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香

北周庾信曾詠：“屋里衣香不如花”，唐代李賀亦云：“春風吹鬢影”，后人便常用“衣香鬢影”來形容儀容之美。然而當下人們往往只重衣冠之美，卻忽略了香氛之韻。古人崇尚虛實相生，服章讓人之“形”得以彰顯；而有了香，則氣韻頓生，是謂“神形兼?zhèn)洹薄?/p>

因而，在高分人文紀錄片《惟有香如故》熱播之際，我想用一個獨特的視角，和大家一起去重觀唐宋年間的三場風波，識衣，識香，亦是識人間之道。

雨霖鈴·瑞龍腦香

瑞龍腦產(chǎn)自婆律國（今文萊），除生長于酷暑之地外，還需要用熏燃的方式釋放香氣。但它的香氣如同它的外形一般，極其清涼純凈。賀懷智說，這就是“炎涼”，就如富貴喧囂與寂寥伶俜矛盾地組合在一起，纏纏綿綿，動人心魄。

香中有“炎涼”，服飾中亦有。

唐代的冠服制度中，顏色是區(qū)分尊卑的重要線索。據(jù)《唐書－輿服志》記載，天子常服為“赤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huán)帶，六合靴”。唐高祖時，官方規(guī)定“赤黃”為皇帝常服專用色彩，民間仍可穿著其他黃色服飾；而到了唐高宗總章元年，皇帝之外的任何人均嚴禁穿著黃色，黃袍從此成為至尊至貴、無上權(quán)力的象征。

唐代之前，服飾中的紋樣相對稀少。隨著唐代國力的日漸繁盛和文化的開放包容，服飾上的紋樣逐漸豐富起來。尤其是貴人的服飾上，聯(lián)珠團窠紋、寶相花紋、瑞錦紋、卷草紋、幾何紋等層出不窮，多彩的紋飾讓錦衣華袍愈發(fā)奢華精致。

雖然衣裳規(guī)制甚多，但唐代男子無論高低貴賤，都會頭戴幞（fú）頭。幞頭又名折上巾、軟裹，是一種包裹頭部的紗羅軟巾。唐初，幞頭腳均以軟紗制成，故統(tǒng)稱軟腳幞頭；隨后垂于腦后的兩腳逐漸加長，稱為長腳羅幞頭。中唐時兩腳漸短，有的還將兩腳反曲朝上，稱為翹腳幞頭或朝天腳幞頭，制幞頭的材料也逐漸由羅縠變成漆紗。

衣裳彰顯天潢貴胄之“炎”，幞頭卻與蒼黎萬姓同“涼”，其中意味，不知當年的唐玄宗可曾參透？

如夢令·梅香

李清照一生愛梅，因而也愛調(diào)梅香。然而這次這次合香非常特別，因為在梅香的配方里，居然不含任何梅花成分。然而她直接對梅花的靈魂進行了最純粹的描摹，因此縱然舍棄了本體，梅花的韻味依舊娉娉裊裊，不減分毫。

私以為，李清照品無梅之梅香，一如今世之人賞宋服里的精神美學(xué)。

“雅”是后人對宋代服飾的一致評價。宋人著裝講究修長適體，其中“褙子”無疑是最符合這一標準的日常服飾。宋代女性的褙子以直領(lǐng)對襟式居多，兩腋開叉。褙子是一種百搭的裝束，可搭配抹胸、襦衫等外穿，亦可在外加穿大袖衫。穿上褙子，整個人的身形會顯得格外清癯挺拔，典雅而不失灑脫，頗有一番風韻。

“雅”是后人對宋代服飾的一致評價。宋人日常服飾中選用的顏色也更加清淡柔和，如淡藍、淺黃、墨綠、珠白等，體現(xiàn)出清逸婉約的審美追求。不同于唐人明艷張揚，宋人更在“自然”上下功夫，從萬物生靈中擷取色彩，并將花草魚蟲以淡雅的暗紋織入裾前袖間，仿佛擁天地入懷，以小雅洞悉大雅。

都言“人靠衣裳馬靠鞍”，但私以為，人和衣服是互相成全的。宋人之服之所以雅，是因為那是一個舉朝尚文、追求極致的精神世界的時代。如今，斯人已逝，改朝換代，但精神恒在。因而我想，當下的我們深愛宋服，亦是在尋覓那寄托在服飾上、從不曾逝去的，獨屬于中國文人的精神風骨。

浪淘沙·沉香

南朝的范曄曾在《和香方·序》有言云：“麝本忌多，過分必害；沉香易和，盈斤無傷”；而紀錄片中，王安石對蘇軾說：“沉香的味道確實不錯，引而不發(fā)，不偏不倚，這就是中庸之道?！??

宋代尚儒，尊崇儒學(xué)提倡的“中庸”之道，這種理念同樣也被貫入了官服設(shè)計之中。

“公服”是宋代官服之一，亦稱“常服”。宋代常服承襲唐制的曲領(lǐng)（圓領(lǐng)）大袖款式，且下裾加橫襕，以示上衣下裳之的深衣舊制。而中庸倡導(dǎo)的“天地人和”思想，本身就對深衣的設(shè)計影響頗深，如深衣袖根寬大，袖口收祛，象征天道圓融；領(lǐng)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條直縫貫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下擺平齊，象征權(quán)衡；分上衣、下裳兩部分，象征兩儀；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體現(xiàn)天道之圓融，懷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間之正道，行動進退合權(quán)衡規(guī)矩，生活起居順應(yīng)四時之序。

至于公服服色，宋朝沿襲唐制，官員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有資格穿紫、緋色公服的官員須在腰間佩“魚袋”，以區(qū)別官品。這體現(xiàn)了中庸之道中的尊卑名分，等級次序絕不可顛倒紊亂。

太祖定官服之制，力隨舊法，自有懷古時圣賢的意味，希望他的臣子也能達到中庸的境界，統(tǒng)籌兼顧，從而使王業(yè)興盛久遠。然而在那場政治風波中，“中庸”似乎與蘇軾無緣。熙寧變法時，他尚不懂“中庸”之道，因新政存弊而上書極力反對變法，因而倍受新黨排擠，不僅屢遭貶謫，還險些因烏臺詩案喪命；而元祐更化時，他因目睹變法帶來的益處，試圖以“中庸”之理，勸諫司馬光保留部分利國之策，卻因之受到舊黨陷害，為躲避災(zāi)禍而不得不再謀外任。

不偏不倚，言之易，行之甚難。下一世，還是只做個逍遙文人吧，因為詩詞文賦不需要中庸的進退合宜，遵循本心才是無價之寶。

參考文獻：

龐綺,李亞潔.宋代色彩風格探析[J].,2009,No.199(11):46-51.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09.11.009.

王超.宋代漢族服飾褙子的樣式與審美研究[J].大眾文藝,2018,No.445(19):23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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