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能找到姐姐，說不定我的病會好起來?！?/p>

16歲的黃國義虛弱地躺在病床上，對來訪的記者這么說，他的母親在旁邊哽咽著。 聽過黃家的故事的人都會深感不可思議：這個普通的家庭怎么會同時降臨這么多厄運？

黃國義的父親七年前因車禍去世，妹妹黃佩芬在1993年中秋節(jié)失蹤，他們立即報案，但一直沒有消息。 直到1994年，剛上建國中學一年級的黃國義才發(fā)現(xiàn)自己得了肝癌，而發(fā)現(xiàn)時已經是晚期。 徹底的絕望，重創(chuàng)了相依為命的母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失蹤近一年的黃佩芬，重逢！

屋漏偏逢連夜雨

1993年9月30日，這一天是中秋節(jié)，應該是滿月人們團聚的時候。 月亮升起之前，第三國女孩黃佩芬去了西寧南路的朱同學家，準備和三五個朋友去西門町的冰宮溜冰。 坐了半天，黃佩芬說，別人可能誤以為是朱姓同學家開的花店。 她和朱同學打著傘去花店，朱同學拿著傘去接李同學。

然而，當他們回到花店時，黃佩芬卻不見了。

一個 14 歲或 15 歲的女孩會消失在哪里？ 這個問題實際上可以被問到其他人 1116 次。 因為截至1994年5月21日，有1116名失蹤學生被教育部教委列入“全國中小輟學學生控制系統(tǒng)”的計算機檔案。 文件。 為什么這么多孩子失蹤？ 有各種原因。 有的人輟學回家，帶著歌舞團或賣膏藥的人四處走動，但有的人就是無緣無故消失了，找不到了，就像1116人中的黃佩芬一樣。

雖然黃佩芬的母親和兄弟在失蹤時報案，但向警方報案，黃佩芬只是1116人中的一員。 不是他們不同情這個女孩，而是他們真的沒有足夠的人手去報警很久了。 尋找失蹤的人。 民警苦苦搜尋了一會，卻沒有任何線索，少女消失了許久。 警方曾告訴黃佩芬的家人，她應該是喬家的人。 畢竟花店門前就有公交車站。 沒有太多的性愛。

上門了？ 還是被壞人帶走？ 不管是什么原因，生死攸關，黃佩芬永遠在這個世界的某個地方。 黃佩芬的失蹤跟著1116人沉默了許久。 大哥黃國義不幸身患重病，家人向媒體發(fā)出絕望的呼喊。

黃佩芬照片

來自社會各界的關懷，喚不回已逝的年輕生命

回家！ 妹妹！ 1994年7月，一張瘦小男孩躺在病床上接受記者采訪的震撼照片被拍成照片登在報紙上。 一時之間，除了家人和警方外，無人理會的黃佩芬失蹤，頓時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就連時任特首連戰(zhàn)、臺北市長黃大洲也親自下令警方動員民眾。 這個家庭的故事如此悲慘，引起了臺灣人民的同情。 黃家的電話線被關切的電話淹沒了。 許多人打電話要求提供家庭療法治療癌癥，有些人甚至自愿將自己的肝臟捐贈給黃國義。 黃佩芬的媽媽只好通過報紙要求熱心的人少打電話，保持線路占線，讓黃佩芬的消息有機會回家。

可惜此時他們并不知道，黃佩芬早就在那兒，冷冷地等待著鑒定。

1993年10月24日，木柵老泉路工業(yè)路附近，有人發(fā)現(xiàn)一具衣著完整但尸體嚴重腐爛的女子尸體。 經過起訴和法醫(yī)鑒定，由于無法確認女尸的身份，只好將其作為匿名尸體處理。 它先是停在第二家殯儀館，然后安葬在福德公墓。 遺物留在文山分局刑科。

這個女人穿著成年女性的衣服，身體已經嚴重腐爛。 大多數(shù)人都無法想象，這會是失蹤少女的尸體。 不過，正在積極調查身份不明女尸案的督察黃國豪卻收到了關于黃佩芬失蹤案調查的專刊。 里面的衣服和描述讓他發(fā)現(xiàn)與木柵不明尸體相符，并通知黃佩芬的母親鑒定遺物。 這具無名女尸的手表被認定為黃佩芬所有。 因為那天她穿著媽媽的衣服，所以被誤認為是成年女性，而且因為木柵山的潮濕和蟲蟻，這具尸體腐爛的速度看起來像是死了兩三個月。 ，而人們無從得知。 她只死了兩三個星期，這進一步推遲了身份識別。

鑒定的那天正好是 1994 年 9 月 30 日，也就是黃佩芬失蹤一年后。 整整一年后，女孩終于能夠回到她的家人身邊，但以他們最悲痛的方式。 由于時間的流逝，身體已經嚴重腐化。 就算是請了知名法醫(yī)楊日松去調查，很多證據(jù)都已經丟失了。 黃佩芬的死因很難確定，也無法確定她生前是否被性侵。

一個初中女生去臺北市中心朋友家開花店，等著去西門町溜冰，怎么會變成木柵荒郊的無名尸體？ 無論你怎么想，它都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黃家傷心欲絕的母親和兄弟沒有別的愿望。 他們只希望姐姐的死能夠破案，找出殺害她的真兇。

完美符合「嫌犯形象」之人，就在失蹤現(xiàn)場？

最后一次見到黃佩芬的地方是西寧南路一位同學的父親開的花店。 花店的老板名叫朱家路。 由于黃佩芬的失蹤就在他的店里，所以在找到黃佩芬的尸體并要求他審問之前，調查這起謀殺案的警察早就盯上了他。 一年前，朱嘉璐也分不清自己在哪里，甚至還對警察大喊大叫。

咆哮是沒有用的，只會加深警方對他的懷疑。 更何況，警方還在他家花店里不斷發(fā)現(xiàn)更多莫名其妙的證據(jù)。 在他的住所里發(fā)現(xiàn)了一個女人的皮包和一把蝴蝶刀。 包的主人聲稱是她偷的，蝴蝶刀足以讓朱嘉璐以槍械、彈藥和刀具管制條例的罪名被移送臺北地方檢察廳調查。 此外，警方還發(fā)現(xiàn)了一對旱冰鞋，黃佩芬的母親認定這是她女兒的財產，但這與朱家路二女兒聲稱擁有她并借給黃佩芬的說法相矛盾。 完全相同的。

至于朱嘉璐自己的行為，更讓人難以擺脫對他的異樣目光。 黃佩芬生前被他殘忍殺害了嗎？ 它仍在調查中，但假設她是受害者，她不是第一個。 據(jù)報道，朱嘉璐女兒的多位同學都曾指稱受到朱嘉璐的性騷擾。 另一名自稱在花店工作過的女孩講述了一段更恐怖的經歷：朱嘉璐自稱教她開車，帶她去木柵山，然后開始“上車下車”。 驚恐的女子被他親了親臉頰，百般掙扎后，終于逃到了山上一戶人家，在張姓茶農的幫助下，騎著摩托車逃下了山。 在此過程中，朱家路也開車去追，直到女子看到警車，故意找警察說話，讓朱家路打消了追蹤的念頭。

朱嘉璐反駁該女子的說法，只是因為對方不是農民工，而是花店的常客； 而他只是吻了她，并沒有不雅。 這等于承認了該女子所說的事件確實存在，而該女子求助的張姓茶農也出面證實了該事件，并指認了朱嘉璐。 巧合的是，該女子被帶走的木柵山，正是黃佩芬尸體被發(fā)現(xiàn)的地方。 檢察官一步步逼近朱家路，似乎只缺了一些關鍵證據(jù)，就要抓到他了。

于是，他們緊急逮捕了朱家路。 事后看來，這個動作被證明有點過于自信了。

證據(jù)很多，卻不足以將軍

朱嘉璐被捕后，他的兩個女兒在檢察官的“開導”下，分享了他們保存的信息。 朱嘉祿原本聲稱，黃佩芬失蹤當天上午10點50分，他就一直在花店； 但大女兒黃佩芬的同學說，他來找黃佩芬的時候，也在花店里。 我沒有看到我的父親。 下午1點有人打電話給花店，但無人接聽。 直到下午 4:00，我才再次見到我的父親。

除了女兒的證詞外，目擊者也陸續(xù)出現(xiàn)，稱自己親眼目睹了朱家魯帶黃佩芬前往木柵山的疑似命案現(xiàn)場。 第一個是一個姓林的人。 他說，看到尸體現(xiàn)場附近的山路上停著一輛車，旁邊是一名“臥著女學生”，他認定這輛車就是朱家路的車。 第二個是張姓出租車司機（曾被記者誤寫為張），他聲稱自己在1993年中秋節(jié)開車穿越木柵山時看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年輕女孩停在旁邊 的路。 忍不住看了一眼，被車里的男人罵了一頓，“你在看什么？” 姓張的司機也表示，該女子曾向他求救，卻被朱嘉祿攔下。

有了這些目擊證人的證詞，警方更有把握攻破朱家路的心防，還在他的車內發(fā)現(xiàn)了玻璃碎片，疑似是黃佩芬戴的手表碎片。 種種證據(jù)幾乎把朱嘉祿逼到了死胡同。 有一次，他表現(xiàn)出放棄的跡象，告訴警方他之前的供詞“都是捏造的”。 “去查明謀殺的真相，”他告訴檢察官。 然而，過了一會兒，他突然堅決否認自己與此案有牽連。 與證人對質時，場面火爆，他大聲斥責證人胡說八道。

朱嘉璐確實沒有絕望，因為無論是檢察官還是警察，其實都比他還著急。 早在他們決定緊急逮捕朱嘉璐的那一刻，媒體和輿論就質疑公訴人所掌握的證據(jù)都是旁證，不能定罪朱嘉璐。 懷疑的聲音來自一些知道這起謀殺案的警察。 在沒有直接證據(jù)的情況下，他們采取了如此大的行動，冒了很高的風險。 唯一能扭轉偵查人員的，就是利用這些情況，突破朱嘉璐的防線，但結果表明，這并不像他們想象的那么簡單。

無罪的結果，無言的結局

朱嘉璐是黃佩芬的兇手嗎？ 作為一個有普通常識的村民，我肯定是根據(jù)之前情況的證據(jù)確定了答案。 而朱嘉祿本人也曾提出“認罪交涉”，聲稱愿意承認過失致人死亡罪，但不愿說出案情。 主管檢察官黃全祿對此堅決拒絕，堅持以殺人罪起訴朱嘉祿，要求判處死刑。

檢方看似對此案頗有信心，但當案子真的傳到臺北地方法院合議庭時，證據(jù)不足的問題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個陷入了意想不到的格局。

朱嘉璐獲得不在場證明，稱案發(fā)當天下午睡在花店，女兒和同學都證實了這一證詞，似乎可以解釋他為什么不接電話。 由于法官承認他睡在西寧南路的一家花店，他否認證人聲稱同時在一個小時車程外的木柵山見過他的可能性。 更為嚴重的是，作證的張姓出租車司機在測謊時也被發(fā)現(xiàn)撒謊，大大降低了證詞的可靠性。

此外，車上發(fā)現(xiàn)的玻璃碎片經工研院工業(yè)材料研究所鑒定，也證實與黃佩芬手表的玻璃表面成分不符。 車上的頭發(fā)與黃佩芬的頭發(fā)不具有相同的特征，不能證明黃佩芬在朱家路開過車。

既然不能證明黃佩芬在朱家路的車上，更不能證明朱家路離開了花店，黃佩芬在木柵山的慘死也不能證明是朱家路之手。 臺北地方法院因此在謀殺案中宣判朱嘉祿無罪。 盡管控方不服法院只接受朱家女兒的證詞并提起上訴，但仍未能推翻原判。

司法必須公平，而命運并不公平

沒有人可以為黃佩芬的死負責任。 朱嘉祿是兇手嗎？ 還是兇手是別人？ 現(xiàn)在很難知道真相，對于遇難者家屬、調查人員和廣大民眾來說，這一定是一個非常令人失望的結局。 然而，失望就是失望。 如果法院選擇根據(jù)案情的證據(jù)來定罪朱嘉璐，將會造成無窮無盡的麻煩。 我們不敢說他一定是真兇，但在證據(jù)不足的情況下，司法系統(tǒng)只能以無罪推定的方式處理。

如果黃佩芬能夠在失蹤的那一刻，更快地找到和辨認出來，能夠找到的證據(jù)就會更加完整，兇殺案的真相也可以為她揭開。 更何況，如果在被帶上山殺她之前，能得到好心人的幫助，這一切的悲劇就根本不會發(fā)生……所有的幻想都只是感嘆現(xiàn)實的不公和悲傷。 如果人生沒有如果，只能抱怨命運對世界的殘酷和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