。薩布爾(Sabur)、庫法(Kufah)、設(shè)拉子(Shiraz)等地成為精油或香水的制作中心，以薔薇水為代表的各種香水被銷往北非、歐洲、印度、中國等地，聞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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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著名的煉金術(shù)士賈比爾(Jabir ibn Hayyan，活躍于8世紀)是較早提倡蒸餾技術(shù)的人，他嘗試用蒸餾的方法來提煉動物、植物甚至石頭中的“精靈”(spirit)。而對于通過蒸餾植物制取藥露，則以金迪、拉齊和阿維森納(Ibn Sina，拉丁名Avicenna，980—1037)貢獻最大。他們?nèi)司骱旮弧＝鸬显凇蛾P(guān)于香料化學和蒸餾》(Kitab fi Kimiya al-'itr wa-t-tas idat，The Book on the Chemistry of Perfumes and Distillation)一書中，論述了香水的制取和蒸餾技術(shù)，并列出100多種蒸餾制取的精油或香水。拉齊在《秘密的秘密》(Sirr al-asrar，Secret of Secrets)中詳細探討蒸餾的原料、裝置和方法;他另有一本類似書名的著作《秘密之書》(Kitab al-Asrar，Book of Secrets)，內(nèi)容更充實，應(yīng)為《秘密的秘密》的增訂本。阿維森納在《醫(yī)典》(Al-Qanun fi al-tibb，The Canon of Medicine)中多處提到蒸餾的方法，在《治療之書》(Kitab al-shifa，The Book of Healing)中則哲學化地將身體比喻為蒸餾裝置，胃為蒸餾瓶，頭為收集體液(humors)的冷凝器(anb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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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11—12世紀阿拉伯文獻在歐洲的翻譯，古希臘思想和伊斯蘭科學知識得以在歐洲傳播，成為文藝復興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伊斯蘭科學的影響下，中世紀晚期歐洲逐漸采用蒸餾的方法來提煉黃金或從草本植物中獲取各種藥露。15世紀下半葉，以德國醫(yī)生布朗希威格(Hieronymus Brunschwig，約1450—1530)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將蒸餾方法與本草知識結(jié)合起來，帶動了一場以蒸餾技術(shù)為標志的醫(yī)藥革命。布朗希威格在1500年出版的《蒸餾簡明手冊》(Liber de arte distillandi de simplicibus)一書中介紹了蒸餾裝置，并闡述如何通過蒸餾從植物中提取精油或藥露及其藥用價值。借助歐洲活字印刷術(shù)的推動，此書流傳極廣。1512年，布朗希威格又出版800多頁的《蒸餾全書》Liber de arte ，distillandi de compositis)(圖3)，獲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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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醫(yī)生馬迪奧利(Pietro Andrea Mattioli，1501—1577)以注釋迪奧斯科里斯(Pedanius Dioscorides)的《藥物志》(De materia medica)而聞名，同時在推廣蒸餾本草植物制作藥露方面亦有重要貢獻。他1523年獲帕多瓦大學醫(yī)學博士學位，后周游歐洲各國擔任宮廷醫(yī)生。在其《迪奧斯科里斯六卷藥物志注釋》(Nelli sei libri di Pedacio Dioscoride Anazarbeo della materia medicinale)一書中，附錄了水蒸氣蒸餾藥物的方法及設(shè)備插圖，在后來的版本中則將附錄擴充為更為豐富的內(nèi)容。瑞士著名的植物學家、動物學家、語言學家、目錄學家格斯納(Conrad Gessner，1516—1565)著述宏富，在《秘密療法寶藏》(Thesaurus euonymi philiatri de remediis secretis)一書中論述了通過蒸餾的方法獲取各種藥露以治療身體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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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蒸餾技術(shù)還被廣泛用于礦冶，這在歐洲“礦物學之父”阿格里科拉(Georg Agricola，1494—1555)的《論礦冶》(Dere Metallica，1556)一書中有系統(tǒng)的闡述，如用蒸餾的方法制取水銀、硝酸、王水、硫等。明末來華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曾以《坤輿格致》之名將此書節(jié)譯，抄本現(xiàn)存南京圖書館，其中“阿奄等礦試法”、“強水法”、“分五槿”等部分即述及蒸餾冶煉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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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耶穌會北堂藏書中有馬迪奧利《迪奧斯科里斯六卷藥物志注釋》1568年威尼斯意大利文版、1712年威尼斯意大利文版、1680年里昂法文版。此外，北堂藏書中還有一些關(guān)于蒸餾的著作，如吉羅拉莫·得·羅西(Girolamo de Rossi，1539—1608)的《論蒸餾》(De destillatione，Hieronymi Rvbei Ravenn，1585)，康拉德·昆哈特(Conrad Khunrath，約1555—1613)的《蒸餾和藥物精要》(Medulla destillatoria et medica，1614)，巴托洛梅奧·巴斯切蒂(Bartolomeo Paschetti)的《論蒸餾》(De destillatione catharro vulgo dicta，1615)，以及阿格里科拉《論礦冶》的1556年拉丁文本。明清之際傳教士對歐洲有關(guān)藥露和蒸餾的書籍多有攜入，這無疑是傳教士在中國介紹蒸餾技術(shù)尤其是熊三拔編譯《藥露說》的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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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薔薇露:唐至明初阿拉伯香水在中國的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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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用香的歷史可追溯到先秦，至唐宋時期達到鼎盛。受佛教、道教的影響，唐朝的人們普遍生活在香霧繚繞的氛圍之中。香料用以滋補身體、怡養(yǎng)精神、祭祀神靈乃至取悅情人。中國本土的香料已經(jīng)數(shù)不勝數(shù)，外來的香料亦不厭其多，它們絕大多數(shù)是通過海船從南中國海運過來的。這些來自異域的奇香有:檀香、沉香、龍腦香、廣藿香、安息香、蘇合香、乳香、沒藥等。此外，更有一種特別的薔薇露傳入中國，很受中國士人青睞。據(jù)說柳宗元(773—819)每收到韓愈(768—824)寄來的詩文，總是要先以“薔薇露”盥手方才拜讀。此說真假難辨，但可反映薔薇露在當時的受歡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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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固態(tài)香料不同，所謂薔薇露或薔薇水乃是阿拉伯地區(qū)以薔薇花蒸餾制取的香水。關(guān)于薔薇露傳入中國的可靠記載，乃是在后周時期?！秲愿敗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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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顯德)五年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漫遣其臣蕭訶散等來貢方物，中有灑衣薔薇水一十五琉璃瓶，言出自西域，凡鮮華之衣以此水灑之，則不黦，而復郁烈之香連歲不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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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見，唐宋時期阿拉伯地區(qū)薔薇露或玫瑰露之類在中原地區(qū)已有不少流傳。在西域地區(qū)應(yīng)更為普遍，在一篇吐魯番出土的古敘利亞文書上，還記載了一個關(guān)于治療脫發(fā)的藥方，其中便提及玫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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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用香無所不用其極，并產(chǎn)生大量的香譜著作，如葉庭桂(1115年進士)《名香譜》，沈立(1007—1078)《香譜》，洪芻(1066—1127)《香譜》，曾慥(?—1155)《香譜》與《香后譜》，陳敬(南宋末期)《陳氏香譜》與《新纂香譜》等。這些香譜既全面記載了中國的各種香料，也反映了當時南洋和阿拉伯香料在中國的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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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于薔薇水，《名香譜》、《陳氏香譜》以及趙汝適(1170—1231)的《諸蕃志》均有類似記載:“薔薇水，大食國花露也。五代時番使蒲歌散以十五瓶效貢，厥后罕有至者。今多采花浸水，蒸取其液以代焉。其水多偽雜，以琉璃瓶試之，翻搖數(shù)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其花與中國薔薇不同。”《陳氏香譜》中并載有一種“大食水”，謂“此香即大食國薔薇露也。本土人每蚤起，以爪甲于花上，取露一滴，置耳輪中，則口眼耳鼻皆有香氣，終日不散?！边@或許是以中國傳統(tǒng)的花露想象的另一種薔薇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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薔薇水在宋朝蔚為風尚，宋人多用薔薇水之類的花露來熏制各種香料，典籍、詩詞中多有記載。與此相關(guān)的蒸餾技術(shù)在中國亦有一定流傳。宋代蔡絛(1097—約1156)在《鐵圍山叢談》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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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說薔薇水，乃外國采薔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實用白金為甑，采薔薇花蒸氣成水，則屢采屢蒸，積而為香，此所以不敗。但異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其外，然香猶透徹，聞數(shù)十步，灑著人衣袂，經(jīng)十數(shù)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馨、茉莉花為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水，猶奴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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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明言以銀或者銀合金為甑，用薔薇花蒸餾成為香水，香氣“不敗”乃是因為不斷往其中添花，“積而為香”?！蛾愂舷阕V》詳錄各種香之做法及有關(guān)香的典故，也提到了蒸花取露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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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不拘多少，剉碎。取有香花蒸，荼蘼、木犀、橘花或橘葉亦可，福建末利花之類，帶露摘花一碗，以瓷盒盛之，紙蓋，入甑蒸，食頃取出，去花留汗。汁浸沉香，日中暴干，如是者三，以沉香透潤為度?；蛟平圆蝗羲N薇水浸之最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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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制取香水不僅可用薔薇花，各種有香味的花均可，所蒸得的“汗”便是精油或純露之類，然后再用之浸沉香，即可制成“李主花浸沉”。但這遠不如用來自阿拉伯的薔薇水浸潤所得為佳。以上蔡絛和陳敬所言，均反映了對阿拉伯薔薇露的極力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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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日用雜書《墨娥小錄》對蒸花取露的方法亦有記載:“春天采百花頭，裝蒲甑，以盆合蓋，周圍絡(luò)以竹筒，半破，就取蒸下倒流香水，收貯用，即名百花香。此廣南真?zhèn)髦?。”其中采用的是中國傳統(tǒng)的蒲甑，而且是用多種花一起制成混合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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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陳誠(約1365—約1457)曾多次出使西域，在《西域番國志》中對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的薔薇花和薔薇露有生動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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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色鮮紅，香氣甚重，采置幾席，其香稍衰，則收拾罏甑間，如作燒酒之制。蒸出花汁，滴下成水，以甆甌貯之，故可多得。以浥酒漿，以灑衣服，香氣經(jīng)久不散。故凡合香品，得此最為奇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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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了當?shù)厮N薇露的蒸餾方法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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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周嘉胄(1582—?)《香乘》為集歷代香譜大成之作，煌煌28卷，其中多處提到用薔薇水來調(diào)和各種香，產(chǎn)生特別的香氣與氛圍。如大家所熟知的采自《陳氏香譜》“江南李主帳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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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一兩，剉如炷大)，蘇合油(以不津磁器盛)，右以香投油，封浸百日，爇之。入薔薇水更佳。又如“復古東閣云頭香”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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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臘沉香(十兩)，金顏香(三兩)，佛手香(三兩)，番梔子(一兩)，梅花片腦(二兩半)，龍涎(二兩)，麝香(二兩)，石芝(一兩)，制甲香(半兩)，右為細末，薔薇水和勻，用石之，脫花如常法，爇之。如無薔薇水，以淡水和之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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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乘》雖對各種香品、香事廣為搜羅，但對阿拉伯地區(qū)制取香露的蒸餾之法殊少關(guān)注(除收錄上述《陳氏香譜》和《墨娥小錄》中的條目有涉及外)。這可能與阿拉伯香水在明代的流傳減少有關(guān)，因此蒸餾技術(shù)亦似被人淡忘。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云:“露者，陰氣之液也，夜氣著物而潤澤于道傍也?！彼鶕?jù)古人著作，指出露水往往特指白露時清晨草木上的露水，頗受古人崇尚，可“愈百疾，止消渴，令人身輕不饑，肌肉悅澤”，各種花草、樹葉上的露水又具有不同的功用。然而博學的李時珍并不知西方藥露與傳統(tǒng)花露之區(qū)別，謂“番國有薔薇露，甚芬香，云是花上露水，未知是否?”可見當時對從中亞或西亞傳入中國的藥露及技術(shù)似已了解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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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藥露說》:熊三拔對歐洲藥露和蒸餾技術(shù)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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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隨著傳教士入華，西學得以大規(guī)模傳入，蒸餾制取藥露的方法正是這個時候被完整地介紹到中國。如前所述，阿拉伯地區(qū)的薔薇露在唐至元代多有傳入，時人對相應(yīng)的蒸餾技術(shù)也有所了解。但或許是因為明代海禁，西方文化傳入稀少，人們對薔薇露及蒸餾技術(shù)似已淡忘。因此利瑪竇雖說中國出產(chǎn)很多香料，但對從花草中提取香精或藥露的方法卻毫不了解:“花草的種類也應(yīng)有盡有，但中國人更看重其美麗的外觀，而不重視其香味，因此他們從不知道從花草里提煉香精的技術(sh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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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在《西方答問》介紹歐洲醫(yī)藥時云:“有制藥一家，專煉藥草之露，如薔薇露之類，特取其精華，而棄其渣滓，則用藥寡，而得效速，不害脾胃，而漸漬消除?！钡瑫r表示:“中國嘗有用此法者，如生紫蘇煉為露，置酒中少許，飲下則寒氣頓除，而身生快，比用本草更便且驗矣。”這似乎表明中國曾有用生紫蘇獲取藥露的辦法，但明末之時已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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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正因如此，熊三拔才專門編譯了一部《藥露說》的小冊子，后被附于《泰西水法》第四卷“水法附余”一節(jié)刊行于世，對歐洲藥露的功用和制作進行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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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諸藥，系草木果蓏谷菜諸部具有水性者，皆用新鮮物料，依法蒸餾得水，名之為露。今所用薔薇露，則以薔薇花作之，其他藥所作，皆此類也。凡此諸露，以之為藥，勝諸藥物，何者?諸藥既干既久，或失本性，如用陳米作酒，酒多無力，小西洋用葡萄干作酒，味亦薄焉。若以諸藥煎為湯飲，味故不全，間有因煎失其本性者。若作丸散，并其查(渣)滓下之，亦恐未善。凡人飲食，蓋有三化:一曰火化，烹煮熟爛;二曰口化，細嚼緩咽;三曰胃化，蒸變傳送。二化得力，不勞于胃，故食生、食冷，大嚼急咽，則胃受傷也。胃化既畢，乃傳于脾，傳脾之物，悉成乳糜，次乃分散，達于周身。其上妙者，化氣歸筋;其次妙者，化血歸脈。用能滋益精髓，長養(yǎng)肌體，調(diào)和榮衛(wèi)。所云妙者，飲食之精華也，故能宣越流通，無處不到。所存糟粕，乃下于大腸焉。今用丸散，皆干藥合成，精華已耗，又須受變于胃，傳送于脾，所沁入宣布，能有幾何?其余悉成糟粕下墜而已。病人脾胃有如老弱，秖應(yīng)坐享見成飲食，而乃令操臼執(zhí)爨，責以化治乎?今用諸水，皆諸藥之精華，不待胃化脾傳，已成微妙，裁下于咽，即能流通宣越，沁入筋脈，裨益弘多。又蒸餾所得，既于諸物體中，最為上分，復得初力，則氣厚勢大焉。不見燒酒之味，醲于他酒乎?西國市肆中所鬻藥物，大半是諸露水，每味用器盛置，醫(yī)官止主立方，持方詣肆，和藥付之。然且有不堪陳久者，國主及郡邑長吏，歲時遣官巡視諸肆，令取過時之藥，是水料者，即傾棄之，是干料者，即雜燒之。蓋慮陳久之藥，無益于疾，或反致?lián)p也。其制法，先造銅鍋，平底直口，下稍廣，上稍斂，不論大小，皆高四五寸。次造錫兜牟，用鉛或銀尤勝也。制如兜牟，上為提梁，下口適合銅鍋之口，罩在其處;錫口內(nèi)，去口一寸許，周遭作一錫槽，槽底欲平，無令積水;錫口外，去口一寸許，安一錫管，管通于槽，其勢斜下，管之底平于槽之底，寧下無高，以利水之出也。次造灶，與常灶同法，安鍋之處，用大磚蓋之，四旁以磚甃成一窩，涂之黏土，以銅鍋底為模，銅鍋底入于灶窩，深二寸，窩底大磚并泥厚二寸。欲作諸露，以物料治凈，長大者剉碎之，花則去蒂與心，置銅鍋中，不須按實，按實氣不上行也。置銅鍋入灶窩內(nèi)，兜牟蓋之，文火燒之，磚熱則鍋底熱，熱氣升于兜牟，即化為水，沿兜牟而下入于溝，出于管，以器承之。兜牟之上以布蓋之，恒用冷水濕之，氣升遇冷即化水，候物料既干而易之。所得之水以銀石瓷器貯之，日曬之，令減其半，則水氣盡，能久不壞，玻瓈(璃)尤勝，透日易耗故也。他凡為香，以其花草作之，如薔薇、木樨、茉莉、梅、蓮之屬。凡為味，以其花草作之，如薄荷茶、茴香、紫蘇之屬。諸香與味，用其水皆勝其物。若藥肆多作諸藥露者，則為大灶，高數(shù)層，每層置數(shù)器，凡數(shù)十器，或平作大灶，置數(shù)十器，皆爇火一處，數(shù)十器悉得水焉。其薪火人力，俱省數(shù)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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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曰:如本圖之甲壬癸子，銅鍋也;乙庚辛，兜牟也;戌，提梁也;庚辛，錫口也;戊己，槽也;丙丁，管也;丑卯辰，灶也;丑寅，灶面也;申酉，窩也;申酉與壬癸相入，甲子與庚辛相入也;午未，灶門也;亥角亢，大灶也;氐房心尾，平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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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專論中，熊三拔首先指出各種藥露乃是以新鮮植物具有水性的部分蒸餾而得。接著花了將近一半的篇幅將藥露與中藥對比，謂藥露“皆諸藥之精華，不待胃化脾傳，已成微妙，裁下于咽，即能流通宣越，沁入筋脈”，并且蒸餾所取乃是植物最佳的部分，故遠比中國用干的藥材制成的湯劑或藥丸效果要好很多。歐洲藥店所售大多均為這類藥露，“每味用器盛置，醫(yī)官止主立方，持方詣肆，和藥付之”，與中國以藥方配藥類似。然后才詳細說明如何用蒸餾器具制作藥露，所述器具為銅鍋、錫蓋配錫槽和錫管(鉛或銀更佳)，蒸餾所得之藥露則“以銀石瓷器貯之”，以玻璃瓶儲存更好。若藥店需要大量制取藥露，則可采用或高或平的大灶，上面放置數(shù)十個鍋，同時蒸餾取露，以節(jié)省柴火和人力。此外，還配有相應(yīng)的插圖(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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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露說》的內(nèi)容應(yīng)該編譯自上述由傳教士攜入中國的有關(guān)醫(yī)藥和蒸餾的書籍，但為適應(yīng)中國文化且多與中醫(yī)藥比較，行文已作了明顯的調(diào)適與改動。經(jīng)粗略對比，文字很可能編譯自馬迪奧利的《迪奧斯科里斯六卷藥物志注釋》中附錄關(guān)于蒸餾的部分，如其中也多次說到蒸餾用鉛鈴、銅鍋、錫蓋等，但關(guān)于相關(guān)技術(shù)流程則做了大幅簡化?！端幬镏咀⑨尅分懈戒浟?種爐子和蒸餾類型的插圖，且每一個圖都做了詳細的說明，而《藥露說》則概而論之，表達上因多與中國傳統(tǒng)比較或糅合而具有明顯的本土特征?！八幝吨T器圖”雖可能參考馬迪奧利一書的6幅插圖(圖5)而繪制，但與歐洲蒸餾著作中的插圖頗不相類，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中國化，與中國傳統(tǒng)煉丹器具的示意圖更為相像(圖6)。灶臺、鍋蓋等全是中國的畫法，與歐洲的蒸餾器具大相徑庭，蒸餾的特征極不明顯，得仔細配合文字才能明白其原理。作為對比，我們通過日本最早從荷蘭翻譯的藥露制作圖(圖7)，可看到日本對西方蒸餾的制作方式有更為直接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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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泰西水法》刊行之后，藥露制作和蒸餾技術(shù)便廣為傳播。作為《泰西水法》的主要翻譯者，徐光啟(1562—1633)對其中藥露的制作無疑有深入的理解，同時他還嘗試親自制作藥露。在萬歷四十一年(1613)從天津寄出的一封家書中他談到:“龐先生教我西國用藥法，俱不用渣滓，采取諸藥鮮者，如作薔薇露法收取露，服之神效。此法甚有理，所服者皆藥之精英，能透入臟腑肌骨間也?！辈⒄堅谏虾５募胰藦V為尋求各種草藥種植，“各種要用之藥，凡成熟時，便可取了露，各種收藏。又經(jīng)久不壞，待用時合來便是，所以為妙。”其中的龐先生指的即是龐迪我。《帝京景物略》中亦記載鄧玉函嘗試在中國以草木制取藥露:“函善其國醫(yī)，言其國劑草木，不以質(zhì)咀，而蒸取其露，所論治及人精微。每嘗中國草根，測知葉形花色、莖實香味，將遍嘗而露取之，以驗成書?！?/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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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外國使臣來華時常貢有各種藥露。如順治十二年(1655)，荷蘭使團訪華，受到順治皇帝接見，使團送給中國皇帝的禮品中即有薔薇露;康熙二十五年(1686)，荷蘭賓先吧芝(Vincent Paats)使團的禮品中亦有丁香油、薔薇花油等。雍正五年(1727)，葡萄牙國王遣使進很多方物，內(nèi)有藥露50瓶及鼻煙、葛巴依瓦油、圣多默巴爾撒木油等各種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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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誠、白晉則在宮中為康熙帝制作各種藥露。白晉在《康熙帝傳》中表示:“我們參考時任皇家實驗室主任查拉斯(Charas)先生的藥典，在皇帝分配給我們在宮殿的房間里，我們建立了一個實驗室。其中有各種形式的爐灶和適于化學操作的儀器和用具?；噬虾敛涣呦?，大量使用白銀制造這些實驗器具。我們工作了三個月，制作各種蜜餞、糖漿和精油。在我們工作期間，皇帝偶爾加入。試過這些藥后，皇帝對它們非常滿意，都打算留下供他使用。”此外，當時宮中還曾以滿文編纂了一部《西洋藥書》，其中便介紹了西方制作藥露的蒸餾法(teliyem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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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時期還在宮中專設(shè)露房，用以制作并存放各種渠道獲得的藥露?？滴趿荒?1722)，露房歸并武英殿，地點在武英殿東梢間，隨著時間推移，積累了大量藥露。嘉慶十九年(1814)，清廷對露房進行修繕，所存藥露或交造辦處收存，或賞賜給內(nèi)廷大臣，露房隨后不設(shè)。姚衡曾謂嘉慶十九年露房修繕，其父姚文田(1758—1827)以戶部侍郎和入直南書房獲賜藥露122種，其中便有花露油20瓶、百花油20瓶、花露6瓶等。吳振棫在《養(yǎng)吉齋叢錄》中亦有類似的記載:“嘉慶間，以西洋貢藥賜軍機大臣。有所謂噶幾牙油、容幾拉油、郭巴益巴油、白爾噶木德油、桂皮油，貯玻璃瓶，油色備五。有所謂德里雅噶，貯錫盒;達末利地，貯磁盒，皆黝色如膏。有所謂色噶謀牛、蛇木、若木，貯木盒。皆康熙間貢入者，年久未詳其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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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三拔介紹的歐洲藥露及其制取之法在民間亦多有流傳。方以智(1611—1671)是較早了解西方藥露制作的學者。他在《物理小識》中對蒸餾裝置作了詳細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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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鍋平底，墻高三寸，離底一寸。作隔花，鉆之使通氣，外以錫作餾蓋蓋之，其狀如盔，其頂圩使盛冷水，其邊為通槽，而以一咮流出其餾露也。作灶，以磚二層，上鑿孔以安銅鍋，其深寸，鍋底置砂，砂在磚之上，薪火在磚之下，其花置隔上，故下不用水而花露自出。凡薔薇、茉莉、柚花，皆可蒸取之。收入磁瓶蠟封，而日中暴之，干其三之一，露乃不壞。服一切藥，欲取精液，皆可以是蒸之。近法以磚上砌臼，置沙石，厚一二寸，鋪花其上，而以錫盔蓋之，但以鹽泥泥其外縫。陳則梁曰，以重湯蒸錫甑取露，更無焦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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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這些文字大多取材于熊三拔的《藥露說》。方以智弟子揭暄(1613—1695)則在《璇璣遺述》的“水火各征”一節(jié)，基本全文轉(zhuǎn)述了熊三拔的《藥露說》，還附有蒸餾器具圖示，并表示“中土又有以生紫蘇蒸為露，置酒中少許，飲下則寒氣頓除而身快，比用蘇梗煎湯更便”，雖然說的是中國的生紫蘇露，但其說則來自艾儒略的《西方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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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說藥露不僅是藥物，同時也可作為香水。李漁(1611—1680)在《閑情偶記》中談到女性化妝時說:“富貴人家，則需花露?；墩?，摘取花瓣入甑，醞釀而成也。薔薇最上，群花次之。然用不須多，每于盥浴之后，挹取數(shù)匙入掌，拭體拍面而勻之。此香此味，妙在似花非花，是露非露，有其芬芳，而無其氣息，是以為佳?！逼渲斜阊约盎赌苏麴s而成，女性用之為香水，遠較其他各種香料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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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顧若思善用西法制作藥露，惲壽平(1633—1690)“贈顧若思”云:“顧子若思，性磊落好古，美遨游，喜方術(shù)，能以爐鼎煉烹草木花果，皆成天露，以治療百病。雖沉疴，投之立起，久服可以扶衰引年。蓋藥露之妙，去滓詬而取精華，則通靈而無滯。此用之所以神也?！辈⒂匈浽?“海岳閑身物外期，參靈曾得至人師。蒸花煉草成仙露，轉(zhuǎn)笑坤農(nóng)未得知。神人用藥不用藥，藥有精華用不同。誰知至妙傳金鼎，一滴能分造化功。藥鼎氤氳生紫煙，抽添火候自天然。金莖玉露尋常有，不許銅人憶漢年。大藥原從簡易求，先天靈氣此中收。直教老病從今減，為爾新添海屋籌。……”顧若思醫(yī)術(shù)高明很大程度似乎得益于蒸餾藥露之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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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1630—1696)因身處廣東，且曾游歷澳門，對藥露及其制作有深入的了解。他特別介紹了嶺南盛行的荼蘼露，可通過三種方式制成:第一就是通過蒸餾荼蘼花所得;其次是用荼蘼花瓣拌糖霜而成，這兩種多用作廣式點心粉果的餡料;此外，采集荼蘼花上的露水亦可為荼蘼露，這可能是因為與其他花不同，荼蘼花上露水尤為甘冽，故而可直接采集露水而成，也體現(xiàn)了花露在中國傳統(tǒng)中的特別蘊含:“露本秋金凝液之氣，味甘性涼，故凡百草之露皆可潤肌，百花之露皆可益顏?！彼€指出荼蘼露以大西洋諸國所出最佳，多出口至暹羅、馬六甲、占城，進而傳入澳門，成為珍貴的香水或飲品，這里所說西洋荼蘼露當為蒸餾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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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還順帶介紹了大名鼎鼎的薔薇水，指出薔薇水乃是以南亞(三佛齊)種植的薔薇花所制，并經(jīng)暹羅、爪哇、馬六甲等國進貢，當時廣人亦以土薔薇效仿制作，但質(zhì)量低劣。為辨別真假，可搖晃玻璃瓶內(nèi)薔薇水，四周能產(chǎn)生氣泡者則為真。并謂“薔薇蠻婦手，茉莉漢人頭”，說明西人對薔薇露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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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露和蒸餾之法自清中后期還被一些士人認為是養(yǎng)生絕佳方法。曹庭棟(1699—1785)在《老老恒言》中引用《泰西水法》，提倡蒸露和蒸食:“蒸露法同燒酒，諸物皆可蒸，堪為飲食之助。蓋物之精液，全在氣味，其質(zhì)盡糟粕耳。猶之飲食入胃，精神上輸于肺，宣布諸藏，糟粕歸于大腸，與蒸露等。故蒸露之性，雖隨物而異，能升騰清陽之氣，其取益一也。如稻米露發(fā)舒胃陽，可代湯飲，病后尤宜。他如藿香薄荷之類，俱宜蒸取露用?！短┪魉ā吩?‘西國藥肆中，大半是藥露，持方詣肆，和露付之。’則方藥亦可蒸露也。須預辦蒸器，隨物蒸用。”對蒸餾之法大加贊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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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仲在烹飪著作《養(yǎng)小錄》中記載各種花露的制取及食用方法:“仿燒酒錫甑、木桶減小樣，制一具，蒸諸香露。凡諸花及諸葉香者，俱可蒸露。入湯代茶，種種益人。入酒增味，調(diào)汁制餌，無所不宜?！辈⒘信e宜蒸之花葉30余種，其中以野薔薇蒸露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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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方藥露制作和蒸餾技術(shù)介紹得最為系統(tǒng)的當屬趙學敏(1719—1805)。他在《本草綱目拾遺》中詳細闡述了藥露的制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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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之有質(zhì)者，皆可取露。露乃物質(zhì)之精華。其法始于大西洋，傳入中國。大則用甑，小則用壺，皆可蒸取。其露即所蒸物之氣水，物雖有五色不齊，其所取之露無不白，只以氣別，不能以色別也。時醫(yī)多有用藥露者，取其清冽之氣，可以疏瀹靈府，不似湯劑之膩滯腸膈也。名品甚多，今列其常為日用、知其主治者數(shù)則于左，余俟續(xù)考，以補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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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記錄了以蒸餾法制取的金銀花露、薄荷露、玫瑰露、佛手露、香櫞露、桂花露、茉莉露、薔薇露、蘭花露、雞露、米露、姜露、椒露、丁香露、梅露、骨皮露、白荷花露、桑葉露、夏枯草露、枇杷葉露、甘菊花露等20余種及其功效。其中特別指出薔薇露“出大食、占城、爪哇、回回等國，番名阿剌吉。灑衣經(jīng)歲其香不歇，能療心疾，以琉璃瓶盛之，翻搖數(shù)回，泡周上下者真。功同酴醾露，皆可以澤肌潤體，去發(fā)膩，散胸膈郁氣。又一種內(nèi)地薔薇露，系中土薔薇花所蒸，專治溫中達表，解散風邪?！敝赋鲞M口和本土制作薔薇露的區(q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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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綱目拾遺》所記各種露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即將蒸餾之法用于童子雞、新鮮白米、姜和鮮椒，制取所謂雞露、米露、姜露、椒露。雞露具有“消痰、益血、助脾、長力、生津、明目”之效，為“五損虛勞神藥”;米露“補脾胃虧損，生肺金如神”;姜露“辟寒、解中霜霧毒、驅(qū)瘴、消食化痰”;椒露則“明目、開胃、運食、健脾”。這是蒸餾之法傳入中國后，中國人推而廣之用以制取更多中藥制劑的努力與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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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逐漸為人所熟知，來自歐洲的藥露自然不自然地被同化為中藥制劑的一部分，晚清的很多醫(yī)書均將藥露納入其中。如晚清胡雪巖在杭州創(chuàng)立著名的胡慶余堂中藥店，制作各種中藥丸散膏丹，有“江南藥王”之譽。在他所編的《胡慶余堂丸散膏丹全集》中，收錄了21種藥露:鮮生地露、地骨皮露、枇杷葉露、夏枯草露、金銀花露、玫瑰花露、白荷花露、早桂花露、甘菊花露、黃菊花露、茉莉花露、霜桑葉露、薄荷葉露、鮮佛手露、鮮藿香露、鮮橄欖露、鮮稻子露、陳香櫞露、馬蘭根露、野薔薇露、香青蒿露。書中僅簡單介紹它們的各種功用，對其來源及制作方法均未涉及。在丸散膏丹湯之外，露已經(jīng)成為中藥的一種新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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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ji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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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出于宗教目的還是日常生活，香料的使用在古代中國和西方都極為普遍，因此也成為中西方交流中的重要商品。9世紀形成于阿拉伯的蒸餾花草制取香露的方法，使得香料王國變得更為豐富，阿拉伯的各種香水行銷世界各地。唐宋時期傳入中國的薔薇露便是其中的頭牌，極受中國士人的青睞，其制作方法也被中國人約略知悉，但并未獲得廣泛傳播，以致到明中后期漸被淡忘。明末入華耶穌會士熊三拔在其《藥露說》中詳細介紹了歐洲蒸花取露的方法和藥露的功用。不同于唐宋時期之作為香水，熊氏首用“藥露”一語，強調(diào)蒸花取露的藥用性，遠優(yōu)于以干草木制成的中藥。隨著熊氏關(guān)于歐洲藥露的介紹，相應(yīng)的蒸餾技術(shù)亦在中國廣為傳播。徐光啟、方以智、揭暄、屈大均、李漁、趙學敏等紛紛加入學習藥露制作的行列，并逐漸將藥露吸納為中藥制劑的一部分。從唐宋至明清西方藥露在中國陸續(xù)傳播的歷史中，熊三拔堪稱第一個系統(tǒng)將西方蒸餾技術(shù)人傳入中國的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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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物質(zhì)文化在一個地方流傳的深入程度，往往依賴于接受者對其背后技術(shù)或科學原理的掌握。因此，盡管薔薇水及蒸餾之法早在唐宋時期即傳入中國，但可能是國人疏于對蒸餾技術(shù)背后原理的認識，因此其法未能廣為傳播。直到明末歐洲蒸餾技術(shù)及其原理由傳教士系統(tǒng)引介，并將其產(chǎn)品的功效從香水推廣至藥露，通過蒸餾的方法采用花草制作各種藥露才得以在中國推廣和運用。與此類似，中國雖然很早就知道透鏡的制作，且眼鏡亦于元明時期即從西域傳入中國，但直到湯若望的《遠鏡說》之后，中國掌握了透鏡的光學原理方才學會如何制作眼鏡、望遠鏡等光學器具。這也反映了唐宋元時期的中西方交流主要體現(xiàn)在物質(zhì)文化的層面，而明清來華傳教士則更多涉及了知識的交流與傳播，且多有士人響應(yīng)，使得中西方之間的交流步入到更深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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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承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