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僅供學習參考】

16、劉知幾（公元661—721年）

? 唐朝著名法家、史學家。字子玄，彭城[1]人，在唐高宗至唐玄宗期間，歷任中央政府史官三十年，對歷史有比較深刻的研究。

? 他堅持進步的歷史觀，反對儒家“貴遠賤近”、頌古非今的思想。他指出歷史是不斷進化的，“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時代變了，治理國家的辦法也要跟著改變，必須因時制宜，不能因循守舊，“必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2]。

? 他堅持法家的法治路線，主張“明賞罰”。他曾建議武則天“君不虛授，臣不虛受”。認為“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勸武則天不要輕易實行大赦，否則可能造成“壞”人得勢，“好”人遭殃。

? 他通過對歷史的研究，對儒家反動學說展開了批判。首先是對儒家的“禪位”說深表懷疑。他認為堯禪位于舜是不可信的，舜篡奪帝位倒是可信的。堯舜的“禪讓”，不過是虛說，是將丑事美化，“徒虛語耳”。他還直接對《尚書》《春秋》一類的儒家著作的欺騙性進行了揭露，說它們掩惡虛美，愛憎由己，“理有難曉”。他公開稱孔丘的《春秋》并非“善無不備”之書，敢于剝掉所謂“圣經(jīng)”的神圣外衣。

? 他駁斥儒家的“天命論”，批判了陰陽五行災異說。他認為歷史所記載的成敗大事，主要在于人事而不系于天道、龜卜，對散布迷信思想的歷史著作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和批判。還特別指出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是借天命來“論興亡”、“妄褒貶”，是十分荒謬的。他強調(diào)“夫論成敗者，因當以人事為之。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3]，他認為決定歷史的不是天命，是人事。但他所謂“人事”是指帝王將相個人的作用，即一國的衰亡是由于君主的昏暴；一國的興盛是由于君主有才智。這就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泥坑。

? 他寫的《史通》一書，是我國最早的歷史理論著作。另外，還著有《睿宗實錄》十卷，以及與人合編的《唐書》八十卷、《高宗實錄》二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則天皇后實錄》三十卷等。

注：

[1] 今江蘇徐州。

[2] 《史通·模擬篇》。

[3] 《史通·雜說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