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復制”中國考論》序言

林 ?鵬

（一）歐洲“近現(xiàn)代文明”源于“中學西被”

“文明”（法語：civilisation）一詞來源于中國。17—18世紀時，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部分先進人士對中國文明有了清晰的印象，于是導入了“文明”的概念，掀起反對基督教的“啟蒙運動”。與啟蒙運動“文明”含義——進步、創(chuàng)造、禮樂和高尚——形成對照，對于中世紀的基督教歐洲來說“文明”是個貶義詞；它意味著：人脫離上帝，而自作自受——原罪爆炸，充滿災難，走向毀滅。后來，西方實際上所走的“文明”之路則是“中表西里”，實質上是走進了“上帝的怪圈”——“創(chuàng)世→末日”，暫時把原罪和災難轉嫁給了外部世界——新大陸（西印度）、亞洲（東印度）及非洲。

歐洲在與東方世界的早期接觸中，受到亙久浩大的中國文明的震撼；以致連續(xù)兩個世紀，歐洲都把中國作為其“近代轉型”的文明樣板。有一種說法：法國人自詡為歐洲的“文明傳教士”；意思是說，與基督教的傳播形成對照，法國所傳的是“文明教”，而“文明教”的內(nèi)容則是中國文化。早在16世紀末的法國學者斯卡利杰說：“中國人在正義的制度下過著太平的生活，……這讓基督教統(tǒng)治面對恥辱?！盵①]查爾斯·費希爾說：“在1785年之后，人們每每稱法國為‘歐洲的中國’。”[②]法國路易十四效法中國宮殿生活，建造凡爾賽宮，并開展模仿華夏的“禮儀運動”；其后百余年間，歐洲各國紛紛跟風，形成了大規(guī)模競相營造宮殿的風潮。此前的歐洲，只有城堡，沒有宮殿。

“意大利文藝復興”是19世紀的概念。而在14—16世紀歐洲，并不存在一場所謂的“文藝復興運動”。換句話說，被稱為“文藝復興”的運動應該正名為“中學西被”運動，用英國學者孟席斯的話說，叫做“中國點燃意大利文藝復興之火”。美國歷史學家林恩·懷特也說：鑒于中國的科技發(fā)明把歐洲人從中世紀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北京啟迪意大利文藝復興可能不亞于歐洲本身。[③]

伏爾泰說500年前歐洲無人識字?！拔覀兛梢曰貞浺幌拢?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俄羅斯，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今天我們的面包商還使用著的刻記賒售面包的木籌，就是我們過去的象形文字和賬簿。”[④]

伏爾泰是十八世紀人，他說的500年前大約為距今700年前，即所謂的意大利“文藝復興”之前，當時的歐洲基本上是文化荒漠。

明朝時，鄭和曾七次下西洋，到海外去傳播中國文化。據(jù)東西方學者最新研究成果，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不僅到達了印度洋、阿拉伯半島、非洲東海岸，而且還曾造訪美洲與澳洲，同時還于1434年派遣分隊到達意大利佛羅倫薩。當時的佛羅倫薩是教皇的駐地，鄭和的副使在那里與教皇尤金四世進行了會面，并向歐洲傳播了大量的中國文化知識，包括明朝鄭和的《星歷表》，元朝的《授時歷》及科技專著《農(nóng)書》刻印本等大量信息。[⑤]中國到海外的活動，是一種文化傳播活動，與西方“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殖民滅絕行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在鄭和下西洋傳播文化的半個多世紀之后，西方開始了所謂“發(fā)現(xiàn)”新大陸及開通東印度航道的“探險”之旅。這種從大西洋出發(fā)的探險之旅，無論向西還是向東，始終以尋找中國為目標。當時在歐洲人的地理知識中，將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大陸及群島稱為“印度”，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之旅所設定的向西航行目的地是“印度的泉州”、“印度的杭州”、“印度的廣州”及“印度的日本”；泉州、杭州、廣州不用說都是屬于中國的地理區(qū)域，而日本顯然也是屬于中國文化影響的區(qū)域。

哥倫布登上新大陸之后，以為自己到了接近“印度的日本”的地方，前方不遠就應該是“印度的杭州”（中國）了，因此將所到達的地方稱為印第安（印度）。后來人們才知道，哥倫布所到達的地方并非中國（印度），而是一塊新的陸地，因其航路方向由西取道大西洋，因而稱之為“西印度”。

另一方面，葡萄牙人達·伽馬在探尋“東印度”之旅的目的地也是中國?！皷|印度”是相對于西班牙之“西印度”（新大陸）而言的，達·伽馬在到達了今天的印度半島南端城市古里時，稱印度半島為“小阿拉伯半島”，并非“東印度”之旅的目的地。待其奪取馬六甲，蟄居澳門后，總算可以遠眺“東印度”之旅目的地——中國——的腹地了。早期歐洲稱太平洋為“中國?！保ɑ蜃g秦海），稱東印度群島（包括印度尼西亞及菲律賓等）為“大中國海群島”。在當時歐洲人貧乏的地理概念中，無論“西印度”還是“東印度”，起初都是以對中國的想象為背景的。

在“東印度”航路開通后不久，西方傳教士即由澳門而進入中國。這些傳教士以耶穌會士們最為著名，他們在致力于中華歸主（基督教征服中國）事業(yè)的同時，也將中國的宋明理學、中國儒學經(jīng)典等傳回歐洲，引起了基督教觀念支配下的歐洲社會的巨大反響，從而形成了“中學西被”的一個新階段。

學術界有一個詞匯叫做“東學西漸”，我們認為這個概念不能很好描述這一大規(guī)模文化傳播運動的實際情況?！皷|學”的“東”是一個以西方中心論為背景的地理概念，偏于“遠東”一隅，是個貶義詞；“西漸”的“漸”所表示的是小規(guī)模、長時間的緩慢滲透，不足以描述中國學術在短時間內(nèi)大規(guī)模覆蓋歐洲“文化荒漠”的景象。相比之下，“中學”是一個中國文化的概念，表示中國的學術文化傳統(tǒng)；而“西被”則說明中國文化西傳歐洲時，好像是鋪天蓋地而來，勢不可擋。因此我們覺得使用“中學西被”這個概念比較貼切。

（二）“中學西被”舉隅：西方歷史學觀念的起源

歷史學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在歷史長河中，唯有中國有著不間斷的紀年記錄。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有一個大一統(tǒng)的政治文化，頒行統(tǒng)一的歷法是天子的職責；只有通過統(tǒng)一的政令，才能頒行統(tǒng)一的歷法。另一方面，因為中國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重視歷史記載的文化傳統(tǒng)，歷代的歷史典籍車載斗量，不可勝數(shù)。據(jù)記載黃帝時“大撓作甲子”，創(chuàng)造了干支法，起初用于記日；周朝的《四分歷》開始將其用于紀年，東漢時復用《四分歷》，明確采用干支法紀年，黃巾起義“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其用例。干支紀年法的特點是便于計算、記憶，掐指一算就有結果，不會產(chǎn)生年代錯亂。這種六十花甲干支紀年法方便、實用，幾千年一直沿用至今。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歷史上歐洲從來沒有過政治統(tǒng)一，因而也不可能有統(tǒng)一的紀年法存在。歐洲開始有歷史紀年，出現(xiàn)在與中國文化接觸之后，即在17世紀，歐洲對中國的歷史紀年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我們今天常聽說西方古代有所謂“古希臘奧運紀年”、“雅典執(zhí)政官紀年”、“斯巴達監(jiān)察官紀年”、“古羅馬建城紀年”等概念，其實這些說法都是出于后世的偽造。就中世紀以前的歐洲而言，只有神話傳說，沒有歷史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