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張家堡新莽墓發(fā)掘簡報

《文物》 2009年05期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2006～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配合西安市行政中心北遷項目，在西安市北郊張家堡發(fā)掘漢墓數百座。此墓地西距漢長安城約2.5公里（圖一），墓葬以西漢墓為主，其中207年初發(fā)掘的一座新莽時期墓葬（編號M15），規(guī)模宏大，出土器物豐富，尤其是出土的九鼎，甚為重要?，F將其發(fā)掘情況簡報如下。

一 墓葬形制

M15為長斜坡墓道豎穴土壙磚室墓，坐北向南，方向180°。墓上原有封土，現已不存。墓上方因取土被破壞，現墓道開口于擾土層之下，距地表深約0.9米。全墓由墓道、墓道東側北耳室、墓道東側南耳室、甬道、墓室五部分組成（圖二、七）。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長方形，底為斜坡狀?，F墓道開口長13.4、寬3.4、斜坡長13.75、底寬2.2，底距開口深3.2米，坡度13°。墓道兩側有兩級生土二層臺，第一級二層臺距開口深0.7、長10.75、寬0.3米，第二級二層臺距開口深1.4、長7.9、寬0.3米。

耳室2個，一北一南位于墓道東壁靠近甬道處。兩耳室形制、結構、大小相同，平面均呈長方形。條磚砌壁，拱形券頂，壁條磚順置錯縫平砌，1排條磚縱向對縫券頂，條磚橫向錯縫平鋪底，條磚縱向錯縫平砌封門。耳室長4.7、寬1.38、壁高0.9、室高1.4米。

甬道位于墓道與墓室之間，條磚砌成，多被破壞，磚鋪底與墓室相同。甬道長1.75、寬1.45、壁高1.6、洞高2.2米。

封門位于甬道口，磚封門，條磚縱向錯縫平砌。封門高2.3、寬2.2米。

墓室平面呈長方形，先開挖土壙，土壙底鋪一層0.5米厚的細沙，然后其上磚筑墓室，磚室與土壙之間填以細沙?，F土壙開口長10.6、寬4.8、底距開口深4.15米，土壙內距開口1.35米深處有一級二層臺，兩側二層臺長10.2、寬0.3米，北側二層臺長4.4、寬0.3米，土壙后壁刻劃一“大”字及一戴尖帽的人物（圖八），應是修墓人中途休息時隨意所作。磚室因盜擾多已毀壞，殘存少量拱頂及鋪地磚。墓室壁條磚順置錯縫平砌，所用磚均被打磨光滑，底部鋪四層條磚，由下至上一、三層縱向錯縫平鋪，二、四層橫向錯縫平鋪。磚室長7.1、寬2.1、壁高1.6、室高2.2米。磚室口東西兩側各有一側室，形制相同，平面呈長方形，拱頂土洞，磚券門。西側室長3.2米，東側室長3米，兩側室均寬1.2、壁高0.6、室高1.2米。

葬具、葬式因墓室盜擾嚴重，人骨已不存，葬具、葬式不詳。

出土器物位置器物主要出土于墓道東側兩耳室內。其中北耳室共出土器物49件，集中于耳室后部，計有小陶罐31、小釉陶鼎13、銅蒸餾器1套（3件）、銅環(huán)1、銅鉤形飾1（圖三、九）；南耳室共出土器物139件，也集中于耳室后部，有大釉陶鼎4、小陶罐90、大陶罐2、釉陶筒形器3、銅鼎5、銅筒形器3、器蓋銅握手10、漆木器環(huán)形銅構件10、漆木器月牙形銅構件10、鐵器1、鉛飾1組（圖四、一○、一一）。另外，墓室內殘存有釉陶鼎蓋7（另有部分釉陶鼎殘片）、釉陶盒蓋1、釉陶壺1、釉陶倉1、陶燈1、殘

瓦當1、銅蓋弓帽2、銅環(huán)1、鐵筒形器1等，另有大泉五十銅錢1枚。

盜洞 墓室上方共有盜洞5處（編號D1～盜洞自上而下打破土壙填土及墓室、側室或甬道頂部，直接進入墓室。D1，位于封門處，平面呈長方形，長1、寬0.6米；D2，位于墓室東側室，平面近圓形，長徑1.1、短徑0.85米；D3，位于墓室西側室，平面近圓形，長徑1.1、短徑0.85米；D4，位于墓室中部，平面呈長方形，長1.2、寬0.7米；D5，位于墓室后部，平面呈長方形，長1、寬0.65米。

二 出土器物

M15共出土器物204件（組），另有銅錢1枚，質地有陶、銅、鐵、鉛四種，分述如下。

1.陶器 155件。

大釉陶鼎4件（M15南∶2、24、32、37）。泥質紅陶，器腹輪制，耳、足模制，而后粘接，器表施黃綠色釉，部分釉層脫落。子口內斂，方唇，口沿兩側附對稱方穿耳，耳稍外彎，扁球形腹，圜底，底附三蹄形足，足跟略鼓，內側為三角棱形，斷面呈“”形，著地處有臺棱一周。中腹有凸棱一周，上腹模印竊曲紋，足跟內側中空。標本M15南∶2，口徑30.6、腹徑37.2、通高40.8厘米（圖五∶1、一二、三三∶2）。

小釉陶鼎 20件（M15北∶6、12～14、17、18、27、30～32、37、40、49；M15∶7～1、13、14）。泥質紅陶，器腹輪制，耳、足模制，而后粘接，器表施綠釉，其中墓室出土的釉陶鼎僅殘存7件器蓋和部分器身殘片，形制基本相同。器身，子口內斂，圓唇，口沿兩側附對稱雙耳（12件環(huán)耳、1件方形耳），扁球形腹，圜底，底附三踞熊形足，口沿下有臺棱一周，腹中部飾凸棱一周。蓋，淺覆缽形，弧頂近平，兩周凸棱將蓋面分為內外兩區(qū)，內區(qū)中心模印一銜環(huán)，之外三朱雀和一龍、一虎、一野豬相間分布，朱雀立于內區(qū)凸棱三乳突之上，外區(qū)模印山巒、龍、虎、鹿、豹、羽人、兔等圖案。為覆燒，口沿處有粘燒痕，唇部及耳面有垂釉現象。標本M15北∶30，環(huán)耳，腹略深?？趶?3.6、腹徑20.4、通高18.8厘米（圖五∶2、一三）。標本M15北∶18，方形耳，頂端向外彎曲，腹略淺。口徑13.6、腹徑19.2、通高16.4厘米（圖五∶3、一四）。標本M15∶7，殘存器蓋，蓋頂模印雙龍紋和三乳突，之外模印走獸。

盒蓋1件（M15∶16）。泥質紅陶，器表施醬黃釉，僅存殘片，無法復原。覆缽形，頂有圈足形捉手。

壺1件（M15∶17），泥質紅陶，器表施綠釉。僅存部分口沿、腹壁、假圈足殘片，無法復原。

小罐 121件（M15北∶1～3、7～9、15、16、19～26、28、29、3～36、38、39、41～47；M15南∶1、3～7、9、1～13、18、19、29～31、3～35、41、42、4、46～50、53、60～6、68、73～79、81、86～10、12～127、129、130、135～138）。泥質灰陶，輪制，北耳室38件器表裝飾朱彩圖案，3件（M15北∶3、4、46）體較小，形制基本相同。侈口，圓唇，短束頸，溜肩，鼓腹，低矮圈足。標本M15北∶36，體略大，器表裝飾朱彩圖案，口沿下飾倒三角紋，三角紋內飾花葉紋，腹飾四組（每組兩周）弦紋，上下兩組弦紋之間裝飾幾何形目紋，圈足飾弦紋一周?？趶?.6、腹徑18、底徑10、高19.4厘米（圖五∶5、一五）。標本M15北∶3，體較小，器表朱彩圖案與M15北∶36相同?？趶?.4、腹徑13.6、底徑7.2、高13.6厘米（圖五∶6）。標本M15南∶3，體略大，鼓腹，器表無朱彩圖案?？趶?.6、腹徑17.6、底徑9.6、高19.2厘米（圖六∶1、一六）。標本M15北∶39，體略大，圓鼓腹，器表無朱彩圖案?？趶?.8、腹徑17.6、底徑9.6、高18.2厘米（圖六∶2、一七）。

大罐2件（M15南∶8、45）。泥質灰陶，輪制，形制相同?？谖?，方唇，矮領稍內束，弧肩，圓鼓腹，平底內凹。標本M15南∶8，口徑17.5、腹徑29.5、底徑13.5、高29厘米（圖五∶4、一八）。

倉1件（M15∶2）。泥質紅陶，器表施綠釉，僅存?zhèn)}頂、腹部殘片和一足，無法復原。直口，圓唇，矮領，斜肩出檐，繞口一周環(huán)狀臺面，之下均勻布置放射狀瓦楞和四道粗短凸棱，瓦楞間模印出板瓦，獸形足。

燈 1件（M15∶15）。泥質灰陶，合模制，胎體厚重。燈盤殘，盤底近平，實心柱狀柄較粗，實心圓餅形底座。座面模印三角幾何紋和三乳突。底徑8.8、殘高8厘米（圖六∶3）。

筒形器 3件（M15南∶10、27、28）。泥質紅陶，輪制，器表施淺綠色釉，部分已脫落，形制、大小相同。子口，筒形腹，平底，底邊附三扁足?？谘叵卵b飾一周凸面寬帶，腹部淺刻卷云紋圖案。標本M15南∶28，口徑10.4、底徑10.2、通高20.4厘米（圖五∶7、二○、三一）。瓦當 1件（M15∶1），泥質灰陶，殘存四分之一。圓形，邊緣凸起，當面中心之外凸弦紋兩周，間有4字，現殘存一“疆”字。直徑17.4、厚1.4厘米（圖三二）。

2.銅器46件，另有銅錢1枚。

鼎5件（M15南∶14、16、17、2、23）。體大，子口內斂，口沿兩側附對稱方穿耳，耳稍外撇，扁球形腹，圜底，底附三蹄形足，足跟略鼓，內側平直，斷面呈半圓形，著地處有窄臺棱。腹中部飾凸棱一周，上腹凸弦紋兩周，間飾竊曲紋。鼎原有木質蓋，已朽不存，僅存銅質握手和銀扣邊，鼎內淤土中有大量朱彩印跡。器表打磨光滑，不見范痕（封面）。標本M15南∶16，口徑28.2、腹徑36.6、通高45厘米（圖一九、二九∶1、三三∶1）。

筒形器3件（M15南∶15、20、21）。器表有綠色和紅褐色銹，形制、大小相同。直口，筒形腹，平底，底邊附三矮足，足外側較平直，內側圓弧，斷面近半圓形。口沿下飾凸面寬帶一周。標本M15南∶20，口徑10.4、底徑10、通高18.4厘米（圖二一、二九∶4）。

蒸餾器3件1組（M15北∶4、5、48）。由筒形器、、蓋三部分組成，出土時置于筒形器內，蓋置于上，器表均有綠色和藍色銹（圖二二）。

標本M15北∶4，為器蓋。整體形似一燈，上部呈淺盤形，敞口，平沿外折，方唇，沿面附對稱銜環(huán)，淺腹，圜底近平，實心柱狀柄，柄由上下兩段組成，中間相接處為榫卯結構，之間以鉚釘相連，底座呈覆缽形。座底有氣泡修補痕，器表打磨光滑，不見范痕。盤口徑23.2、沿寬2、底徑16.8、通高18.8厘米（圖六∶6、二三）。

標本M15北∶5，為筒形器。平沿外折，方唇，筒形腹，下部稍內收，上腹有一周凸面寬帶，寬帶上有一周凸棱，并附對稱鋪首銜環(huán)，平底稍內凹，底邊一側有一小而短的管狀流，底中心中空，上置一米格孔形箅，箅中心附一銜環(huán)，底下外凸一圈足，圈足向下稍內收，底端有一周凸棱，凸棱斷面呈三角形，使用時方便與其他器物相套接。器表口沿下鋪首上方刻一“大”字，底外側隱約可見對稱范線?？趶?3.4、沿寬1.8、底徑2.8、圈足徑12、通高35厘米（圖六∶4、5，二四）。

標本M15北∶48，為銅。斂口，圓唇，平沿，口沿兩側附對稱銜環(huán)，扁球形腹，中部出檐，檐上翹與腹壁形成凹槽，檐一側有一流口，圜底，底附三矮蹄形足，足跟外鼓，著地處有臺棱一周，內側平直，斷面呈半圓形。外底有打磨痕，器表不見范痕，檐下腹側刻一“甲”字符號?？趶?2.4、腹徑16.4、檐徑2.4、通高9.6厘米（圖六∶7、二五）。

器蓋握手 10件（M15南∶36、39、40、43、51、57、67、11、132、134）。其中5件（M15南∶39、40、43、51、67）體較大，形制、大小相同。圓形，上部大，下部小，中空。小端有一周朱漆弦紋，出土時內有朽木，且部分置于銅鼎中，推測其應為銅鼎木質器蓋的握手。標本M15南∶43，直徑6～13.8、高6.3厘米（圖二六、二九∶2）。另5件（M15南∶36、57、11、132、134）體較小，形制、大小相同。圓形，上部大，平頂封閉，頂下內束，下部小，中空。小端有一周朱漆弦紋，出土時內有朽木，推測其應為漆木器器蓋的握手。標本M15南∶134，直徑6～8.8、通高4厘米（圖二七、二九∶3）。

環(huán)形構件10件（M15南∶52、54～56、58、69～72、13）。其中4件（M15南∶52、5、69、13）形制、大小相同。圓環(huán)形，上部凸起圓形子口，應為漆木器口沿銅扣。標本M15南∶52，直徑19.2、口徑17.2、高1.8厘米（圖三○∶1）。另4件（M15南∶54、56、58、70）形制、大小相同。扁平狀圓環(huán)形，兩側邊緣上折，未折處一側呈葵花形，應為漆木器底邊銅扣。標本M15南∶56，直徑19.2、高1.2厘米（圖三○∶2）。標本M15南∶72，器略呈方形環(huán)狀，四側中部外弧，內側凸起圓形子口，內側殘存黑色炭灰和零星朱漆印跡，應為一漆木器口沿銅扣。直徑19.6、口徑15.6、高2厘米（圖三○∶3）。標本M15南∶71，圓角方形環(huán)狀，四側中部外弧，兩側邊緣上折，內側殘存零星朱漆印跡，應與M15南∶72為同一漆木器銅構件，此為底邊銅扣。直徑19.6、高1.6厘米（圖三○∶4）。

月牙形構件10件（M15南∶25、26、59、80、82～84、128、131、139）。形制基本相同，兩件一組，每組中一件稍窄長。體似月牙形，正、背兩面形成夾角，正面凸起簡化獸面紋，背面邊緣有朱漆窄條帶。應為漆木器構件。其中5件（M15南∶59、80、82～84）面稍寬，獸面鼻梁呈乳突形。標本M15南∶80，長13.5厘米（圖二九∶6）。另5件（M15南∶25、26、128、131、139）面稍窄，獸面鼻梁呈條形。標本M15南∶128，長15.3厘米（圖二九∶5）。

蓋弓帽2件（M15∶3、4）。形制、大小相同。管狀，頂端封閉，略細，中部伸出一刺，刺先平伸，而后上折，斷面近三角形。標本M15∶3，直徑1.2～1.6、長10.6厘米（圖二八、二九∶7）。

環(huán)2件（M15北∶1、M15∶12）。形制相同，圓環(huán)形，斷面呈圓形，一側有接痕，原應為其他器物的提環(huán)或鋪首銜環(huán)。標本M15∶12，外徑3.3、內徑2.5、斷面徑0.4厘米（圖二九∶8）。

鉤形飾1件（M15北∶10），鉤首呈獸首，柄呈長條狀三角凹槽形，內殘存朽木黑灰。長1厘米（圖二九∶9）。

銅錢1枚（M15∶6）。圓形方穿，兩面內外均有郭，篆書“大泉五十”4字。錢徑2.76厘米，重6.82克（圖三四）。

3.鐵器 2件。

筒形器 1件（M15∶5），殘存一半。圓筒形，敞口，平底?？趶?、底徑8.6、高7.6厘米（圖三○∶5）。

另外1件（M15南∶38）銹蝕殘碎成小渣，無法復原，器形不詳。

4.鉛器1組（M15南∶85－1～15）。為小方鉛塊，大小略有不同。標本M15南∶85－1，邊長1.4厘米（圖三○∶6）。標本M15南∶85－13，邊長1.1厘米（圖三○∶7）。

三 ?結 語

1.墓葬年代

M15為長斜坡墓道豎穴土壙磚室墓，墓室積沙，墓道有耳室。關中地區(qū)長斜坡墓道豎穴土壙單室墓在春秋戰(zhàn)國時就已出現，西漢時期繼續(xù)沿用，東漢時期趨于消失，是大中型墓葬的主要形制。春秋戰(zhàn)國至西漢早中期土壙內為木構棺槨，且部分木槨與土壙之間積沙或積炭，如西安尤家莊交校西漢積沙墓[1]、咸陽楊家灣西漢早期墓（積炭）[2]、西安新安磚廠漢初積炭墓[3]、西安棗園西漢早期積炭墓[4]等，至西漢晚期磚室墓流行起來之后就由木槨改為磚室，積炭墓比較少見，但積沙墓仍然存在。墓葬出土的綠釉小陶鼎多見于西漢晚期和新莽時期墓葬中，其中出土的附耳綠釉小陶鼎多見于《長安漢墓》[5]西漢晚期和新莽時期墓葬中，東漢時期的墓葬中基本不見此類陶鼎[6]。出土的侈口短束頸矮圈足小陶罐在兩漢墓葬中比較少見，與西安地區(qū)雅荷M30、交校M3、電信M10、理工M9、曲花M9出土的圈足小陶壺形制相近或相同，而后者中前三座墓的時代均為西漢晚期[7]，后兩座墓的時代為新莽至東漢初期[8]。此墓出土有1枚大泉五十錢，大泉五十錢為王莽居攝二年（7年）改制所始鑄，終止于地皇元年（20年）。另外，此墓出土的銅鼎形制與江蘇邗江縣楊壽鄉(xiāng)寶女墩新莽時期墓葬M104[9]出土的銅鼎形制基本相同，唯耳部不同，并且M15銅鼎所飾竊曲紋具有明顯的仿古意味，這種銅鼎的產生應具有一定的社會背景。因此，綜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我們認為M15的年代應為新莽時期。

2.墓主身份

M15上方原有封土，帶封土的墓葬目前在西安地區(qū)主要見于帝王陵和高級貴族墓葬，而且此墓周圍就現存多處封土冢。此墓規(guī)模較大，其中現墓道開口寬達3.4米，而同期的小型墓葬墓道則寬約為1米。墓室先開挖土壙（殘長10.6、殘寬4.8米），然后其內砌筑磚室（長7.1米），墓道和墓室土壙均有二層臺，墓室平面呈“甲”字形，且墓道兩側或一側有形制較大的耳室或側室。這種形制與西安棗園西漢積炭墓[10]、長安郵電學院列侯墓[1]、西安理工大學西漢壁畫墓[12]等基本相同，而這三座墓葬均為貴族或列侯墓葬，因此，M115墓主身份也應與這三座墓的墓主身份相當。此墓出土器物達20多件，其中有5件大銅鼎和4件大釉陶鼎的九鼎組合，據文獻記載，西周時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此墓出土九鼎數量上雖為禮制中的天子級別，但墓葬規(guī)模卻較小，我們推測墓主應屬高級貴族，至少應為卿大夫，其地位也可能高至列侯。

3.墓葬出土相關器物

M15出土的5件銅鼎，形制、紋飾完全相同，應為一套列鼎，其形制為西漢晚期，所飾竊曲紋則是仿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紋飾。西漢中、晚期不再流行隨葬銅禮器，出土的少量銅器，多為實用器，器形也較小。此次出土的銅鼎體大，較之西安三橋鎮(zhèn)高窯村出土有明確紀年的西漢銅鼎[13]還要大許多，銅鼎保存完好且無使用痕跡，說明其并非實用器，應是用于享祀的青銅重器。此墓出土的銅蒸餾器造型復雜而奇特，應為一件實用器。有關銅蒸餾器，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馬承源先生對其工作原理做過詳細的論證[14]，但M15出土的由筒形器、蓋組合的蒸餾器之前從未發(fā)現過，從構造來看，可能用作蒸餾藥、酒之器，它的出土為漢代飲食和醫(yī)藥技術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其詳細工作原理則需進一步的研究。出土的10件環(huán)形構件，應為5件漆木器口沿和底邊的銅扣，由環(huán)形構件形狀來看，其中4件漆木器呈圓筒形，可能為漆奩，余1件橫斷面近方形，四壁略向外弧，可能是漆方盒。出土的10件月牙形構件，出土時2件成對置于一處，其中1件面稍窄，1件稍寬，形制非常少見，但從其結構來看，可能為某種漆木器的構件，最有可能是和南耳室內的5件漆奩或漆盒相配。

M15的時代明確，出土的銅鼎和大釉陶鼎以及由其形成的九鼎組合，在兩漢墓葬中應為首次發(fā)現。秦漢時期，墓葬中已不再流行隨葬青銅禮器，王莽時期實行托古改制，其中包括依托《周禮》進行禮制方面的改革，但僅見于文獻記載，缺少考古材料，此墓隨葬的九鼎應是王莽禮制改革的一個例證。這一墓葬的發(fā)現，為我們對新莽時期歷史、文化的研究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發(fā)掘：程林泉 張翔宇 張小麗 翟霖林 呼安林 楊永剛 王志勇 羅再朋

繪 圖：呼安林

攝 影：王 磊 陳 斌

拓 片：李明亮

執(zhí) 筆：張小麗 張翔宇 翟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