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集 秦國崛起

公元前9世紀未，贏姓族長非子因擅長養(yǎng)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為附庸，在今甘肅東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從此稱作秦。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護送周平王，從鎬京遷都洛邑有功被封為諸侯，賜予今陜西岐山至豐水之間的土地，秦國從此正式躋身于東周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實只給秦襄公一張空頭支票，此時的泰國封地實際上處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經過幾代人的浴血奮戰(zhàn)，才奪回這塊土地。此后，在西戎的包圍下秦國艱難地尋求著生存與發(fā)展，也正是這樣的生存環(huán)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個性，秦國獨特的發(fā)展史和封閉落后的狀態(tài)，使一向以文明開化自居的中原各國長期以來一直不把秦視為同類，而看成蠻夷之國。

曾振宇：因為當時秦國地處西陲，落后，立國時間呢比中原國家晚了大概有兩個世紀，和西戎雜居在一塊，所以中原國家盟會的時候，往往是不會邀請秦國參加的，認為秦國是一個野蠻落后的國家。

在秦國的歷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稱，在百里傒騫叔等賢臣的輔佐下，秦國在對其東部強大的鄰國晉國的外交與軍事上取得一系列勝利，第一次將疆域擴至黃河以西，秦穆公還成功地將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致麾下大敗西戎。然而，一個國家的真正強盛不能僅靠一個強勢的君主，要想徹底擺脫落后的局面，秦國更需要先進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三百年里，秦國曾一度陷入混亂之中，經歷了厲公、躁公、簡公、出子四代亂政，國力衰弱。而此時，中國社會正經歷了一場劇烈的大變革，各諸侯國紛紛變法，從早期宗法分封制國家向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轉型。春秋末年，韓、趙、魏三家分晉 ，晉國被分為三個國家，其中魏國率先由李悝推行變法，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并在各國法的基礎上制定了中國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經》，使魏國迅速躍升為最強大的諸侯國。

秦國內部卻千瘡百孔，長期內亂和落后的體制導致農業(yè)凋敝，經濟蕭條，王權斗爭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亂，拖沓成風，嚴重損害了國家的威信，秦國民風雖然剽悍，但百姓熱衷于私斗，而不愿為國作戰(zhàn)，公元前5世紀初，魏國從秦國手中奪回河西之地，這對于秦人來說，不僅是莫大的恥辱，更加強了強烈的危機感，然而，危機也可能變成最大的動力。公元前362年，志向遠大的年輕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復穆公之故地，奪回河西之地，改變諸侯卑秦的局面，要達到這些目的，秦孝公意識到，必須要改變泰國混亂落后的局面，否則將沒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遠大，能夠通盤考慮并執(zhí)行有力的賢才 ，能夠對秦國實行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頒布了一道求賢令，開出了最優(yōu)厚的待遇，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公土，一位身在魏國的青年，聞聽此令恒天然心動，他就是商鞅。

商鞅，原名公孫鞅，出身衛(wèi)國公族，所以也被稱為衛(wèi)鞅，后來因秦孝公將商邑封地給他，才被稱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歡刑名之學，他來到最早實行變法的魏國，學習《法經》，希望能大展宏圖，但是事與愿違，他并沒有得到魏國的青睞，當商鞅聽到秦孝公的求賢令后，毅然攜帶《法經》來到泰國。史載，商鞅見到孝公后，先說以帝道、王道，即實行仁政，以德化民，這樣的治國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礎，需要數(shù)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強食的戰(zhàn)國時代帝道、王道只能是烏托邦式的理想，務實的孝公迫切希望自己在位時就能實現(xiàn)強國的理想，所以對帝道、王道并不感興趣，商鞅最后講述以霸道為核心的強國之術頓時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蓋前移離開了坐席，語數(shù)日不厭，商鞅所說的強國之術就是變法，即通過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強國之路，對秦孝公而言，商鞅為他描繪了一幅令人振奮的變法藍圖，孝公為此深深折服，正是這種世間難得的君臣之間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這項奠定秦統(tǒng)一大業(yè)的改革。

任何改革都會遭到傳統(tǒng)觀念和保守勢力的質疑與阻撓，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國，吳起在楚國推行變法，盡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終都因無法徹底貫徹而以失敗告終，商鞅雖然得到秦教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國全面推行變法同樣困難重重，變法還未開始，商鞅就面臨著秦國各種保守勢力的反對和質疑。

楊振紅：當時舊貴族兩個最重要的代表就是甘龍與杜摯，他們就是堅決反對變法，他們的主張就是說，你如果進行變法的話，一定公引起天下大亂，商鞅進行了堅決地駁斥，他認為三代的圣王，都是不拘于過去的禮節(jié)，而達到了一個王的境界，所以他認為只有愚蠢的人才會拘泥于過去的法制，而只有圣明的人才是一個開啟的時代，創(chuàng)造一個制度的狀態(tài)。

在現(xiàn)在的三秦大地，一出關于商鞅變法的戲劇即將登上舞臺，作為經典保留劇目《商鞅變法》曾多次獲得秦腔戲曲界大獎。如今，這個劇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經五年，似乎已經和商鞅變法一樣，成為了歷史，然而，編劇王軍武和主演劉志政卻想要改編劇本，把這出戲重新搬出舞臺。

王武軍：當然咱們提倡這個以史為鑒，歷史上發(fā)生的這些有名的事件，或在這個現(xiàn)實生活中，有很驚人的相似之處，所以把這種精神呀，以這個秦代的那一種歷史故事反映出來，對咱們這個現(xiàn)實來說有一個啟迪作用，有一個推動作用。

秦腔，中國漢族最古老的戲劇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這種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風剛勁急促著稱的藝術仍在陜西各地盛行，然而，重新把《商鞅變法》搬上舞臺仍面臨著不小的困難，最大的問題是，三秦大地沒有多少人看好《商鞅變法》這出戲，現(xiàn)實歷史中，商鞅所面臨的困難更加巨大，在制定好變法之策后，商鞅并沒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種巧妙的方式精神亮相，以便將他的立法精神，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

這是一件看似微小，但卻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事件，商鞅讓官吏在市場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宣布誰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就賞賜10斤黃金，對于這樣的好事，百姓實在難以置信，商鞅將賞金加到50斤，一時間全城轟動，百姓紛紛圍觀，重賞之下必有庸夫，終于有人走了過去，將木頭搬到北門，商鞅當即兌現(xiàn)承諾，以此國民宣示變法的決心和信用，它像一根細小的杠桿一樣，撬動起龐大的變法機器，一幕波瀾壯闊的改革大戲就于拉開大幕。

商鞅變法歷時十余年，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法律、社會、風俗等方方面面，這是流傳久遠的《商君書》，它記載著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商鞅強調以法治國，將獎懲機制貫徹到法令的各個方面，為了使秦國迅速強大，商鞅將舉國之力集中到農業(yè)和軍事上，實行強有力的農戰(zhàn)結合的戰(zhàn)略，然而，由于《商君書》內容蕪雜等原因，一般認為此書不是出于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后世法家的綜合之作，更有學者將《商君書》視為偽書。

在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歷史蕩滌之后，除了這本《商君書》，商鞅時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長期以來，后人對于商鞅變法的研究因物證的缺失難以取得進展。 這里是陜西歷史博物館，作為秦國故地，這里收藏著大量秦國時期的文物，然而卻無法找到直接記錄商鞅變法的只言片語，不止這里，整個中國，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關于商鞅變法的原始文字記錄都蕩然無存。

這些古老的器皿，盡管形態(tài)時代材質各異，卻都做工精巧，它們有一個統(tǒng)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種飲酒器，形狀像雀，古代貴族祭祀宗廟時，要向先祖獻上美酒，爵，因此成為貴族專用之物也成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貴族，士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將秦國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齊為二十等級，重新制定爵位的獲取、升降、繼承等原則，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即以軍功作為賞爵的惟一根據(jù)，在戰(zhàn)場上英勇殺敵者，不管其出身是貴族士人還是農民，都可以根據(jù)斬首的數(shù)量賜予爵位，戰(zhàn)敗時則削奪爵級，男子成丁時只能降若干等級繼承父親的爵位，若想得到與父親同樣的爵位，他們必須憑借軍功。

楊振紅：變法的一個最核心的內容，實際上是一個爵制改革，他是以這個爵制改革為軸心來鋪開他的變法的，把這個爵從貴族的專有物變成一個可以庶民也能獲得的這樣的一個身份，這個就打破了原來非常嚴格的貴族社會。

爵，雖然給了我們直觀印象，但它畢竟不是商鞅變法的直接證據(jù)，歷史學家無比盼望著找到有關商鞅變法的原始文字記載，它們應該被記錄在當時使用的簡牘上，然而，在當年秦國的故土上至今沒有找到這些承載著秦國崛起的秘檔，但上世紀十年年代以來，在遠離秦國的楚地，現(xiàn)在的兩湖地區(qū)卻有幾項震驚世人的考古大發(fā)現(xiàn)，簡接佐證了《商君書》的真實性。

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張家山，荊州博物館在整理三個西漢初年的墓葬時，發(fā)現(xiàn)了大量竹簡，張家山漢簡中發(fā)現(xiàn)的西漢初年呂后時期的法律文書《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名田宅律文，雖然它是漢初的法律，但由于漢承秦制可以確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以前，秦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實行貴族土地等級占用制，采邑主將土地按戶分配給農民耕種，定期輪換，農民對于土地沒有任何權利，極大地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商鞅以二十等爵制為基礎，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實行名田制。名，意為把土地等級在自己的名下嗎，以示占有，新法規(guī)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據(jù)身份占有數(shù)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繼承從而將土地占有權擴展至普通的農民，允許通過開荒、轉讓、買賣的方式自行獲得限額內的土地，以解決授田不足的問題。律文規(guī)定，沒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可占有1頃田1宅，二十等爵位第一級爵公士，可占有1.5頃田1.5宅，爵位越高，占有田宅的數(shù)量越多，至第十九級關內侯可占田95頃，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

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極大地激發(fā)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yè)的迅速發(fā)展使秦國的富強不再是紙上談兵，為了增加國家收入，商鞅開始征收戶口稅，強制實行小家庭制，規(guī)定一家除一子承嗣外，其余兒子結婚后必須分家，單獨立戶，否則加倍增收戶稅，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為中國家庭的基本模式。

楊振紅：《漢書食雜志》里頭就記載了一段當時西漢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記載，說至秦則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廢丼里開阡陌，民得賣買，確實反映了說商鞅變法是一個肯有非常劃時代的意義的這樣的一個變化，因為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允許土地買賣，這是亙古未有的。

如果說富國之本集中體現(xiàn)在農業(yè)上，那么商鞅的強國之道則體現(xiàn)在軍事上，他采取了最嚴厲的獎罰機制，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如果沒有軍功，宗室也將初剝奪爵位屬箱，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勇于作戰(zhàn)，商鞅制定了殘酷的刑法，民眾逃避農戰(zhàn)受到的處罰比農戰(zhàn)還要痛苦，而在獎勵方面商鞅抑制百業(yè)，使秦人只能在農業(yè)和戰(zhàn)斗中獲得晉爵之路，變法措施嚴重地削弱了秦國貴族的既有利益，頓時引來強烈的反彈，他們紛紛用各種方法來阻撓變法并鼓動百姓鬧事。

在秦孝公強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堅持依法治國的信念，通過嚴格的法律和違法必罰的鐵腕手段，向敢于挑戰(zhàn)法制權威的各方勢力宣戰(zhàn)，秦人因長期與戎人雜處，個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風，私斗破壞了社會的穩(wěn)定，造成嚴重的內耗，商鞅下令嚴禁私斗，違者根據(jù)情節(jié)予以處罰，然而秦人幾百年來野蠻粗俗的陋習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商鞅整個秦國社會的強大阻力。

據(jù)載，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河行刑的囚犯就多達七百余人，渭水被染成紅色，嚎哭之聲震天動地。這樣的法律令國民難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間，前來國都上書反對者數(shù)以千計，一時間形成一股強大的反變法風潮 。商鞅對孝公說，這些人都是擾敵教化之民 ，將他們全部流放到邊疆，接著又發(fā)生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件，這個事件成為考驗商鞅和秦孝公變法決心的試金石，秦孝公的兒子太子駟觸犯了新法，根據(jù)新法太子應處以在面頰上刺字的黥刑，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規(guī)定，對貴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因此一定要依法處置，秦孝公再一次給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對他本人施刑，就將太子的兩位師傅分別實施了黥刑和割鼻的劓刑 [yì xíng]以懲戒他們教導不力，幾次事件后，再也沒有人敢輕易議論觸犯新法，新法在全國順利推行開來，三年后變法的成效初步顯現(xiàn)，史載，道不拾遺，山無盜劫，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 。

曾振宇：輕罪重罰，嚴刑峻法，以法治國，只是商鞅變法的第一個層次的內涵，第二層次的內涵，我稱之為商鞅所說的，道德理想主義，用商鞅自己的話來講就是以刑去刑 ，真正的社會高度文明化是在這個社會長期的法制之后才能夠實現(xiàn)，到這個程度呢甚至老百姓都不需要官員的存在，不需要法制機構的存在，是非對錯，大家都能夠自裁于心。

咸陽，位于灃水和渭水交匯之處，據(jù)天下之游，制天下之命，是控制東西交通的重要通衢。孝公十二年，將國都從渭水上游的櫟陽遷到咸陽，并以遷都為契機，啟動了第二次變法，此時，商鞅已被封為一人之下，萬以之上的大良造，他將更加徹底地推行變法，進行全面的制度改革，傳統(tǒng)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縣制轉變，商鞅將原本分散的小鄉(xiāng)、邑、聚等自然聚落，按照大致相當?shù)囊?guī)模編制在一起，設立地方行政組織縣，全國共設置31個縣，縣設縣令，掌管一縣行政，縣尉掌管軍事，縣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權力高度集中于秦國中央，有利于秦力將全部力量匯聚在一起，從而在戰(zhàn)國爭雄中脫穎而出，這種政治摭即使放在當時的世界上也堪稱一項創(chuàng)舉，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高度評價商鞅推廣縣制建立官僚制的政策，將其稱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認為這是秦國國力日強最終打敗群雄，建立中華統(tǒng)一帝國的根本原因。

臧知非：從歷史影響這個角度來看，它奠定了歷朝歷代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和歷史基礎，它不僅是行政區(qū)劃上奠定了郡縣，包括后來行省，包括我們現(xiàn)在地方行政制度的歷史基礎，同時在人口管理的模式上，在土地管理模式上，也奠定了以后歷朝代的基礎，所謂千百年之法皆商鞅之法，皆秦法。

此后兩年中，商鞅進行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所必備的標準化工作。第一為田阡陌，即擴大畝積，將原來長100步、寬1步的小畝制 改為長240的大畝制，以適應日益增長的農業(yè)生產率，第二初為賦，開征人頭稅，另外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舉措，統(tǒng)一度量衡。

上海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正在補非常鄭重地取出 ，這是一件來到兩千多年前的量器，這件量器左側刻有，秦孝公十八銘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統(tǒng)一詔書，一件看似普通的量器竟刻有兩位秦國重要君主的手跡，表明了它與秦國崛起有著巨大的關聯(lián)。

周亞：這就是商鞅方升，它是秦孝王十八年時候商鞅做的一個量器，主要是這個測量容積的一個器皿，特別重要的就是記載了這個容積的一個計算方法，十六寸又五分之一寸，這個立方寸的一個容積，我們知道秦始皇統(tǒng)一度量衡，他用的這個度量衡的制度就是商鞅確定下來的那個制度。

就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一個震驚世界的考古奇跡，這里是湖南省龍山縣一座偏僻的土家族小鎮(zhèn)里耶，千百年來，這個大山深處的小鎮(zhèn)居民過著平靜的生活，然而，2002年，就在這里發(fā)現(xiàn)了一個震驚世界的考古奇跡，在古城江邊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時期多達三萬余枚的簡牘，其內容主要是秦統(tǒng)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書，由此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個小城的政府機關是如何依照秦國的標準化制度嚴密而有效的運轉的。

如今，這些記載著秦代地方行政文書的簡牘靜靜地擺放在湖南里耶秦簡博物館內，彭成剛館長每天都和這些展品打交道，在他看來，這些竹簡并不只是枯燥泛味的官府文書，他是秦國基層政府和百姓嚴格按照國家制度工作和生活的典范，它真實而生動地揭示了秦國從中央到地方如何高效運行的秘密。

彭成剛：這一枚竹簡關于對官員進行一種考核非常的詳細，因為我們現(xiàn)在也在實行績效考核，在秦朝就已經對官員有一種考核制度了，對官員考核在行使過程之中，如果對你的工作業(yè)績考核不合格的話，然后到年底對你的俸祿都會降級的，如果你考核評優(yōu)，所有的待遇，包括俸祿，包括飲食，包括家庭的待遇都會相應提高的，這枚簡也很有意思，我們現(xiàn)在要坐飛機，不是有時候要手持身份證，要對你的相貌進行核對，但是兩千多年前的秦朝，它也有這方面的記載，這一枚簡就是通關憑證，這個簡上面關于你的膚色，你的身高，你的性別，還有你的爵位，它都有記載。

在經歷了二十年的艱難歷程之后，孝公終于如愿以償?shù)卦佻F(xiàn)了秦穆公的輝煌，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周天子封秦孝公為伯（霸），第二年，諸侯國紛紛前來祝賀，秦國派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族），朝見周天子，大會諸侯。秦孝公也兌現(xiàn)了當初，求賢令的諾言，將於、商十五邑封給商鞅，當年在魏國未能施展抱負的商鞅，在秦國登上了人生輝煌的頂點，然而，也就是這個時候，一個充滿殺機的巨大陰影正在向商鞅不斷靠靠。

這里是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1975年，幾位農民在挖排水溝時，發(fā)現(xiàn)了一個巨大墓葬坑，這個古墓重見天日，填補了中國考古的巨大空白，墓葬坑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寫有文字的竹簡，內容以法律文書為主，它不僅證明傳世文獻關于商鞅《法經》為藍本，為秦國制定盜、賊、囚、捕、雜、具六篇的記載，而且表明商鞅在六篇之外，還制定了許多關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過立法的形式，為秦國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的基本框架，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也最為人所詬病的告訐[jié]連坐制，一人犯法，其親屬、鄰里、上下級必須檢舉揭發(fā)，否則要被一同治罪，為此，他們編制了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的什伍制。

盡管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強大，但他的鐵血統(tǒng)治也使得秦國充滿了恐怖氣息，被剝奪權力，并被施以酷刑的舊貴族更是對商鞅恨之入骨，時刻等待著復仇的機會。

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死，太子駟即位，號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邊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勢力，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師傅公子虔，他們誓與商鞅不共戴天，取名告商鞅謀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楊振紅：當時商鞅就開始逃，逃到關下的時候，他想要留宿，結果那個店主讓他拿出他的符篆來，就是能表明他的身份的這樣的一個證件來，他沒有，店主就不敢收留他，說商君有令，如果你要有留宿客人的話，一定要有符篆（證件），如果你沒有我不敢留你，否則我一定會被判處刑罰，而且我的家人會連坐，所以商君當時非常感慨，說我沒有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居然把我自己陷于這樣的一個境地。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軍殺死，惠文王命人將商鞅的尸體運至咸陽施行了最殘酷的刑罰，車裂，相當于后人所說的五馬分尸，然而盡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為秦國的新國君，他清醒地認識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廢，新法不僅使秦國擺脫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強，成為一個高效運轉的，中央集權制國家，而且新法已經成為秦國穩(wěn)定發(fā)展，成就萬世基業(yè)的基本保障。

商鞅變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創(chuàng)，而是大量借鑒東方各國，特別是魏國變法的經驗，例如李悝在魏國率先推行，盡地力之教，發(fā)展農業(yè)，建立法制，吳起在楚國推行新政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廢除世卿世祿制，韓、趙、魏早在春秋未年還是晉大夫時就開始擴大畝積，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鞅變法在戰(zhàn)國變法中脫穎而出，獲得巨大成功呢。

李開元：本身秦國是比較落后的，落后的時候它沒有一個完整的制度非常不健全，那么這個時候商鞅帶來一個比較文明的新的制度，他也愿意接受，孝公是一個非常強勢的君主，而且有強烈的改革的愿望，他在位時間也很長，所以能夠一直支持商鞅，把兩次改革推行到底。

楊振紅：商鞅很多人評價他，說他是刻薄人，但是如果這樣的一個人，他去進行治理國家的話，實際上他是奮不顧身的，所以即使商鞅本人受到詬病，受到一些不好的評價，但是對這套制度本身，確實是行之有效的，所以從國家制度建設來講，從法律制度建設來講，這應該說是兩千年制度的一個根本，一個奠基。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變法一百三十八年之后，憑借商鞅所創(chuàng)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強大秦軍，秦始皇完成了蕩平諸侯，統(tǒng)一中國的偉業(yè)，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在西安臨潼區(qū)，東面5公里的驪山北麓，高隆著一座土丘，這是一座文明中外的帝王陵，陵園占地56.25平方公里，陵墓封土現(xiàn)在周長仍有1700余米，雄偉高大的封冢，在巍巍峰巒懷抱之中與驪山渾然一體，在這里沉睡著一位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巨人，他就是被譽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嬴政，是他，結束了中華大地列車紛爭數(shù)百年的分裂局面，實現(xiàn)了國家的統(tǒng)一 ，他因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而名垂青史，又因實施暴政，遭千古罵名，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而他所主持設計的皇帝制度卻影響了中國幾千年，家喻戶曉的秦始皇，不僅他的身世，生世功過引人注目，如今就連座落在驪山腳下的始皇陵也因重多未解謎團，而倍受關注，神秘莫測的秦始皇陵，空前絕后的兵馬俑，每天都吸引著成千上萬的游客前來參觀，穿越兩千多年的歷史煙云，感受這位偉大帝王的豐功偉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