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在多年前的電影《猩球崛起》，還是新近上映的《哥斯拉大戰(zhàn)金剛》里，猩猩都是那個與人類產生重要聯(lián)結的物種。

人類對它們的親近感可能要歸功于達爾文的那本《物種起源》，以及之后無數博物學家、生物學家的研究成果。

在《哥斯拉大戰(zhàn)金剛》中，兩只巨獸像是一路過關斬將，最終打到擂臺最后一局，爭霸擂主的選手。這樣的敘事基礎也正是“適者生存”和“物競天擇”。

在當下，我們似乎更能理解“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我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在劉擎教授看來，人們對達爾文及其進化論，有一種“迷思”。我們該如何去理解達爾文當時的語境，以及進化論在社會發(fā)展過程中發(fā)生的流變？

?作者?| 劉擎

在近代科學歷史上，查爾斯·達爾文的貢獻幾乎無可匹敵。進化論具有世界性的、經久不衰的深遠影響，它不僅是關于整個生物界生存演化的自然科學，而且對社會科學、宗教和文化領域以及公眾的世界觀，都產生了難以估量的沖擊和啟示。

適者生存的迷思

進化論，這個一百六十年前的革命性“異端思想”，如今已經深入人心。

但是，進化論的傳播史也是一部受爭議、被誤解的歷史。特別是在社會文化領域中，對達爾文思想的普及運用，也一直交織著危險甚至災難性的誤用和濫用。許多學者仍然致力于澄清對進化論的誤解。

科學史學者邁克爾·謝爾默在《科學美國人》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中指出，對于“自然選擇”與“適者生存”這兩個流行短語，至今仍然存在很深的誤解，成為“公眾的迷思”。

首先，“自然選擇”（“天擇”）常被理解為“自然”似乎具有（如人類一般）的選擇意向，使“進化”按照既定的方向展開。

但實際上，進化是一種過程而不是推動這一過程的力量，也沒有誰在“選擇”適合生存的生物——無論是溫和的（如養(yǎng)鴿人的優(yōu)選品種）還是殘暴的（像納粹在集中營挑選犧牲品）。自然選擇沒有既定方向，也無法預期怎樣的變化會對未來的生存有益。

其次，更危險的濫用是“適者生存”的口號，它常常被解釋為“生存完全由你死我活的競爭優(yōu)勢所決定”。實際上，所謂“適者”并非指由力量大小來界定的“強者”。

流行的“迷思”以為“更高大強壯、更敏捷迅速、更能殘酷競爭的有機體才會更成功地繁衍后代”?；蛟S如此，但同樣可能的是，“更小、更弱、更慢而更善于社會合作的有機體同樣也能成功地繁衍”。

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在1902年發(fā)表的《互助論》中寫道：

“如果我們問大自然‘誰是最適合的生存者？是那些不斷彼此爭斗廝殺的，還是那些互相支持幫助的？’，我們馬上就明白，那些習得了互助習性的動物無疑是最適合的生存者?！?/p>

因此，謝爾默認為，進化論的正確理解應當同時包括兩個論題：自私與無私，競爭與合作。

如果把握這種雙重性，我們甚至會在達爾文的洞見中發(fā)現對理解當下經濟危機的啟示。

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弗蘭克撰文指出，亞當·斯密著名的理論“看不見的手”與進化論中的競爭論題相兼容，但這只是整個進化論學說的一種特例。

亞當·斯密認為，出于自私動機的競爭常常會提升群體的利益，但在達爾文看來，這種競爭依照個體成功的原則展開，未必能提高物種或群體層面上的生存適應性，有時對群體甚至是有害的。

在經濟活動中，我們會發(fā)現競爭增進整體利益的例子（比如企業(yè)之間的競爭會有利于整個消費群體），但也可以找到相反的案例。

比如，父母都想讓子女就讀好的學校，紛紛購買好學校附近的住宅，于是導致優(yōu)質學校周邊的房價飛漲。父母們?yōu)榇烁有量嗟毓ぷ鲯赍X，來提高自己家庭的購買力。

但是，當眾多家庭都卷入這場競爭，最終付出的努力就會相互抵消，仍然只是少數人能進入優(yōu)質的學校，而整個群體卻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類似的，運動員為爭奪獎牌而服用興奮劑，或者國家之間展開軍備競賽，都屬于兩敗俱傷的惡性競爭。

對于這類個案，達爾文（關于性別選擇）的學說比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提供了更好的解釋：如果競爭是導向獎賞個體的相對表現優(yōu)勢，那么往往會與群體利益相沖突。

弗蘭克指出：“通過關注個體利益與群體利益之間的沖突，達爾文已經為現代社會我們所熟知的許多規(guī)則確定了基本原理，這些規(guī)則包括在體育比賽中禁用類固醇，在工作場所制定安全和工時規(guī)范、產品的安全標準，以及施加于金融界的諸多限制。”

今天的經濟學家通常會將亞當·斯密看作這個學科的奠基人，但弗蘭克預言，在一百年之后這個位置會被達爾文取代。

被濫用的“自私”與“競爭”

片面強調“自私”與“競爭”是對進化論的誤解與濫用，但這種迷思不應歸咎于大眾的蒙昧無知。
進化論的一些著名捍衛(wèi)者都傾向于將“適者生存”解讀為“弱肉強食”和“優(yōu)勝劣汰”，其中 包括達爾文的親戚高爾頓（Francis Galton），以及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和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等人。

甚至達爾文本人的另一部著作——1871 年出版的《人類的由來》，也存在多種解讀 的可能。

在歷史上，從令人憂慮的“優(yōu)生學”、粗俗版本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到納粹德國駭人聽聞的“種族凈化論”，以及當今世界盛行的極端自利、無情競爭的“生存鐵律”迷思，這一切都意味著，進化論在社會和道德意義上的影響是毀譽參半的。

因此，我們仍然有必要繼續(xù)研究和全面理解達爾文的思想，特別是他對道德生活與意義世界的洞見。

本文節(jié)選自《2000年以來的西方》，原文標題《達爾文進化論：在爭議與誤解中傳播普及》；一頁丨當代世界出版社 2021年4月出版；作者劉擎，現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第七季《奇葩說》導師、得到App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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