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治是成功還是失??？）（禍首是秦檜或宋高宗？）

（臺灣大學(xué)王世宗教授《中國歷史通釋》，第八章〈兩宋：中國歷史的古今分野〉，頁240-1)

　　宋將岳飛以「莫須有」罪名死，此非秦檜「論心定罪」之誤，卻是其「定罪論心」之謀 ，然此事得以執(zhí)行「莫須」由於宋高宗認可，否則秦檜絕無能力與士眾為敵而殺一抗賊大員，況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岳飛之死所以罪狀不明正是因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固無詳覈之需。

　　「秦檜害死岳飛」是宋朝重文輕武傳統(tǒng)之一事例，蓋政權(quán)出於強暴，歷來常情是擁兵者挾制朝士，文官壓抑武將誠為險象，而其情屢見於宋，顯有國策為之支援。再者，「莫須有」一說以事後評論，似有「文過飾非」之病，若就當(dāng)時而言，實有「強詞奪理」之氣，凡此皆深具「文化」性成分，並非「強權(quán)就是公理」（Might is right.）的一般表現(xiàn)——即「俠以武犯禁」——可見宋代若有暴政當(dāng)是出於「儒以文亂法」。

　　相對於秦檜「以文裁武」，岳飛「以武進文」，頗有儒將之風(fēng)，「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宋史》〈岳飛傳〉），其言富有常識（並非理想）而毫不做作，可謂宋代教化成就之象徵。雖然，岳飛「殉國」畢竟顯示宋朝文治之失，此即「有謀無勇」；依理，有知則有德，有謀當(dāng)有勇，岳飛之難證明「文弱」乃因「智淺」。

　　宋廷殺岳飛既是求和之舉，紹興和議（1141AD）必是喪權(quán)辱國，然「士可殺不可辱」，喪權(quán)事小、辱國事大，宋竟以稱臣之法乞和於金，此舉確是中國文明之恥，因為華夏從未——而且不應(yīng)——以夷狄為尊。若「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則「國君之無恥實為士大夫之恥」，宋高宗為保全皇位，竟不惜以接受金朝冊封的方法，令欽宗無法復(fù)權(quán)且使其永拘於異邦，同時又求歸還徽宗梓宮以示孝心且壯朝統(tǒng)，此種假公濟私的敗國妄舉甚為群臣所恨，但紹興和約終究推行而宮廷居然無變，宋朝以文亡國的道理於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