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討厭母親節(jié)。50年代的她還是堪薩斯的一位門諾派家庭主婦，在60年代卻成為了致力于罷黜父權(quán)和資本主義的激進分子。她將母親節(jié)視為賀卡公司和鮮花產(chǎn)業(yè)的共同陰謀，但接到我的電話，卻總是很開心。

我們倆的故事剪不斷，理還亂。她在1972年離開了我的父親，帶著我奔赴南美洲的革命。數(shù)年之后，我們重回美國故土；但隨之而來的一場法庭訴訟中，父親贏得了我的監(jiān)護權(quán)。不過母親并未認輸，反而挾我潛逃，二人再次跨過邊境。你大概都能想象，經(jīng)歷此間種種的我會有怎樣復雜的感受；即便我成年之后，我們倆也總是避免談及此事。

直到母親與2004年逝世之后，我讀到她的日記才發(fā)現(xiàn)，真正能使她開心的不過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愿望——倘若我能告訴她她是多么優(yōu)秀的一位母親，告訴她我總算是理解了她的良苦用心，那該有多好！

從5歲起到11歲這之間的歲月里，我隨著她四處游歷，從底特律到伯克利的公社，從智利的社會主義集體農(nóng)場到秘魯沿海的破敗小鎮(zhèn)。逃離了婚姻、政變和一紙逮捕令，母親加入了街頭抗議和示威陣線，發(fā)出激情澎湃的檄文，反抗對窮人和弱者的壓迫。有我陪伴左右，我們一起同一切反動“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性別歧視和消費主義——進行斗爭，爭取共產(chǎn)主義、女性權(quán)利和平權(quán)思想等進步思想。彼時我們秘密潛回美國，匿居丹佛，母親甚至更名改姓，以免被父親發(fā)現(xiàn)。

自始至終，母親都在告訴我，能夠親歷她口中的“真實世界”，乃是我一生之幸。我盡了最大努力來相信她。感到自己成為某個重大使命的一部分，確實令我頗為欣喜，但各中真意，我朦朦朧朧，難以體味。與此同時，我又甚為渴望能安定下來。

到頭來，我的母親終于絕望了，我終究沒能如她所愿，成為一名激進分子。在我離家10年以后，她在日記中寫道：“我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他不是一個革命者。我只得面對心中苦悶。”日記中還寫到，她夜夜輾轉(zhuǎn)難眠，只因“Peter背叛了階級斗爭”。

她在日記中的觀點很明確，她認為做一個好母親和做一個優(yōu)秀的革命者完全是一回事，這兩個角色完全不沖突，誰要是不認同，說明他們還沒想明白這個道理。每當有她的朋友或家人表示我還是跟父親一起生活比較好——這樣她也能輕松點——她就氣不打一處來。她寫道：“好像把我的孩子交給革命之敵才能‘解放’我、才能讓我專心革命一樣！我獻身的革命事業(yè)可不是這樣的?！?/p>

她認為，傳統(tǒng)的“賢妻良母”形象受到家庭瑣事和物質(zhì)化的茶米油鹽的限制，而拒絕這種形象本身就證明了她是一位好母親。話雖如此，當7歲的我躺在厄瓜多爾一家醫(yī)院的病床上，拉肚子拉到昏天黑地的時候，她在日記中承認，盡管有些話她可能永遠也沒法說出口，但她確實“因為把兒子暴露在如此危險的環(huán)境中而感到有些內(nèi)疚”。不過她繼續(xù)寫道：“如果他能恢復健康，早晚他會為他獲得的體悟而滿足的。畢竟我們可是生活在南美洲最大的貧民窟里?！?/p>

讀了她的日記以后我才知道，她曾經(jīng)那么擔心其他人尤其是我會說她是一個糟糕的母親。她寫道，當我不給她打電話時候，她感到自己應當請求我的原諒。

我真希望我還能告訴她我現(xiàn)在的感受。有的時候，她確實是個糟糕的母親。沒有哪個孩子應當感到，為了確保母親的愛，而有必要聽憑自己被她拐走。沒有哪個孩子應當將上膛的手槍當作玩具，以便“為革命做好準備”。我絕不會像這樣撫育自己的女兒。

然而，給我一千個所謂“正常”的童年，我也不會放棄我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我母親撫養(yǎng)我的方式深深植根于她變革社會的堅定承諾。盡管按世俗的標準來說，她有時顯得不負責任、不計后果，但我無時無刻不曾感到她的愛與關懷。

她曾告訴我我是多么幸運。她到底還是說對了。一度以來我都在感謝上蒼，沒有讓我的生活完全脫離正軌，但現(xiàn)在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了。沒有她，我會生活在一個更加封閉和隔絕的環(huán)境中，難以接觸到各種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難以被這世界上巨大的不平等所觸動。我的母親對政治的滿腔熱情，也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如此深重烙印——我最終成為了一名政治學教授。盡管我們的政見存在巨大的分歧，她那義憤填膺的理想主義和創(chuàng)造一個更加公正的世界的獻身精神依然充滿了感染力。這種力量造就了今天的我。

我真希望我還能給她打個電話，告訴她這些話。

Peter Andreas是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的一名教授，也是《反叛的母親：我那追尋革命的童年》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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