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來已經讀了《娛樂至死》不下三遍，每次看完都有新體會。溫故而知新。

全書共11章，論證線條清晰明朗：媒介會影響話語結構和文化氛圍—對比分析以鉛字為媒介和以電視為媒介的美國社會狀況—對電視時代進行抨擊并提出改良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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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即“媒介即隱喻”、“媒介即認識論”首先描述了作者當下信息環(huán)境的狀況，“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yè)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之后提出觀點，媒介即信息的傳播形式不只是信息傳播的工具，而且會改變話語結構并影響所要傳播的內容。任何信息想要傳播都需要借助一定的技術，而每一種媒介都會有自己特殊的思想傾向，會創(chuàng)造出符合媒介特性的認識論（認知傾向）。古老的烽煙難以傳播復雜的哲學觀點而只適合傳達簡單的指令；“體重300磅，滿臉贅肉”的人，即使個人能力再優(yōu)秀也難以在如電視這種視覺媒介中生存。而這種影響往往不為人所注意，人們通過鐘表將時間定義成分秒以后，逐漸也會變成“遵守時間的人、節(jié)約時間的人和被拘役于時間的人”。隨后立場鮮明地指出，以電視為媒介的認識論不如以印刷機和鉛字為基礎的認識論。為后文作者圍繞兩種不同認識論占主流的不同時期的美國進行論述進行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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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印刷機統治下的美國”描述了以印刷術為基礎的鉛字作為主要（或者說唯一）媒介時期的美國社會狀況。那是一個閱讀蔚然成風的時期，并且形成了一種沒有階級之分、生機勃勃的閱讀文化：學校、報紙業(yè)蓬勃發(fā)展，文化普及率極高，各黨派之間通過印發(fā)小冊子互相反駁，圖書館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演講廳遍布城市和鄉(xiāng)村；托馬斯.潘恩的《常識》在出版后兩個月內賣掉10萬冊，按照比例相當于1985年的800萬冊；人們的對話嚴肅而富有智慧，“美國人不會交談，但他會討論，而且他說的話往往會變成論文。他像在會議上發(fā)言一樣和你講話，如果激烈討論起來，他會稱與他對話的人為‘先生們’?！弊骷业腋箘t得到了明星一樣的待遇，“如果我乘著馬車，人群就會把車簇擁起來并送我回家；如果我進了劇院，所有的人都會起立，然后音樂從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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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印刷機統治下的思想”則描寫了當時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文章以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辯論作為開頭，然后描寫了當時的宗教、法律、廣告等各行各業(yè)的狀況，論證了“闡釋年代”下公眾話語的嚴肅和優(yōu)越性：道格拉斯發(fā)言3個小時后，林肯建議“聽眾們先回家吃飯，然后再精神飽滿地回來繼續(xù)聆聽4個多小時的辯論”；“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聽眾們對辯論內容顯然有著充分的理解，包括歷史事件和復雜政治問題的知識......在這些聽眾的社會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務已經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廣告被看作是一項嚴肅而理性的事業(yè)，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傳播信息、發(fā)表主張”。印刷術賦予智力的定義，是推崇客觀和理性的思維，鼓勵嚴肅、有序和具有邏輯的公眾話語。線性展開的文字需要語境，依賴分析，形成歸納。面對語句時，作者和讀者都絞盡腦汁，他們面對的是對智力最大的挑戰(zhàn)。在那個時期，成熟話語擁有的特征，都被偏愛闡釋的印刷術發(fā)揚光大：富有邏輯的復雜思維、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對于自相矛盾的憎惡、超常的冷靜和客觀以及等待受眾反應的耐心。誠然，3、4兩個章節(jié)洋溢著作者對鉛字時代的贊美甚至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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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5-10章中，隨著電報的出現和攝影術的發(fā)明，公眾話語被賦予了嶄新的定義。電報使信息可以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自由傳播，但源源不斷的、支離破碎、彼此無關的信息與受眾之間卻幾乎沒有關系，“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同時過剩的信息極大削弱了人們的“信息--行動比”（人們根據信息采取行動的能力）：“對于解決通貨膨脹，犯罪和失業(yè)問題你有何高見？對于保護環(huán)境或降低核戰(zhàn)爭危險你有什么計劃......我可以大膽幫你回答：你什么也不打算做?！眻D像作為攝影術的產物，其內涵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無法表達無形的、遙遠的、內在的和抽象的事物，只能反映某時某地發(fā)生了怎樣的事。圖像中沒有描述，不像文字那樣可以用來挑戰(zhàn)、討論，“它無心辯駁，所以它就是無可辯駁的”。和電報一樣，照片同樣不需要前因后果，不需要語境，它把世界再現為一系列支離破碎的事件，或者說，將世界以娛樂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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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電視是真正的“集大成者”，它讓人們真正突破了時空的限制來盡情地獲得信息包括影像和音樂，但后果卻是一切公共事務的娛樂化。新聞變得沒有背景、沒有結果、沒有嚴肅性，完全不需要人們思考：“再殘忍的謀殺、再具破壞力的地震、再嚴重的政治錯誤，只要播音員說一聲‘好......現在’一切就可以馬上從我們的腦海中消失”，“他們在播報地震、屠殺和其他災難新聞時往往保持一種固定不變的、得體的熱情。如果他們流露出任何恐懼或憂慮，觀眾一定會寢食不安”；宗教活動變得不再純凈和虔誠，“在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歷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類活動，沒有儀式，沒有教義，沒有傳統，沒有神學，更重要的是，沒有精神的超脫......大多數宗教節(jié)目里都有水汽沖天的噴泉、色彩絢麗的花朵、訓練有素的唱詩班和精心設計的布景，完全是一些商業(yè)節(jié)目的再現”；廣告不再傳達理性的信息，感染力而非理智成為消費者選擇商品的依據，“麥當勞廣告里沒有可驗證的符合邏輯的觀點，里面有的是俊男靚女買賣漢堡、享用漢堡的表演，以及因為自己的好運而表現出來的狂喜。沒有人表達任何意見，只有觀眾自己從廣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種感覺”；政客們通過讓自己在電視里討喜而獲勝，而非依靠博學的見聞和出色的才智，“形象政治”深入人心：“他運用了類似麥當勞廣告的視覺手段把自己表現成一個經驗豐富、正直虔誠的人......最后的結果也證明了他是有遠見的，他以紐約州歷史上最多的選票贏得了席位”；教育也變得和娛樂密不可分，“如果他們的英語老師讓他們通過搖滾音樂學習演講稿的八大部分，或者如果他們的社會學老師用唱歌的方式教給他們有關1812年戰(zhàn)爭的史實，再或者如果他們的物理課內容出現在餅干和廣告衫上，他們絕不會有任何異議”。教育以電視所推崇的娛樂形式呈現出來才能吸引學生，然而一系列的研究并沒有顯示出，“信息通過戲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時，學習的效果最明顯”。恰恰相反，電視在培養(yǎng)深層次的、具有推論性的思維方面明顯不如鉛字。整個部分表現出作者對電視時代泛娛樂化的強烈批判與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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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1章“赫胥黎的警告”中，作者表現了對時代的無奈與悲哀，“誰會拿起武器去反對娛樂呢？當嚴肅的話語變成了玩笑，我們該向誰抱怨，用什么樣的語氣抱怨？對于一個因為大笑過度而體力衰竭的文化，我們能有什么救命良方？”隨后謹慎地提出了兩個建議：第一個建議被作者自己否決，即創(chuàng)造一種電視節(jié)目來教教育人們電視產生的影響，句子本身就充滿了諷刺意味，顯然最終獲勝的還是電視；第二個建議或許可行，即依靠學校來傳播“媒介意識”的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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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文本體量，筆者略去了原書中大量的分論點和論證細節(jié)，難以復現作者的洞察力、尖銳與幽默的表述以及精妙的分析。誠然，原書中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論點的論證并不透徹，甚至個別部分存在論據堆砌的嫌疑。然而既然有耐心通讀全文而并未中途放棄，讀者應該關注的是其有價值的部分而非無關緊要的細枝末節(jié)。細心的讀者不難發(fā)現，上述對原書的梗概只需進行些許字詞的調換便足以描述當下的信息環(huán)境。并且在最后一章中，作者極具預見性地指出了電腦可能帶來的影響，“這些有關信息的精神、政治和社會作用的問題對于電腦和電視機一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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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媒介影響話語結構的論點，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不乏事實：越來越多不知所云的所謂“網絡用語”迅速傳播，如“藍瘦香菇”“不明覺厲”“絕絕子”“YYDS”；很多人說*某站是一個學習網站，但或許稱為“有學習資料的網站”更合適（不過這有什么意義呢？如果你愿意，任何網站都有能夠學習的東西），畢竟占據播放量榜首的“鎮(zhèn)站之寶”是那些惡搞、娛樂的視頻；某法律大V有上千萬的關注量，但或許關注者或稱訂閱者（不喜歡“粉絲”這個詞）所追逐的更多是視頻里妙趣橫生的段子而非枯燥的法律知識。幾十個小時、被分成幾十集的法律課程視頻的全部播放量還不及幾分鐘（甚至更短）的“普法”短視頻；朋友圈確實可以分享科普知識和深刻的觀點，但互動量最高的往往是那些精細排版的，充滿俊男靚女美景美食圖片的“九宮格”......林林總總，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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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樂本身并沒有錯，每個人都會筑起自己的空中樓閣，“但如果想要住在里面，問題就出現了”，需要引起注意的并不是娛樂內容出現，而是一切都以娛樂的形式出現。需要警惕的是，就像作者同樣在書中提到的，人們對技術改變生活的關注往往集中在內容上，而更深層次的抽象的方面，“我們沒有表示同意，也沒有表示反對，我們沒有進行任何討論，我們只能順從”，“想到人們如此頻繁而熱切地使用‘信息時代’、‘信息爆炸’和‘信息社會’之類的詞語，我們不難感覺其中的一絲可笑”。就像當下的人們也會說，人們的注意力越來越難以集中，越來越習慣于碎片式“學習”，快餐式閱讀，仿佛天然認可了這種趨勢而不會對其進行批判取舍。在碎片式“學習”中到底學到了什么？快餐式閱讀除了讓人產生一種自己閱讀過東西的道德優(yōu)越心理，究竟給閱讀者帶來了什么？然而這些未經討論的方面，可能才是真正重要的。書籍也好，電視、電腦或移動互聯網也好，每一種媒介為了吸引其受眾必然要充分發(fā)揮其優(yōu)勢，最終會形成這一受眾的特定文化氣質。評價一本書的好壞，我們會觀察故事情節(jié)的展開、語句的選擇、修辭的使用、論述是否詳盡有力以及論據是否切題而充分；而在評價以電子和圖像為主體的媒介中，好不好看，好不好聽，標題是不是夸張，立場是不是和我一樣成為了主要的標準，娛樂成為了核心，嚴肅和理性被拋到了一邊，自由主義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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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波茲曼預見到了泛娛樂化趨勢難以改變，而《娛樂至死》想告訴我們的，也許是在“大娛樂時代”仍然要保持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