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考據(jù)方面來說，在求得其真面目；就批判方面來說，是要和他總清算?！躺兴?/p>

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上，歷史考據(jù)上有一個至今不決的重大問題，這就是“大同說”究竟出于哪一家什么人或和哪一家什么人最有關(guān)系的一個問題。

古人如呂祖謙、朱熹、胡寅、李邦直，近人如吳虞、陳獨秀、梁漱溟，下至著《中國哲學(xué)史》的馮友蘭諸先生，認《禮運》里的“大同說”是出于道家，固極不合：就是公羊派的康有為、陳煥章、梁啟超，國民黨的孫中山和喜談大同主義的朱謙之，專研中國歷史的呂思勉諸先生直認大同說是儒家孔子之言，亦屬非是。我以為：先秦諸子最反對大同說者，莫如提倡無知識主義、無政府主義、個人主義的道家，如老子主張“絕仁棄義”、“絕圣棄和”，“不尚賢，不使能”，“小國寡民，……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楊朱主張“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莊子主張如魚相忘于江湖；晉鮑敬言也主張“古者無君勝于今世”，便是極力反對大同說的鐵證。其最和大同說相合者莫如墨家，如《墨子·兼愛中》說：“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這和那直到漢初才完成的《禮記·禮運篇》的“大同說”究競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禮運》的托堯舜和墨子的托文王，都是“托古”，無所謂不同。學(xué)者如還不相信，我可再來把它切實比較一下：第一，《禮運》的“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便是墨子的“尚賢尚同”；第二，《禮運》的“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便是《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愛利萬民”；第三，《禮運》的“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便是《墨子》的“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第四，《禮運》的“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便是《墨子》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以上便是“大同說”出于《墨子》的鐵證。至其所以以墨子之言為孔子之言，乃是由于漢儒的受墨家影響：如孔子的“仁”，一到漢儒如賈誼、揚雄那般人便把它解釋做《墨子》的“兼愛”，而說：“兼愛之謂仁。”以“兼愛”為“仁”，正同于以墨子的大同說為孔子的言論一樣。俞樾說得最好：“《禮運》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朔鞘ト酥砸?。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藙t圣人之言。是故推私以及公者，圣人也；有私無公，則為楊子之‘為我’；有公無私，則為墨子之‘兼愛’。兼愛，非圣人也；為我，亦非圣人也；然而孟子曰：‘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是‘為我’猶近于儒也。后之君子，執(zhí)以公滅私之說，而欲示天下以無私，不知其適為墨氏之徒矣。孟子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則先私后公可知矣?！?《賓萌集·公私說》)王祖畬的《讀禮運篇》也確認：大同說“即墨氏兼愛之說”，蓋“由漢儒穿鑿附會而托于圣人（指孔子）之言者”。而“孟子尤深惡之”，小康說正是“孔子所以接道統(tǒng)也”，而竟“轉(zhuǎn)若有不足之詞”，“此必漢儒之敢為大言者竊老佛之緒馀（尚思按：此與佛老無關(guān)），為援儒入墨者推波助瀾”（詳見《王文貞公文集》卷一）。俞王二氏之言，真是正確無比！陳澔以儒家的態(tài)度，把大同說中的“子”“老”解作“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必需原意真的如此，然后可認大同說是出于儒家。這是由于儒家平素主張差等愛或推愛，而反對墨家的主張平等愛或兼愛的原故。所可惜的是：陳氏的解釋，究竟沒有根據(jù)。現(xiàn)在如反而以墨家的態(tài)度，把它解作“不獨親其親，而兼愛人之親；不獨子其子，而兼愛人之子”，或“兼愛人之親，故謂不獨親其親；兼愛人之子，故謂不獨子其子”。試問這有什么不合？他如著《中國哲學(xué)史概論》的日本人渡邊秀方認大同說和道、儒、墨三家都有關(guān)系，也未盡是！

＊漢后道家很多，約可分為溫和、激烈兩派，溫和派主張?zhí)撜杭ち遗芍鲝垷o政府。鮑敬言只是其中的一人。詳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求真》雜志第一卷第四期拙作《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一一中國虛無主義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