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算起，京劇大概經(jīng)歷了二百多年的發(fā)展歷程，作為一門相對還算“古老”的舞臺表演藝術(shù)，京劇一直算是與時俱進的，所以大概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京劇步入了它的最頂尖輝煌時期，那時候從業(yè)人員眾多，名家輩出，我們現(xiàn)在熟知的“四大名旦”、“四大須生”、“四小名旦”、“馬譚張裘”、“李袁葉杜”、“南麒北馬關外唐”、“童家班”、“厲家班”、“王家門”以及“富連成”、“榮春社”、“正字科”、“昆大班”等等等等都跟那個時代有著極深的淵源。全國的大多知名戲園子、劇場也是在那個時期新建、擴建的，僅上海市區(qū)這樣的場所就不下幾十處，現(xiàn)存的也差不多有十幾處了。

不過1949年以后，經(jīng)過公私合營和劇團重組等多次折騰，以及各類思想運動的洗禮，再加上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改造以后，劇團也就越來越少了，演員也大不如以前活躍了，以梅蘭芳先生為例，梅先生一生編演新戲無數(shù)，據(jù)《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記載，1915年4月，只一個月時間，梅先生就演出了《宦海潮》、《鄧霞姑》兩出新戲，這說明梅先生以及他的創(chuàng)作團隊是高效有序的，而1949年到1959年的十年間，梅先生和他的團隊只編演了《穆桂英掛帥》一出新戲，也不知道是梅先生老了，還是齊如山先生去了臺灣，亦或是創(chuàng)作團隊沒落了的原因，不過我還是覺得各類行政事務和運動改造拖垮了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造能力和經(jīng)歷，因為這個時期的梅蘭芳先生擔任了中國京劇院和中國戲曲研究院的院長職務，有人說，梅先生是有職無權(quán)，根本談不上牽扯精力和時間，好吧，關于梅先生有職無權(quán)的事，咱以后單聊，但作為一個雙重院長，肯定有大會小會要開，出席各種院長需要出席的大小活動，所以不可能不分散藝術(shù)精力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時間，說明白了吧，此處不接收反駁。

時間來到現(xiàn)實當下，政府在京劇甚至戲曲藝術(shù)事業(yè)上花了很大的力氣和金錢，各大官方非官方的媒體，大呼小叫的振興京劇藝術(shù)，弘揚民族文化，于是我們也終于看到了振興弘揚的成果，劇場又改造了，從四千座改到一千座，劇團開始了新一輪的關停并轉(zhuǎn)，戲校也終于開始擴招了，京劇演員不再是那個目不識丁的文盲了，而是具有本科學歷，甚至研究生學歷的新時代文藝工作者了，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shù)，畢業(yè)以后都沒再上過舞臺，而是在各行各業(yè)普及弘揚著自己的專業(yè)，可喜可賀。

記得剛看戲那會兒，信息比較閉塞，大概的渠道就是報紙和廣播電視，因為電視機的普及程度不高，看到的也還是比較有限的，那時候經(jīng)常能看到的就是報紙上的演出廣告和一些評論文章，廣告基本就是人物、時間、地點等信息，評論文章就比較熱鬧了，有說戲情戲理的，有說歷史典故的，有贊揚演員的，也有批評演員的，也有就演員或者戲情戲理展開討論的，說是“百家爭鳴”毫不為過，曾經(jīng)就看到過京劇研究者王家熙先生與著名程派演員鐘榮女士打筆仗，就各自不同的藝術(shù)見解在報上發(fā)表文章，一來一往很是熱鬧，讀者也是收益匪淺，兩邊有沒有個人恩怨咱不知道，但就這種基于藝術(shù)而又不帶人身攻擊的討論，確實讓戲迷和讀者大大受益。反觀今天，傳統(tǒng)媒體大大的發(fā)展，網(wǎng)絡媒體等新興平臺層出不窮，但讓我受益的卻沒有，對，是沒有，不是很少，各大主流媒體差不多都是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互相吹捧的文章、報道，而自媒體又大多冷嘲熱諷的評論，網(wǎng)絡論壇更是充斥著造謠、謾罵、詆毀，把本來已經(jīng)奄奄一息的京劇更推向萬劫不復，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態(tài)勢。

唉，現(xiàn)在說實話真的很難，想做個明白人更難，只能相互忽悠，演員把觀眾忽悠成真“傻子”，觀眾把演員忽悠成真“瘋子”。咱看看，能不能把自己忽悠成“老軍醫(yī)”、“一針靈”，掛牌營業(yè)，賺點棺材本，呵呵。扯累了，詞窮了，碎覺碎覺。（2020-3-6 秋思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