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楚辭中的《大司命》一篇，歷來有眾多解釋。那么楚辭中的大司命該怎么理解？這里簡單談談清代文人林云銘對大司命的解讀。林云銘寫有《楚辭燈》，是解讀《楚辭》較有影響的作品。本文擬就林云銘《楚辭燈》對《大司命》所做的解讀，并結合洪興祖《楚辭補注》，談談自己的閱讀感受。

《楚辭燈·九歌總論》一反王逸的說法，認為《九歌》是屈原“萬斛血淚，九曲熱腸，搶地難通，呼天不應”之作。這與今人普遍認為《九歌》是屈原根據(jù)楚地祭歌改作完全不同。林云銘對《九歌》的總體看法，就影響到了《大司命》的具體闡釋。他認為《大司命》是屈原感于“人壽幾何，安能留為有待”所作。

《楚辭燈》在《大司命》的開頭，首先注釋了為何會有兩司命的原因，引了《周禮·大宗伯》的注釋，用星象來解釋大小司命，這與王逸、洪興祖等前人相同。

接下來對具體文義的解釋時，《楚辭燈》淺嘗輒止，大致在疏通文義，而不具體解釋清楚。如它解釋“廣開兮天門”，只大致說明了“天門”是“上帝所居”，沒有像洪興祖那般，引漢樂歌及《淮南子》進行說明。這點是和《楚辭燈》總體寫作宗旨相符的。因此下文僅對《楚辭燈》解釋有新意的地方加以論述，不再全篇累述。

“紛吾乘兮玄云”，《楚辭燈》沒有對歷來眾說紛紜的九歌稱謂問題進行探討，對“吾”字不做解釋，或許是認為其意指屈原已明，毋庸置辭。

“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對這兩句，《楚辭燈》注釋了“涷”字的讀音，指出這兩句是“意之所至，非真能行之也”。這種解釋還是比較合理的。這是司命降臨前的情景。

“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從女”，《楚辭燈》解釋為“既得所迎，因要而從其后，以覘其所為”，“覘其所為”不知從何說起，也沒有解釋清楚。屈原既迎大司命，當知其所為，何用“覘”？

“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楚辭燈》注“予”為屈原與大司命一體，即“我們”，這與王逸注為“司命”不同。然則《楚辭燈·大司命》文后總論卻反對“舊注以原與司命同操陰陽之柄導帝”的說法，那么《楚辭燈》并不認為屈原有操持生殺的能力，與此處對“予”的解釋稍有矛盾。或者是《楚辭燈》秉持全篇為屈原一人主唱，那么“予”必須牽扯上屈原，故此勉強將“予”由屈原拉上司命。司命本可“操弄陰陽”，屈原亦得以沾光，稱“壽夭兮在予”歟？

“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楚辭燈》注“九坑”為“九州之由脊”，而非具體地點，與前人異處。整句依然從屈原跟隨司命的角度出發(fā)，解釋乃是從上文“予”字出發(fā)。值得注意的是，《楚辭燈》在這里沒有提諸如王逸所說的“觀四方之風俗，天下之治亂”，這是因為《楚辭燈》對此篇注釋的立腳點在“壽夭”之上。

“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所為”，《楚辭燈》的解釋亦承上而來，僅解釋為生死由司命掌控，注釋較洪興祖等人較為通達，沒有過多的牽涉。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疏麻釋為長壽之花，諸本皆同。而“離居”，《楚辭燈》解釋為“上不合於君，下不合于俗”，即“與原相類之人”。此說頗通。王逸注為“隱士”，而云“屈原贈與隱士疏麻”，誤?！冻o燈·大司命》文后總論所辯甚明：“隱士何預於原，原亦惡得而遺之耶？”屈原故與隱士非一心，因隱士知命而退，而屈原秉持自我與社會雙重固持，頗不贊同隱士習氣，蓋將九死而未悔，因何乃贈長壽之藥與隱士？照文義，贈藥之人，亦必司命，因上文言司命操生死之權，故有疏麻瑤華，可與人長生。

《楚辭燈》解釋“離居”為“《離騷》所謂‘離別’之說，以其見疏於君，塊然獨處也”，究其內涵，與王逸相似，都是從其政治本位出發(fā)，與今日所言“人神戀愛”或“二司命戀愛”格格不入。然則細思，《楚辭燈》所說亦成一家之言。剝除《九歌》與楚地巫祭文化之關聯(lián)，僅從屈原心理而言，自必希望能復親於君，望美政得行，而年齒已長，恐芳蘅哀蕪，未及有所立而去。故愿“離居”者以長壽，得導君正道，此屈原留意久也?！冻o燈》鄭重其事的提出，“離居”并非是隱士，不然與上下文不通，可以說是很有創(chuàng)見的。

“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楚辭燈》對這句解釋緊接上文，與王逸迥異。王逸注“疏”為“與君疏離”意，而《楚辭燈》則明言是與長壽愈加疏離，單論文意，比王逸通達的多。

“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楚辭燈》注解精到。此是司命不顧屈原之所愿，而“去歸天門”。屈原因不得獲長壽以久，非是王逸所謂屈原“想乘神龍”。

“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因司命遠去，而屈原愿志無以得從，故只有“愈思而愁”，其他無可望矣。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無虧”，神之所行如此，而屈原所做亦只有“如今日之不損志行”，至于壽命之禱，不復多想，亦非屈原所能操為。

“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何為”，《楚辭燈》注解為人命雖操之司命手，實“統(tǒng)於帝手”?；螂x或合，而命已定矣，非司命所能垂憐轉移，故此知迎神之無益，而終“以順受其正結之”。

《楚辭燈》在《大司命》文后總論，專門捻出“篇中‘壽夭’二字，是前面眼目，‘離合’二字，是后面眼目”。這一見解無疑是深有見地的，“壽夭”、“離合”確實是全詩之骨，抓住了這點，理解全篇也就不難了。大司命本是掌管生殺，所謂“御陰陽”是也。而迎司命之理，正是為了祈求司命的護佑，得贈長壽之藥?！岸久谷ゲ活?，故以離合非力致結之”。人命有當，非人所能為也。

總之，《楚辭燈》論《大司命》，不拘泥于王逸、洪興祖等人對其的經典解釋，而是逐句詮釋，逐段分疏，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人云亦云，具有很多的創(chuàng)新觀點。

雖然林云銘沒有從楚地文化角度考察《大司命》，不了解《大司命》以及《九歌》總體的創(chuàng)作背景乃是巫祭文化土壤產生的娛神之作，可以說依然是依然是漢儒解經似的拔高作品立意。但是它抓住了《大司命》的主體，即求神保佑長壽而不可得的興嘆，不可謂不具慧眼。

《楚辭燈》對于我們解讀《楚辭》無疑具有啟發(fā)作用，同時它的敢于創(chuàng)新，敢于同經典商榷的學術方法，也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