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發(fā)于網(wǎng)絡(luò)的一篇舊文，整理補充后，做了一個視頻）

公元前200年（高祖七年）十月，漢高祖劉邦御駕親征，占領(lǐng)了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市附近。在他身后，總共有三十二萬漢軍，分別從燕、趙、齊、梁、楚各地征集而來，浩浩蕩蕩，一眼無垠。

這次親征，起因是匈奴侵犯代國，代王韓信投降，做了向?qū)?，引匈奴南下，差點打到晉陽。

關(guān)于匈奴，劉邦以為自己并不陌生。當年秦始皇聽信讖語“亡秦者，胡也”，以為應在匈奴，于是派蒙恬發(fā)兵三十萬，卻匈奴七百里，打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這個故事天下皆知。

而且劉邦以為自己已經(jīng)足夠謹慎，出征之前，他派出十幾批使者，都回報說匈奴羸弱，可以打。出征之后，劉邦接連打勝仗，沿途所見都是匈奴的老弱殘兵。于是漢高祖躊躇滿志，覺得這一把，穩(wěn)了。三十萬秦軍能干成的事情，三十萬漢軍同樣可以干成。

當時天寒地凍，雨雪交加，士卒的手指都被凍落了不少，然而皇帝獲勝心切，不停向前追趕，渾然沒有在意，身后的大部隊已經(jīng)被他甩得越來越遠。

很快，劉邦抵達了一個叫作白登的地方，埋伏已久的四十萬匈奴精銳一起殺了出來，將劉邦的數(shù)萬騎兵，圍個水泄不通......

這就是著名的“白登之圍”。兩漢與匈奴長達四百年的紛爭，就以漢高祖被圍，差點喪命的屈辱方式，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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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與漢人之間的沖突，就如世界上其他游牧民族與農(nóng)耕社會的沖突一樣，根子上是經(jīng)濟問題。

草原物產(chǎn)單一，經(jīng)濟脆弱，并且深受季節(jié)影響，一年之中有一半時間無法生產(chǎn)，沒有產(chǎn)出。游牧民族兵民合一，弓馬便利，不用額外訓練，集合起來就是一支軍隊。這樣的人群如果饑腸轆轆，無疑是十分危險的。社會經(jīng)濟基因決定了游牧民族天然具有侵略性，掠奪是他們生產(chǎn)方式的一種。

而農(nóng)耕社會物產(chǎn)豐富，人民富庶，精細的社會分工與先進的技術(shù)手段，可以確保全年物資充裕。如果毗鄰北方游牧民族，想要不被侵擾，是不可能的。

受到侵擾之后，漢人的第一反應與人挨揍之后的本能反應是一樣的。措施之一，關(guān)門，讓侵擾者進不來，于是戰(zhàn)國時期的與胡人接壤的燕國、趙國都在邊境設(shè)郡守、筑長城，秦國統(tǒng)一天下，花大力氣把這些長城連成一片；措施之二，反擊，以牙還牙，燕將秦開破東胡，趙將李牧破匈奴，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萬軍北上，掃蕩匈奴。只是此時的匈奴，還在跟東胡、大月氏爭作草原霸主，并不十分強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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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白登之圍發(fā)生的時候，匈奴冒頓單于已攻破月氏、并吞東胡，統(tǒng)一草原，據(jù)說有騎射手三十余萬。只是這一切發(fā)生的時候，劉邦正忙于滅秦與楚漢之爭，沒有及時掌握草原上的新動向，等到他意識到自己犯下了大錯時，已然陷入了冒頓單于精心布置的包圍圈。

拼拳頭打不過，漢高祖只好認慫，送美女金錢交保護費。漢高祖九年（前198年）、惠帝三年（前192年）、文帝六年（前174年）、景帝元年和五年（前156年和152年），漢王朝五次遣送公主和親。這些公主的姓名、命運都沒有留諸史冊，待遇與后世的劉細君、王昭君等人全然不同。后世的和親，是公主下嫁，締結(jié)睦鄰友好，而她們，則只代表著王朝的屈辱，男人打仗打不過，用女人去慰安。她們的父兄知道這段歷史不光彩，因此希望最好被后人遺忘。

財產(chǎn)方面，高祖九年首次和親時，漢王朝就一次性贈給匈奴黃金千斤，然后每年奉送絮、繒、酒、米等若干，漢文帝時又在原有基礎(chǔ)上每年增加金帛、絲絮等貴重物品。這種變相的歲貢在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因為匈奴侵擾而中止，景帝元年又恢復，直到武帝對匈奴發(fā)動戰(zhàn)爭這才終止。

納貢自然換不來和平。匈奴時不時地沖入漢王朝境內(nèi)，燒殺擄掠一番，據(jù)說那些年云中、遼東兩郡每年被殺被掠走的人口都超過一萬人。匈奴最嚴重的一次侵擾發(fā)生在漢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騎兵闖入關(guān)中腹地，燒毀秦始皇留下的回中宮，又直逼甘泉宮，距離長安僅三百里，漢文帝在長安屯兵十萬，也只是尾隨匈奴軍隊出境，沒敢主動進攻。

當時匈奴單于給漢人皇帝寫信，自稱“天地所立、日月所置大單于”，毫不掩飾心中的傲慢與蔑視?；莸廴辏邦D單于給呂太后寫了一封信，說，我在草原呆膩了，之前只到過邊境，十分想到中國游歷，你現(xiàn)在寡居，沒人陪伴，不如咱們湊合成一對，“愿以所有，易其所無”。這封信不僅挑釁，而且言語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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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太后被氣個半死，但還是鄭重其事地把此信拿到朝堂討論，討論的結(jié)果是匈奴暫時惹不起。呂太后忍著氣，回復冒頓，說自己“年老氣衰，發(fā)齒墮落，行步失度”，哪好意思讓單于見笑。最后，漢朝又送了一個宗室女子冒充公主給冒頓單于和親，算是慰安。

兩漢時期重名譽、輕生死，這般奇恥大辱，令西漢朝廷上上下下全引以為恨，司馬遷在寫《史記》時，都不愿記載信的內(nèi)容，只說此信“辭極褻嫚”。

漢人將這份恥辱牢牢記在心中，憋了一百年。直到漢武帝將匈奴犁庭掃穴，逼得他們遠遁漠北，不敢在漠南露面。百年之恥，終于雪盡，胸中惡氣，蕩然一空。漢武帝下詔說，“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朕對祖宗，有交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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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把匈奴打得很慘，這確實很讓漢人解氣。然而短暫的揚眉吐氣之后，漢朝百姓與那些不那么好戰(zhàn)的官員發(fā)現(xiàn)，新的問題似乎比之前更嚴重。

打仗實在太費錢了，不是農(nóng)耕社會能負擔得起的。如果遇上游牧民族，這仗打得尤其費錢，裝備騎兵，要錢，邊塞駐屯，要錢，千里運糧，要錢，打輸了，錢打水漂，打贏了，得來的土地沒法耕種，錢還是打水漂。漢武帝赫赫武功的代價是近百年積蓄消耗一空，國內(nèi)中產(chǎn)以上半數(shù)破產(chǎn)，經(jīng)濟幾近崩潰，饑民紛紛造反。漢武帝不得已，下《罪己詔》向臣民做檢討，表示“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nóng)，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币馑际牵院笠蒺B(yǎng)生息，不加稅賦了，不強征稅賦了，也不打仗了，只要做好基礎(chǔ)國防就行了。

國家搞成這樣，自然不是漢武帝的初心。漢武帝年輕時，并不像后期那樣好大喜功，也沒有后期那樣冷酷無情，他很清楚戰(zhàn)爭會帶來什么，他甚至把發(fā)動戰(zhàn)爭比擬為“襲亡秦之跡”，這在當時算是最嚴厲的指責。

漢武帝曾向衛(wèi)青解釋為什么他要發(fā)動這場戰(zhàn)爭：“漢家庶事草創(chuàng)，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后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

說這話時，漢武帝是真誠的。漢武帝的想法是，他能者多勞，一勞永逸地把匈奴打趴下，交給太子一個和平清凈的江山社稷。所以，每次太子勸他休養(yǎng)生息，漢武帝總半嘲笑半認真地回答：“我如此操勞，就是為了你以后能過得安逸，這樣不好嘛？”

當時父子倆都沒有料到，有朝一日他們將喋血長安街頭。

漢武帝在軍事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畢其功于一役的愿望并沒有實現(xiàn)。在冷兵器時代，這個愿望根本就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只要400毫米等量降雨線不移動，草原還在，就會有游牧民族，只要有游牧民族，掠奪與侵擾就不會終止。趕跑了匈奴，又來了鮮卑，趕跑了鮮卑，又來了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直到一千五百年之后，明朝人還在筑長城。而即使把異族人全趕跑，把漢人放到草原上去，他們也會很快變成草原上的狼。

既然如此，傾全國之力投入戰(zhàn)爭，把百姓逼到生死邊緣，得到的也不過是一時之安穩(wěn)，值得嗎？

在議定漢武帝廟號的時候，有臣子夏侯勝公然在朝堂上對先帝作出近乎全盤否定的批評：“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shù)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p>

夏侯勝是一代大儒。儒家對于戰(zhàn)爭始終懷有深深的厭惡，后來隨著儒家學說在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統(tǒng)治地位日漸鞏固，對待匈奴的政策也迅速滑向另一個極端。對匈奴用兵的提議，很容易在廷議階段就被儒者唱著“以德服人”的高調(diào)給否決。

漢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陳湯甘延壽自募軍隊，千里奔襲，以微弱代價誅殺郅支單于，用實際行動詮釋了那句熱血千古的名言，“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嚇得呼韓邪單于死心塌地，不敢有異心。

倘若在漢武帝時期，這種孤身獨往，立功于絕域的壯績，至少能封侯，然而漢元帝的丞相匡衡卻認為這是“生事于蠻夷，為國招難”，拒絕給陳、甘二人封賞?？锖饩褪浅烧Z“鑿壁偷光”的主人公，靠儒學起家的，是西漢著名的經(jīng)學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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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宣帝之后，匈奴與漢人有六十多年的和平期，西漢疆域也在這個時期到達頂點。這和平不是儒家以德服人換來的，而是依靠以下五個原因：一、漢武帝將匈奴打殘了，打怕了；二、陳湯斬郅支。把呼韓邪單于嚇壞了；三、匈奴“五單于爭立”，打內(nèi)戰(zhàn)打嗨了；四、失去了陰山山麓的豐富物產(chǎn)，失去了漠南的肥沃土地，又接連遭遇兵禍加天災，匈奴經(jīng)濟垮掉了；五、漢人舍得花錢。

不過這并不表示儒家那一套全無用處，儒者的作用是對內(nèi)約束統(tǒng)治者，不要窮兵黷武，要休養(yǎng)生息；對外擺出親善姿態(tài)，潤滑兩國關(guān)系。這些雖不能換來和平，但卻是維持和平的必要手段。漢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霸王道雜之”，不僅可用于內(nèi)政，也可用于外交。我可以打你，也可以寵你，我的兒，你選一個吧！

漢宣帝、元帝以后，匈奴內(nèi)亂，呼韓邪單于來降，軍費開節(jié)省一大半，特別是郅支單于死后，呼韓邪既高興又害怕，甚至主動表示，愿意替漢朝守護西北從上谷到敦煌的邊境，漢朝可以撤回邊塞駐軍，“以休天子人民”，這個提議雖然被漢元帝婉言謝絕，但是此后漢王朝只需要花費正常的國防開支，就足以維持和平，面子里子全都有。

彼時的匈奴并非消失了侵略性，而是只要他們開口，漢人幾乎有求必應。動動嘴就能得到的東西，何必再動刀動槍呢？

甘露三年，呼韓邪入朝覲見，漢宣帝除了賜予冠帶璽綏玉具劍等禮儀用品，還有“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銹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呼韓邪回去后，西漢政府“又轉(zhuǎn)邊谷米糒，前后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贝文?，呼韓邪再次入朝，賞賜在去年的基礎(chǔ)上“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黃龍元年，元帝即位，呼韓邪上書說缺糧，“漢詔云中、五原郡轉(zhuǎn)谷二萬斛。”賞賜金額越往后越層層加碼，按《漢書》記載，“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河平四年正月，（復株累單于）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

這些賞賜本質(zhì)上就是花錢買平安的贖金，也是一筆不小的財政負擔，但是比起動輒以萬萬計的戰(zhàn)爭費用，還是劃算的。而且這花錢的姿態(tài)，與之前全然不同。之前那是委屈求和的納貢，現(xiàn)在是泱泱大國的賞賜。

不過，隨著漢元帝以后，西漢的逐漸衰落，對匈奴的賞賜也逐漸讓人肉疼。元壽二年的那次覲見，就曾在西漢朝堂上引發(fā)爭論。因為據(jù)說單于與皇帝相克，單于來朝覲容易克死皇帝，甘露四年呼韓邪入朝，次年漢宣帝就死了，竟寧元年呼韓邪入朝娶走了王昭君，當年漢元帝就死了。當時漢哀帝正生著病，所以不想讓單于來長安。朝中公卿也不希望單于來，因為來一次就要賞一次，太費錢了。

黃門郎揚雄覺得不妥，洋洋灑灑寫了篇文章，提醒皇帝與公卿算算賬，不要因小失大?！巴邎D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逾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

皇帝與公卿都被說服了，漢哀帝豁出性命接見了匈奴烏珠留單于，半年之后，這位著名的同情戀皇帝竟然真的駕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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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與漢人再次交火是兩漢之交。

表面上看，戰(zhàn)爭是王莽挑起的。這個書呆子破壞了漢宣帝定下的規(guī)矩，他想收回漢宣帝經(jīng)過深思熟慮才給予匈奴保留的自治權(quán)，試圖把匈奴徹底馴化成漢朝臣民。這是極其缺乏遠見并且自不量力的愚蠢行為，在匈奴極度衰弱的時期，漢宣帝都沒有敢做如此想，何況經(jīng)過六十多年的休養(yǎng)生息，匈奴早已恢復元氣，而漢王朝卻陷入了重重危機。

王莽一系列的挑釁行為，包括禁止匈奴向烏桓征稅、降低匈奴單于品級、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同時策立十五人為匈奴單于、募兵三十萬揚言要窮追匈奴等等，給匈奴提供了絕好的理由。北部邊境很快硝煙再起，“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余，中輩數(shù)千，少者數(shù)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chǎn)不可勝數(shù)”，“數(shù)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北邊還在打著仗，國內(nèi)赤眉綠林就起來了，沒過幾年，王莽被殺死在長安皇宮內(nèi)。在匈奴看來，這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呼都而尸單于就曾對更始帝派來的使者說：“以前匈奴內(nèi)亂，孝宣皇帝援助了呼韓邪單于，所以匈奴向漢稱臣；如今漢國大亂，被王莽篡奪，匈奴出兵出力，幫助漢國復興，漢應向匈奴稱臣”。

匈奴所謂的出兵出力，除了劫掠邊境漢人，還有就是趁漢人打內(nèi)戰(zhàn)，搶地盤。匈奴的勢力侵入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門五郡，當時好幾個軍閥，像安定的盧芳、代縣的張曄、漁陽的彭寵、五原的李興，都以匈奴為后臺。此時呼都而尸單于自比冒頓，牛氣得很，他甚至扶植盧芳為漢帝，定都五原郡九原縣，真心打算讓漢臣服于匈奴。這自然也是極其自不量力的愚蠢行為，在匈奴最強盛的時期，冒頓單于都沒有敢做如此想。

呼都而尸單于能保持住這份豪邁多少有點僥幸，因為漢光武帝是個儒者，對于戰(zhàn)爭懷有深深的厭惡，打內(nèi)戰(zhàn)那是逼不得已，其他的仗能不打則不打。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派人帶著金幣出使匈奴，以通舊好，這是打算以政治手段解決民族問題，然而呼都而尸單于態(tài)度狂妄、言語傲慢，匈奴也并沒有因此減少侵擾。光武帝此后派大司馬吳漢、討虜將軍王霸等人組織過幾次反擊，但效果并不好。光武帝索性在建武十五年把雁門、代郡、上谷三郡百姓六萬多人遷徙到居庸、常山關(guān)以東，同時增加邊境士兵，大修亭障、烽隧等防御工事。堅壁清野，讓匈奴搶無可搶。這樣一味防守自然不能解決問題，匈奴與漢朝的邊境線太長，匈奴在并州搶不到，就往西到扶風、天水一片，或者往東到漁陽一片去搶，北部邊境依然不得安寧。

呼都而尸單于死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他臨死的時候，心里可能充滿惶恐與不甘。因為那幾年匈奴連年旱災、蝗災，赤地數(shù)千里，饑饉與瘟疫交加，人畜死耗大半，連昔日稱臣的烏桓都上門來欺負，匈奴被迫向北遷徙數(shù)千里。號稱強國，卻輕易被一場天災打得原形畢露，這讓自比冒頓的呼都而尸單于情何以堪？

呼都而尸單于死后沒幾個月，繼任烏達鞮侯單于也死了，接任單于的蒲奴單于害怕漢朝趁機來襲，于是乞求和親。那意思，是想恢復西漢后期的格局。只是此前呼都而尸單于做得太絕，現(xiàn)在變臉變得太快，光武帝一時接受不了，表示要考慮考慮。這一考慮，半路上就殺出了個日逐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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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逐王比是呼韓邪單于的孫子、烏珠留單于的兒子、呼都而尸單于的侄子，他是一心想做單于的，但是在繼承人序列中又比較靠后，正常情況下幾乎不可能做單于，所以只能動歪腦筋。

比的轄區(qū)在南方，與漢朝、烏桓接壤。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比派人帶著匈奴地圖秘密會見漢朝西河太守，表示要內(nèi)附。蒲奴單于對日逐王比早有懷疑，專門安排兩個骨都侯監(jiān)視其動態(tài)，蒲奴單于很快就知道了日逐王比的心思。作為單于，自然不會容忍這種叛國行為，蒲奴單于派軍隊去襲擊日逐王比，但是日逐王比也在蒲奴單于身邊安插了眼線，等單于的軍隊到了日逐王的領(lǐng)地，赫然發(fā)現(xiàn)日逐王比招集了一支四五萬人的大軍，而他們只有一萬人，只好撤退。仗雖然沒打起來，但關(guān)系是徹底破裂了。

次年春，匈奴南方八個部落的大人共同推舉日逐王比為單于，匈奴從此正式分裂成南匈奴、北匈奴（這是匈奴第二次分裂，西漢時期郅支單于、呼韓邪單于也曾短暫地分裂為北、南兩部分）。 南匈奴單于比派使者向光武帝稱臣，表示“愿永為藩蔽，捍御北虜”，為表示臣服，他甚至將自己的稱號改為“呼韓邪”，那意思是希望能像祖父那樣，得到漢王朝的庇護。

盡管有大臣反對，光武帝還是接納了南匈奴，幫助南匈奴在五原塞西八十里設(shè)單于庭帳，后來為防止南匈奴受北匈奴侵擾，光武帝允許南匈奴入居云中郡，不久又詔令南匈奴繼續(xù)往南，遷徙到西河郡美稷縣。南匈奴從此就在并州定居，部眾很多擴散到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門、代郡等“緣邊八郡”。

有不少大臣提議趁機出兵，三路夾擊，消滅北匈奴?！坝鞲娓呔潴P、烏桓、鮮卑攻其左，發(fā)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shù)年”。

這在軍事上是可行的，那時北匈奴極度虛弱，連烏桓、鮮卑都輪著番上門欺負。北匈奴去進攻南匈奴時，生怕漢人多心，都要事先打招呼，“我們只是去攻打亡虜日逐王，不敢侵犯漢人的，請千萬不要誤會啊！”

但是光武帝考慮再三，否決了這個提議，他下詔說：“比起外事，我更擔心國內(nèi)的局勢。如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怎能再用兵邊境！況且北狄尚強，現(xiàn)在時機未到，還是與民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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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中國秦漢史》把光武帝這個決定認定為一大錯誤，認為他應該與南匈奴聯(lián)合，消滅北匈奴?！肮馕涞鄯噶怂谖粫r期最大的錯誤，這個錯誤也屬于中國歷史中最壞的一個。他本應與南匈奴聯(lián)合，攻擊北匈奴的聯(lián)合體?！?/p>

但實際上，《劍橋中國秦漢史》的建議才是真正的錯誤。

首先，但是由于游牧民族的高機動性，要徹底消滅北匈奴，并不如想像中那樣容易，戰(zhàn)爭一旦開啟，很可能會曠日持久。

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東漢大舉出兵，就如當初那些大臣提議的那樣，發(fā)動烏桓、鮮卑、羌人、胡人，與漢軍、南匈奴一起，從東、西、南三個方向進攻北匈奴。北匈奴根本不敢正面交鋒，除了呼衍王部運氣不好，撞到漢軍主力，被斬首一千余人，其他北匈奴都已經(jīng)遁逃，漢軍基本上撲了空，無功而返。

那一年距離南、北匈奴分裂已經(jīng)有二十五年，期間東漢一直在休養(yǎng)生息。即使如此，漢明帝依然認為，東漢的國力不足以支撐東漢軍隊與北匈奴在草原上長期追逐，一擊不中，就不再繼續(xù)。此后漢明帝、漢章帝父子將注意力轉(zhuǎn)向西方，驅(qū)逐西域的北匈奴勢力，重新設(shè)立西域都護與戊、己校尉，恢復對西域的統(tǒng)治。

所以，在東漢初年，國內(nèi)滿目瘡痍的情況下，光武帝選擇休養(yǎng)生息，是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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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光武帝的休養(yǎng)生息，并非消極退讓，而是一套外柔內(nèi)剛、思路清晰、邏輯完整的羈縻政策，中心思想是“以夷制夷”。這與西漢時期“你不服，我就打到你服，然后再包養(yǎng)你”是完全兩個不同思路的政策。

光武帝的政策由三部分組成：一、南匈奴作為“保塞蠻夷”，替漢王朝守護北方邊境的國防，盡量減少漢軍的直接戰(zhàn)爭開支；二、設(shè)立“護匈奴中郎將”，對南匈奴的內(nèi)政、軍事進行全面的監(jiān)督管理，使南匈奴政權(quán)喪失獨立性；三、用朝貢制度與互市制度，扶植南匈奴經(jīng)濟，在經(jīng)濟上加深南匈奴對漢王朝的依賴。

這套“以夷制夷”收到一舉多得的效果：一、匈奴與漢人之間的戰(zhàn)爭，被轉(zhuǎn)移到了北匈奴與南匈奴之間，此后五十年，北方雖然有戰(zhàn)爭，但是戰(zhàn)場都在草原上，東漢百姓享受到了和平；二、北匈奴在草原上被打擊，不久又被趕出了西域，害怕真的被消滅，后來使勁向漢王朝示好，各種賣乖求愛；三、南匈奴的歸附給其他民族樹立了榜樣，不久，鮮卑、烏桓相繼歸附，漢王朝設(shè)立“護烏桓校尉”進行管理，實現(xiàn)東北邊境五十年的和平；四、由于邊境和平的恢復，早先從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郡遷走的漢人陸續(xù)返回家鄉(xiāng)，與南匈奴雜處，促進了南匈奴的漢化，為南匈奴最終被漢族同化，打下了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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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劍橋中國秦漢史》認為是個錯誤，主要是認為匈奴由此滲透進漢人的生活疆域，埋下了五胡亂華的禍根，但這個批評未免太苛刻。畢竟，那是三百年之后的事了，人世間任何一項政策，都不可能持續(xù)發(fā)揮作用三百年。

況且，就算光武帝此時趁機消滅了北匈奴，又如何呢？最好的結(jié)果，也不過是重演漢宣帝之后的匈奴歷史罷了。這并不能阻止五胡亂華，因為五胡亂華并非肇始于外族，而在于內(nèi)戰(zhàn)，匈奴、羯人都因內(nèi)戰(zhàn)而起，慕容鮮卑、拓跋鮮卑都是趁中原內(nèi)亂，而從塞外殺進來的。

要根除五胡亂華，最好的方法是保持一個強盛的中原王朝，同時努力使異族人臣服、漢化，等到?jīng)]有了民族之分，自然也就不會有民族之爭。但是這太艱難了，幾乎不可能實現(xiàn)。光武帝的懷柔政策其實暗合此道，詔書中所說“北狄尚強”，未必特指匈奴，他或許已經(jīng)思考過這個問題：“滅了匈奴之后，又該怎么辦？”即如后來歷史發(fā)展的那樣，匈奴之后，又有鮮卑，鮮卑之后，又有柔然、突厥，北狄尚強，仗是打不完的。既然如此，攘外不如安內(nèi)，先有強國，然后才會有外藩歸附。

這份政治家的胸懷與遠見，豈是編寫《劍橋中國史》的那幫英國老書生所能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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